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研 究
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调查
黄 丽，徐烈鹏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地域跨行业大流动的时代，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长。通过总结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分析该群体就业同质性高、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收入增加但收入不高、出现阶层分化、与城市经济互嵌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等就业创业特征以及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主要因素，提出完善城市民族工作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建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等对策，以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
关键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南北交汇，承东接西，由于经济实力、区域优势、交通条件等要素的集聚，在少数民族跨区域跨行业大流动的时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31万人，高峰期超过40万人，约占全省流动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主要是来自武陵民族地区的土家族、苗族，其他多数是来自西北、西南的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集中分布于武汉、宜昌、襄阳等大中城市。笔者通过对武汉、宜昌、襄阳、恩施这四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调研，以管窥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创业情况。
一、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一）人口数量稳中有增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自2015年来连续下降。《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西部地区农民工7814万人，增长3.3%，占农民工总量的27.3%，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2.2%。”[1]农民工是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农民工是西部地区农民工的重要组成，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农民进入流动大军，流入中东部地区就业创业。
随着中部崛起，武汉城市群的发展，湖北省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承接产业转移规模的扩大，湖北省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湖北省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外省流入湖北省人口有145万人，流动人口增加。近年，省外少数民族流入湖北已是常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长，湖北常年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30万人，高峰期约40万人，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是农民工。调查小组重点调查的武汉、宜昌、襄阳、恩施四个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如2016中国城市人口流动排名中，武汉在人口流入城市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深圳，而每年来武汉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超过15万，高峰期达20余万人。2015年宜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1万多，2018年宜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加到3万多。
综上所述，台湾应用型本科大学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毕业生受到广泛的欢迎，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流而不迁，相对稳定
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稳定，但落地入籍的很少，尤其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笔者在调研中仅发现两例，一例是在恩施经商的新疆维吾尔族一家5人落户恩施，另一例是在宜昌经商的河南籍蒙古族落户宜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只是流动而没有迁移。藏族流动人员多是父母携子女流动在城市之间，流动性强；回族流动人员家庭化特征明显，相对稳定；维吾尔族流动人员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各城市常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候鸟式”迁徙的特点，在流入地居留时间增加，除开部分当年新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维吾尔族、回族流动人口在所在城市居留时间都超过了6个月。
（三）新生代成主体，呈年轻化趋势
（四）在科技创新上融合。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文化旅游商业模式，深入实施“智慧旅游”工程，引导并支持企业研发“智慧旅游”各类平台终端，重构业务流程，实现内容个性定制、景点导览互动、消费在线支付和体验即时分享等新型消费形态。重视科技创新对文化旅游消费内容的启发效应和消费方式的创新带动，支持企业将高科技手段融入主题乐园、情景体验、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影视再现、建筑景观及特色演艺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主体，年龄却呈年轻化趋势。回族流动人员主要是“80后”；藏族流动人员多是家庭流动，年龄主要分两个层次，三四十岁父母和18岁左右的子女；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年轻化趋势最突出，“90后”占主体，“00后”已加入流动大军，许多新疆烧烤店、新疆餐厅的老板是“80后”，工作人员主要是“90后”，也有部分“90后”开始自主创业，成为店主。政府组织的新疆维吾尔族集体务工人员普遍年轻，抽样结果显示，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17岁，平均年龄25岁。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呈持续上升趋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80后’流动人口的比重为35.5%，‘90后’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3%，‘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2]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全国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主要由四类人群组成，劳动迁移者、失能迁移者、健康退休迁移者、家庭供养迁移者。”[3]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老人很少，笔者在各城市调研中发现了少数民族老年流动人员的个别案例，他们的子女在湖北创业成功，有的是来旅游，有的是来帮工，并未形成趋势和规模。
意识形态也是对人心和民意的争夺。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现了一种软约束，但它也是一种无形的理论，一种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和群体聚合起来，成为一种联结共同信仰的精神纽带。在互联网时代，由环境问题、民生问题、腐败问题引发的诸多新的社会事件呈现出了新的传播特点和新的参与方式。这些事件借助互联网所形成的叠加效应，考验着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吸纳、整合和动员能力，以及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调整与变革的能力。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诸种挑战，需要我们不断革新工作方法，不断开拓思路，积极有效地加以应对。
基于上述原理分析，地空导弹系统各单元的时间均同步于北斗/GPS时间，在采用相同的时间同步设计且受控于统一的对时指令控制下，地空导弹系统各单元间的时间可以保证统一和同步。
（四）文化水平低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农民为主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据有关学者对武汉市维吾尔族文化程度的调查，“维吾尔族农民工大部分为中小学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所占比例为91.4%，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只占3.2%，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4]111这是中心城市的数据，非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更低。宜昌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以中小学为主，无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襄阳与宜昌情况相似，而恩施市的维吾尔族的文化程度更低，在恩施的维吾尔族务工经商人员，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短，只有一位接受过初中教育，其他均未完成小学教育，他们的维吾尔语能说不会写，汉语基本不会。文化水平低，严重限制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选择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二、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特征
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流动激发活力，流动创造价值，人口在流动中创造价值、参与财富分配、共享社会发展。在少数民族跨区域跨行业大流动的时代，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家庭更加幸福，少数民族外出就业创业，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呈现以下特征：
（一）就业同质性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求职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发流动，依靠传统社会关系，如亲戚朋友提供就业信息；二是政府组织的集体外出务工。目前，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自发流动为主体，政府组织的集体务工人员也逐渐增多。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在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的从业比重虽然较低，但所占比在逐年提高。”[5]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城实现就业创业，由于不具备城市居民一样的职业能力，一般只能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职业，所从事的行业单一，主要集中在餐饮业，民族特色鲜明。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也如此。如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员主要经营新疆烧烤店、新疆餐厅；回族流动人员经营清真牛肉面馆；藏族流动人员主要是贩卖地方特产和民族饰品。极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经营容易打开市场，产生品牌效应，但是由于同质化严重，市场容量有限，导致经济生态比较脆弱、内部经济纠纷多发。
（二）工作时间普遍较长
工作时间长是农民工普遍状态。笔者发现，从事新疆烧烤的维吾尔族务工人员，每天工作8-9小时；集体务工人员的应酬方式是多劳多得，为了更高的工资，工人们普遍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经营牛肉面馆的回族、撒拉族等流动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对人的身体健康极其不利，导致情绪暴躁易怒。由于工作占用了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人的生活单调枯燥，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减少，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被禁锢在自己的业缘关系圈，融入城市社会受到阻碍，更加边缘化。
（三）收入增加，但收入不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西部农村或牧区，从事农牧业生产，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又没有一技之长，收入低，纷纷外出务工创业。据《2015年新疆墨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该县人均生产总值6090元，2015年是7198元。[6]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墨玉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家乡务农时月收入不到1000元，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现在在湖北每月收入有3000多元，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1.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缺乏引导
（四）阶层分化出现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就业创业情况不一，收入差别较大，内部出现分层。部分创业成功、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已在所流入的城市购房买车，子女随迁，在所在城市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实现了安居乐业；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虽然没有购房，但是有稳的职业、满意的收入，工作和生活相对稳定；还有部分少数民族青年自主创业，希望复制成功族人的经历来获得事业的成功。
大学生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以及手机成瘾的五个维度均呈正相关关系，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特质焦虑是手机成瘾的危险性因素，即特质焦虑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手机成瘾倾向，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明显：1.不能使用手机时容易出现负性情绪反应，2.手机的使用对使用者有重要意义。而特质焦虑的维度中，负性情绪与手机成瘾以及手机成瘾的五个维度均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近年来，湖北境内城市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的店面商铺越来越多，小城市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的店面商铺也从无到有，逐渐增多，以自营方式就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数量增加，但受雇就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依然占主体。如宜昌有15家新疆烧烤店，9名维吾尔族以自营方式就业，50多名维吾尔族受雇就业；襄阳有28家新疆烧烤店，26名维吾尔族以自营方式就业，60多名维吾尔族受雇就业。调查显示，在城市创业成功、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外出务工经商时间较长，经历丰富，部分第二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父辈的上基础上扩大经营，成为当地行业标杆，如襄阳的新疆阿凡提特色饭店、宜昌的新疆民族团结烧烤等。部分自主创业的青年，由于文化程度低，职业技能缺乏，面临资金、技术、管理等很多困难，创业风险大。创业的失败极易产生努力得不到认可的消极情绪，导致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而由于民族身份，处理不当则会影响民族关系。那些创业成功、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经商人员作为本民族群众的代表，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民族政策及各种扶持措施中的受益更多，而那些底层的务工人员得到的关注较少，边缘化严重，对国家民族政策不清楚，导致他们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存在相当的差异，产生失落感，引起民族心理失衡，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
（五）与城市经济互嵌的广度和深度有限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湖北实现就业创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也能为当地提供各种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如民族特色鲜明的新疆餐饮业，在湖北省已不是维吾尔族独享的行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形成了密切的分工与合作：烧烤所需的羊肉主要由来自河南、甘肃的回族提供；新鲜蔬菜由当地土家族、汉族提供；串羊肉、串蔬菜由当地汉族完成；烧烤所需的木炭由当地汉族提供；最后一个环节“烤”由维吾尔族完成，是各族群众合作完成了这个极具民族特色的食品。而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集体务工人员，与其他民族的工人分工合作，融入企业的生产。如在襄阳市振华创启公司开展劳务合作的新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分布在手机制造车间的各条生产线上，共同完成了手机的组装、检测、包装、运输等一系列工作，商品最后出口国外。在共同生产中，各民族成为伙伴，合作共赢。
源于生活、生产需要的经济依存是建立多民族互嵌社会的内在动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民族特色的生产经营活动丰富了城市文化，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多元选择。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个体餐饮服务业，规模小，经济地位不高，并不是内地居民生活必需品，可替代性很强。这种分布状态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主流社会之间区隔明显，一方面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主流社会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另一方面导致主流社会形成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刻板印象。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现代社会大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有限，所以与湖北省各民族经济互嵌的广度和深度也有限。
三、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主要因素
（一）政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机制不完善
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收入偏低。据薪酬网的调查，武汉市2018年税前平均工资是5649.66元，襄阳是4987.97元，恩施是5640元，宜昌是5111.9元。笔者在调查中得到相关数据，除了少数行业精英收入过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在3000－4500元之间，并没有达到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处于所在城市收入水平的25分位，处于市场的较低端水平，但少数民族经商人员的工资水平并不处在市场最低端水平。《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3331元。[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湖北经商务工收入增加，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相当，由此也可推断出，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农民工比例较高。
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出明显的长期居留的趋势，少数民族服务需求刚性、内部出现分化等时代特征外显，而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制度安排缺乏明确的城市融入路径与规则，不能及时、充分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弱化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束缚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提升。
在国家通用语言的培训过程中，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学习的欲望和热情，渴望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语言能力，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但是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语言学习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新疆维吾尔族经商务工人员的作息时间不方便安排学习，新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羊肉烧烤，一般都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学习时间不好安排；二是新疆维吾尔族经商务工人员的分布呈分散居住的特点，集中学习难度大。这些障碍增加了维吾尔族接受继续教育的难度。
2.举家迁移环节存在制度断裂
“人口流动的特点首先是青壮年独立流出，接着是夫妻两人流出，然后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最后就是整个家搬进来，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规律。”[8]目前，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迁移家庭化的特征不明显，但正向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变，然而举家迁移环节存在断裂。一方面，户籍制度、非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限制使人口自由流动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举家迁徙对教育、住房等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受阻，城市归属感缺失。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孵化缓慢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民族、宗教抱团，内卷化严重，随着社会融入的加深，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组织成立陆续成立，如新疆商会、拉面协会等，这些社会组织规范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行业经营行为，推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服务管理，改善了少数民族内卷化的状态。目前这些社会组织“表现出自发性、地域性、松散性、网聚性以及非正式的特点”[9]，存在规模小，发展动力不足，经费短缺，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面临地位边缘化、发展艰难的困难，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合法经营的支持有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依然面临融入主流社会难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自身的不足
1.受教育水平低，接受继续教育难度大
在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中制定干预性的居住政策，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引导实现多民族互嵌的居住结构；加强社区公共资源建设，以公共资源享用为纽带，吸引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管理，对社区中的资源、事务和话题形成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从而形成对社区和其他群众的共生情感，建立共利共生的生活模式，使多民族公共生活走向良性发展。
以全路幅的摊铺方式为例，施工人员需将摊铺作业的温度控制在150～160℃之间，并控制好纵横接缝部位的余料。
2.生计方式传统化
（3）从提高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角度，综合认为本研究区刺槐+山杏+紫花苜蓿植被恢复模式优于其他植被恢复模式。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主要依托民族文化，从事民族特色鲜明的行业，职业分布单一。就业过度集中于传统领域束缚了少数民族的转型，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大分工中的融入。当社会分工与民族结构发生重叠，反映出特定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遇到阻碍，族际交往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受限，无法形成互嵌的民族关系，影响民族关系的纵深发展。当民族身份成为谋生的资本时，也会刺激民族意识增强，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结构内聚化、生计方式传统化，与内地的主流社会相隔离。
3.自我行为约束意识不强
2.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少数民族融入现代社会大分工
四、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城市民族工作体制机制
政府健全服务管理机制，要抓住民生服务的主线，突出问题导向，增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群众就业创业的信心和本领，破除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和管理体制，明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路径，以福利为引导，增强流动人口的稳定性，建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促进族际之间社会团结与情感，强化基层社会整合功能。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面积3.61km2，现存500多处新老建筑，保留了260处明清传统建筑及遗址，具有江西传统赣式民居建筑风格。流坑村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环境优美，乌江自东南向流经村东、村北，与西面的人工湖——“龙湖”相呼应，将村落环绕其中。自流坑沿乌江而下，两岸香樟掩映，绵延十余里，景色宜人，被誉为“江南第一古樟林”。
1.推进民生财政建设，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生需求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保障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民生问题，围绕民生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人口流入获得足够的财税资金，加强这几个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加快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政府服务管理既要注重少数民族的个人福利，又要注重家庭团聚的需求；既要满足少数民族个体自由流动的愿望，又要增强湖北省地方政府吸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动力，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湖北的归属感。
2.构建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提供免费民族教育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各种意外经常容易发生骨折，骨折患者严重者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患者对于手术本身就比较恐惧，骨折后患者的生活也有了许多不便，手术后还需要配合相应的康复训练，才能加快患者的康复。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降低患者术后的并发症，提高康复速度，我院特对骨科患者进行了临床护理路径，经临床研究发现，相较于常规护理，在骨科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效果极佳。具体的研究分析报告如下。
下一代的教育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未来，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保障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但非义务教育阶段高昂的学费让很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被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2016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流入地城市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跟随父母进城，减少直至消除留守儿童。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关系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稳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政府可参照“内高班”、“西藏班”的形式，在中心城市构建从幼教到小、初、高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实行免费教育，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增强湖北的吸引力，吸纳更多的人口流入湖北，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双赢。
3.福利引导流动人口信息更新管理
我国加强了对流动人口信息的管理，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变更依然滞后，难以实现及时、准确、动态更新，信息资源也尚未实现高度共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政府各部门的信息登记缺乏积极性，被动接受，很少主动上报信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获取存在的障碍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福利引导，将社会福利与流动人口信息登记挂钩。
在全年下滑的态势中，新能源车成为仅有的亮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7.6%，1～11月同比增长68%。
湖北省部分实现“阶梯式”赋权，如清真饮食价格补贴，即对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实施定额补贴。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等地把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纳入了补贴范围，但要求流动人口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一年的时间限定不符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的特点，可以适当减少为6个月。通过福利，吸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动上报人口信息，方便相关部门科学准确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总结少数民族的流动规律。
（二）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
1.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作用
社会组织是群众自我服务和管理的机构，可以缓解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心理焦虑和不适感，为流动人口提供技能帮助、权益维护和法律支援，将矛盾和冲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况。社会组织是调节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润滑器”。“社会组织在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扩展社会资本、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等多方面架起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在服务和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从湖北全省总体情况来看，武汉汉藏文化交流中心、襄阳市涉及少数民族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新疆商会、拉面协会等社会组织，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合法经营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现有的社会组织力量小、发挥的作用有限，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联谊会、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公益社团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化解内部矛盾纠纷。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湖北省之前，主要在民族地区务农，就业准备不足、社会交往层次低等特征明显；进城务工后，面临多元文化的碰撞、城市各项规章管理等问题，自我行为约束性不够，行为欠规范，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湖北是一个重要课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湖北省实现了居住地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并没有融入湖北社会。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规律、行业特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经营户提高经营档次和服务水平，引导其在更广泛的区域活动，帮助他们的生计方式去传统化，实现生计方式的多元化，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参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共生活的能力，融入现代社会的大分工，在社会结构上实现互嵌。
3.增强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的趣味性，提高学员的积极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学习过程会加深对异质文化的理解，进一步造成文化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相互进入或涵化，沿着这种文化交流的路线，民族关系就会在这种浸润中发生改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语言的自由沟通交流是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前提，也是实现真正和谐民族关系的起点。”[12]2018年，湖北各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培训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如何激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性，继续深化学习，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少数民族随迁子女汉语言能力较好的现实，学习方式可以从目前的开班学习集中转变为家庭学习，聘请“家庭小教师”，子女当家长的老师，形成全家一起学的学习氛围；组织各种才艺比赛，检测学习效果，培养学习明星，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三）建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
大量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增进各族群众的感情，有利于各民族成员有机、立体地嵌入在国家公共生活中，有利于多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形成，构建和谐稳定的关系格局。
1.建立公共生活资源享用机制，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完善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机制，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支持、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在湖北学习、就业、生活，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使各民族群众融入湖北，共享湖北发展成果。
2.推动多民族社区建设，营造多民族公共生活空间
“现代社会，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个人或群体参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公共生活的能力。”[10]“城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基本上都是按照教育程度来配置的。”[4]117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农民为主体，受教育水平低、汉语言能力差、职业技能缺乏，在现代城市就业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就业内卷化特征明显，容易自我隔离，导致城市融入难。
注 释：
[1]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 89.html
[2]http://news.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201812/1224 3Y3312018.html
[3]www.sohu.com/a/284707882_162422
[4]李吉和、马冬梅：《流动、调适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
虽然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已经逐渐引入信息化科学技术，但是施工人员与现场管理人员对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形成正确认识。虽然在工程建设中施工人员可以按照要求正确操作计算机相关设备，但是对于计算机信息化技术的作用以及关键认识不够，工作中难免疏漏，严重降低了信息化科学技术的功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2018年4月28日。
做些什么？读了一篇课文，总该知晓它主要写了什么（内容）；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中心）；文章写得怎样，有无值得学习的地方（写作特色）；它是怎么一层层地写下来的（写作思路）；哪些地方不理解，有疑问；哪些属于生字、新词，要查工具书解决；哪些句段值得摘录欣赏。加上文章的作者、体裁，便有了语文预习笔记相对固定的格式：
[6]http://www.ahmhxc.com/tongjigongbao/3647.html
[7]http://www.baike.baidu.com/item/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2545493?fr=aladdin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对于识字学习，是他们的难点也是重点。因为刚上小学的学生还处于孩童阶段，他们好动顽皮，常会注意力不集中，但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识字学习中可能认得快也容易忘记。因此低年级学生的识字教学十分重要。
[8]http://www.sohu.com/a/116564393_452205
[9]方秀云：《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特征、意义、困境及其突破》，《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1期。
[10]http://www.cssn.cn/mzx/201704/t20170427_3502468.shtml
[11]http://www.chinanpo.gov.cn/700104/92490/newswjindex.html
[12]陈海玲：《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交流与民族关系的思考》，《满族研究》，2010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332（2019）03-0087-06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三峡大学区域社会管理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开放项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构建研究”（2018-SDSG-12）。
作者简介： 黄丽（1979－），女，回族，湖南常德人，博士，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民族社会学；徐烈鹏（1990－），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刘冰清
文字校对： 赵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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