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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的存 在。文化政治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来 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政治文化化是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 律体系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行为准则。它 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赖以生成、运转和发展的文化背景。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两代，经历代统治者采用一系列制度设 计建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正如帕森斯所说：“价值系统自身不 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 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 报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文字的出现为春秋战国时期从王官学向诸子学的转变提供了知识上的准备，当孔子作 为复兴殷商的圣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孔子所崇尚的周礼也自然成为后世所遵循的礼仪 规范。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孔子作为天道法则的传授者和阐释 者，理所当然成为“绝地天通”(转引自张荣明著：《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 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之后统治者与天相通的阶梯。因此，只有通 过对孔子的占有才能实现对天道的占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 ，把儒学抬高为官学(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 8页)。一方面，经学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将政治理想、终极价值隐藏在典籍意蕴中， 内化于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政治信仰里；另一方面，又通过“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利禄机 制，使文化的掌握和实际的社会资源结合起来。朝廷官员的选拔随着国家考试制度的指 挥棒由分封制向科举取仕制的转变，意味着士者经世致用的道德使命在政治文化化和文 化政治化共拥的土壤中逐渐发轫出来，政治实践一方面使儒者的人生价值得以展现，另 一方面也使文化的价值拥有了被国家承认的渠道与空间。这样，儒学与政权之间那种天 然的亲和性，便在法典化的过程中被永久的确认下来，随着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 合一”状态的出现，文化政治化也成为中国政治形态中的“政治特色”。
同时，科举制也使皇权和绅权之间达到利益的一致性。“士绅及官僚与皇权之间，既 有服从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又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离开了士绅与官僚的支持，皇权的 统治就无法长久维持。在这种结构中，皇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 士绅及家族组织的关系。沟通这种关系的基本制度化设置是‘科举制’”(李路路、王 奋宁：《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 1页)。当儒学和权力资源、利益资源发生密切关系，成为盖压一切的强势话语时，将儒 学作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便会成为官学和私学的自觉选择。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化 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的功用，他们将政治 教育同功名、权力和利益紧密结合，把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纳入大一统的 轨道。正如清人所说：“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其廪膳，设学院、学 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全才，以供朝廷之用。”(《皇朝掌故 汇编》(内编)，卷四十一)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延续下来的官学和私学是教育的两大体系 。自汉武帝诏令设置太学，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以来，中 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就构成传播儒家学说的中心网络。私学是封建统治阶级借以向社会传 播政治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径。特别是通过刊刻经书、正定经义、通经录用等方式加以积 极引导和扶持，使私学成为传播、灌输、延续儒学的重要渠道。发端于唐、兴盛于宋以 后的书院更是以传授儒家义理之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因此，中国以儒学法典化为核心的家国同构、人治与德治相结合、伦理与法律相混淆 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规约人们行为的常道法则，润物无声地涵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 识。从实质上讲，它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政治文化与封建国家合一的产物。
二 民主：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主题
中国政治文化对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中国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 礼俗教化之内的伦理本位的最大政治治理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的“公”与 “私”是包藏在家国整体利益和血缘姻亲人伦之中彼此构连，并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将 这一观念贯穿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以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民主理念传播、吸收、效 仿为背景，实现民主理想社会构成中国百年思想交锋的核心问题。
中国是在列强的武力逼迫下拉启现代化汽笛的，因此，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性因 素生成的异步性造成的错位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真空”或危机。综观中国近代的现代 化进程，从仿造洋枪洋炮等军事武器装备的“自强”运动到以兴办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 的“自富”活动，主要是在“中体西用”文化心态支配下具体经济层面或器物层面的现 代化。直到19世纪末甲午战败，人们才开始把目光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才有了“戊戌变 法”和“清末新政的废科举”。尽管政治改革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它毕竟颠覆了 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一的制度基础，终结了权力向统治集团蜂拥而至的单一流向。这 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人身依附中挣脱出来的一场“深刻的身份革命”。它一方 面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总体性特征和漫长曲折性；另一方面，随着德性文化与器物文 化交锋中的无奈，在天朝与世界、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相杂的立体空间体系中，一 种新的文化力量正在孕育产生。
但是，西学东渐对民间政治情感资源的开发并不如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奏效。“西学 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并未“为整个社会所认同”(熊月 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2页)。一方面，中国几千 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厚土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得刚绽新绿的思想嫩芽很难把自己 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另一方面，民主的启蒙与大多数中国人文化——心理机制的更 新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一直是两条互不交织的平行线，寻求它们之间的交点并不是近代政 治文化的改观所能容纳得了的。况且，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生存是当时政治的焦点。文 化的先驱首先是为民族的独立而进行革命实践，文化的检讨和批判往往只是作为当时政 治斗争的附属品，是民族斗争宣传工作中的一个子项目。因此，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 改造是沿着御辱救国而不是顺着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之路接纳西学的。伴随着列强的坚 船炮利、声光电化而来的民族革命的突发性和残酷性，决定了这些先驱者的思想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还未来得及发育、成熟，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便在西方文化的刺 激下，带着母体内的养料匆匆忙忙地产生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 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 不废去，即是羼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人民文 学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新与旧的“反复”和“羼杂”交错地出现在中西文化之争 的过程中。这说明，政治文化变迁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作为中介系统的转嫁 ，仅以士绅文人为中介载体从外部“输入”新文化的方式，因其不具有解释上的权威性 和操作上的合法性而不能赋予政治系统以相应的意义。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进行了长期的、多方 面的探索。但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偏差，加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 忽视了系统的、理性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致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走了较长的弯路。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使得社会“最为基本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三大领 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状态的转变”(王南是著：《从领域合一到领 域分离》，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这种变化，一方面使政治文化变迁的思 维模式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和“‘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争。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为各种社会主体的生长和进入现代化轨道开 辟了扩展的空间，为多元社会政治结构的塑造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基点。显然，这意味着 对实质嬗变意义中的传统政治文化既是催化剂，又是严峻的挑战——中国政治文化民主 化历史转折的来临。
以市场化为改革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规则的确立，使国家在多个领域 的作用逐渐隐退，与之相应的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社会实体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利益主体 多元，一个相对独立的以经济利益、价值追求、兴趣爱好等为连接纽带的市民社会也悄 然出现。全球化使人的生活超越了地域与国界的限制，交往的扩大增进了个人经验图式 的可比性，产生了共识与认同，合作与协调的机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冲突和 矛盾，但是，个体化和不在场性实现并促进了多样性、创造性和公共理念的生成。市民 社会的结构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互相证明的，它们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亚 文化群。政治发展的原则必然是动态协同的原则，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必然是建立在差异 的基础之上。政治亚文化的客观存在，使政治文化本身具有了结构上的相异成分，而相 异是张力存在的必要条件，张力的存在则构成政治系统运动的动力机制。在政治文化中 ，政治亚文化的张力与国家这个大系统互耦互动。国家与社会的胶着状态在市场经济的 基础上，由于政治亚文化的张力功能而逐渐消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的基本内涵 越来越成为摆脱了传统羁绊的人们关注和追逐的政治文化亮点。这说明，当代中国政治 文化变迁与近现代政治文化之间有着一脉相承，但其变迁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又迥然 不同的联系性。
三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建设
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民主文化社会化运动。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明，中国在引进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将市 场经济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涵蕴的自主、权 利、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应该是相互融通的。
易言之，民主是一个包括民主制度、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的三维结构。民主制度是显 性的，观念形态的民主理念是隐性的。如果说民主制度架构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外在规 范、一种必要前提、一种重要标识，那末，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所表征的公民在法律规 定范围内表达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自由的变量函数，或者说公民能不能、懂不懂行使民主 权利背后深层次的民主理念级差，亦即公民政治文化的程度问题，则是衡量政治现代化 程度的标尺。政治系统的运作和政治活动的展开，其根基在于政治文化的取向模式，在 于由民众的政治认知、情感及价值观念所交织而成的一种信念体系，否则政治系统本身 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与意义。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到人们思想和活动的系统工程。其中，政治民主化则是根本目 标。因此，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实现，仅停留在理性层面来认识和追求民主是远不够 的，而是要将民主理念内化为公民的人格系统，转化为公民内在的认知、情感、态度及 行为习惯等。所以，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培育与其相适应的民主文化，通过公民政治 参与来体现其接受和认同政治文化的程度。如果没有民主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众缺乏民 主理念的认同，对公共事务活动的冷漠，参与行为的非理性化，缺乏政治宽容和妥协等 ，将会给政府决策及决策的政治行为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 设的核心是民主文化构建问题。
首先，民主理念是构建现代文化的核心。在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民主法治传统几 乎不存在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总是难以摆脱封建主义幽灵的缠绕，它就附着在每 个人的身上，渗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表现在每个人的日常行为方式中。要通过倡导 公民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主理念，极大提高每个公民的现代民主理念和道德素养，造就 社会主义文化所要求的个体主体。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以人为本 ，育人为本。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治运作机制的完善必须与人的现代政治素质的提 高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其最大功效。
其次，积极拓展政治社会化的渠道，提高社会政治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当代政治 文化社会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即新自由主义运用强大而系统的物质设施和组织，通过种种 社会化渠道使资本主义借助经济交往把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加以推广，用 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经济模式作为“世界标准”来“规范”发展中国 家。在这里，我们愿意用马克思的“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4页)——利用全球化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壮大自己，既是当前最明智的选择，也是迎接当代政治文化社会化对我们的影响和挑战的惟一路径。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是公民参与的扩大，而公民参与的扩大仰仗于政治社会化渠道的拓展和完善，依靠政治系统通过有意识的政治教育和训练，提高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公民参与法律意识的基础上，使之对自己的参与行为、后果以及应负责任具有理性审视的能力。
其三，培育和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这是推动政治文明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政治 资源。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政治参与，是指通过和影响公共权威来维护或改变一定的 生产关系，并使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益。也就是说，人们参与政治是出 于现实物质利益的需要，需要产生利益，利益导致政治参与。
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利益群体，但是在大一统单一所有 制形式下抑制了不同的利益追求。而市场经济在造成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群体的同时， 还带来了各种新的群体意识，它“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 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塞缪 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从而产生内聚性、认同感、组织 性和参与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给予社会经济生活广阔的自由空间，要求在政治资源合 理配置基础上增加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动力机制。英格尔斯指 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 ，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 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殷陆君编译 ：《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因此，现代政治运行机制必须重视 和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使这股社会力量转变成为政治体系中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力量来 源和行动方式。
其四，在脱离传统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信任机制。社会信用包括信仰、信任、相 信、置信等，是人们对用以保证他所希望的事情能够出现的组织和个人的观念、心理和 行为的确信。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础根植于复杂社会中人们的各种需要之中。正如派伊指 出的：“发展与现代化的问题，根植于人们对建立更有效的、更具适应性的、更复杂的 和更理性化组织的需要。发展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是否具有建立和维持大规模的、复杂 的、富有弹性的组织形式的能力。”德·朱维内尔说，共同体意味着“信任制度化”， 而且“公共当局的基本功能”，就是“增进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互信感。”(转引自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2、28页)作为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 深蒂固的转型中的国家，发现新的契合理念和方式以防止出现“组织动机的真空”，是 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新的信用机制的建立需要在脱离传统的合理 性基础上重新筹划。它包括植根于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信用理念、规则意识的培育，使 政府与组织通过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兑现它承诺给人民的事项；个人要兑现其职位要求 他的职责以及做人的涵义。旨在保证公平、公正、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在发 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开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境界。
收稿日期：200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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