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过程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那么,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究竟是指社会从哪种社会类型向另外何种社会类型转变呢?社会转型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呢?从社会学角度看,笔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来把握社会转型这一概念。
一、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我们知道,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社会进行不同的分类。如马克思主义者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其所有制方面作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以生产力特别是其技术方面作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以社会的政治方面特别是其民主程度作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专制型社会和民主型社会;等等。
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显然不是建立在上述社会分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分类的基础之上。“传统”与“现代”这样两种社会类型的划分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在西方早期社会学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把社会一分为二,即划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研究方式。如英国的H ·斯宾塞将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法国的E ·迪尔凯姆将社会划分为“机械联系社会”和“有机联系社会”,德国的F ·滕尼斯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德国的M·韦伯将社会划分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美国的G·E·梅约将社会划分为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美国的H·贝克将社会划分为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个经典的概括,社会划分归结为“传统”与“现代”这样两种类型。于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类方法由于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成为社会学家们研究、分析和判断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基本方法。反观上述社会分类,我们可以发现“军事社会”、“机械联系社会”、“礼俗社会”、“身份社会”及“宗教社会”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的特征,而“工业社会”、“有机联系社会”、“法理社会”、“契约社会”及“世俗社会”等则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传统”这一概念往往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封闭的和陈旧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而“现代”这一名词往往与先进的、发达的、流动的、开放的和新生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尽管这种划分显得近于简单、笼统和含混,但它为我们综合地把握社会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框架。
既然如此,那么传统型社会和现代型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我们认为,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至少存在如下方面的区别:一是社会的基础产业不同。传统社会基础产业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基础产业是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农业;二是社会劳动方式不同。传统社会因技术设备简陋而主要是手工劳动,现代社会因工业发明和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生产;三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只有简单的即依照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进行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因此很低,社会的同质程度较高,现代社会有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随之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社会的异质程度较高;四是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不同。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家庭担负着生育、生产、消费、教育、赡养、扶养、抚养及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家庭在生产方面的功能已经外移给社会职业组织,家庭在生活方面的功能逐渐外移给社区组织;五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乡村社区,而现代社会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城市社区;六是社会开放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现代社会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七是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家长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则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科层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等等。
当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社会转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划分的基础之上,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二、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
我们在论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时,容易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者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一朝跨过这个鸿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事实并非如此,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对于社会转型起步较晚、社会转型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其社会外部的迟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表现为现代因素由外到内、由表及里和由名到实的生成和发展过程。
1.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一:由外到内
由外到内是迟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社会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然而,由于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在外在压力和影响下启动的,因而其现代社会因素最初不是从其社会内部产生,而是从其社会外部传入,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斗争因此表现为社会内部因素与社会外来因素的斗争。这样,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更加步履艰难,因为迟发展国家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得不面临并解决如何对待外来的现代因素、如何对待内在的传统因素、以及在内外因素结合过程中现代因素如何生成和发展等问题。换一句话说,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迟发展国家表现为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的复杂过程。
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从操作层次上讲,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迟发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如何对待本国传统,具体来说,就是现代因素取代传统因素的过程是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过程,还是对传统实行变革的过程。对此,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早发展(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迟发展(不发达)国家的明天,因此,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即社会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通过全面引入西方早发展国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排除本国传统因素的障碍而步入现代型社会。这种带有浓郁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思维定式”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如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已步入现代型社会,但其民族精神、人际关系及文化氛围等仍然是传统的、东方的。对此,西方学者又不得不承认:“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无需在文化意义上西化,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1〕。由此可见, 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或社会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与本国传统彻底决裂,而是通过现代因素的本土化来促进本土因素的现代化,是通过外来现代因素与本土传统因素的共契共容来生成和发展新的适合本土社会的现代因素,从而导致其社会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
2.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二:由表及里
迟发展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表明,迟发展国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过程。社会学研究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2〕。 无论是其启动阶段,还是其加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都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即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
从其启动阶段看,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首先发生在器物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船坚炮利”式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接着潜入到制度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君主立宪式现代化的维新运动;最后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现代化的五四运动。
从其加速阶段看,1978后的中国社会转型似乎也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即经过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这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后,中国社会转型经历了国外现代化设备、科技及资金的大量引进(器物层面);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层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层面)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
当然,上述两轮由表及里的社会转型过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一,前一轮转型是被动起步的,政府是其社会转型的阻力和障碍。而后一轮转型是主动开展的,政府是其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其二,前一轮转型所经历的不同层面之间存在一种负向联系,即转型之所以相继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是因为前一层面的转型招致失败转型才深入(准确地说是转移)到下一层面。而后一轮转型所经历的不同层面之间存在一种正向联系,即转型相继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是因为前一层面的转型获得成功才深入到下一层面;其三,前一轮转型速度慢并只导致社会的局部变化,后一轮转型速度快且导致社会的整体发展。
通过两轮转型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一般要经历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而由表及里不同层面的社会转型应该相互联系、协调推进,否则其转型就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招致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党和政府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方针将引导中国社会转型走向新的成功。
3.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三:由名到实
迟发展国家社会转型过程还表明,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名到实的过程。所谓由名到实,就是先有现代化之名,然后才具现代化之实。有的社会学者将这一过程解释为从“什么应是什么”到“什么是什么”的过程,换一句话说,就是从现代化之“应然”到现代化之“实然”的过程〔3〕。 这一观点不仅是对社会转型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而且被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所证实。这里仅以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和科层化为例来说明这一过程。
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如果说乡村是传统社会的化身,那么城市则是现代社会的代表,因此,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随之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城市化发展的外延方面看,有两项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城市数目由1978年的192 个增至1994年的622个,16年增加430个,而1949年至1978年只增加了60个;二是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4年的28.62%,16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而1949年至1977年的28年才提高6.9个百分点。 然而,从城市发展的内涵方面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高。至1994年,我国县级城市达413个, 占全国城市总数(622个)的2/3强,占全国县级单位总数(2148个县市)的1/5弱。 县级城市的迅速发展为发挥中小城市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打下了基础,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名实不符的问题。从动态角度看,有的城市的扩建和发展快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虚假城市化”现象;从静态角度看,有的城市无论在城市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城市人口及城市景观等硬件方面,还是在城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管理等软件方面,都是“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徒具城市之名。
科层化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科层制是一种分科执掌、分层负责的组织管理制度,如果说家长制是一种传统的组织管理制度,那么科层制则是一种现代的组织管理制度。因此,从家长制到科层制的转化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又一重要标志。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科层化水平不低,因为我国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都建立了科层制组织结构、实行了科层制组织管理。但其发展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严重失衡,即不同地区(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社会组织的科层化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二是名实不符,即社会组织的结构形式是现代的,而其运行机制往往又是传统的。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之为社会组织的二元性〔4〕。所谓二元性, 是指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具有现代的结构形式、运行规则、管理制度等,另一方面在实际组织运作、组织活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隐藏在正式结构背后的、与现代组织因素相异的、并实际发挥作用和效力的传统组织因素。美国学者李格斯将此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共契共容并同时发挥作用与效力的社会组织称之为“棱镜型组织”〔5〕。 所谓“棱镜型组织”就是介于传统型与现代型之间的一种组织类型,因此这一组织的出现表明我国社会组织正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表明其组织中的传统因素已经由组织表层退入组织深层、由公开退入隐蔽,进而也表明现代组织因素正经历由名到实的生成与发展。
我国社会城市化和科层化的现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经历一个由名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仅从名实关系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即现代因素的生成与发展一般要经历无名无实(传统社会)、有名不完全有其实(转型社会)、有名有实(现代社会)这样三个阶段,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其中间阶段即转型社会阶段。充分认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特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解释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一些名实不符的现象,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更加切实有效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
三、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
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是世界各国社会现代化实践过程所得出的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在描述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时,“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往往是相互替代的,即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 于是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哈罗德——罗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较有影响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社会现代化似乎只要走过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就可以大功告成。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会受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口等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无论是早发展国家,还是迟发展国家,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像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等一些社会进步因素往往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经济增长因其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出现困难局面。人们将此种经济增长状态精辟地概括为“无发展的增长”。“无发展的增长”表明,社会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只涉及经济增长的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又涉及非经济因素发展变化的社会问题。于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被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所取代。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社会变革。
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不仅遇到来自社会方面的障碍,而且遇到来自自然方面的障碍。即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愈来愈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而难以持续。现代化实践再次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如果不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问题相联系,那么这种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也就是说,社会现代化不仅要求经济与社会二者的协调,而且要求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调,只有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而被提出并很快被世界各国所奉行。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环境保护。
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是既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层面的变化,又涉及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当然,我们强调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并不是说社会的所有层面和所有因素同时并同步发生变化,也不是指社会的所有层面和所有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同等地位并发挥同等作用,而是指:第一,社会的不同层面和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都要发生变化,尽管其变化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第二,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不同层面和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即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尽管它们在地位和作用上有主次或轻重之分。既然如此,那么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对此,中外社会学者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方面,西方社会学者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概括为六大方面或“六化”〔6〕。 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首先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既是早发展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是社会转型(狭义)即城市化。社会转型也表现为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因为城市社会是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形态。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必然促进和带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从专制走向民主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所谓民主化是指社会大众从对政治的冷漠、疏远到热情并普遍参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对政治的“产出部分”(如政策、法规)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对政治的“投入部分”(如参加选举和党团)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从依附宗教到相信科学是社会转型的又一内容和表现。世俗化就是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和新思想采取开放态度;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化。从家长制到科层制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社会组织的科层化并非现代才有,但现代组织的科层化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基于精细分工的职位专业化、根据抽象规则建立的职阶体系、以及凭藉业绩升迁的准则;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动机从只受宗教的或情感的因素支配到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的转化,也被西方社会学者视为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以上六个方面的转型既是西方社会转型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又是社会转型整体性的集中反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者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对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或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因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而进入快速或加速发展阶段,面对全面而又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些分析和探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全面转型期〔7〕, 其主要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正在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二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其一是结构转化。即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等均在发生转化;其二是机制转换。即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及社会保障机制等也都在发生转换;其三是观念转变。即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化和机制的转换,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譬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在义和利、个人和社会等方面的价值观念,正在从过去重义轻利向既重义又重利的观念转变,从过去重社会轻个人向既重社会又重个人的观念转变。中国社会学者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基本标志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和探讨,既具体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同时又生动说明了社会转型的整体性。
收稿日期:1997—09—20
本文系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八五”规划重点课题“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以)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2〕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 —19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66—67页。
〔4〕参见李金《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载《福建论坛》1989 年第2期。
〔5〕参见李格斯《公共行政生态学》, 亚洲出版社(孟买)1961年版,第90—92页。
〔6〕参见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76页。
〔7〕参见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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