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理论
汉译佛经个体量词“众”的来源及其历史发展
鞠彩萍
摘要： 汉译佛经个体量词“众”有两种用法：“众1”早在两汉时期就出现了。其来源与“众”表多数和表人语义有关。从句法结构看，“众”常处于“名+数+量”中量词位置，与前面数词联系紧密；从认知角度看，当焦点集中在“众”前大数时，“众”原有语义弱化，获得了量词的用法。“众2”的来源与“僧”有关。梵语为“僧”，汉译为“众”。由于语义移植，“众”获得跟“僧”一样表个体名词的用法。“众僧”可指单个僧人。其前带上数词时，容易重新分析为“[数+众]+僧”结构，此时“众”可以理解为名词语素或量词，当“众”后接双音节名词时，“众2”就是完全成熟的量词了。
关键词： 汉译佛经；量词；众；来源；发展
一、引言
调查佛经语料，个体量词“众”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于称量大数、约数，数值多为百、千、百万、千万、亿万等，称量对象较丰富，如天人、鬼、神、夜叉、比丘等，本文称之为“众1”；一是用于称量佛、道教徒之类，称量数目多为具体精确的数值，本文称之为“众2”。例如：
（1）《大宝积经》卷六二：“实时毘沙门天王，以无量那由他百千亿众夜叉围遶，譬如壮士屈申臂顷，一念之中从天宫没佛前而现。”（T11，NO.310，P356）
（2）《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〇：“（邬波难陀）即往诣彼寂静林中，见四十众苾刍缝补破衣极生劳苦。”（T23，NO.1442，P730）
例（1）量词“众1”称量对象为“夜叉”，前面数值为“无量那由他百千亿”。那由他，梵语Nayuta，数目名，相当于亿。例（2）称量对象为“苾刍”，即比丘。量词“众2”前为具体数值“四十”。
研究发现，佛经文献两种量词的来源不同，“众1”沿袭了中土文献量词“众”的用法，“众2”与佛经文献“众”本身语义的发展演变有关。以下分别探讨。
二、个体量词“众1”的来源及其历时发展
（一）个体量词“众1”的来源
调查语料发现，作为个体量词的“众1”早在两汉时期就出现了，叶松华认为，量词“众”在俗家文献中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1］，似不确切。“众1”是汉语中产生较早的几个个体量词之一。
众，本义为多。《说文解字·㐺部》：“众，多也。从㐺目众意。”《史记·周本纪》：“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
众，还用作集体名词指人；士兵或军队。《诗·小雅·无羊》：“众维鱼矣。”朱熹集传引或曰：“众，谓人也。”《左传·昭公元年》：“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杜预注：“以兵入逆妇。”又《风俗通义·祀典》：“众者，师也。”
语法化为量词的“众1”跟它的上述语义有关。
先秦两汉时期，“众1”用作集体名词的例句较多：
（1）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商君书》）
（2）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论衡》卷二八《正说篇》八一）
上述例句的“众”皆为名词，指军队或士兵。这个时期的“众”也用在数词之后，构成“数+众”结构：
（13）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史记》卷七六《列传》第一六）
（4）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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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先秦两汉文献出现了下列例句：
我感觉坐着有些不舒服，大概是座椅有些硬或是坐姿不自然吧。或许不是座椅或坐姿的问题，而是我根本不习惯在她身旁坐着。
（6）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四〇）
（7）甚者，兴师十余万众。（《汉书》卷七三《列传》第四三）
（8）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后汉书》卷二一《列传》一一）
（9）是时项羽率诸侯兵四十万众，号百万众。（《前汉高祖皇帝纪》卷二）
（10）青、徐之贼，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万众。（《东观汉记》卷十《传》五 按，古代六十骑为一辈。见《六韬·均兵》）
例句（5）～（10）跟例（3）（4）不同之处在于，“数+众”结构前已经有了用作主语的名词“死者、兵、师、辈”等，形成“名+数+众”结构。这与两汉时期较常见的“名+数+量”格式相同。
关于量词的来源，李宇明［2］，戴庆厦、蒋颖［3］等学者认为最初来源于反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s）。反响型量词，也称拷贝型量词或反身量词，是指数词之后通过重复前面名词全部或部分音节而构成的结构，如：“马三马”“俘人五人”。反响型量词不仅在古汉语中有（如羊五羊；人五人），在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中有不少用例。
安丰存指出“汉语量词的语法化整体经历了同形回指——回指替代——个体化标记——冠词化的发展历程”［4］。反响型量词所起的作用是同形回指，但反响型量词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持续时间不长，是量词语法化的初始阶段。之后多选择同范畴内部的词语来回指数词之前的名词。分析（5）～（10）例句，“众”与“死者、师、兵”都属于“人”的范畴，在上述句子中有回指替代前面“死者、师、兵”等的作用。从句法结构看，两汉时期常见的是“名+数+量”格式，上述例句的“众”占据了量词的位置，和前面的数词联系紧密；从认知角度看，当人们的焦点集中在“众”前“千、万、百万、千万”等大数目时，“众”原来表“多数”以及表示集体名词“人”的语义相对弱化，“众”发展出概括性更强的语法意义，获得了量词的用法，称量“人”类范畴，这是“众”语法化为量词的最终结果。
朱德熙指出：“名词和跟它相配的个体量词之间有的时候在意义上有某种联系。”［5］48量词“众”的形成与最初表示“多数”以及表示集体名词“人（士兵，师，死者等）”的语义有关，这是“众”语法化为量词的语义来源。也就是说“众”的语义来源影响了量词“众”的称量对象及称量范围：称量对象为人，称量范围为多数。上述“名+数+众”结构中，充当名词的“死者、兵、师”等与“众”范畴相同，语义相类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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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量词“众1”产生的途径归纳如下：
人；士兵；军队→
试比较下列例句：
（11）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史记》卷九九《列传》三九）
（12）是时汉兵以逾句注，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汉书》卷四三《列传》一三）
按，《汉书》体例大多模仿《史记》，主要记述西汉230多年的史事人物。两者有一定的时间距离。上述两例句记载的是同一史实，数词“三十余万”和名词“兵”之间，《史记》没有用“众”，《汉书》用了“众”。如果“众”后不加句读，“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则是成熟的“数+量+名”结构了。由于是孤例，此时量词“众”的成熟结构尚未形成。但结合例（12）语境看，第一小句主语是“汉兵”，第三小句主语是“兵”，第二小句“三十余万众”之“众”视作量词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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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认为两汉时期量词“众1”已经形成，与当时另一个体量词“人”有些类似。
（1）空间分布上，新疆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126.8mm，北疆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246.2mm，南疆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41.5mm，北疆＞全疆＞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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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论证早在先秦时期“人”就具有量词的属性了（王绍新［6］、范崇高［7］等）。“人”与“众1”的区别在于：“众1”多量大数、约数，这与“众1”本身表示多数的语义特征有关，“人”则不受限制。下列相似例句，“众1”都可以用“人”来代替，此类例句较多：
（3）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论衡》）
（14）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史记》卷九一《列传》第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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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众”是量词，还体现在，“数+众”结构前可以带有统计功能的副词“凡”：
（15）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汉书》卷九四上《列传》第六四上）
按：数词前用“凡”，带有列举的特点，有较强的统计性，也证实了“众”的量词属性。数词又同表示估量的副词“余”组合，形成“数+余+万+众”的组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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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停十万众追一人，非上策也。（《北史》卷二八《列传》一六）
（7）《长阿含经》卷一二：“何由乃能见，鬼神七万众？”（T01，NO.1，P79）
以下一句用于“者”字结构：
（17）《佛说兴起行经》卷一：“尔时，第二贾客，五百众者，则今五百罗汉是。”（T04，NO.197，P170）
三是二者的结合对高校现在及未来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以及“中国制造2020”战略的实施，因此，培养懂技术的技能型人才的将成为工科院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目标，目前，“工匠精神”已成为制造业领域的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也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方向。在未来的职场中，具备“工匠精神”的技能型的高校毕业生必将成为企业乃至全社会的“香饽饽”。
此时译经多为“比丘众、和合众、优婆塞众”之类的组合，量词“众1”用例较少。
（二）个体量词“众1”的历时发展
以上研究表明，个体量词“众1”在两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从句法结构看，多为“名+数+量”格式，尚未进入成熟阶段。以下探讨个体量词“众1”在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发展情况。
1.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数+量”的格式仍然占优势，中土文献用例如下：
（1）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魏书》卷四七《列传》三五）
（2）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裴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
也有少量“数+量+名”格式：
（3）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裴注《三国志》卷一八《魏书》一八）
句中“数万众卒”为兼语。“众1”也可以用在双重否定句中，表示强调：
（4）斛律明月不易可当，兵非十万众不可。（《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一一）
常见“人”“众”前后同义互用的例子，“众”相当于量词“人”：
早期汉译佛经量词“众1”沿袭了中土文献的用法，多为“名+数+量”格式，例：
这个时期的佛经文献，“名+数+量”的格式也占优势，但“众1”的称量范围比中土文献广泛，可以量“兵、鬼神、民、人民、群臣、国人”等。如：
（6）《普曜经》卷六：“我众兵仗十八亿众，皆共并势。”（T03，NO.186，P520）
（16）《佛说兴起行经》卷二：“时（佛）在波罗㮈国，与大比丘六万八千众，皆是罗汉。”（T04，NO.197，P170）
（8）《撰集百缘经》卷二：“时彼国王将诸群臣数千万众出城游戏。”（T04，NO.200，P211）
“众”还可以用在特殊判断句中：
（9）《增壹阿含经》卷二二：“尔时王女者，今须摩提女是也；尔时国土人民之类，今八万四千众是。”（T02，NO.125，P665）
佛经文献“数+量+名”格式的例句明显多于中土文献，所量名词也比较丰富。如：
（10）《佛般泥洹经》卷二：“第二帝释将十万众天人来下。”（T01，NO.5，P173）
（11）《弘明集》卷二：“情构于己而则百众神受身。”（T52，NO.2102，P10）
（12）《经律异相》卷二九：“王见八十一万众神人皆列坐师子之座。”（T53，NO.2121，P157）
（13）《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卷二：“濡首与二万三千众菩萨俱，及诸声闻眷属围遶。”（T15，NO.627，P420）
以上各例中的“鬼神、天人、神、鬼、菩萨”等皆是异化了的“人”，都能用“众”称量。王绍新指出，各种语法成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语法化的过程。多数名量词来自名词，进入量词队伍后，或多或少会失去或改变原义而发展出概括性更强的语法意义。［6］“众”原来表示集体名词的词汇意义有所虚化，只保留了称量人的语法意义。
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稳定、发展是运河引配水工程实施、运行、维护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证。同时，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自然环境的改善促进经济发展、利于社会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提出更高的要求也造成更大的压力。
还出现了“一量对多名”的例句：
例句“众”名词语义明显，可以理解为士兵、士卒。例（3）“四十万众”作主语，例（4）“十万众”作兼语，晋鄙为人名。这些“众”虽然是名词，但已经处于“数+量”结构量词的句法位置上，且句子的焦点集中在“众”前面的数目上，为其语法化为量词提供了基本条件。
（14）《经律异相》卷二九：“王虽有数百万众车兵马兵，适可以拒小敌耳。”（T53，NO.2121，P157）
（15）《经律异相》卷三六：“二十万众人马车乘一时还国，王即会群臣怪其所以。”（T53，NO.2121，P193）
矿体主要分布在内外接触带，矿床成因厘定为矽卡岩型。含矿岩性以透辉石矽卡岩和石榴石透辉石矽卡岩为主。矿体主要分布在3～16线间，东西长约500 m，南北宽约300 m，面积约0.15 km2。
例（14）“众”称量“车兵马兵”，例（15）称量“人马车乘”。
2.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量词“众1”发展渐趋成熟，从中土文献语料看，可以进入以下结构：
（5）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战国策》卷二九）
Ⅰ.“名+数+量”格式
“剖宫产手术应该忍受术后疼痛”的错误认知应该被改变，麻醉医生及产科医生对剖宫产术后的疼痛处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一四八）
从称量对象看，中土文献“众1”称量的名词仍与士卒类有关；从句法功能看，与“众1”结合的数量短语可以作主语、兼语、宾语等，还可以用在有字句中，数词依然为大数、约数。佛经文献情况如下：
（2）《佛本行集经》卷一九：“其虚空中，常有无量诸天玉女百千万众，悉大欢喜。”（T03，NO.190，P742）
（3）《佛本行集经》卷六：“又诸菩萨百千万亿那由他众，护持彼宫。”（T03，NO.190，P680）
（4）（五祖弘忍）今现在彼山说法，门人一千余众。（《祖堂集》卷二）
佛经文献“众1”称量的对象有“天龙、玉女、菩萨、门人”等。范围比中土文献广泛。
Ⅱ.“数+量+名”格式
先看中土文献情况：
（5）单于亲领万众兵马，到大夫人城，趁上李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
（6）禄山即刻遂发所部十五万众兵卒；反自范阳，号称二十万。（《隋唐演义》八八回）
佛经文献用例如下：
（7）《佛本行集经》卷二：“阿难！彼一切事见如来有三亿众声闻弟子，皆阿罗汉。”（T03，NO.190，P659）
（8）《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二：“遏拏挽多城，亿众神围绕。”（T19，NO.982，P426）
（9）《大宝积经》卷七〇：“千亿众魔军，不能迷惑彼。”（T11，NO.310，P400）
总体来说，隋唐时期中土文献“数+量+名”例句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稍多，但称量对象比较单一，称量数目多为大数。佛经文献称量数目亦为大数，称量对象相对丰富。
此外中土文献还见“数+量+名”格式加上“之”形成加强式：
（10）思明集军将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万众之兵降国家，赤心不负陛下，何至杀臣！”（《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列传》一五〇上）
此句在数量词之后名词之前加了属格标记“之”，成“数+量（众）+之+名”格式。吴福祥等认为，这种格式中的“数词+单位词”是描写性的，主要用来刻画名词的某种属性或泛指名词的量度特征，所在的语句大多出现在论证类语域里；与之相反，不带“之”的“数词+单位词”是计量性的，主要用来指称名词的实际量度。［8］姚振武则认为带“之”的一般是描写性的，而不带“之”的既可用于描写，也可用于实际的计量记数。带“之”的结构可以看作相应的不带“之”的结构用于描写时的加强式。［9］上例用在名词之前的“之”具有描写加强的作用，强调数量之多。
3.宋元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中土文献量词“众1”搭配对象更加广泛，所量名词不局限于士卒之类。“众1”的量词地位更加巩固。可以进入下列格式：
Ⅰ.“名+数+量”格式
（1）师雄领叛卒，益聚村民十余万众，攻城益急。（《宋史》卷二七五《列传》三四）
（2）日里有华工万余众，噶罗巴华民七万余众，……华人二十余万众，宜设总副领事以资保护。（《清史稿》卷一五九《志》一三四）
Ⅱ.“数+量+名”格式
（3）贪狼之讳，阳明之星，玉皇尊福，亿万众兵，来扶我身。（《云笈七签》卷二十五）
（4）派迷魂太岁田章，同单刀太岁周龙、笑面貔貅周虎、黑毛虿高顺一千众人，由南面进城。（《济公全传》第二百零一回）
（5）当中二干步队是粉面金刚徐胜督队，骑着一匹坐骑，在马两旁是众战将……公馆一千众办差官俱在两旁。（《彭公案》一五二回）
（6）此人非他，便是正月间大破数十万众回子的那个荷生。（《花月痕》七回）
（7）去年民叛其上，童妇操戈，官军攻城，互相屠戮，五万众苍生之命将欲何处索偿耶？（《庸闲斋笔记》卷八）
上述例句可知，这个时期的“众”称量范围已经扩大了，“众1”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量词。
三、个体量词“众2”的来源及其历时发展
佛经文献量词“众2”多量佛、道教徒，量词前多为具体精确的数值，不局限于大数、约数。其来源与名词“众”在佛经文献中的语义有关，同时也受中土文献量词“众1”的影响。
佛经文献“众”和“僧”意思相当。“僧”为梵语，“众”为汉译。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众，梵语僧伽，此译众，旧译家谓四人已上之和合，新译家谓三人已上之和合。”又：“僧，僧伽之略。译曰和合众。四人已上之比丘和而为众。新译家以为三人已上。《智度论》三：‘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僧非可名一人之上。”《佛光大辞典》：“僧众，即指僧，乃梵语、汉语并举之语。又称众僧。僧，为僧伽之略称，意译为众。即多数之比丘和合为一团体。”
常见“比丘僧”“比丘众”“比丘众僧”“比丘僧众”互用的例子，如：
（1）《长阿含经》卷八：“尔时，世尊以十五日月满时，于露地坐，诸比丘僧前后围绕。”（T01，NO.1，P49）
（2）《正法华经》卷九：“有一比丘，为菩萨行，因时号名，常被轻慢。实时往至，于比丘众，及比丘尼，所覩颠倒，但劝化之。”（T09，NO.263，P123）
（3）《十诵律》卷五三：“问：‘颇比丘众僧不差教诫比丘尼，不得波逸提耶？’”（T23，NO.1435，P393）
（4）《佛本行集经》卷五七：“尔时，佛告诸比丘等：‘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盘头摩城之内，婆罗门子，供养彼佛及比丘僧。’温室洗浴，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当得似此比丘僧众清净无垢香洁之身。’”（T03，NO.190，P917）
上述例（2）“比丘众”与“比丘尼”并举。例（3）“比丘众僧”与“比丘尼”并举，“众”即“僧”。
也多见“和合僧”“和合众”“和合众僧”“和合僧众”混用，例不赘举。
同样程式化的句子中，“众”和“僧”常可互换使用：
（5）《佛说兴起行经》卷一：“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与大比丘僧五百人俱。”（T04，NO.197，P168）
（6）《修行本起经》卷一：“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释氏精舍尼拘陀树下，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T03，NO.184，P461）
例（5）用“大比丘僧”，例（6）用“大比丘众”，“众”即“僧”。
“众”单用也可以指僧人：
（7）《中阿含经》卷九：“（郁伽长者）常请二十众食，五日都请比丘众食，施设如是大施。”（T01，NO.26，P481）
（8）《四分律比丘戒本》卷一：“应二十人僧中出是比丘罪，若少一人，不满二十众，出是比丘罪。”（T22，NO.1429，P1016）
按：例（7）“二十众”即“二十僧”。例（8）“不满二十众”即“不满二十僧”。
“僧（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要三人或四人以上。据《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记载，僧有三种，即理和僧、事和僧、辨事僧三种。就理和而言，一人就可称之为僧；就事和而言，三人及以上始称为僧；就辨事而言，四人以上才称为僧。这就是说在佛经文献中，一个人也是可以称之为僧的，义同沙门。“众僧”亦可以指单个人，也可以视作并列关系的复合词。例如：
（9）《大智度论疏》卷一五：“本国有一人，极大学问，不信一切经书，唯信观世音，何以然？此人同村，有一人破落，江南去，极远有数千里地，其母昼夜诵念观音，愿得早见其子，正为他犁地，忽有一众僧来语言：‘汝母为煎，我欲见汝，我当将汝还去，当送作具还他。’此人言：‘道里极远，复无船乘，何由可到？’众僧言：‘汝但送作具，我将汝去。’”（X46，NO.791，P841）
（10）《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一〇：“若熟食鸣钟分食，即无盗罪，若一众僧不鸣钟食，名同共盗损。既许分食，不望一人，皆有食分。约盗无满五义，望僧结轻，以僧分业无满五故。”（X43，NO.737，P260）
按：例句（9）“众僧”指单个人，“众”显然不是表多数。例（10）“若一众僧不鸣钟食”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僧人不鸣钟就吃饭的话。
朱冠明指出，佛经翻译中“移植”是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10］所谓“移植”，是指译师在把佛经原典语梵文（源头语）翻译成汉语（目标语）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假定某个梵文词S有两个义项Sa、Sb，汉语词C有义项Ca，且Sa=Ca，那么译师在翻译中由于类推心理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把Sb强加给汉语词C，导致C产生一个新的义项Cb（=Sb）；Cb与Ca之间不一定有引申关系，且Cb在译经中有较多的用例，这个过程我们便认为发生了语义（包括用法）移植。
“僧”是梵文词，“众”是汉译词。“僧”可以用来指称多个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单个人。“众”汉语指称多个人，由于受语义移植的影响，“僧”指称单个人的用法也类推到“众”，“众”也获得了指称单个人的用法。
佛经文献常见“众”“僧”连用的例子，当“众僧”前带有数量短语时，可以两解。看下列例句：
（11）《摩诃僧祇律》卷一六：“祇洹精舍有五百众僧，今有何因缘，正有六十比丘来？”（T22，NO.1425，P352）
（12）《经律异相》卷三五：“佛与千二百五十众僧往舍而坐。”（T53，NO.2121，P191）
以上例句如果看作“数+名”结构，“众僧”即“僧”，是一个复合词。如例（11）前文用“五百众僧”，后文用“六十比丘”，可以理解为“数+［众僧］”结构。由于“众”在佛经文献和中土文献已经有量词的用法，受“众1”量词的影响，很容易重新分析为“［数+众］+僧”结构，“众”为量词，修饰“僧”。
以上似乎两种理解都可以。而当“众”之后接续其他佛徒类名词尤其是双音节或多音节名词时，“众”就只能理解为量词了。例如：
（13）朝门外有五众僧人，言是东土唐国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西游记》三〇回）
（14）又有十三众尼僧，搭绣衣，趿红鞋，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红楼梦》一四回）
（15）孟升们算算看，共是八百九十一众和尚。（《红楼复梦》二四回）
因为量词“众2”的语义来源是僧人，所以多用来修饰僧徒之类。偶见“众2”修饰一般人的例子：
（16）（张孝基）又雇了个生口与过迁乘坐。一行四众，循着大路而来。（《醒世恒言》一七卷）
“众2”的用法在明清小说中常见，也可以用统计性副词修饰：
（17）忠贤问道：“合庙多少道士？”住持跪下禀道：“共有四十二众。”（《明珠缘》二九回）
（18）成珪依言，次日即请南北两山僧众共二十四众，单单只念《怕婆尊经》。（《醋葫芦》一七回）
四、小结
通过对“众”由表人名词进一步虚化为量词这一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总结以下几点：
1.量词“众1”的来源与“众”表示多数和表示人的语义有关
“名+数+众”结构中，充当名词的“死者、兵、师”等与“众”范畴相同，语义相类或相近。“众”具有回指替代前面名词的作用。无论从句法结构还是从认知角度看，“众”在两汉时期已经获得了量词的用法。到魏晋南北时期已基本形成“数+量（众1）+名”的格式，这是量词成熟化的明显标志。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2.量词“众1”主要用于称量大的数值
从称量对象看，中土文献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为士卒之类，宋元明清时期范围有所扩大，可以量“流民、土人、回子”等，甚至出现了一量对多名的现象，但总的来说称量范围比较狭窄。佛经文献中的“众1”的语义与本身宣扬的教义内容有关，称量范围比中土文献略广。
3.“众1”和“人”一样，量词性始终不强，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一直不高，呈现昙花一现的趋势
我们推测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众”受它的强势语义“多数、多人”影响，“众人、民众”等基本词汇使用频率一直较高，所以要对其彻底语法化是比较困难的；二是“众”的本义势力强大，所以它不可能抛开本义成为像“个”那样的专用量词，只能在保存本义及其他不可缺少的引申义的同时，兼负量词职能。所以晚近时期作为个体量词的“众1”就逐渐衰落，被其他量词代替了。
石毓智指出，“汉语的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远非随意的，而是深刻反映了汉民族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特征。”［11］从整体使用情况来看，量词“众”是严格按照“人”这一范畴来称量的，佛经文献中佛陀、菩萨、天人、鬼神等其实也是异化了的“人”。
4.量词“众2”的来源跟“众”在佛经文献中表示“僧”的语义有关
“众”和“僧”都可以用作个体名词，佛经文献“众僧”原是复合词，可以指单个僧人。当“众僧”前带上数词时，“众”很容易重新分析为量词；当“众”后接双音节僧尼类名词时，“众2”就是完全成熟的量词了。由于受到“众”表示僧的原有语义的影响，作为“众2”的量词多用来称量僧尼。而佛教、道教文化的互相影响，“众2”也扩大到用来称量道教徒了。
正如“众1”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一样，“众2”也是用频低，范围窄，所以跟“众1”一样，到晚近时期就消失了。但此时出现了“众”用作集体量词的用法，多为“一众”的固定用法，相当于“一群”。如：
（1）一众人俱出了衙门，上了酒肆谢了主人。（《欢喜冤家》三回）
（2）（红衣娘）便招呼林兰英等一众美娘齐到殿上。（《七剑十三侠》二九回）
参考文献：
［1］叶松华.《祖堂集》量词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6.
［2］李宇明.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J］.中国语文，2000（1）.
［3］戴庆厦，蒋颖.论藏缅语的反响型名量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
［4］安丰存.从量词的语法化过程看语言结构的内部调整［J］.汉语学习，2009（4）.
［5］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王绍新.试论“人”的量词属性［J］.中国语文，2005（1）.
［7］范崇高.名量词“人”示例［J］.中国语文，2003（3）.
［8］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J］.中国语文，2006（5）.
［9］姚振武.《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读后［J］.中国语文，2008（3）.
［10］朱冠明.佛经翻译中的词义移植补例［J］.语言研究，2015（4）.
［11］石毓智.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Quantifier"Zhong"（众）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JU Cai-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13002,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usages of the quantifier"zhong"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zhong1"appeared 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The origin of"zhong1"is related to the semantics that it represent majorities and person.Judging from the syntactic structure,"zhong"is often used in the position of quantifier in"Noun+Numeral+Quantifier",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preceding word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the original semantic of"zhong"is weakening when the focus is on the former number of"zhong".Then the quantifier"zhong1"is formed.The origin of"zhong2"is related to"seng".It is translated into"seng"in the Sankrit language while"zhong"in Chinese.Due to the semantic transplantation,"zhong"obtained the same usage of individual noun as"seng"."zhong seng"can signify a single person.When preceded by numerals,it is easy to be re-analysed as the"[Numeral+Zhong]+Seng"structure.At this time,"zhong"can be construed as a morpheme or quantifier.When"zhong"is followed by a double syllable word,"zhong2"become a typical quantifier.
Keywords: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quantifier；"zhong"（众）；origin；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H1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74（2019）06-0029-08
DOI： 10.13877/j.cnki.cn22-1284.2019.11.006
收稿日期： 2019-09-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语言接触与中古汉译佛经称谓语研究”（16YJA740018）
作者简介： 鞠彩萍，女，江苏泰兴人，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江苏 常州 213002）
（责任编辑：章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