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试论文,明代论文,对象论文,方式论文,科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4-0035-07
一、关于科场录取方式的争论
科场评卷和录取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科举考试产生以来，评卷一直是科举制度完善的重点。为保证录取的公正，明代统治者借鉴前代，不断健全评阅组织，完善评阅程序，提升考官的资历，明确科场官员的职责，力图使评阅过程更加规范化和具有可操作性。明代科场评阅和录取方式也屡见于文献之中，但说法迥异，如建文二年(1400)会试，第三十二名郑镐的《四书》义由两位主考评阅。主考高少卿批：“此卷七篇皆平正，《四书》义尤整洁”；考官学士批：“三场可取。”①显然，考官是兼看三场才录取的。“（伊伯熊）先生吴人也。……戊辰会试，今太宰吴公一鹏同考校《易》，读先生初二场文，奇之，列高选矣。而先生以逆瑾用事，非求宦时，遂不终试，吴公索三场文，竟无有也。”②从伊先生的墓志铭中，我们知道戊辰会试录取方式是三场兼顾。李玑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会试录序》中道：“故事匦卷入必先同试，同试可，而后主试者得受册览观焉，臣虑或遗良也，语同试考更搜之弃卷中，分阅合校加详焉，必三试称众见佥同者收之。”③李玑所采用的评阅方式也是三场兼顾。而袁宏道更是以后场优异中第，“（袁宏道）戊子，举于乡，主试者为山东冯卓蓭太史，见其后场，出入周、秦间，急拔之。”④
但关于录取只重首场的论断也随处可见。“今之司校者惟重首考而略于后选，是国家定制之旨已有重轻，今后加偏焉。当重其重，轻其轻也，故愚以为三试取舍宜均其力为便。”⑤如果不是只重首场，祝允明是不会提出三场均重的建议。顾应祥道：“国初定科举程式，……经义取其穷理，论策判语取其可以适用也。今之司文衡者，止阅初场七篇，而于论策则略而弗视，间有长于论策者，则又以其初场欠醇，置而不取”⑥。
由于史料的分歧，当代学者在论述该问题时也各持己见。国学大师钱穆道：“明制考三场。……惟主司阅卷多就初场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因此学者精力全集中于四书义、经义。”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明代考试往往根据第一场考试结果定去取⑧。但也有学者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明代乡、会试三场成绩均看，只有三场成绩均达录取标准，才得录取⑨。
二、对影响科场评卷诸因素的分析
如果把科场评卷看作一个系统，评卷的诸环节便是系统中的诸要素。“考试系统的构成和功能的发挥要以要素的联系和作用方式为基础，要素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对考试系统的整体功能有直接影响。”⑩由于评卷与录取紧密联系，在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如果要对明代科场评阅有深刻的认识，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
在剖析明代乡、会试评卷过程之前，尚需了解明代科举程式及评卷程序。洪武十七年(1384)的科举程式规定：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许者减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笺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策五道，未能者减其二，但俱三百字以上。士子作文完毕后，交受卷官，再由受卷官送弥封官“撰字号封记”，再送誊录官负责照“原卷字数语句”用红笔抄写，同时检查考生试卷是否有违规行为，誊录好的朱卷由对读官组织对读，对读后的朱卷才可以交给考官评阅。乡、会试是初九日开始，二十五、六日填草榜，二十九日发榜。由于在评阅过程中，主考和同考官有明确的分工，“去取在同考，参定高下在主考”(11)，初步黜落劣卷，遴选优卷是由同考完成的。评卷时间对考官评卷，尤其对同考评卷有直接的影响。乡试、会试评卷所用时间，由于每年人数不等而不断变动，故在文献中也记载不一(12)。明人对科场评卷时间不足提出批评：“试官不刊实录而自作文则误阅文，则出帘宴、出题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误阅文，盖场中阅文之日甚促也。初九举子入场，十一始誊进第一场文，十二第二场，出题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场文始誊完，二十外三场文始誊完，会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日放榜，盖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阅文之日不过半月，而饮宴之误又间之，何能得贤？况试官未必尽贤，是以真才多遗也。时文不足知人，必策乃见经济该博，今一切置之弗阅，初场取之，空策亦中，初场不取，锦绣策无暇阅矣。虽魁元亦多不答策问目之详，若邓只须一场足矣，安用三场哉，此试官不慎选之过也。”(13)
士子人数和试卷的长度直接影响考试进程和考官评阅所用时间。洪武年间的科举程式对考生的字数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推断，考生字数应该在4000字左右。士子试卷的长度衡量标准以字数计。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明初肯定要少，如洪武三年(1370)乡试，状元吴伯宗的三场文为4368字，会试三场文为4456字。中后期由于科场竞争剧烈则增多，晚明钱谦益的会试三场文达到7000-8000字左右(14)。但在实际考试中，士子们为了“中式”，字数比规定的要多。表1是明代部分乡、会试试卷字数统计表(15)。如果按照表中的数字累积，考生试卷的长度应该在5000字以上。如果把考生的试卷长度估为5000字，利用考生人数、考官数量、评卷所用时间，可以对明代乡、会试中考官的工作量作一推断。参见表2。
表1：明代部分乡、会试试卷字数统计表
试卷名四书义 礼记
易书诗
春秋
表论策
平均值
调查份数112 7277767677364434
平均字数471462
440
458
457
490
588
1144 7059
1285
表2是明代部分乡、会试同考试官工作量估算(16)，由于同考官人数和士子人数的不断变化，同考官每日的阅读量从6万字到20万字不等。周叙的经历为评价明代科场评卷时间是否紧促提供了一种标准。周叙在《京闱唱和诗序》中道：“正统九年甲秋，诏开科取士试闱于旧宪府，时就试者千二百余人，较艺者余辈六人，日夕勤事率至三鼓，就寐五鼓，即兴其间，事剧或达旦者有焉。如是十有五日，始克稍休，盖自锁院后尽废吟咏，虽欲为之而不暇也。”(17)周叙提到评卷者6人，显然包括两位主考官在内。推算周叙等6人的日平均阅读量应该在8万多字。如果每位同考官每日评卷过程中的阅读量以此为标准，表2显示许多同考官的评卷量是远远超标的。尤其在嘉隆年间，士子“记诵虚文，以图侥幸”之机愈加娴熟，应试文章也更为虚空冗长。杨慎曰：“我太祖高皇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百八十年遵之，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凿，破题谓之马龙头，处处可用也。又谓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起语百余言，谓之寿星头，长而虚空也。”(18)考生人数激增与试卷冗长交织在一起，加重了考官的工作量。表2仅是估算值，在实际的评阅过程中，为了确保评卷质量，考生的一份试卷往往由两名以上的同考官分别批阅，同考官的工作量比估算值大得多。评卷不是简单的文字阅读过程，在评卷过程中，为了保证评阅的公正性和评阅的进度，同考官要连续不断翻动朱卷，认真阅读，仔细对比、权衡，写出恰当的评语。考官的批语，字数一般在2-100字左右。嘉靖十年(1531)顺天乡试，马从谦的第二场卷，一位同考官评语达147字，两位主考官的批语分别为70字和54字(19)。
表2：明代部分乡、会试同考试官工作量估算表
时间同考人数
参加考试人数每日阅卷工作量
成化六年山东乡试[1] 5 1000
83,333
弘治五年应天[4] 7 2300 136,904
正德十一年浙江[4]8 2200 114,583
嘉靖七年浙江[10]10 2800 116,666
嘉靖十年云贵[8] 5 1400 116,666
嘉靖十九年应天[1]9 4400 203,703
嘉靖二十五年顺天(20) 9 3300 152,777
嘉靖二十八年应天[11] 9 4500 208,333
嘉靖三十一年福建[12] 9 4300 199,074
嘉靖四十三年四川[16] 6 1753 123,125
隆庆元年陕西[16] 5 2000 166,666
隆庆元年浙江乡试(21) 6 3000 208,333
万历七年河南[16] 7 2400 142,857
万历十年浙江[19] 7 2700 160,714
万历十三年山东[20] 14 2000
59,523
天启七年江西[22]15 5200 144,444
正统十年会试[1] 8 1200
62,500
弘治十五年会试[5]
14 4700 115,196
弘治十八年(22) 15 3800 105,555
嘉靖二十年会试[10] 17 4000
98,039
嘉靖二十六年(23)16 4400 114,583
嘉靖三十八年会试[14]17 4600 112,745
嘉靖四十一年会试[15]17 4500 110,294
表3是对明代部分考官批语字数的统计(24)，每位同考官平均每份试卷批23字，主考官批10字，如果每位同考官每天批阅62份试卷，则批语字数达1400多字(25)。每天阅读8万字，再作1400余字的批语，如此大的工作量，且时间紧促，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乡、会试录中，考官常常抱怨时间不足，在评卷过程中，“手披目阅口诵，惟昼夜罔懈”(26)是评阅中的常见现象。
主考既要负责考试的出题，又要对同考官遘选的各科优卷作出评判，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有时科场评阅时间紧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明代中后期，三途并用变为一途，重进士，轻举人，仕途狭窄。为了仕途，落第举人往往多次参加会试。再加上不断衍生的新士子，使场屋人数不断累积，造成科场人数激增。如宣德二年(1427)会试，会试人数为540人，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参加会试的人数达到1728人，此后人数一般都在四、五千人(27)。科场人数激增导致考官工作量增大，评卷时间紧促。“丘濬曰：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逾四千矣。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宽其日不限。”(28)隆庆元年(1567)，鉴于会试时间紧促允许在本月内揭晓的日期可以稍缓二、三日，但时间仍很紧促。由于时间紧促，同考官工作量繁重，为了评阅的顺利进行和减少工作量，只阅第一场成为选择。陆世臆道：“自十二至廿二、三，不过数日。中间酒席谈笑，去其过半，约计士子前后场文，不下二十余万首，试官虽神人，三四日间，亦不能遍阅，其积弊而至于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亦势使然也。”(29)衡文标准是影响评卷的又一重要因素。简单明了的衡文标准有利于评阅的顺利进行，反之，模糊多元的衡文标准势必会影响考官评卷的公正性和进度。明初，由于制义在内容和形式上严格限制，乡、会试的衡文标准比较明确。中后期，“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哲学思潮的嬗递，社会风习的变迁，‘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而且越到后来，变化的速度越快。”(30)科场文体的嬗变导致明代乡、会试衡文标准复杂化。衡文对考官来说变得困难。“作文易，衡文难。作文如治事，衡文如知人，治事则性所近，习所闲各成一长，知人则变态分量，至无穷也，至难学也，非大通之识，静极之心，畴能不眩焉。”(31)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主考官苗舜宾自叹“看宝易，看文字难”(32)。在评卷过程中，庞杂的衡文标准给评阅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考官面对两份，甚至几份无论经义、格式、文风都相差无几的试卷，究竟要黜落哪一份试卷，需要仔细的斟酌，做出取舍，这种情况是一般的考官所无法应付的。在考官和人们的心目中，功名往往与因果报应相联系，细微的差异也只有鬼神才能分辨，明人文集和笔记小说中多有科场因果报应，鬼神干预评卷、录取的描写。几例描写如下：
“万历己酉，江右乡试，南丰令李梦祥充分考官。应取六正二备，阅卷已足，挑灯就寐，忽四壁做声，若磨坊罗面状，警起取若落卷再观，更无更取，掷去复卧，壁中声响如初，强起周视，几上俨然有卷在，览之即前所掷者，反复细绎，终无好处，竟弃之。而登榻方就枕，则响声移于床往暨四足上，较前益厉，声动几席。李大警，呼书手、门子共察之，则前卷复在案，乃向声属曰：‘此卷果应中，幸毋再作声，明晨当持呈主司第，恐文不佳，难入选耳。’声遂寂然。黎明忽主考令人来云：‘前正卷中有一卷不堪取，备卷亦难用，更得别卷方佳。’李举前卷应命，遂得登第榜，名康元穗。予侄光祖为进贤令，同在闱中，目睹其异。”(33)
“万历庚戌会试，萧玄囿、王衷白主考。检讨雷何思为《诗》二房分考，方展一卷于几，尚未及阅，偶有邻房张瀛海至，相与叙谈，因留其共酌。侍吏拂几误触一笔，坠地旋转数周，忽跃而起，若空中有人提其管者，竟将前卷密密加点，良久，笔方仆于几。二君相显骇愕，将卷细观，文采颇可取，遂共携卷诣主考言状，萧曰：‘此神授也。若非二兄亲睹其异，此卷安得入毂。’遂大喜，书‘中’字于卷，及拆号乃史孔吉，溧阳人，今史家有跃笔楼。”(34)
表3：明代部分考官批语字数统计表
试卷名 四书
春秋
礼记
诗
书
易
论
表
策
平均值
调查份数 112 77 7276
76
77
44
34
36
同考官批语平均字数 21 24 2121
21
21
30
19
33 23
考官批语平均字数
8 8 8 777
15
13
21 10
前者鬼神在冥冥之中主持正义，而后者鬼神直接提笔批阅，这其实正是衡文缺乏标准，考官无力品评高下的反映。明人把考官叫做盲考官，将考官同庸医、风水先生相比，认为他们都是天吏，正是对考官无力评阅试卷的讽刺(35)。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具有统一文体和文风的经义才能让考官感到评阅有准。鲁迅先生道：“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起承转合，代圣贤立言，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与功令的格式，用这标准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36)刘海峰把作八股文比作有严格规范的体操比赛，考生可以在规定的程式内各显神通，出奇制胜，考官也一眼就看得出轻重优劣，用很短的时间评完大量的试卷(37)。因此，在评阅中，由每个土子必做的经义充当评阅的对象便成为考官的一种选择。“二、三场文字虽亦各有体，则犹可以随人才思驰逞，惟头场规矩做定，针线织成，虽有才思随意驰逞，不得故论其体，暨虽稚子亦能成篇，求其精纯，必欲股股句句不可易置，不可增减，则虽老师亦未易合格也。故主司去取全在头场，然二、三场若有规矩，就头场亦足以见之，故观其讲结通今博古句法，可方可圆，有议论，有断制，而论策可知也。观其间架整齐，词气苍古，而诏、诰、表判可知也。若头场不合体格，二、三场纵有才思，何由得入主司之目。”(38)除评阅标准外，试题量的多少和试卷质量高低也是导致评阅对象发生转移的重要因素。明清科举考试题目繁多，试卷字数多被公认(39)。明初规定不能者可以减免，“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元乱，喟然思成周之制，……其文字程式每文各限以字数，若篇不及数者犹取焉。”(40)但题目仍多，且减免者在试卷上要钤上减免关防，在录取时要降一等。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场竞争激烈，首场经义往往都是七篇，甚至有作全场题者，减免者会被黜落。“近时所命之题，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规矩，所作文必须全场，减则贴出。”(41)由于题目繁多，士子精力有限，不能兼顾，只能专于经义，且专于一经。“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42)二场的判语由于在《大明律》内出题，士子们只记一条判语互相套用，大多雷同，不足为凭。士子试卷质量低下直接影响到了三场兼顾标准的实施，为了适应考生群体的水平和录取要求，主司所坚持的评卷标准有时不能完全实施，只能降低标准，依据前场评卷录取。谢肇淛批评道：“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表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才晷，力不能完，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表唯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43)所以，在排名过程中，无论填草榜还是填正榜，往往根据经义来排名，各房经魁被排在前五名之列。
从清代科场评阅来看，也是“头场为体，后场为用。”康熙四十一年(1702)，浙江巡抚赵申上疏，反映浙江乡试考官不足，试卷不能遍阅，请求将同考官从13名增加到16名，礼部应允，并允许各行省可酌量自行增加考官(44)。钱大昕曾主持湖南乡试，对当时时间不足有记述，“合经、书、义，论策诗计之，不下五万六千篇。臣等自阅之始，至于撤棘，计十八昼夜，文卷浩繁，而时日有限，谓所去取必皆允当，而无一遗才，臣诚未敢自信也。”(45)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在奏疏中道：“窃查江南为人文渊蔽，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沈于恍惚之际。”(46)由此可见，乡、会试时间紧促，这一问题在清代尚未解决。而清承明制，如果明代有完善的评阅方式，清代肯定是要仿效的。事实上，面对时间紧促、评卷只重首场的弊端，统治者只能经常发布上谕要求三场并重，不宜过重首场而偏废后场(47)。
三、结论
只阅首场的评阅方式屡见于明人的言论中，说明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只阅首场在明代科场评阅过程中确实存在。考试作为社会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开放系统，运动是其存在和变化发展的方式，稳定是相对的，随内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则是绝对的。三场俱优的评卷方式，在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制约科举考试的各种因素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评阅方式也随之变动，只阅首场的方式便应运而生。这种由局部代替整体的评阅方式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场由于标准明确，深受考官和士子的欢迎，并且能够承担起评阅的客体，助长了局部评阅方式的盛行。当然，并不是说有明一代完全只重首场。国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时间举行三场考试，不可能只阅首场就简单了事，这是与考试活动的成效成反比的，与其如此不如只考一场。一般来说，明初由于士子人数较少，科场竞争并不激烈，考规被严格恪守，标准能够贯彻，中后期则出现以初场为主的状况。这种评阅方式至少在弘治时已经出现(48)。但由于新的方式与考试内容相去甚远，不可能成为科场评阅的主流，只能偶行于科场之中，明代大量登科录中保存的试卷中，二、三场被批阅便是证明。严嵩《钤山堂记·南省志》记述了正德十二年(1517)会试评卷过程(49)。考试日程是从初九日开始，二十六日填榜。录取标准是三场遍阅。在这一评阅过程中，也丝毫看不到所反映的时间仓促，从九日考试到二十六日仅用17天时间便将朱卷阅完。
在大规模的统一性考试中，考试科目与内容有其客观的演进规律。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大规模统一性考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阅方式由三场走向首场也并非完全是一种弊端，至少它是评阅方式从多元走向单一、从繁杂走向简单的反映，有利于评阅的公正性和时效性。毋庸讳言，其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由于考试内容与评阅内容不符，士子为了猎取功名，往往“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悻中式，而本经全有不读矣。”(50)这种评阅方式遭到了明人的激烈批评。明代统治者也频频增加同考官的数量，宽限评卷时日，克服弊端。科场考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力、财力、物力等因素对此也影响巨大(51)。增加评阅人员和延长评阅时间虽有助于评阅三场，但同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有悖于“最大与最小”的经济原则，加大了考试控制的难度，最终不可能被采纳。除此之外，技术手段也对三场评阅有一定的制约。为了克服弊端，万历元年(1573)奏准，各省乡试除初场阅卷分经校阅外，考生的二、三场卷改发别的房考评阅，最后送主考评阅高下，“查果三场俱优者，即置之高选；后场优异而初场纯疵相半者，酌量收录；若初场虽善而后场空疏者，不得一体中式。如有后场雷同作弊者，查将本生徒重问拟。其提调、主考等官，仍蹈故习者，听抚案官及礼部查究。”(52)万历十五年(1587)，南京御史陈邦上疏，“乞敕以后乡会试卷务要三场匀称，方许中试，如后场弛赅博，而初场不过平平者，拔置前列，以示激劝，上然之。”(53)由于重视初场久行于科场中，言官虽有兼采三场之议，但卷繁日促三场兼顾的录取方式只能是不了了之(54)。
注释：
①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册，第156-157页，《皇明会试录》。
②袁衮：《胥台集》，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6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6卷，第604页，《奉政大夫柳州府同知伊先生墓志铭》。
③李玑：《西野李先生遗稿》，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00册，第6卷，第104页，《会试录序》。
④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0页，《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袁先生行状》。
⑤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卷，第714页。
⑥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81册，第11卷，第196页。
⑦钱穆：《国史大纲》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修订本，第696页。
⑧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页。
⑨王兴亚：《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
⑩廖平胜：《考试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1)王圻：《续文献通考·举士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12)方孝孺：《方正学文集》第9卷《京闱小录后序》：“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乙巳而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1册《建文二年会试录序》：“以二月初八日入院，越十有七日而毕”；程敏政：《篁墩文集》第26卷《应天乡试录后序》：“以七月望前一日陛辞，八月朔济江，七日锁院，廿七日撤棘。”
(13)王文禄：《求志编》，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公司1986年版，第30册，第672页。
(14)吴伯宗：《荣进集》卷1，状元吴伯宗洪武三年乡试第一场1799字，第二场论548字，第三场策2021字，三场共4368字；会试三场文，《四书》义621字，《经》1166字，论636字，策2030字，三场文共4456字，明初虽没有诏、诰、表和五条判语，但也超过了4000字；《牧斋初学集》第89卷《制科二》，钱谦益万历三十八年的墨卷，论为1234字，表970字，策五道4100多字。
(15)数据来源于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
(16)数据来源于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表中方括号下标表示登科录册书。同考试官工作量＝（士子三场字数×参试人数）÷同考官人数。考生试卷字数依据洪武十七年科举成式规定估计为5000，实际上有时字数远不止5000，评阅时间以12天计。
(17)周叙：《石溪周先生文集》，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6卷，第656页。
(18)杨慎：《升庵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第1270册，第52卷，第451页。
(19)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第7册，第3733页。
(20)嘉靖丙午顺天乡试、士子及同考人数来自吕本：《斯齐吕先生集》，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99册，第5卷，第401页，《顺天乡试录序》。
(21)数据来自吕本：《斯齐吕先生集》第7卷，第452页，《浙江乡试录序》。
(22)弘治十八年会试，士子及同考人数来自张元祯：《东百张先生文集》，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75册，第10卷。
(23)嘉靖二十六年会试，数据来自吕本：《斯齐吕先生集》第5卷，第401页，《顺天会试录序》。
(24)表3数据来源于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
(25)考官批阅试卷份数(62)＝每日阅读量（8万字）÷每份试卷平均字数(1285)。
(26)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第4册，第1654页，《弘治五年应天府乡试录》。
(27)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28)张朝瑞：《明贡举考》，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第1卷，第473页，《揭晓》。
(29)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册，第502页。
(30)朱诚如、王天有：《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28-429页。
(31)陈龙正：《几亭外书》，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第5卷，第379页。
(32)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卷，第2212页，《戏曲》。
(33)(34)周元
：《泾林续记》，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第82页。
(35)黄宗羲：《明文授读》，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01册，第38卷，第244页，《书十八房后》。
(36)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103页，《透底》。
(37)刘海峰：《八股文百年祭》，《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8)李栻：《困学篡言》，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27册，第6卷，第721页，《举业》。
(39)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0)高叔嗣：《苏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第24册，第408页，《山西乡试录序》。
(41)黄瑜：《双槐岁抄》，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第5卷，第421页。
(42)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卷，第1256页，《三场》。
(43)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1958年版，第15卷，第315页，《事部三》。
(44)王世祯：《香祖笔记》，影印文渊阁四库第870册，第1卷，第384页。
(4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卷，第353页，《湖南乡试录后序》。
(46)盛康：《经世文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66卷，第40页。
(47)昆冈、刘启瑞：《钦定大清汇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第347卷，第460-461页，《礼部贡举·内帘阅卷》。
(48)乾隆官修：《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卷，《选举考二》。
(49)严嵩：《钤山堂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3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卷，第237-238页，《南省志》。
(50)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6卷，第1256页，《三场》。
(51)万历十七年仅顺天乡试，花费银3562两（此数据见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5卷，第140-141页）；正德八年会试用银3197两，顺天府承担三分之一（此数据见俞汝楫：《礼部志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卷，第228页）。此后，科场人数激增，当在4000两左右。万历二十年，仅宛平、大兴二县支办1509两（此数据见明沈榜：《宛署杂记》第15卷，第145-146页）；正德五年准礼部会试时向户部取米共268石、小麦210石（此数据见俞汝楫：《礼部志稿》第72卷，第228页）。王文禄《海沂子》曰：“三年大比进举，士费三千斤，皆民膏脂也。”（涵芬楼影印明隆庆刻百陵学山本，第368页。）
(52)俞汝楫：《礼部志稿》第23卷，第425页。
(53)《明神宗实录》第186卷，万历十五年五月乙未条。
(54)江应晓：《对问编》，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第4卷，第38页，《科目三场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