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演化分析-以1978-2017年的Nature和Science合作论文为例论文

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演化分析 *
——以1978-2017年的Nature 和Science 合作论文为例

董彦邦 刘 莉

(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目的/意义] 通过分析我国高校在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凝聚子群的演化特征,可以为提升我国高校在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及加强同国内外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建议,进而促进我国高校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方法/过程] 该研究根据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校参与的1101篇Nature 和Science 合作论文构建机构合作网络,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从1978-1997年、1998-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7年四个阶段分析了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的演化特征。[结果/结论] 结果表明: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提高,但发达国家的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机构合作网络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我国高校同国内高水平科研院所及发达国家机构逐渐构成了更多且更大规模的凝聚子群,但凝聚子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凝聚子群内部的我国高校之间及与国内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研究建议我国高校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跨地域科研合作、发挥少数国内一流高校的中介作用以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

关键词: 合作论文 ;机构合作网络;Nature ;Science ;中心性;凝聚子群

0引 言

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的增长不仅表现在科研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机构间科学合作关系的建立[1]。科研合作具有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潜在能力,合作频次和重要程度正在急剧的增多[2]

自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开始以来,我国高校在基础研究成果数量方面有了显著提升,但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专任教师还没有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在国家科技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方面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3]。据统计,1901-1972年间的28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85位是通过与他人合作研究而得奖的[4],2008-2010年间23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3位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典型的科研合作的结果[5]。因此,在大科学时代,加强同国内外机构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我国高校才能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Nature 和Science (以下简称为N&S)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两大综合性学术期刊,在这两刊上发表的论文无论是科学意义、科学突破性、学术水平以及影响力都是非常重大且具有世界水平的[6]。因此通过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高校N&S合作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机构和凝聚子群,可以为提升我国高校在高水平机构合作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及加强同国内外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提出建议,进而促进我国高校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

1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高水平期刊论文和国家科技奖两方面分析了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刘小鹏[7]和马艳艳[8]分别通过对2001-2005、1991-2006我国科研机构在N&S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得出国际合作论文中我国科研机构作为第一著作单位的比重较低,说明我国科研机构在高水平国际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墨宏山[9-11]通过对我国科研机构在N&S之外的其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的统计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周海花[12]通过对1978-2010年间我国科研机构在N&S上的论文进行分析得出,中科院处于合作网络的中心,与国内外机构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杨昊[13]以1979-2012我国学者在Nature 上发表的论文为样本,得出中国科研机构参与发表的Nature 论文主要由中美两国科研机构完成,中国机构的贡献呈“持续下降→基本稳定→持续下降”趋势,美国机构的贡献呈“持续上升→基本稳定→微弱增长”趋势。

张军亮[14]以2008-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为数据源分析了我国科研机构的合作情况,结果表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处于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谭春辉[15]以“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成果为数据源分析了我国科研机构间科研合作网络的演化情况,结果表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机构已经成为核心机构突显出来并一直处于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国家政策引导、社会需求拉动、机构术业专攻、地域临近性和马太效应原理这五个方面是核心机构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以上研究可知,在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根据国际合作论文中我国科研机构作为第一著作单位的比重,分析了我国科研机构在国际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但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科研机构在国际合作中所处地位的研究尚有不足;在科技大奖的机构合作网络方面,国内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科研机构的中心性、合作派系及不同时间阶段的演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科技大奖的机构合作主要限于国内合作,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科研机构参与的国内外科研合作网络的特征。因此,有必要以N&S这类高水平论文为数据源,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高校在不同时间阶段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凝聚子群的演化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2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州大学同广东地区高校之间建立的联系,但从整体上看,我国西部地区机构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机构之间的联系仍较为贫乏。

对于上级拨付专项资金搞的工程,在审查过程中应注意资金支出是否做到专款专用、是否按期足额到位,日后设置专户存储等,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服务全村得建设性及公益性建设项目,还应注意账目决策是否经过村民大会批准,是否有可行性规划,建设承包商是否正规,村干部有没有在建设过程中私自扣除建设拨款。力争做好整个过程的财务审计审查记录,对待问题绝不姑息。

图 1改革开放 40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数量的整体趋势

2.2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中心性分析和凝聚子群分析。在分析前,首先需构建机构合作网络,对机构间合作关系的界定是,如果两个及多个作者所属的机构合写了同一篇论文,就认为机构间存在合作关系,对同一机构但处于不同城市的分支单位视为不同机构;由于初始合作网络中包含的机构过多,网络过于稠密,难以清晰的识别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本研究对合作网络做了两处优化,首先是去除了合作论文数量仅有1篇的节点,保留了科研实力相对较强的机构,其次是去除了合作次数为1的边,避免了机构间合作的偶然性,在排除了网络中的孤立点之后,最终得出四个阶段合作网络中的机构数量依次是7、166、184、409。

3研究结果与讨论

根据不同年度我国高校N&S合作论文的数量,本研究将1978-2017年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7年,合作论文均在10篇以内;第二阶段是1998-2008年,合作论文均在10到50篇之间;第三阶段是2009-2012年,合作论文均在50到100篇之间;第四阶段是2013-2017年,合作论文均在100篇以上。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也不例外。根据当下新课改的要求以及素质教育的理念,物理教师需摒弃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真正有效推动物理课程有效性与促进学生进行全方面发展的教学方式,为社会、国家、世界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促进教育改革整体浪潮的形成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除此之外,初中物理是为将来学生学习物理打下良好基础重要的学科之一,因此物理教师更应及早地贯彻新课改的要求,在课堂实践以及课后备课积极寻求有利于提升物理课程有效性的方式及方法,致力于在规定课时内能够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3)设计仅考虑最大负荷工况,未结合长期运行过程中的实际生产负荷,变工况状态下机组与循环泵系统的调节措施欠缺;

国外一流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合作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研究主要由国外一流机构主导,它们控制着整个合作网络的连通性,我国大学多是以非主要贡献者的身份参与合作。统计发现,在1 101篇合作论文中,我国大学以第一著作单位或通讯著作单位参与合作的论文共515篇,仅占所有合作论文的46.7%。相关研究也发现我国大学在N&S之外的其它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国际合作中的地位还有待提高,墨宏山[9-11]分别对2012年我国大陆科研机构在物理、化学和生物领域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合作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我国大陆科研机构以第一著作单位完成的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相对较低;缪亚军[19]等对我国首批“985工程”高校在卓越学术论文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首批“985工程”高校在国际合作中以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参与合作的能力均明显低于国内合作。

本文首先引入电机输入电能与机器人机械能两个能耗指标,将这两个指标作为目标函数进行不同拾放轨迹的参数优化仿真,并在样机上进行了实验验证;然后通过不同的最优参数轨迹的数据求出能耗值,得出具有Bang-bang速度分配方式的分段多项式曲线为最优拾放轨迹;最后通过不同拾放点与不同轨迹周期试验,展现出最优轨迹具有空间与时间上的可重复性,对不同工业现场的高速拾放操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为机器人轨迹的能耗比较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法。

表 1四个阶段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性 TOP10机构

续表 1四个阶段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性 TOP10机构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中心性三项指标的相对值。

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规划——“985工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该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的科研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较高的学术声望,成为其它机构开展科研合作的首选。相关研究通过中心度分析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表明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在各个领域的国内外科研合作中处在重要位置,王贤文[16]等对1975-2009年中国主要科研机构在SCI、SSCI、A&HC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的论文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少数高水平大学在整个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效应非常显著;谭春辉[14]等对“十五”至“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机构的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发现经过时间的累积,我国少数高水平大学已经成为合作网络的核心;闫相斌[17]和孙海生[18]分别对我国管理学和图书情报领域的机构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均发现我国少数高水平大学在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

地域临近性是影响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从论文合作成本与论文合作效益综合来考虑,任何一个作者都希望以最小的合作成本获得最高的合作效益,或者,论文合作产生的效益必须达到期望值,才会有产生合作的可能[16]。相关研究也证明了我国高校在国内科研合作中的地域特征,赵蓉英[21]等基于2013-2017年WoS和CNKI数据库,对我国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间的科研合作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强地域性是高校进行科研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王贤文[16]等基于1975-2009年SCI、SSCI、A&HC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对中国主要科研机构间的合作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强地域性对这些机构的论文合作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研究也进一步发现同城合作和同省合作是主要合作模式,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谭春辉[15]等基于2001-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对获奖机构间的合作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地域临近性是影响机构合作的重要因素。在地域临近性的影响下,尽管凝聚子群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凝聚子群之间的机构可能由于距离较远而合作较为贫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凝聚子群之间的松散联系。

3.1中心性的演化分析 我国个别高校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逐渐提高。由表1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两项指标上排名均比较靠后,且在中间中心性指标上的分值为0,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情况类似,我国尚未有一所高校能够在中心性三项指标上跻身前10。相比前两个阶段,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我国个别高校开始在合作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心性三项指标上均跻身前10,如清华大学;我国个别高校只在度数中心度指标上跻身前10,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表明该高校在合作网络中与多数国内外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但其它机构之间往往会绕过该高校进行合作;我国还有个别高校只在中间中心度指标上跻身前10,如吉林大学,表明该高校在网络中与其它机构的少数联系对网络的流动至关重要,但与网络中多数机构的距离较远。与第三个阶段相比,在最后一个阶段,我国尚未有一所高校在中间中心度指标上跻身前10,说明这一时期我国高校对合作网络中资源的控制力有所减弱;通过与第三阶段我国高校在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两项指标上的相对值进行比较,第四阶段我国高校在这两项指标上的相对值均有所下滑。

3. 2凝聚子群的演化分析 常用的凝聚子群分析法包括派系分析和块模型分析,派系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凝聚子群,对于包含几百个行动者的大网络,会存在大量相互重叠的派系,派系概念的意义不大;块模型由两项组成:一是把网络中的行动者按一定标准分成几个离散的子集,称之为“位置”或“块”;二是考察每个块之间是否存在联系[20]。应用UCINET中的Concor工具进行块模型分析,表2、表3、表4、表5分别描述了不同阶段合作网络中凝聚子群的规模、特征及主要成员,图2、图3、图4、图5分别描绘了不同阶段合作网络中子群之间的关系,图中的节点代表子群,节点上的箭头表示子群内部机构之间的联系,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子群之间的联系。

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缺乏对语用教学的重视。那么,现阶段留学生的语用能力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内部发展是否均衡,语用能力是否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留学生对语用能力的重要性、语用失误的严重性又是如何看待的?在留学生看来,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是否存在着语用教学方面的不足?

图 2 1978-1997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 合作网络子群关系简化图

图 3 1998-2008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 合作网络子群关系简化图

图 4 2009-2012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 网络子群关系简化图

图2-图5分别代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四个阶段我国高校N&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子群关系。我国高校同国内外机构逐渐构成了更多且更大规模的凝聚子群,但凝聚子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第一阶段就出现了凝聚子群,但规模较小,由4个机构组成,见图2;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形成了更多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的数量分别为3和5,凝聚子群的规模也较大,如第二阶段的凝聚子群5和第三阶段的凝聚子群5,分别由65和45个机构构成了紧密的联系,但前三个阶段的凝聚子群处于孤立位置,凝聚子群之间缺少联系,见图3和图4;最后一个阶段相比前三个阶段,凝聚子群之间产生了联系,但这种联系仍较为松散,尽管凝聚子群1、凝聚子群7、凝聚子群8建立了联系,但凝聚子群7和凝聚子群8之间缺乏联系,它们之间只有通过凝聚子群1才能建立联系,凝聚子群3、凝聚子群5和凝聚子群6仍处于孤立位置,见图5。

栽培管理:定植时灌足水,注意保水,但避免积水;施肥以农家肥为宜,每株施基肥3~7kg,每年春季和秋季各追肥1次。

图 5 2013-2017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 合作网络子群关系简化图

表2-表5依次分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四个阶段我国高校N&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凝聚子群内部特征。我国高校同国内高水平科研院所及发达国家机构构成了紧密的凝聚子群,但凝聚子群内部的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根据凝聚子群中合作论文数量排在前三的中国机构,北京、上海、广东地区内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构成了紧密的联系,如第二阶段中的凝聚子群5,见表3;第三阶段中的凝聚子群2、凝聚子群3、凝聚子群4,见表4;第四阶段中的凝聚子群1和凝聚子群7,见表5。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之间的机构构成了紧密的联系,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机构之间合作尤为密切,如第二阶段中的凝聚子群5、第三阶段中的凝聚子群3、第四阶段中的凝聚子群3,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机构同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机构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第二阶段的凝聚子群1和第三阶段的凝聚子群4。但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较为贫乏,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机构同中部地区的机构建立了部分联系,如第三阶段的凝聚子群4和凝聚子群5及第四阶段的凝聚子群3,但主要集中在湖北和安徽,尚未同中部其它地区高校之间建立广泛联系,在第四个阶段的凝聚子群中,开始出现了个别实力不俗的西部地区高校同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机构之间建立联系,如凝聚子群7中的兰

表 2 1978-1997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凝聚子群特征分析

表 3 1998-2008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凝聚子群特征分析

表 4 2009-2012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凝聚子群特征分析

表 5 2013-2017年我国高校 N& S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凝聚子群特征分析

2.1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使用SCOPUS数据库,检索到1978-2017年,即改革开放40年期间我国高校参与发表的Article类型的N&S论文共1123篇,本研究所选取的中国高校是中国内地高校。除去仅有一所我国高校独立发表的22篇论文,合作论文共1101篇。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我国高校参与发表的N&S论文数量的整体趋势,图1绘制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校在N&S上发表的独著论文和合著论文的趋势。

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合作网络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由表1可以看出,四个阶段中心性三项指标排名前10的机构仍主要以国外机构为主,国外机构占中心性排名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在四个阶段依次为71.4%、88.2%、78.6%、75%;在中心性三项指标均位列前10的机构中,第一阶段只有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第二阶段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剑桥大学、贝勒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占该阶段中心性三项指标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80%;第三阶段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戴维斯、马普研究所、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占83.3%;第四阶段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占50%。这些国外机构与合作网络中多数机构建立了联系、控制了合作网络的流通性、与合作网络中其它机构的沟通效率较高,在合作网络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本研究根据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校参与的1 101篇Nature 和Science 合作论文为样本,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从1978-1997年、1998-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7年四个阶段分析了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的演化特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4结论与建议

髋关节检查是新生儿体检和每次婴幼儿健康体检的常规项目。父母应该带宝宝定期到正规健康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必要时进行B超或者X线检查。

a.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提高,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合作网络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从中心性三项指标排名前10的机构来看,在后两个阶段,个别国内一流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吉林大学,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突显出来,在部分中心性指标上跻身前10,清华大学更是在第三个阶段的中心性三项指标上均位列前10;但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占中心性三项指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均在半数以上,占三项指标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也在半数以上。

b.我国高校同国内高水平科研院所及发达国家机构逐渐构成了更多且更大规模的凝聚子群,但凝聚子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2013年-2017年,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为代表的国内机构同欧美发达国家机构构成的凝聚子群在网络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将部分凝聚子群联系起来,但凝聚子群之间尚需建立直接有效的联系,更多的凝聚子群仍旧处于孤立位置。

c.凝聚子群内部的我国高校之间及与国内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各凝聚子群中合作论文产量较高的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地域分布上看,第二个阶段开始,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它们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较为贫乏。

对于改善我国高校在高水平科研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及加强同国内外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我国高校应加强同国外高水平机构的合作,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一定要避免对国外知识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准确把握自身的优势,开展高质量的特色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及在高水平的科研合作中的话语权。

b.加强跨地域科研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进而提升我国高校的整体实力。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高校在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以及区域之间强强合作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校的特有优势,拓展科研合作途径,通过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加大对跨机构科研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跨机构人才流动机制等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c.充分发挥少数国内外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介作用使各凝聚子群之间的机构建立联系,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马普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等作为合作网络的核心节点,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网络的连通性,国内其它高校可以通过支持面向前沿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鼓励项目中必须有若干个来自国内外一流机构的研究团队,充分利用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同尚未有过联系的国内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高合作效率,进而使高校所属的凝聚子群之间建立直接有效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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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High Level Articles Participat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Taking Nature and Science Co- authored Papers from 1978 to2017 as an Example

Dong Yanbang Liu Li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By analyzing evolv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and cohesive subgroup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high-level articles,we can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high-level articl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thus promoting the emergence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Method /Process ]Based on 1101 co-authored paper (articles) on Nature andScience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participated in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B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ity and cohesive subgroup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from 1978-1997,1998-2008,2009-2012 and 2013-2017. [Result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is gradually improving,but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at the long-term core of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domestic high-level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nstitu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formed more and larger cohesive subgroups,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hesive subgroups is relatively loose,and the linkage effect of cohesive subgroup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ohesive subgroups have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Finally,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enhance cross-reg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and make use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a small number of first-class domestic universities to form the linkage effect of cohesive subgroup.

Key words co-authored paper;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Nature;Science;centrality;cohesive subgroup

收稿日期: 2019-04-15

修回日期: 2019-06-12

基金项目: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上海高校科技人才科研合作效果评价与促进机制研究”(编号: 2017BGL017);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与中国科教事业” 2017年度专项课题(编号: AO330007/ 013/ 001)。

作者简介: 董彦邦 (ORCID:0000-0001-8433-9818),男,1990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一流大学;刘 莉 (ORCID:0000-0003-0494-6226),女,1974年生,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一流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1-0138-07

引用格式: 董彦邦,刘 莉.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演化分析[J].情报杂志,2019,38(11):138-144,157.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1.021

(责编:贺小利;校对:白燕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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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演化分析-以1978-2017年的Nature和Science合作论文为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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