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时期城市青少年心理压力增加的原因分析_青少年心理论文

中国社会发展时期城市青少年心理压力增加的原因分析_青少年心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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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有关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城市青少年心理压力的普遍加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归因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关决策参数,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转型期, 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心理弱势及其对压力的“放大”效应

1.城市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双重弱势

在心理素质方面,我国城市青少年较普遍地存在着“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和“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的双重弱势。

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严格实施,城市家庭中独生子女已普遍化。由于独生子女社会关系简单,人际交往尤其是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有限,而且活动空间狭小,生存环境封闭,加之家长的溺爱或过度干涉,所以,以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和依赖性,骄、娇二气十足,家庭、社会责任感和团结协作、集体主义意识淡薄,缺乏自律精神和自我控制能力,缺乏独立性和交际能力,缺乏对社会服从的适应性和对挫折的耐受力等症候群为表征的“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在城市青少年中越来越呈现流行之势。

青春发育期,是个体生理、心理等从未成熟向成熟、从未定型到定型急骤变化的时期。处于该时期的个体,其心理素质具有不稳定、不协调,情绪敏感、丰富、强烈、极端且易于变化,知识、经验不足,辨别力及自控力薄弱等一般特点。受这些特点支配的青少年,在身心发育最终成熟化、定型化之前,都要经历一个所谓的“青春期危机”阶段。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青少年生理成熟年龄明显提前。60年代,我国大陆女孩月经初潮平均年龄为14.50岁, 男孩首次遗精平均年龄为16.60岁;近年来的同类调查显示, 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38岁和14.43岁,已相对提前了1.12岁和2.17岁,其中城市青少年生理成熟年龄的提前幅度,比平均值还要大些。这意味着,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在心理发育更为稚嫩、生理发育与心理发育成熟程度更加不平衡的情况下,超前陷入了“青春危机”。

2.城市青少年双重心理弱势的耦合

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与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的相应耦合,进一步弱化着城市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

一方面,青春期危机的提前,使处于该阶段的个体,不仅没有能力对其自身的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进行有效的矫正,而且往往屈从于这一心理弱势,并为这一弱势提供着新的可藉以继续存在、发展甚至膨胀的心身土壤;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诸症候向青春危机期的直接渗入,使个体原有的弱势与新产生的弱势迅速结合相互牵扯,从而阻滞着青少年生理发育与心理发育平衡化的进程,使青春期危机的克服,使健康人格在突破内、外压力过程中的逐步确立,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说,生理成熟年龄的提前,从起始端拉长了城市青少年青春期危机的时间跨度,那么,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与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的耦合,则不仅从终止端延长着城市青少年青春期危机的时间跨度,而且更在范围和程度上,大大加剧了城市青少年的心理弱势和由此导致的危机。

3.城市青少年心理弱势对压力的“放大”

青少年进入青春发育期后,外部压力的增长与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矛盾日见明显,加之青少年尚难以对其面对的社会规范、社会权威和社会控制手段的性质(如哪些是积极的、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消极的、不合理的、不必要的)做出正确判断和反应,而往往对这一切采取盲目对抗或被迫屈从的态度,故使青少年的心理结构长期处于情绪化、非理性化的消极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在客观上加剧着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且在主观世界中成倍地放大着由这种冲突造成的压力,导致个体产生异乎寻常的强烈感受和极端反应。

城市青少年心理弱势对源于自身的内部压力的放大效应更为明显:

(一)随着生理发育的成熟、活动能量的增长和生活场景的扩展,个体日益萌动起各种新的欲求,并对满足这些欲求产生出急迫的期待。在这些欲求已不再可能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提供的无偿条件得到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往往既不能忍受各种欲求得以满足之前的长久等待,又不愿或无力支付满足这些欲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使个体增长着的主观欲求,与满足这些欲求所需条件尚未具备之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二)各种新的主观欲求的滋长,打破了个体原有的心理平衡,造成了个体心理世界内部的“动机斗争”和由此而引发的骚乱。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往往既不能对每项主观欲求得以满足的现实可能性做出准确判断,并据此对满足各项主观欲求的轻重缓急进行正确的排序,又不能正视个体为着满足某些欲求,必须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另一些欲求的必然性,从而使各项具有“零和关系”(即此长彼消的关系:“此”的得或失与“彼”的失或得之和为零)的主观欲求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三)“心理断乳”期的到来,不断造成个体心理世界内部新、旧人格要素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往往既不甘心继续在“心理哺乳”羁绊下牺牲人格的独立性,又难以割舍在物质、精神方面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从而使对人格独立的向往与对自主自立的畏惧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四)青春发育过程中,生理、心理在较短时间里以突变形式发生的明显变化,不仅带来个体对自身成熟的期盼,而且给个体带来重新“发现自我”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既企望经由这一变化形成新的理想化的自我,又对这一变化造成的自身缺陷(包括真实的缺陷和主观认为的“缺陷”)感到惴惴不安,并因自己缺少克服这些缺陷的力量而感到失望,从而使对成熟的期盼与对自身缺陷的恐惧、失望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五)随着所充当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和所建立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个体参与社会活动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与在社会竞争和种种限制中遭受挫折的感受同时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既有在社会活动中认识社会,拓展社会生活空间和获得社会承认的愿望,又不愿承担社会义务,无法忍受社会约束和各种挫折,从而使走向社会的冲动与对社会生活的逃避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二、社会发展转型期,城市青少年面对的外部压力

1.家庭生活变化对城市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压力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环境。伴随社会在发展中的转型,城市家庭生活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从不同角度加大着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一)“2+1”(即父母加独生子女)式的家庭结构,居住条件改变造成的社区交往减弱和邻里关系隔膜,对社会治安的担忧和家庭防盗设施的安装,使城市家庭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狭小,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单调,心理状态变得更加封闭。

(二)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6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下岗人员约600多万人),大多数家长渴望增强独生子女在今后生活中求职和获得社会升迁的竞争力,而不断强化追求高学历的观念,从而不断从精神上对子女施加压力,从学业上给子女加重负担。

(三)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紧张化”相表里,各种失望、失落、失衡、怀疑、忧虑、焦躁、对抗等消极情绪,各种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抨击社会的过激言论,在部分城市家庭中富集,并导致家庭成员间关系紧张和攻击行为的增加。生活在这种家庭气氛中的青少年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而某些消极观念(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和社会丑陋现象(如黄色文化、赌博、吸毒等)向家庭生活的渗透,则更为直接和严重地毒害着城市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学校生活的某些变化对城市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压力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阵地。在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中、小学学校生活发生的变化,从整体上来说,当然更加有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但无庸讳言,在这种变化中也出现了一些前进中的问题,并对城市青少年造成了新的心理压力。

(一)近年来,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青少年为获得高中、大学教育机会的升学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尽管我国已明确提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全面转变,但由于与此相配套的对青少年心身发展的评估机制和选优机制尚很不健全,所以,在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的生活中,“应试教育”仍然颇有市场。在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中,为保证升学必考科目能获高分,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受到冷遇,思想道德教育、情感意志培养和体能技能训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心理保健和心理素质教育,则更沦为学校生活的盲区。这种以升学必考科目分数高低为评价学生发展完善与否唯一尺度的教育,势必造成学生心理结构发展的多层面失衡。一些学校和教师为了赢得“教绩”,教学中一味强调“满堂灌”,大量的机械训练,频繁的考试,超负荷的作业和无休止的“补课”,不断加重着学生的课业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着青少年心身发展所必需的休暇时间和全面发展的权利。

(二)近来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小学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学骨干的大量流失,许多教师改行“跳槽”,直接向高分配领域流动(仅1994年我国小学教师便流失19.5万人),还有许多教师虽身在教育岗位,却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到了从事“第二职业”上面。这两种形式的流失,不仅在量上而且更从质上削弱着中、小学教师队伍,直接导致了教师社会责任感、职业自豪感的弱化和业务素质水平下降(如1994年我国普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仅为53.38%,职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仅为27.49%)。一些教师教学敷衍塞责,方法简单粗暴,甚至有少数人滥用教学权捞取个人好处。作为自发的反抗,破坏纪律、暴力攻击等行为成为部分学生发泄不满情绪的手段。这种状况,必然在导致校纪涣散的同时,给学生带来种种心理压力。

(三)学校以大量精力去搞“创收”,教师人心浮动,加之社会上不良风气的渗透,使校园生活环境也出现了某种恶化趋势;学校招商办店,出租房屋、场地,挤占了学生原来就不足的活动空间,充满诱惑力的商业行为,不断干扰着正常教学的环境,各色闲杂人员和车辆出入校园,增加着学校管理的困难,流氓滋扰,针对中、小学生的刑事案件和各种事故的出现,也在强化着学生在校园生活中的不安全感。

3.社会生活的某些变化对城市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压力

社会是对青少年最具影响力的百科全书。转型期间我国社会生活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所发生的种种“阵痛”中的消极性变化,不仅增加着个体承受的心理压力,而且弱化着克服或缓解这些压力所需的客观条件,从而加剧了城市青少年心理承受力与实际所承受压力不相适应的矛盾。

(一)前些年,我们的一些同志曾一度对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忽视,其后果之一,是大众公共文化设施的相对萎缩。面向青少年的教育基地和活动场所之少,与青少年不断增长的数量(目前青少年已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4以上)形成极不和谐的反差。一些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地区,甚至没有一座青少年宫,即使是在大中城市,每个青少年也需每十年才能平均轮到一次活动的机会;至于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心理问题指导机构、咨询机构和心理疾患防治机构的数量,则更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

(二)转型期新旧交替过程中,社会控制必然会或长或短地出现一段“断档”而呈现出乏力状态。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沉渣泛起,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悄然扩散,假冒伪劣产品、经济犯罪、行业不正之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屡打而未绝。诸如此类消极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一方面引发着城市青少年对社会的怀疑失望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一方面诱使部分城市青少年滑向人生歧途。1980年我国青少年犯罪人数为36万,到1990年已增至82万;近年来,25岁以下的犯罪人数,已占到全部犯罪人数的70%以上。

(三)社会变革引起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利益主体的分化及各种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带来的个人利益得失,失业问题、腐败问题、治安问题等等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冲击,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中引发并积累起各种以紧张化为特点的消极情绪。这种紧张化的社会心理,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城市青少年,在他们的心理世界中投下阴影。

三、简短的结语

“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与“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相耦合的心理弱势,及其对内外压力的“放大”效应,剧烈变化中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对个体社会化的冲击,乃是导致我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城市青少年心理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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