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厌恶与偏好异质性：来自神经经济学的证据_损失厌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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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分类号：C52，C72，C91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4)07-088-06

      1979年，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一次经济学实验中发现，一项损失和获益期望值相等(例如，赢得50美元或输掉50美元的概率均为50%)的赌博游戏对被试来说不具有吸引力，而且涉及的金额越大，人们就更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赌博游戏。据此，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人类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们对损失的估值要超过对收益的估值，即一个人对损失的在乎程度要远远超过相同数量的收益所带来的满足(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这种现象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后续的研究表明，一定数额的损失所引起的心理痛苦，大致需2～2.5倍的收益才能弥补(Gintis，2009)。

      “损失厌恶”是影响人们风险决策的重要心理因素。大部分人在面对确定的收益时，会作出“见好就收”的抉择；而在面对确定的损失时，却会作出“拼死一搏”的抉择。例如，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往往会过早抛掉上涨的股票，表现出对收益的风险规避(即所谓的“落袋为安”)；但却会长期持有下跌的股票，表现出对损失的风险追逐(即所谓的“搏反弹”)。同样的现象在房产市场上也非常普遍，房产所有者在价格低于其买入价时，显得极为惜售；为了能在将来以一个满意的价格出售房产，他们不惜长期承受维修、税收和按揭成本。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心理特征也许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适应性本能。行为经济学家威尔金森(Nick Wilkinson)指出，尽管收益能够改善我们的生存状况，但重大的损失却会让我们彻底“出局”；例如，在穿越沙漠时，额外的一加仑水可以让我们感到更舒服，但损失一加仑水却可能让我们陷入灭顶之灾(Wilkinson，2008)。如果演化心理学家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人类的损失厌恶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性决策过程。适应性的心理本能应该由人类大脑皮层中特殊的神经结构所启动，而这种神经结构则是自然选择通过千百万年的演化在人脑中留下的印痕。

      为了证实上述猜想，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运用近年来兴起的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技术，对被试风险决策时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进行了测量和成像，结果表明，人们在处理收益和损失时，大脑皮层的激活状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为演化心理学家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神经经济学与脑成像

      2002年8月，首届国际神经经济学大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召开，标志着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正式诞生。借助于现代脑科学的技术与手段，神经经济学家试图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提供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可以完整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框架。但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反应却是，那些认为来自脑科学的证据可以证伪经济学理论的想法是荒唐的，因为经济学并不考虑决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活动和神经活动。格尔(Faruk Gul)和皮森道弗(Wolfgang Pesendorfer)争辩说，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只是一种“近似”(as if)的表述，并不代表人们会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进行各种决策；例如，经济学家说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购买量能够使他花在该商品上最后一美元的边际效用等于花在其他商品上最后一美元的边际效用，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真的会具有这样计算的心理过程；它只是表明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即消费者会以最大化其总效用作为自己消费决策的目标(Gul and Pesendorfer，2005)。

      但是，格尔和皮森道弗显然曲解了神经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证伪。其实，神经经济学家并不关心传统经济学那些似是而非的表述方法，神经经济学家通过脑科学试图揭示的经验事实正是那些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背后的所隐含的错误假定，因为这些假定导致了对人们行为的错误预测。例如，神经经济学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表明，人们之所以通过金钱和物质帮助他人，并非完全出于广告效应、声誉效应等深谋远虑的自利目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严格匿名的条件下为什么还会有捐赠行为；对匿名捐赠者的脑成像研究表明，人脑中负责分泌多巴胺(Dopamine)的神经元被显著激活，而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则可以给捐赠者带来精神愉悦(Moll et al.，2006)。又如，一项涉及信任博弈中委托人风险偏好的神经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并非来自“理性的计算”，由大脑下视丘“室旁核”(Paraventricular nucleus)和“视上核”(Supraoptic nucleus)神经元所产生的催产素(Oxytocin)，可以明显提高被试在人际互动中承受风险的水平(Kosfeld et al.，2005)。

      上述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多余之举，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偏好，从而有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例如，无偿献血的机制设计正是依赖于人们利他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如果无视人类所具有的这种非自利的行为动机，采用金钱激励的方法反而会造成供血量的萎缩和供血质量的下降。再如，一项针对催生素与人们风险偏好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家投资银行如果根据交易员催产素水平的高低来调整他们的工作岗位，即在牛市中让催产素水平较高的人充当交易员，而在熊市中则让催产素水平较低的人充当交易员，平均盈利水平可以提高30～40%。

      神经经济学开展研究的主要手段为活体大脑的观察技术，例如脑电图(EEG)、脑磁图(M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等无创伤的脑成像技术。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主要采用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技术来开展相关的神经经济学研究。该项技术是近年以来兴起的新的脑成像技术，它利用人体血液对近红外光的反射原理，测量大脑中含氧血红蛋白(HbO[，2])和脱氧血红蛋白(Hb)的浓度变化，标识出脑区的激活状态，从而为建立神经活动与相关脑区的对应关系提供了可能。与脑电图(EEG)和脑磁图(MEG)相比，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具有更大的测量精确性。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相比，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的使用环境对被试的限制较少，可以在自然状态、甚至运动过程中观察被试的神经活动(例如对抗性的博弈过程)，因此特别适合神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其不足主要在于成像的空间分辨率低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目前，神经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是将功能性近红外成像(fNIRS)与PET或fMRI结合使用，即用fNIRS进行初始的动态成像，在基本确定相关脑区后，再运用PET或fMRI进行定点的静态成像，从而可以发挥它们各自的技术优势。

      三、风险决策的神经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期望效用理论是个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风险决策的标准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1738年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对“圣彼得堡悖论”的研究。1947年，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对其进行了公理化的表述后，期望效用理论成了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假设的基石。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经验的研究揭示出一系列与期望效用理论不一致的选择行为，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莱悖论”和“艾尔斯伯格悖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为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在经验层面上发现传统理论的“异象”(Anomalies)，而是试图建构一些非期望效用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异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则是构成“前景理论”的三个最基本的原理之一①。“前景理论”揭示，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估值具有不同性质：其中，收益的效用是一个凹函数，而损失的效用则是一个凸函数(如图1所示)：

      

      图1 前景理论中的效用函数

      神经科学家很早就发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的神经系统能够“计算”每种行为可能带来的效用，这一过程由多巴胺神经元对所有预期的收益进行“编码”，然后将其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信号”(Hanes and Schall，1996)，这个经过编码的信息被神经经济学称为“生理期望效用”(Physiological expected utility)。神经经济学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一个两阶段博彩实验，结果发现，高回报的选择会激活前扣带回皮质(ACC)，低回报的选择则激活了右后眶外侧皮质(OFC)；这一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决策信息由不同的神经系统来处理(Rogers et al.，2004)。对风险偏好的神经经济学研究则证明，人类平衡不包含风险的即期赢利与包含风险的远期赢利涉及不同的神经模块，人类制定包含着风险因素的决策能力位于大脑前额叶特定的神经组织中，其功能在这些区域受损时便会出现行为紊乱；尽管这些部位受损的被试，在其他方面看起来与正常人完全无异(Heatherton and Wagner，2011)。

      为了进一步证实“损失厌恶”神经机制，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于2013年9月2日至9月5日进行了一次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实验。我们通过浙江大学校内论坛cc98的实习兼职版块在线招募了30名被试，专业分布覆盖人文、社科、工科、理学、生物学、医学等20余个不同院系；其中男生20人，女生10人。

      实验的基本设计为：收益域实验局由9道分别包含一个固定收益的选项A和一个风险收益的选项B组成，例如，第1题：A.100%的概率得到100个筹码，B.50%的概率得到200个筹码，50%的概率得到0个筹码；第2题：A.100%的概率得到100个筹码，B.50%的概率得到190个筹码，50%的概率得到0个筹码，等等。损失域实验局则由9道分别包含一个固定损失的选项A和一个风险损失的选项B组成，例如，第1题：A.100%的概率损失100个筹码，B.50%的概率损失200个筹码，50%的概率损失0个筹码；第2题：A.100%的概率损失100个筹码，B.50%的概率损失190个筹码，50%的概率损失0个筹码，等等。被试的选择全部在计算机上完成，并以内置的随机程序给出每一选择的实际支付，实验结束后以10∶1的比例将被试获得的筹码兑换成人民币②。为检验顺序效应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我们将所有被试分为两组，前15人先完成收益域的实验局，后完成损失域的实验局，另一组被试的顺序则与之相反。

      四、实验结果与总结

      实验结果显示，第一组被试与第二组被试的差异不显著，表明在损失厌恶实验中，不存在明显的顺序效应。实验结果还显示，被试在面对收益和/或损失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在收益情境下，有16名被试在所有9道题目中全部选择了固定收益选项A。而在30名被试完成的所有收益域选择中，采取风险规避策略的选择约为80%。在损失情境下，有14名被试在所有9道题目中全部选择了带有风险的非固定损失选项B，而在30名被试完成的所有损失域选择中，采取风险追逐策略的选择高达85%。通过Mann-Whitney检验，被试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差异(P＜0.001)。这一结论符合前景理论中对效用函数的刻画。

      另一方面，在收益域内，被试对于财富的敏感度表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减，即随着固定收益选项额度的提高，更多的被试开始采取保守的风险规避策略，而这种策略选择在整个收益域中始终保持不变。而在损失域内，尽管被试总体呈现明显的风险追逐倾向，然而，随着预期损失的增加，规避风险的意识也开始增强。当损失超过一定阈值时，部分被试开始转为风险规避。这一结果与“前景理论”所描述的人类决策行为基本相符。

      通过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我们观察了被试脑部的激活状况。图2和图3分别为被试在面对收益或损失时进行决策的大脑实时激活状态。

      通过Matlab和NIRS-SPM软件，我们对被试决策过程中的血氧数据进行了广义线性(Generalized linear model，GLM)回归，比对收益和损失两种情景下的大脑激活状态。结果显示，被试大脑BA9、BA10等交叉区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差异(5%水平下)，这一区域靠近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Left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即left DLPFC)，如图4所示③。当被试处于收益情境时，这一区域被明显抑制；反之，当被试处于损失情境时，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即(Right DLPFC)被明显抑制。图5则显示了二者的差异性检验结果。

      

      图2 被试收益决策时的大脑实时激活状态

      

      图3 被试损失决策时的大脑实时激活状态

      另外，通过行为数据与脑成像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激活区域的差异与行为数据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相关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对应于该区域的布鲁德曼9区主要执行认知功能，包括思维和直觉、信息的回忆加工以及情绪的解读等等，并与前脑边缘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大脑皮质左前额叶背外侧区(left DLPFC)参与正面情绪的产生和调节，右前额叶背外侧区(right DLPFC)则参与负面情绪的产生和调节。这一结论亦符合我们通过近红外仪呈现的大脑区域激活结果。

      

      图4 收益情境下的大脑激活状态

      

      图5 不同情境下的脑区差异性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人类在处理收益或损失时，大脑皮层的激活状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异质性的偏好表明，损失厌恶是一种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且可以通过模块化的大脑神经结构加以遗传的适应性心理本能。

      ①前景理论其他两个最基本原理分别为“反射效应”和“非线性概率权重”。

      ②每个被试另有20元的出场费，实验后统计的每名被试的平均报酬为57元人民币。

      ③由于两者结果相似及篇幅所限，我们只给出了收益情境下的脑部激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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