通货膨胀理论的社会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通货膨胀成因为何要寻求新的视角
（一）把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命题的基础上
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一定存在一个研究命题的类属划分问题（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它总是客观存在的），即有科学命题与价值命题的区分。所谓科学命题，是指人们在研究一个客观存在问题（现象）时，不掺入人们的主观臆断（主观先入因素）而进行的实证研究或规范研究（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过程。所谓价值命题，是指人们在研究一个客观存在问题（现象）时，掺入了主观臆断（主观先入因素）而开展的研究行为过程。
在研究通货膨胀这个课题时，中外学者至今仍未完全把它置于科学命题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予以佐证：第一个方面。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通货膨胀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争认不休，其具体表现是“反通货膨胀论”与“通货膨胀论”两大“阵营”的“论战”从未停止过。凯恩斯曾称：“据说列宁公开说过，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使货币贬值。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量财富。”〔1 〕在中国学术界，反通货膨胀论者与通货膨胀论者的较量是异常激烈的。〔2 〕我国货币问题专家丁鹄教授1987年发表的《向慢性膨胀论者进一言》的檄文，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其实，任何一本中外学者研究通货膨胀的专著，总是公开或隐蔽地企图对通货膨胀到底“好不好”问题予以回答。由此我们应该勇敢而理智地承认，人们还未走出从价值命题出发来研究通货膨胀的误区（这种情况国内学术界更严重）。第二个方面，是把有无通货膨胀与社会制度划等号。长期以来，人们把通货膨胀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把无通货膨胀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在这种氛围中，中国学者研究通货膨胀大都是“高举批判的武器”来进行所谓的“比较研究”，但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开始重新认识通货膨胀，这种认识的新境界主要体现在：其一，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着隐形的通货膨胀；其二，通货膨胀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两点是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结晶。尽管如此，但传统的思维惯性使人们尚未彻底走出通货膨胀与社会制度划等号的误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通货膨胀到底好不好、通货膨胀与社会制度划等号（或相关度高）被作为研究假设，完全类属于价值命题的范畴，既然如此，其结论自然是五花八门的。笔者认为，人们企图揭示通货膨胀之谜，必然要尽快走出价值命题的误区，继而转到科学命题的轨道上来。 （二）既有通货膨胀成因理论：观点纷呈，往往以“复杂”以蔽之
通货膨胀的历史与现实铸成了热点问题，于是，中外学者专家在探究通货膨胀成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与学说。概括地讲主要有：（1）货币数量说。 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引起货币数量超过流通的正常需要，它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而向银行透支、迫使银行进行财政性发行有密切关系，其过程是：高速增长的冲动→财政银行信贷扩张→增发纸币→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总需求膨胀→物价上涨。（2）需求拉动说。 由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共同膨胀，使得需求远远超过商品供给，因而价格水平持续上升。（3）成本推进说。 原材料成本与工资成本的上升使企业短期内难以消化，企业不得不提价来弥补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4）结构性通货膨胀说。一种看法是：我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农业明显落后于工业。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个必然趋势，农产品价格上升必然引发相关产品乃至整个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另一种看法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失衡，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这些短线产品价格上升引起下游产品价格的上升，或者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超经济货币发行对短线产品部门进行投资，造成通货膨胀。（5 ）体制性通货膨胀说。认为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问题。（6）利率说。低利率政策造成稀缺的资本价格过于便宜， 刺激了投资规模、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张，损伤了居民储蓄的积极性。（7 ）效益说。经济效益不高造成通货膨胀。（8）预期说。 公众会在产品价格中加入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成分，增加即期消费，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因此通货膨胀加剧是预期作用的结果。（9 ）外贸说。对外贸易中进口生产资料引起成本上升，出口国内短缺资源引起物价上涨。（10）人口说。人口众多引起需求膨胀与人均资源减少的供需矛盾，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在上述通货膨胀的成因十说中，前四说系国内外均适用的一般成因，后六说系仅适用于中国通货膨胀特殊性的成因。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形成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一致，侧重方面不同，因此说，通货膨胀的成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
（三）经济学视角下通货膨胀成因理论的基本假设：等价交换和供求缺口之缺陷
无论是经济学者对通货膨胀生成机理的一般假说（需求拉动说、成本推动说、结构说），还是经济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生成机理的一系列“特例”假说，均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和“供求缺口”这两大基本假说之上的。
以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交换是人类一切历史阶段上、一切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个人都期望从相互交换中得到报酬，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为人类所特有，在其它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3〕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把人看作是富有理性的， 人在行动时，总是精心计算，对市场信息作出全盘估价，对行动的成本和利润加以权衡， 尽量选择只付出较小成本就能获得较大利润的行动方 案。
当客观现实与主观认识不能趋于一致的时候，又预示着人们认识的再次升华。在经济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假设无法阐释通货膨胀一意孤行的事实面前，西方经济学者又提出了“通货膨胀缺口”假设。通货膨胀缺口来源于凯恩斯在《如何筹措战费》中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如果在产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水平与可得到的总供给量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则会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缺口分析法的实质是：通货膨胀问题能够用事前的实际总支出超过可能生产出来的实际产出来解释。实际上，由于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是无法达到的，因而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实际支出计划无法同时得到满足。为了弥补凯恩斯“单缺口模型”的不足，汉森提出了另一种分析通货膨胀过程的非货币理论即“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明确区分了来源于商品市场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来源于要素市场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学者李拉亚博士在分析通货膨胀总缺口及形成机理时又有新的创建，他认为：“通货膨胀总缺口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额。通货膨胀总缺口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物价上涨部分，另一是短缺部分。”〔4〕
仅把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建立在“等价交换假设”和“缺口假设”之上是不够的。萨缪尔森等人曾深入浅出地指出：“货币是便利交换的润滑剂。但是，像其他润滑剂一样，它也有发粘的时候。在物物交换下，如果我饿着肚子，而你又光着身子，那么，我总是可以给你缝衣服，而你可以给我烤面包。但是，在1929年后，在全部历史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银行倒闭，货币被储藏起来；一些人饿着肚子，而另一些人则穿着破衣服。当货币的行为失常时，就会出现在富裕当中的普遍贫困现象。”〔5〕我们理解， 这里所讲的“当货币的行为失常时”是指通货膨胀这种行为失常：“就会出现在富裕当中的普遍贫困现象”，指的是通货膨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影响——社会问题所表现的普遍性特征之一。在西方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指出：“凯恩斯本人没有预见几乎成为他分析的对立面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由收入分配的社会冲突引起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过程，独立于任何引起通货膨胀缺口的膨胀性因素。”〔6 〕这一论点似乎暗含着寻求通货膨胀生成原因的“突破口”或新视角。
二、通货膨胀成因的社会学假设
在中外社会学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和有关专著中，已经把通货膨胀纳入到社会问题之列。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将通货膨胀列为社会的新的问题〔7〕：美国学者安塞尔·M·夏普等人径直把通货膨胀列为社会问题〔8〕：中国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把物价问题列为社会问题〔9〕。尽管有不少中外学者已把通货膨胀列入社会问题的范畴，但迄今为止，尚未展开专门研究。在中外专门以研究社会问题为对象的一系列专著中，还未发现从社会学的视角来专门研究通货膨胀的成果，《美国社会问题经济观》一书虽然有关于“通货膨胀”章节，也完全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以研究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社会学，既然已把通货膨胀纳入到社会问题之列，自然就萌发了通货膨胀研究的社会学胚芽，我们正是发现了这个“胚芽”，才被激励去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诚然，对同一个研究对象——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自然有不同的假设。值此，有必要首先分析比较一下社会学研究假设与经济学研究假设的区别。
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还只有两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从亚当·斯密的奠基之作《国富论》（1776年）发表以来，经济学家就把市场行为看作理性人的行为，即具有实用理性的经济人的合理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说，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既定的约束与限制之下追求自身的福利，当面对能够带来不同福利效果的种种方案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经济利益的方案，而不是相反。因此，人们所做的任何决定——不管该决定如何平凡——始终包含着他对该决定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这样的计算有时是明确的，有时是含蓄的。依据“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人们比较奉行这样的纯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择选，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10〕从这一定义出发，美国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瑟教授分析了经济学的相关变项、自变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1 ）相关变项。他认为第一组相关变项都同商品这个词有关系；第二组相关变项都同稀缺的生产资源有关系；第三组相关变项都同分配这个词有关。在斯梅尔瑟看来，经济学最基本的相关变项就是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和收入的分配。（2）自变项。斯梅尔瑟认为， 根据商品供求规律可以解释所有相关变项的变动。商品的产量、品种比例构成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生产要素的构成、组合也是由其供求状况决定的，收入的分配也是由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决定的。（3）变项之间的关系。 斯梅尔瑟指出：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模型，这个模型用于预测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厂商生产某一种商品的总量。在知道需求水平的情况下，厂商便能估计出各种产品的卖价（收入）如何。但厂商在生产这种产品时要交付各种生产要素的费用，这一费用就决定了这种商品的供给水平。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预测厂商生产量的模型，即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边际成本）等于多出售一个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边际收益）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预测厂商的生产量。这一模型表明，相关变项（厂商生产某种产品的产量）是两组自变项（需求和供给）的函数。或者说，相关变项随两组自变项的变化而变化。在上述经济学模型中，各种相关变项，如价格、产量等，都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欲全面地了解经济生活，必须把一些复杂的因素全部纳入到模型中去。但经济学家在对付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时，采用的共同方法就是承认非经济因素对供求条件的影响，可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又假定这些因素是不变的，就象我们经常在经济学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假定人们的态度和偏好不变。他们制定出经济系统的运行条件，但同时也认识到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并非是在他们假定的条件下进行，而是在超出这些假定的更为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经济学家研究通货膨胀理论，亦是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预考虑：同时，把总供给与总需求均作为币值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予以假设。
与经济学相比，社会学确定变项及其关系的任务要比经济学艰难得多。社会学界流派众多，各执一见，对学科的基本问题和概念有各种看法。由于这一原因，社会学家很少能够建立简约的、严密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常常把精力集中于对社会现象的分类研究。所以，社会学在对这些变项进行理论性的组合时不象经济学那样严格，也很难在解释模型中十分清楚地规定哪些是既定不变的假设，哪些是变项。尽管如此，社会学在解释问题时还是使用一些假设的，这些假设通常是心理方面的。就象经济学家使用“经济人”假设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会学对社会紧张和人们对紧张的反应的分析。角色冲突是社会紧张产生的原因之一，这是由心理学原理揭示的，即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心理学原理，如追求最大限度效用的心理规律等，在一般情况下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某些具体的场合就不一定适用。但不管怎样，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若要以有限的变项做出适合各种情况的一般性解释，就必须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某些基本假设之上。我们以为，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社会人”假设。于是，我们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是以“社会人”这一基本的假设为研究基石的。
明确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假设后，根据我们研究通货膨胀的需要，还要明确两大具有更实质意义的假设，即“货币媒介假设”和“货币载体假设”。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是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工具，它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四种职能。西方学者往往从商品交换发展史的现象入手，从物物交换的困难出发探索货币的起源与特征。于是他们把货币定义为“在交易和支付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1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论述了“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货币的本质属性。总之，人们在研究货币问题时，均信守着“货币媒介假设”，“货币媒介假设”已成为人们深入研究货币理论特别是研究通货膨胀理论的桎梏。[美]道格拉斯·诺思在《动态经济世界中的经济理论》中指出：“标准的经济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日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问题。因而，经济学正从构建在一个无摩擦，静态的概念结构基础上的标准数学模型中走出来，步履缓慢而沉重。”〔12〕以社会总体运行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认为，社会是一个总体，人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全部。于是我们说，货币源于商品经济，但又超越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需要提出新的研究假设，即“货币载体假设”。提出“货币载体假设”的基本观点是：“货币媒介假设”既不能涵盖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的内容，也不能反映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货币应有的作用。实质上，当社会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后，货币不仅仅是配置经济资源的工具，而且也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进而言之，当代世界各国奉行的改革也好、制度创新也好，其实质亦是为了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正是如此，有学者在肯定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又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3〕。如此说来，我们提出“货币载体假设”不无重大的学术价值：一是它涵盖了货币的所有职能内容；二是揭示了货币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工具性作用；三是揭示了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等。
三、通货膨胀的社会学定义
有了前面的研究铺垫后，我们有勇气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给通货膨胀下个定义：通货膨胀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普遍感受到的、以物价普遍持续上涨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占有或掠夺行动。这个定义主要有下列四层基本涵义：
（一）通货膨胀是人们对货币的占有或掠夺行动 “占有”是指那种温和式的通货膨胀；“掠夺”是指那种奔腾式和超级式的通货膨胀。“行动”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工具，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研究，自然也使用这一工具性概念。何为行动？目前社会学界仍有争论。富永健一在汲取了马克思·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对行动所下定义的精华的基础上，给行动下了一个定义：“所谓行动，是具有下述取向的目的实现过程，即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因需求而产生动机，而他所处的情景中吸取物质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各种因素，并通过目的、手段、条件、障碍等形式与这些因素连结起来，从而实现需求的满足。 ”〔14〕我们在此以这个定义为基本概念。
（二）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普遍感受到的 何谓社会互动？就整个人类的社会活动而言，我们可称为社会过程，即社会中诸个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是人类生活有连续性的交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动态状况。这种动态关系、动态状况有两个方面：（1）从纵的方面来考察， 那是生活历史的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过程或纵的动态状况、动态关系，称之社会变迁。（2）从横的方面来考察，那是个人与个人之间 、群体与群体之间彼此发生联系、共同运动的各种方式的情形，这种过程或横的动态状况、动态关系，就称之社会互动。所谓社会互动，就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现实的活动过程，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共同作用及作用方式和过程，它是社会活动存在的方式和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主要表现为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这两种。所谓“普遍感受到的”，是指一国一地区的人们已现实地感受到了的。
（三）物价普遍持续上涨形式 即个别物价的上涨和因政府进行价格调整而引起的非持续非全面的价格上涨等因素不在此列。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度量，国际通用的“尺子”是消费物价指数，该指数是根据家庭消费的有代表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状况由国家统计部门编制的物价指数。这一指数的优点是资料容易搜集，公布次数频繁，因而能及时地反映影响社会公众生活费用的物价趋势。
（四）人们追逐的直接目的是货币 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功能，是一种特殊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末，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15〕社会发展到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运行的载体是货币经济，如今再没有人忌讳“事必言利”。所以我们说，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追逐的直接目的是货币这种资源。
注释：
〔1〕转引自〔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2 〕参见刘涤源主编：《反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页。
〔4〕李拉亚：《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5〕〔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6〕顾海良等编译：《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7〕〔日〕富永健一主编：《经济社会学》（中译本），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8〕〔美〕安塞尔·M·夏普等：《美国社会问题经济观》（中译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4章。
〔9〕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10〕〔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译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1〕〔美〕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学词典》，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6页。
〔12〕载〔美〕《商业经济学》1995年1月号。
〔13〕参见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 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4〕〔日〕富永健一著：《社会学原理》（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4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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