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党的作风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2001年9月26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全党同志务必按照“三个代表”和《决定》中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总要求，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十五届六中全会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
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这个决定，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我们党对作风建设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以及清正廉明的作风等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可是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正如《决定》所指出的，现在党的作风虽然总的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在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上，如果看不到主流，悲观失望，是错误的；但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气力加紧解决，是危险的。
在这里，一方面指出主流是好的，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明确指出“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气力加紧解决，是危险的。”这样的提法，在以前的文件中是不多见的。
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印度尼西亚的执政联盟、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等，纷纷失去执政地位，甚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就是在作风建设等方面出了问题，失去了民心。
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对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下台甚至垮台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这些政党的下台或衰亡，“根本原因就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同年12月26日，他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又尖锐地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垮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讲话中，他还引用杜牧《阿房宫赋》最后的一段话：“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呼！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段话，就是提醒大家，要时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尽快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要让后人为我们感到悲哀，再对我们加以“哀之”。
正是根据古往今来政党兴衰和政权更迭的历史教训，十五届六中全会做出了这个《决定》，并在第一部分就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一再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尖锐地指出不要认为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垮台，现在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太严重了，要充分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谈到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认为运用民主就可以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但是，经过50多年的实践，现在看来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这个周期率，搞得不好还会重蹈历史上很多政党和政权“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因此，全党同志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看到这样下去的危险性。
其次，是迎接新世纪各方面挑战的重大措施。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面临着诸多有利因素，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
一是面临着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考验。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一方面给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是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结构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最突出的是，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既给党的发展带来活力，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在现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文革”期间和以后入党的合计占到81.3%，他们有活力，但也有不少人思想作风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加强教育。到十六大，各级领导干部也到了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我们党要胜利地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其三，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环节。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要做到“三个代表”，就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其四，是对“七一”讲话精神的具体贯彻和落实。
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五个方面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个讲话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纲领。纲领提出来了，就要具体贯彻和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就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贯彻落实“七一”讲话的重要措施。因此，它和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决定》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任务，《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而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就是针对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来说的。
二、在思想作风上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为什么要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呢？因为在各种作风之中，思想作风是带有根本性的，是最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思想作风。这个作风端正了，其他作风也就容易端正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虽然是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个思想，在党成立之初就初步提出来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两次思想解放，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五大。如果没有这两次思想解放，就不能冲破“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形成不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不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现在这样辉煌的成就。这次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就是新时期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它必将把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可是，现在很多人的思想，仍然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思想僵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长期灌输的那些看法之中，与现在的实际和时代特点不相符合，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因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三个“解放”，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说，全党的思想还要来一次大解放，不能认为思想解放已经到头了，要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真正符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呢？
首先，要具有勇气和胆略，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要敢于讲真话。因为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讲，就根本谈不到实事求是。
其次，要在全党进一步开创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生动局面。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机制、环境和氛围。实事求是之所以难，从客观上来讲，就是缺乏有利于实事求是的机制、环境和氛围。只有使民主风气真正形成，使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能得到保障，甚至得到鼓励和奖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
其三，必须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有“左”反，有右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当中，右的全局性的错误只有一次，而“左”的错误却是一犯再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建国以后的主要错误，仍然是“左”的错误，从1957年开始，差不多整整二十年。直到现在，这种“左”的影响仍然存在，成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主要障碍。
我们党为什么会长期犯“三个代表”的错误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认识上长期存在偏差，即认为“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邓小平就曾指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多年来，党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总认为“左”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右是不好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右是严重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即使现在，也往往认为“左”的问题只是思想僵化，而右的问题一说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从而使一些人宁“左”勿右，“左”的思想根源总清除不了，并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使很多人感到“左”是正常的，不“左”反而是不正常的。因此，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改变那种“左”比右好的思想认识。如果死抱着“左”的那一套不放，我们党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
三、在学风上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
《决定》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大力弘扬这一学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本身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只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才能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首先就是整顿学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
在遵义会议之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过去讲教条主义，一般只讲三次“左”倾错误，事实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犯的右倾错误，也是教条主义，那些右倾错误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陈独秀虽然对它们的一些错误进行过抵制，但最终还是执行了，结果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三次“左”倾错误时期，教条主义的风气就更加浓厚了。一些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看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多人毫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国际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王明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在党的七大上，他明确提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他还讽刺那些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因为猪碰到墙上还知道痛，会转弯，可是教条主义者碰得头破血流，仍然不知道转弯。他还说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因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可是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也不能肥田。他还专门写过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九篇文章，嬉笑怒骂，讽刺挖苦，深刻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本质。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引用几句马、列、毛的个别结论，指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引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邓小平，引用江泽民的话来反对江泽民，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搞“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是错误的等等。他们引用的话，邓小平、江泽民过去当然也说过，但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说的。实践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不能因为他们过去说过什么话，就不能再有所发展变化，只能按过去所说的话去做。拿他们过去说的话反对和指责现在说的话，反对他们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出的新结论，这不但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而且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江泽民同志7月份在和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学员座谈时就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讲过没有，就很难在实践中迈开步子。也就是说，要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脱离实际地去进行研究，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不能搞实用主义。
那么，怎么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呢？
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要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过时论”或“无用论”，很多人根本不学理论，只凭经验办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马、列、毛所处的时代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所作的很多具体结论，确实已经过时，但是，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不会过时，仍然是现在以至今后的正确指导。邓小平理论更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指导。因此，应该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坚持以它为指导，如果丢掉了这一条，就容易迷失方向。党的很多领导人犯错误，甚至成为党、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就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坚定的信仰。
其次，要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处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因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除了坚信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做到相结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必须认清中国的实际。党的历史上犯的错误，都跟对国情认识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会对国情的认识产生偏差呢？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调查研究。像陈独秀、瞿秋白，都是大学者、大学问家，对理论宣传、学术研究，都是第一流的，但由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国情都缺乏深刻的了解。毛泽东之所以高明，就是因为他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真正懂得了中国。后来他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就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这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现在，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又指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就不能采取只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发达的社会主义才能采取的方针政策。可是很多同志对这一点往往缺乏认识，结果使自己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方针、政策超越了实际。所以，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提出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完全符合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这个实际，是需要继续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在工作作风上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决定》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全党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是1929年9月周恩来等人在《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后来，这个概念逐步在党内广泛使用。到党的七大，被正式确定为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条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人，它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也只有260多万人，人数都很少，之所以最后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可是，群众路线这个优良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严重的损害，很多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已经把这个优良作风忘得差不多了，甚至完全丢到一边去了。正如群众所讽刺的，现在很多干部的作风不是密切联系群众，而是“密切联系领导”、“密切联系实惠”。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不仅不再是过去那种唇齿相依的“鱼水关系”，也不再是那种互相脱离的“油水关系”，而是变成了“对立关系”、“猫鼠关系”、“水火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两股歪风：第一股歪风是形式主义；第二股歪风是官僚主义。《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这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
关于形式主义，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指出：“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些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工作部署了，没有抓到底，口号提出来了，没有落实。结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有实效。这种风气如果不纠正，不仅会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而且必然会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
关于官僚主义，毛泽东早在1933年就对它提出过批评，说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是个“极坏的家伙”，要把它“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1994年，他还用一首描绘泥塑神像的诗为官僚主义者画像，说官僚主义者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他说除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其他各方面都与官僚主义者相吻合，把官僚主义者刻画得非常形象。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也对官僚主义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是因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带坏了干部风气和党的风气，而且严重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导致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使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任度，即失去了民心。如果发展下去，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或发生什么突发事件，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党解体、政权颠覆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的。因此，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应该充分地加以估计，决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怎么才能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呢？《决定》提出了加强教育、提高觉悟，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勤政为民、真抓实干，健全制度和改进领导方法五个方面的措施。这五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真抓实干，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1942年12月，他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这一段话，对今天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我们也应该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真正把为群众谋利益当做第一位的工作，尽快解决群众要求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
要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就要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因为只有把社情民意反映上来，才能真正清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但群众的觉悟有高低，意见各种各样，如果群众一提出尖锐的甚至不同的意见，就加以压制和打击，肯定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在这方面，毛泽东等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开会时遇到大雨，一个闪电把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劈死了。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调查，但被毛泽东制止了。他想，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经过深入调查，得知原因是公粮征得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于是他着手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二是精兵简政，从源和流两个方面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后，这样的意见再也听不到了。
要克服形式主义，还要从上级做起，因为有些形式主义就是由上级逼出来的。现在有一首顺口溜，内容是“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级级加水，水到渠成”。这首顺口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要克服形式主义，首先应该从上级做起，不要布置那些根本完不成的任务，下达那些根本达不到的高指标，提出那些根本不合实际的要求，如果这样做，只能逼着下边搞形式主义。
五、在领导作风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这里边包括了“三个坚持、三个反对”。
首先，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必须认真坚持。但是，这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受到破坏，或者形成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少数人甚至“一把手”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或者缺乏必要的集中，形成软弱涣散的局面。这两种情况，对于党的工作和事业都是不利的。
怎么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呢？《决定》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发展党内民主，认为这是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首先应该从发展党内民主做起，而且首先应该从切实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做起。党员的民主权利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知情权，即不仅仅要党员做什么，还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二是参与权，即不仅仅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还要使党员更多地参与党内事务，如参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等等；三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在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虽然也是选举产生，但这种选举往往流于形式，事实上上边早就定了，不过是走走过场或让党员举举手而已，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应该改进和完善党内的选举制度，如实行差额选举，扩大直选范围，领导干部也应该竞争上岗等等，总之要使党员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四是监督权，即使党员有权监督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和负责人，对于党员的批评、检举、控告和罢免的意见，党组织都应该及时做出处理和答复。
其次，必须认真执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这是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制度。过去就因为缺乏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结果往往使这项制度得不到落实，形成个人说了算的局面。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很好的制度，应该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
其三，必须始终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这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基本原则。过去，各级党委和人大、政府、政协等几套班子的关系，总是理不顺。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是最高行政机关，让它们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法理上也说不通。根据调查，发现上海采取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做法，是处理各级党委同级各种组织关系的比较好的办法。具体做法“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即各级党委是同级各级组织的领导核心，但它不是直接领导同级的人大、政府、政协，而是在人大、政府、政协中成立党组，由党委直接领导它们的党组，再由党组在各种组织中发挥作用。这样，就既发挥了各级党委的核心作用，又较好地发挥了人大、政府、政协等组织的职能。
其四，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党的一贯原则。
关于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大家比较熟悉，我只对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问题谈一点看法。现在，在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确实是很严重的，任人唯亲，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认为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是最严重的腐败。《决定》对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二是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三是要把干部在作风方面的表现作为选择任用的重要依据；四是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必须严格遵循干部工作原则等等。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我认为还应该加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只有加速这方面的改革，才能避免现在干部任命制中的弊端，有利于优秀干部的成长和使用。
六、在干部生活作风上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早在1926年，中央就发出通告，号召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更与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加强同群众的联系。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建设。当时的延安，保持了一种清正廉洁的好作风。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就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所以，我们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圣地，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凡是到过延安的，没有不交口称赞的。特别是那些从乌烟瘴气的重庆到延安的人，更明显地感到延安是一片新天地。
可是，清正廉洁的作风现在受到严重的损害，腐败现象迅速蔓延。现在不仅仅是从个人犯罪，而且已经发展到集体犯罪、行业犯罪，与黑社会相勾结，一个案子一揭出来就是一大串、一大片，有的领导班子一揭出来就一锅端。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隐性腐败，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等等，可以说腐败风已经渗透到党的组织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那么，怎么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呢？《决定》推出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加强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现在，很多干部的权力观是错误的，例如厦门市委党校在部分领导干部中进行问卷调查，64%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领导的赏识，“权力是领导给的”；30%的人认为领导赏识与个人努力各占一半；5%的人认为靠个人努力；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群众认可的只占1%。一些“官路”不正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苦心积虑得来的，千辛万苦挣来的，劳命伤财换来的”。有这种权力观的人，必然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因此，要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首先应该加强思想教育，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进行思想教育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还应该以身作则，因为身教胜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只有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做出榜样，清正廉洁的作风才能逐步树立起来。
其次，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人都是有私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干部以身作则的道德教育，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要想使各级干部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还需要切实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相配合，从各方面遏制某些人私欲的膨胀。现在那么多人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除了他们个人的主观原因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和管理不得力，而且越高级的干部越缺乏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对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所谓“一把手”，几乎没有什么监督和管理，完全靠他们的党性和自觉。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那些缺乏党性和自觉的人，自然就敢于大胆妄为，甚至胡作非为。例如浙江省从1995年到去年4月，全省70多个县（市）的“一把手”，受处分的就有32人，免于处分的2人，还有5人正在查处中。因此，如何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以及掌握财权的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是现在必须着重解决的一大问题。如果在平时能够切实加强对它们的监督和管理，很多人就可能不会走上犯罪之途。正如《决定》所指出的，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
在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方面，《决定》提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两个方面的措施。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我认为还应该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提升各级检查和监督部门的地位和权威，使其能监督同级的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使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党和政府的监督。二是切实加强舆论监督、财产监督等方面的监督，从各方面来遏制不良之风特别是腐败现象的蔓延。这两个方面的监督，在很多国家已经证明是很有力的措施，在我国也应该尽快地立法，切实加以执行。监督制度和机制健全了，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肯定就会少得多了。
其三，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即加强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这是防治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现在很多腐败现象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健全，法制不严密，使很多人钻了空子。例如对国家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现在就缺乏严密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程序，使很多人把国家财产完全等同于个人的财产，动不动就可以贪污、挪用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几十亿元，甚至携带巨款外逃。如果建立起严密的制度和程序，堵塞住各种漏洞，有的人再想这么做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经济部门和企业，都应该在这方面尽快地制定出严密的制度，使任何人想谈都不能贪。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要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我认为还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化改革，铲除滋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现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例如每个机关、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这就增加了很多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机会。所以，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应该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着手。对于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应该坚决地分出去；凡是能用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就让位于市场；凡是能社会化、货币化的服务职能，都应该社会化、货币化。这样，就可以减少以权谋私、腐败现象产生的体制方面的根源。
二是加大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打击是非常严厉的。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通告，对贪污浪费行为做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这些规定是：（一）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二）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规定的处罚外，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三）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照第一第二两条处治之。（四）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乎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又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做出了基本相同的规定。而现在，贪污受贿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都没事。如果加大打击力度，很多人想贪可能也不敢贪。
关于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决定》中提出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刹住奢侈享乐之风。《决定》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人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开始的。对于这个问题，当年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就已经提了出来。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向外面的党组织提出的八条“狱中意见”即说：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是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因为他们很多人被捕，就是因为一些党的领导人腐化，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所以很容易暴露和被捕，而且一旦被捕就很容易叛变，从而导致了更多的人被捕。这些革命烈士被敌人关押在狱中，还在关心着党的作风。如果他们看到今天一些干部的腐败现象，一定会死不瞑目。今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山西调研时也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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