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论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社会科学之林中，屹立着一门现代中国档案学。作为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吴宝康教授，为了这一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奋斗了一生。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注：本文泛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正是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的核心。
本文将从五个部分加以论述：一，坚实的治学基础；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四，重视运用唯物辩证法；五，马克思主义的好学风。
一、坚实的治学基础
1952年10月25日，吴宝康从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从此走上了高等档案教育工作的岗位”，一干就是40多年。我们把1952年确定为吴宝康走上建设档案学之路的起步点。那么，在起步前，从30年代末到1952年，他在10多年革命斗争生活中，已从理论、政治、实践、文化等方面，为学习与研究档案学打下了良好基础。而随后的近半个世纪，持之以恒的学习，勤勤恳恳的工作以及风风雨雨的磨炼，使他的治学根基日益深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档案学家。
（一）理论
吴宝康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在3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他自己介绍，从1933年到1939年的几年，结合社会谋生，他已经看了不少文艺、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国际形势、社会发展史以及青年自学丛书之类的进步书籍和杂志。给他印象较深的理论著作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以及何干之的《社会发展史论战》。在抗战初期的上海还能看到我们党的出版物，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解放》等刊物。吴宝康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哲学思想方法、世界观、人生观的启蒙作用很大，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知道在身边就有哲学，哲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注：本文所有引文的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论持久战》不仅是一本论述抗日战争的书，而且是一本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吴宝康对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报告会、演讲会、讲座都积极参加。他说“这是入党前的一次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实际上为入党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其实这也是吴宝康走上档案学术生涯的初步思想理论准备。
1939年吴宝康在上海入党后不久，就下乡到无锡、常熟，走上了抗日的烽火前线。紧张的游击战争生活不可能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毕竟比地下党时期的学习环境要好多了，不仅能公开读书，而且结合工作学习，能密切联系实际，收获更大。他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在苏皖区党委机关的整风学习，说这是他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理论学习，收获大，效果好。对于这次学习的成果，他甚至说“是不可磨灭的，使我一生受用”。
他真是受用一生。他始终重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进入档案学的领域以后，他更把学习视野扩展到档案学的研究及其发展上。他满怀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信仰和革命热情，普遍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作了不少读书笔记。即使在“文革”非常时期，身处逆境的他1970年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时，还带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许多书籍，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档案事业必将复兴”。1986年他在《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文中，一方面指出学术理论研究中有不同意见，互相争鸣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又提出通过学术讨论寻求共同认识和真理，建设科学的档案学，认为“首要的问题就要大家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理论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吴宝康强调“有必要在档案学术界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问题，特别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二）政治
吴宝康1939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 他“学着以党的立场、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世界的一切”。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长期磨炼，他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党性修养趋于完善。这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一生的工作精神、治学态度、待人处事与思想作风。
1986年吴宝康有一次作关于档案系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讲话，题目为《树立为档案事业奋斗一辈子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档案工作是国家建设、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应在自己的具体档案岗位上努力奋斗。这就是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革命理想和我们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档案这项工作，那么我们就要把档案事业、档案工作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我们青年同志很多，要把马克思的事业心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这是吴宝康对青年同志的殷切期望，其实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不求当官”，甘当无名英雄的品德，在吴宝康身上是很突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各项工作处于恢复和发展之中。1978年吴宝康积极呼吁恢复国家档案局，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建立档案学研究所。当年，档案系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而恢复；次年，国家档案局也正式恢复。时任档案局领导的曾三同志和张中同志先后对吴宝康同志说，有人建议调你到国家档案局工作。吴宝康都表示“从工作考虑，还是继续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好，我不求当官，只求能真正做好助手，就心安理得了”。吴宝康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在“文革”中，造反派贴大字报，称曾三、裴桐、吴宝康为档案界的“三家村”，这从反面印证了吴宝康的“助手”作用。吴宝康对他长期当档案系系主任、当助手很心安理得。他说“主任也是官，但也可以说不一定就是官，只是一个组织的头头而已。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所高等学校后，即使是系主任，我看也不是什么官，在几十年的担任系主任的工作努力中，自然可能逐渐向着成为一个教授和学者的方向发展了。到中国人民大学来工作，也许是我历史的一个良好的必然归宿”。看来，不求当官是吴宝康成长为一位著名教授、学者，并在档案学领域内颇有建树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宝康还有一股自称为“倔强劲”的斗争精神。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建设档案专业的40多年，也许可说我是尝够了人生甜、酸、苦、辣的种种味道。有赞颂你的、有夸扬你的，也有来自内外的贬低你、怀疑你、轻蔑你、讥讽你、遗忘你的，甚至取消你、搞垮你、否定你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提高了自己的认识和斗争精神，也反映了我的个性和脾气。我一定要执着地坚持下去！我非把它建成一个专业一门科学不可！”他在任何曲折的时期，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说“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终将决定档案学是有生命力的。信念的力量来源于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以及自己的提高到了理性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了我这人的个性脾气，我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倔强劲，也许我也不会来搞档案工作，更不会搞档案工作一搞就搞了40多年。”
吴宝康那种受了委屈仍能毫无怨言地为党工作的精神，也是值得一书的。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参加人大师生干部掀起的复校、复系活动，尤其是为恢复历史档案系多方奔走，努力工作。针对有些人对一度停办人大档案系的不理解，他吐露了当时的思想。他说：“那时我是这样想的，妈也有错打小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像妈错打了孩子一顿，现在党已经为此平反道歉，还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呢！所以我仍毫无怨言地为党工作。”他不仅对党如此，而且对同志也是如此，在遇到种种不公正对待与批判时，他竟认为“这未必是对人，而往往是对事的”。吴宝康在待人处事上既坚持原则，又十分宽厚的个人性格，使他在学术生涯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风。
（三）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宝康先后任苏常太地区中共东路特委大众报馆编辑主任兼《江南》编辑，江南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社长；镇（江）丹（阳）地区前进报社社长；新四军六师东进报社部队版编辑、六师政治部宣传干事与调查研究室主任；茅山地委、苏皖区党委、苏浙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华东局组织部巡视团团员，大众日报社编辑、研究员，研究部副主任、主任。全国解放初期，先后任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秘书、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档案科科长、编辑研究科科长、副处长兼档案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这10多年的实际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新闻报刊工作，二是调查研究工作，三是秘书档案工作。吴宝康在报刊编辑与调查研究的长期实践活动中，不仅提高了党的政策思想与理论水平，而且初步积累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与功力。至于后四年的秘书、资料与档案工作获得的一些感性知识，对于进入档案学的大门也是十分宝贵的。也许他还具有档案方面的天生才能，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重视书报、材料、日记与个人档案的保管与利用。
更为重要的是，吴宝康专门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后，始终没有离开实际工作，主要是档案业务与档案教育工作。他在1954—1959年，在人民大学教书的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负责中央档案馆筹备工作的三处副处长。几十年的档案教育生涯，可说是吴宝康档案学思想的温床。
（四）文化
一个只上过初中，中学门没有出、大学门没有进的人，吴宝康依靠几十年的自学弥补了在文化基础上的缺陷。在入党前，参加了上海职业补习学校举办的各种讲座，勤奋学习。特别是入党后，他在担任新闻报刊、调查研究与档案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增长了文化知识，提高了写作能力。
吴宝康曾经说：“我一生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属于文化、教育、科学性质的工作范畴。除非自己根本不努力，长期在这样的性质和范畴中工作，总该培育成人的。”问题在于他很努力，既勤奋工作，又刻苦学习，加上党的教育培养，使他在理论、政治、实践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治学基础。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吴宝康学术生涯与治学态度的根本特点。综观40多年的历史，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吴宝康的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也经历着一个起步、自立与成熟的发展过程。
（一）起步
1952年至1957年，是吴宝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全局来说，党中央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号召，当时苏联政府派了大批专家来我国帮助工作。我国档案界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要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经验与档案学理论。苏联档案学理论是从苏联档案工作的长期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学习苏联经验与理论，在当时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这一阶段，吴宝康积极投身学习与宣传苏联的档案学理论，整顿与改革档案工作，并撰文提出“必须注意克服两种思想倾向，即保守思想与冒进思想。”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法就是必须把苏联档案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不是教条搬用。我们应该结合我国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改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很重视档案工作，都很关心并珍视历史文件。吴宝康从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言行的学习与研究中得到启示，得到支持。从这一时期吴宝康的有关研究可以看出，吴宝康在跨入档案学大门之初，已经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与工作。
（二）自立
1958年至1966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立阶段，其特点这种指导是独立自主地实现的。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犯了“左”倾的错误，对当时的档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宝康曾经说：“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事业建设的初期，在学习和借鉴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和经验中，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现象。然而在党的领导下，这个现象早在50年代后期，已基本克服，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进入了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化的过程，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学习苏联到走中国化的道路，以至独立自主地直接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我国档案界的整个面貌，必然影响着吴宝康。进入新的阶段以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宣传档案工作必须执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并突出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重要性。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首次编写与出版了“作为树立中国新档案学理论的一个初步尝试”的《档案学基础》一书。吴宝康以十分喜悦的心情为这本书写了绪论，强调指出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档案工作才能取得显著成就与发展，开始创建的中国化的档案理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档案学。他认为旧档案学“严格地说，还不能称得起是科学形态的、周密而系统的理论”，并强调指出，“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于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解释，这样的理论才可以说是真正的科学的档案学”。又说：“档案工作的基本经验有力地证明，档案工作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成就和迅速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吴宝康在谈到进一步发展档案学理论时说：“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档案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创造了许多经验和方法。必须把这些丰富的新创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提高到理论，来充实档案学的内容，并把档案学的水平提高一步。”“创立一套以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新档案学理论的任务是巨大的”。“中国化的档案学理论还正在创建”。
正当我国的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理论逐步向前发展时，却遇到了十年“文革”动乱的大破坏。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后，随着我国科学“春天”的到来，档案学才继续健康地而且是全面地发展起来。
（三）成熟
1978年至1997年这20年，是吴宝康学术生涯的成熟阶段。20年的历史证明，他在参加创建与发展我国现代档案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并十分重视与应用邓小平理论，使中国化的档案学一步步走向成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坚持”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全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被迫停办12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终于恢复了，全系师生即展开了复系后的繁重工作，并于第二年5 月召开了一次由老中青三代700多名档案工作者参加的科学讨论会。 吴宝康在会上作了题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的开幕词。他说“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是指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动机器，实事求是，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要敢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表明吴宝康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开始，便把档案学的发展放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全盘肯定与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两种错误倾向，《决议》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功过及其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同年，吴宝康在江西省档案学会成立大会与河南省档案学术报告会的讲话中，根据《决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提出档案界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两篇著名著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说这“对于我们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档案学理论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而其中的精髓就是毛泽东关于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调查研究、占有材料、分析综合的作风。
1983年，党的十二大结束后不久，出版了《邓小平文选》。这立即引起了吴宝康的重视。他在为《档案工作》创刊三十周年写的《我的祝贺》中写到：“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我希望《档案工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倡导和组织全国档案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发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两个重要题词。吴宝康对两个题词极为重视，并从中吸取新的认识。关于三个面向的题词，吴宝康说“它为我们提供和指明了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的新角度和新出发点”；“我们认识问题，考虑问题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下三个‘面向’。这样我们就能把问题考虑得宽广一点，不至于总是束缚在一个小圈子里”。
关于“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题词，吴宝康讲得更多了，一直讲了十多年。题词发表的第二年即1985年，他就提出要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的题词，“把题词所体现的思想，作为对当前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指导思想”。1986年他说，档案是一种信息资源，现在有这样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要“充分认识档案和档案工作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又说，题词“已经成为我们从事国家档案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题词精神指导下“我国的档案事业、档案工作将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88年他提出应把题词的指导思想“作为档案工作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标记”，这个新阶段就是从传统的档案管理向信息管理发展的阶段。1992年，他说“我历来认为在此新时期中，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必将是当今我国档案事业建设和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95年他说，题词“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即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这也就是当今时代条件下，摆在我们档案馆面前的主要任务和中心任务”。
邓小平理论与两个题词，给了吴宝康巨大力量。他胸怀马克思主义的指针，展开双翅，在我国档案学的天地里自由飞翔。这20年，不仅是吴宝康学术生涯的成熟阶段， 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工作的丰收时期。 1982年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985年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与《档案学词典》，1986年重版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988年出版的《档案学概论》、《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以及《当代中国档案学论》、1991年的《档案学简明教程》，1994年的《档案学词典》，1997年的《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等10部专著与文集，就是他整个治学生涯特别是近20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当然，在档案学领域内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道路不是平坦的。吴宝康在党中央关于反“左”防右精神的指引下，对那种企图取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990年一位青年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档案学指导思想要从恢复传统变为“多元取向”的主张。关于“传统”，吴宝康评论说，“这种把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档案学贬为传统档案学，否定传统、贬低传统的倾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档案学领域中的侵蚀和反映。”至于“多元取向”，他断然指出“如果从指导思想上来说，这是不行的。”如果只是指吸收相关学科的有关内容是可以的，但吴宝康强调指出近些年来档案学发展得到的重要成果不是来自“多元取向”，“而应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吸取和引用信息论的有关原理和知识，丰富和发展档案学的结果”。经过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和国际范围的政治风波，1992年吴宝康说：“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形势下，高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尤为重要。档案学院一定要成为在档案界的高举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强阵地。”
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的高潮。吴宝康说：“当前更要认真学习和全面理解并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一切对我有用的档案工作经验和档案科学理论，为建设和发展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档案科学而努力。”1993年又说：“出路就在于以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南巡讲话与十四大精神为指导，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建设、发展和改革新中国的档案事业。”
经过档案界和档案学界20年的集体努力，一门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档案学终于建设起来。1993年，吴宝康在谈到这门学科的建设经验时写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档案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国家档案事业建设实践为基础的，它继承了历史遗产，借鉴了外国经验，吸取了相关学科的知识，在曲折发展的道路上，按照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它的建设经验总结。”
1993年6月26日，在《祝〈档案工作〉创刊40周年》的发言中， 吴宝康殷切期望档案界能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学会解决问题，明辨是非与正确掌握反“左”防右的磨炼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执行者”。吴宝康这一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对于档案界的中青年同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吴宝康学术生涯取得的丰硕成果，从根本上来源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那么贯彻这种指导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1990年他曾经概要地说过：“既然建设新中国的档案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那么首要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联系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得出科学的认识和阐述。”本文后续部分将从认识论、方法论与学风等三个主要方面回顾并分析吴宝康的治学之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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