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殊原因及对策_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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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我国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特点和机理与80年代相比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和竞争的不充分性,因而治理通货膨胀应本着坚定、逐步和稳定的方针,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关键词 通货膨胀,成因,市场机制,对策

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涨,而通货膨胀率,就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幅度。依照这一定义,最近发生了3次大的价格波动(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10年来我国共发生的通货膨胀与80年代相比,具有明显的增长与通胀异步甚至反向运动的趋势,尤其是自1993年第二季度开始,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至1994年第二季度,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993年第二季度的27.2%降至18%,而零售物价指数则由12%上升到20%,连续4个季度的反向运动,大大超过了80年代以来的时滞。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新的特点的出现,使理论界对本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及治理办法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出现了许多大相径庭的看法。本文试图从一种因素分析的角度入手,探讨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殊成因及治理对策。

一、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殊成因

(一)需求扩张与通货膨胀

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通货膨胀多数是由于需求过度引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需求扩张会始终发挥着同样的作用。1988年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可以说主要是由于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但在最近两年发生的通货膨胀中,需求扩张的作用却明显下降。有关资料显示,近两年我国的有效总需求始终低于实际总供给,更没有超过潜在总供给。1993年,我国GNP增长13.4%,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长21.1%,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6.4%,新增库存仍然在1000亿元以上。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6%,其中轻工业生产增长19.9%,在总量上显然是供大于求。①1993年除个别月份出现过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外,全年的投资品基本也是供大于求。在生活资料方面,似乎也很难说出哪几种商品供不应求。

在总需求中,消费需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15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民收入,特别是居民的货币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形成了巨大的消费能力,进而形成价格上涨的压力。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1)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拉大,形成了多层次的需求格局。而且,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由于国家产业政策、价格因素和行业自身发展特点的差异,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标准差计算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综合差异已由1978年的84.1元增加到1991年的359.2元。如果说8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单一与同步型增长的特点(例如对彩电、冰箱等的排浪式需求),那么到了90年代,由于家电等已基本趋于市场饱和,居民消费转为多元与分层增长的态势,因而不同收入阶层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在同一时点同时过热的可能性非常小,这种在80年代曾为经济发展主要障碍的消费需求扩张引致的通货膨胀在当前已大为弱化。

(2)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总体上抑制了消费扩张(见表1②)。

表1 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倾向递减

年份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消费倾向0.94 0.76 0.86 0.90 0.99 0.87 0.80 0.81 0.87 0.81

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表明在一般消费品饱和后,对新的诸如住房、汽车的消费普遍存在着收入门槛。这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来自消费不足的约束,又抑制了收入增加向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也许有人会说,需求之所以没有过度扩张,是因为1993年6月采取了一揽子宏观政策性措施的缘故。诚然,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总体上是必要的,在效果上也是积极的,但问题在于在此之前,尤其是在此之后,价格总水平始终是上升的。这种现象用我们过去获得的通货膨胀经验去分析、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今天我国面对的通货膨胀已发生了转型,它已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以需求拉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但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些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企业的产供销基本已由企业自主决定,国民经济中非国有制经济已达60%以上,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NP)已超过了50%(按现行汇率计算)。

当然,需求扩张虽不是现阶段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但它依然是一种必要条件,因为现阶段通货膨胀的产生确实与需求回升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这种通货膨胀已不再是主要由于需求过度扩张造成而已。

(二)投资扩张与通货膨胀

投资规模扩大,有利于安排就业、消除贫困、推动经济增长,它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现行投资体制下,投资效益主要归于地方和企业,而投资风险主要留给国家,因而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自然都有着争投资、上项目的积极性。庞大的投资规模,导致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工业生产全面紧张,供不应求,这是导致长期以来我国投资规模失控、通货膨胀加剧的重要原因。然而,分析最近发生的通货膨胀,上述“瓶颈”约束虽然依然存在,但它的影响程度却明显低于过去经济高涨时期。1988年钢铁、化工原料全面紧张,而且持续到1989年上半年,煤炭、石油、电力普遍短缺;交通运输和通信也不堪重负。而1993年,原材料在总量上供求基本平衡,只是上半年由于进口不及时,出现了钢材等产品价格暴涨,而下半年又出现了库存积压现象;煤炭市场平衡;石油则在下半年出现较严重的供过于求;电力供应在多数地区也没有发生经常性的“拉闸”现象。虽然铁路运输没有多大改观,但公路运输发展很快,货运、客运分别增长11.2%和12.2%,航空运输分别增长22.4%和26.9%。③通信业业务和设施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增长了50%。1993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29亿元,比上年增长50.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工作量只增长22%。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最近一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归结于投资规模的扩张。

经过80年代排浪式投资的推动,90年代投资需求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追求产业升级,加速发展重化工业与基础设施已成为90年代投资扩张的新特点,并且由于这种投资初始规模的大幅度提高与周期的延长,对价格上涨的压力将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2)投机性投资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由于以汽车、住房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着难以迅速超越的资金、技术门槛和居民收入门槛,制造业缺乏高盈利对投资的吸引;居民消费的阶段性饱和与储蓄的增加,使过剩资金大量涌入证券、房地产等市场,形成过度投机、价格暴涨的泡沫经济。以房地产为例,1993年社会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在1000-2000亿之间,仅未售出的商品房积压资金就达500亿元(按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④。再加上各种商品交易所和期货的迅速发展(大约也有近1000亿元投机资本),而规则不健全,更助长了投机活动的猖镢。例如1993年粮食价格就由于投机哄抬发生了暴涨风潮,一些地区的粮食价格猛升30%-50%。再看股票市场,到1993年底,全国股份制企业累计已达1.3万家,股本总额共2086.32亿元,股东人数有2800万人。1993年全年A股股票市价总值13.27兆亿。⑤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换手率为50%左右,素有投机市场之称的香港股市换手率也不超过135%,而我国深圳和上海股市1993年1-11月的换手率分别为220%和250%,大约有1000亿元投机资本在炒股票和证券。⑥粗略估计,全国约有3000亿元投机资本。若其中1/10是以游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有300亿元投机资本随时可能冲击市场,兴风作浪,使我国经济中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三)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但从货币供应增加到引起物价全面上涨的传导环节十分复杂,仅仅通过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简单比较还不足以找到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若以1985-1993年为样本,便可以看到,我国的货币供应年增长率与年GNP增长率相比,始终是超速增长,但与通货膨胀率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见表2⑦)。

该表显示,从1986年到1992年,M[,2]年增长率均比当年GNP增长率大15个百分点左右。M[,0]和M[,1]的年增长率更是毫无规则。而另一方面,若用M[,2]/GNP表示经济货币化程度,则其系数从1985年的60.75%上升到1992年的105.9%,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了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的闸门,造成实际货币需求余额的迅速增长,吸纳了大量的货币供应。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对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材料进行了分析,从中得出结论:在经济起飞时期,由于经济持续货币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两倍于经济的成长速度是正常的。⑧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化程度和价格扭曲比较严重,现阶段经济中货币化因素的影响作用要比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更为强烈。因而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货币供应带有满足经济交往需要的性质,不构成通货膨胀的因素。

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需流通手段的补充固然不能成为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毕竟为通货膨胀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这是因为:

(1)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其发行量的增减波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流动性偏好的变化。1992年下半年以后,流通中现金增长率提高很快,该增长率1990年为12.8%,1991年底为20.2%,1992年6月底升高到25.4%,年底再升至36.4%,1993年6月底升为多年来的最高点54.1%。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量在1988年出现过705.6亿元的高峰,此后在1989-1991年,随着公众流动性偏好的下降,发行量也较低,分别为234.4、316.2和548.1亿元,而1992年则陡升至1238.2亿元,1993年竟超过1500亿元。⑨现金发行量虽不能正确代表货币供应量,但经验表明,它是监测通货膨胀及经济活动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所反映的是货币持有人流动性偏好的变化。我们在1992年下半年观察到现金发行量陡增的现象后,便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报出1993年通货膨胀率将急剧升高的趋势。

(2)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走向成熟,货币膨胀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而通货膨胀则呈加速状态。1978-1993年工业企业生产贷款增加17.2倍,1985-1993年固定资产贷款增加7.3倍,都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但企业平均负债率达70%以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企业负债率更高,如深圳市的企业平均负债率为83%。⑩90年代初,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和缓解市场疲软,国家银行、信用社向生产、流通等环节相继投入了大量货币,这样做尽管刺激了生产增长,但市场销售并未明显改观,工业经济效益没有实质性提高,而物价却居高不下。

(3)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和金融双轨深化,加剧了判断宏观形势和加强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就主要表现为基础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从1985年到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资产增长了3.9倍,其中外汇款增加8.4倍,财政借款增加6.8倍,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增加3.4倍(见表3(11))。

表3 中国人民银行3项主要资产的增加

(单位:亿元人民币)

1985年 1993年

外汇占款 93.1

875.5

财政借款 275.1 1582.1

对金融机构贷款

2248.6 9860.2

从这3种基础货币供应的渠道看,前两项的内生性更为明显,它们表现为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压力是中央银行不能控制的。就第三项而言,主要安排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农副产品收购、国有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等方面的贷款,也是难以控制的。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银行滞留结算资金的现象屡屡出现,以及企业为逃避信贷紧缩的影响,现金结算和直接融资大量出现并迅速增加,使中国货币金融出现明显的双轨制,并呈加深趋势。在此特定条件下,货币供应难以成为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

由上可见,现阶段我国通贷膨胀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过去曾认为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需求膨胀以及投资扩张、货币供应过量,现在这些因素虽然仍在影响我国经济,但其特征已明显与以往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各种基本因素已发生了变化。这些基本因素在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存在,表现在:(1)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收支规模、结构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2)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因而经济生活中将始终存在投资规模扩大的压力和动力;(3)工业化的进程,引起农村的生产方式以及各种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存在着不断货币化的倾向;(4)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全社会经济活动(不论是宏观调控手段,还是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并且仍在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5)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实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因素与“市场”因素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将长期存在着双轨并存现象,这种“双轨制”将由计划双轨、价格双轨逐步深化为金融双轨。

上述基本因素的存在,规定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道。而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的每次波动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传导机制。分析目前这轮通货膨胀,我们更可以看到下列事实:

(1)收入攀比机制、工资侵蚀利润机制的作用不容低估。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由于传统的直接控制削弱后,新的制衡机制尚不健全,职工收入持续大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据统计,国有企业工资性支出已连续两年达到30%左右。本来这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持续发生的,因为它意味着企业的自我破产,但在我国却已成为国有企业的常态。另一方面,工资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出台后,往往引发国有部门工资水平的普遍上升。众所周知,“按劳分配”是我们一贯遵循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往往被简单地体现为按劳动付出多少取得收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企业职工的分配,应是按照企业经营好坏来进行的,这样,按劳分配与市场原则就发生了矛盾。如果认为,劳动尤其是职工的劳动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事情,不管企业效益如何,职工的活劳动付出都是一样,这样就形成相互攀比的分配机制:效益好的企业要求收入与利润挂钩,效益不好的企业要求收入与工时挂钩,从而默认了低效率企业至少获得平均收入水平的合理性。在过去10多年里,工资性成本增长一直是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过去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很低。但在现阶段,工资性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作用却愈来愈大。

(2)扭曲的财政金融体制,不断转移和释放通货膨胀压力。近些年来,国家财政收入逐年下降,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加剧,亏损补贴更使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失衡补偿,不外乎两条途径,要么通过银行透支(扩大即期基础货币),要么举债(扩大远期基础货币)。而这两种补偿措施,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只不过在时间上早晚不同而已。

此外,银行尚未从旧体制中冲杀出来。在宏观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常用的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仍难以起主导调节作用,在微观上,企业不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利益主体、银行所提供的贷款通常被看作是政府对企业承担的义务,负债后没有压力,对贷款利率变化反应迟钝,形成无限的信贷需求。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国有企业资金陷阱”。这样,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和财政失衡对货币供应的转嫁,都导致了银行货币的被动拉出。当这种被动拉出的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时,中央政府要么以默许价格上涨来释放通货膨胀压力,要么采取一贯采用的规模控制等强列的行政手段来恢复平衡。

(3)社会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1980和1985年的通货膨胀中,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表现为非经验和非理性预期。政府调价决定一旦公布,公众心理恐慌,反应强烈。当时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为6%和8.8%,与近年的通货膨胀相比较,物价指数不算很高,但却引发了城市居民的抢购风潮。经过以后几年对市场价格升降波动的认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已表现出相当的成熟性,但通货膨胀预期确实已成为决定消费需求和零售物价趋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例如,1993年底,为了解决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问题,政府宣布将在1994年提高主要农产品的合同定购价格。这一决策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却又引起了消费者和粮食企业的预期变化。一些地方粮食企业抢先大幅度抬高粮食销售价格,从而引发了消费者对粮食的抢购,致使一系列商品的价格联带上升,并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以致到了1994年第一季度,零售物价指数竟猛升到20.1%的高水平。一般说来,通货膨胀预期高,实质利率为负利率,消费支出和物价继续攀高;通货膨胀预期低,实质利率为正利率,消费支出正常,通货膨胀率回落。

(4)市场汇率的盲目波动猛烈地推动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进口商品的价值量已占GNP1/4左右。由于牌价外汇的比重逐年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受调剂市场汇率的影响作用很大。1993年初调剂市场汇率只有6.8元/1美元,而在1993年曾一度达到甚至超过了10元/1美元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受国内盲目预期和境外新闻媒价的影响,加之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信息有误,认为汇率上涨是因为国内经济回升,外汇市场供求失衡,结果更加剧了对外汇的盲目抢购。后来中央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使市场汇价有所回落。但由于价格具有刚性,一些进口产品的价格虽有下降,但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5)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和谋取暴利行为产生利润推动型通货膨胀。我国改革的渐进方式以及双轨制的存在,为价格投机提供了巨大空间。表现为:其一,由于市场秩序不健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措施不力,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价格欺诈行为甚为普遍,一些经营单位缺乏自律意识,随意提高价格,特别是一些政企不分的机构,利用权力影响,造成局部市场垄断,借以谋取暴利;其二,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投机成功的示范效应,使广大居民超过收入门槛,迈入新的消费层次的冲动十分强烈。其三,税制改革中卖方共同转嫁负担的行为也明显地推动了价格总水平的上升。首先是营业税税率从3%提高到5%,由于缺乏必要的预防措施,卖方有可能自动结盟,共同提高价格,另外,今年年初实行新的增值税制,经营者由于误解或由于明知故犯,又一次纷纷提高价格;可见,市场的不完全性与高额收入的心理预期,使不正当竞争、牟取暴利行为普遍出现,引发了利润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如果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作一简单的概括,可以说问题主要在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和竞争的不充分性。这恰恰说明了改革的迫切性,而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当然,竞争的充分性是相对的,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达不到完全的充分竞争状态,但问题是人们往往对竞争的不充分性估计不足,认识不清,甚至把它当作了既定的改革前提。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和建议

根据前文对现阶段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拟应采取的对策是:在不忽视需求管理的同时,针对各种不同的因素(如成本、预期、投机等)采取相应的化解或抑制措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改善经济结构,缓解“瓶颈”制约。

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完全转轨,即造成通货膨胀的某些深层原因难以很快消除,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应作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来抓。总的来说,应采取“坚定、逐步、稳定”的方针。所谓“坚定”,就是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态度要鲜明,立场要坚定。尽管通货膨胀对各行为主体都是一种风险和损失,但如果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上决心不大,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下降,难以形成正确的通货膨胀预期。

所谓“逐步”,是指政府治理通货膨胀,不能“急刹车”,而应“软着陆”。过去几次通货膨胀,我们都是采取财政信贷“双紧”的方式治理的,这是一种急刹车方式,大致用了两年时间就拉下了通货膨胀。特别是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效,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目前这轮通货膨胀,是在传统的计划产品型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市场经济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由于经济背景不同,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不一定有效,故不能采取急刹车方式。其理由是其一,正在建设的四大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均还刚刚起步且十分脆弱,经受不起较大的打击;其二,目前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经济滑坡,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顺利进行,甚至可能导致大倒退;其三,国有企业本来就面临效益低下问题(去年1月份,国有制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仅为2.9%,远远低于19.9%的工业增长速度)(12),如果采取急刹车方式,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国有企业,而拖垮了国有企业,实际上也就拖垮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并且这对下一步企业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显然不利。其四,我国经济大滑坡,也不利于吸引外资,等于又一次错过发展机会。如果能够争取用3年时间把通货膨胀率降至10%以内,再用一段时间(例如10年)不断加以改善和巩固,就能避免经济大滑坡。

所谓“稳定”,是指政策应分步出台,逐步调整,政策力度要均匀和稳定。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防止不确定性因素兴风作浪,避免过强的政策冲击及意料不到的副作用。

针对现阶段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应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政府的政策性宣传和引导,影响和改变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坚决打击垄断性涨价、牟取暴利和价格欺诈行为

政府坚定而明确的表态,能够使居民对未来价格变动保持稳定的预期,从而稳定其边际消费倾向,使消费支出保持正常。政府应及时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经常宣传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国际收支的背景,克服盲目抢购和投机、欺诈现象;要认真总结过去两年的经验教训,在价格改革、税制改革实施前和实施中广泛宣传,查处各种形式的搭车涨价、哄抬物价的行为,动员消费者和全社会抵制转嫁负担的谋利倾向。

2.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建立企业贷款硬约束机制

对于国有经济的债务必须进行彻底重组,消除呆坏帐债权债务因素,一部分债权可转变为股权。在严格评估核定企业净资产的前提下,鼓励企业采取破产、兼并、拍卖、合资和实行公司制度等多种改造程序。

3.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性

应大力宣传和严格执行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使中央银行有能力和权威抵制地方政府及其他部委的贷款肩需求和压力;尽快推出公开市场业务,取消商业银行在银行超额储备存款利息,严格控制中央银行贷款的投放,积极推进利率改革,在数月后通货膨胀率回降之时,及时降低利率,使最终需求转上正常增长的轨道,并引导生产朝目标增长率靠近。

4.改革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

国家应充分考虑利用国际交换弥补国内结构性生产不足的现实可能性,但进口计划要有更大的前瞻性和灵活性,避免某些物资进口不足或进口过度;要从有限制的条件起步,逐步消除外汇黑市,实现经常帐户的全部可兑换。

5.坚决抵制工资收入指数化的要求

工资指数化,即要求名义工资随物价上升而上升。这样做只能使个人名义收入与物价相互牵动上升,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6.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加快支柱产业发展,全面扩展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与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相配合。当前应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交通和通信改革,以增强这些领域的竞争性,提高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比重,促使居民提高储蓄倾向,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7.加快发育资本市场,进一步利用国际金融市场

对于已列入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应鼓励其通过规范化发行可流通企业债的方式融资,使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投资基金,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要扩大国际融资规模,争取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要在重视国内企业股票在海外上市的同时,积极扩大国内优秀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债券形式筹集资金。

8.加快价格立法工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价格管理要逐步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要抓紧制订《价格法》,各地区也应结合本地实际,在反暴利、反价格欺诈和加强收费管理等方面,尽快制订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管理法规。

本文于1994年11月收到。作者系本校特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Special Causes of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hina's Infl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Peng Yan

Abstract Owing to the changes in various basic factors whichinfluence the economic operation,the current inflation in China hassome obvious difference from that in'80s in terms of characteistics andoperational mechanism.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the present inflationlie in the unhealthy market system and the insufficient competition.Therefore,a firm,gradual and stable policy should be adopted incoping with inflation while taking workable effective measures.

Key words inflation,cause,market system,counter-measures

注释:

①《经济信息资料》,1994年第10期。

②《中国经济年鉴》,1988年,1993年。

③《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④⑤⑥《金融研究》,1993年合订本。

⑦⑧⑨(11)《中国人民银行年报》,1991年,1993年。

⑩《中国金融展望》,1994年,中文版。

(12)《经济日报》,199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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