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张有弛：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有张有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到1954年至1955年春的台海危机，从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及随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58年下半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关系经历了缓和—紧张—又缓和—又紧张的过程。两次缓和都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而两次紧张都是由于台湾问题。但即使在危机时期，双方领导人都是谨慎地避免任何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结束了两个阵营之间的第一次军事较量。战争的结果表明谁也不能最后战胜谁。抗美援朝战争对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巩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国毕竟为这场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资源。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国政府迫切需要为经济建设寻求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1954年9月，美国与英、法等七国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的设想很明确，条约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公开侵略”，目的在于“警告中国，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用于对付在东南亚发生的任何公然侵略行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继续谋求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并且对其盟国英国、日本的对华贸易也加以严格限制。中国采取一系列步骤打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中美关系而言，在1954年到1958年间也是有张有弛，缓和与紧张交替出现。
一、日内瓦会议
朝鲜战争后，仍在进行中的印支战争成了中美双方考虑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紧迫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国把东南亚定为亚洲大陆遏制线的主要环节，用国务院远东司的话说，美国要“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1）]。1950年到1953年间，美国不断增加外交声援和物质援助来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1954年4月，法国在印支的情势非常紧急，它要求美国派轰炸机进攻包围奠边府的越盟部队。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为，如果英国赞同与美国联合，而法国也同意坚持，三个西方大国就可联合其他国家在印支反对共产党的地面部队，就象派联合国军队干涉朝鲜战争一样。自然，这要冒中国从华南基地派陆军进入印支的风险，但杜勒斯甘愿冒这个险。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也表示同意，他认为印支的地位就象多米诺牌中的一张牌，如果印支倒下来，东南亚的其他地方也会跟着倒下来。但是英国不同意进行新的战争冒险的主张，杜勒斯一时束手无策。[（2）]
中国在确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总方针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的可能干涉及由此而来的中美再次冲突。中国方面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中苏两国援助下经过数年的抗法斗争，逐渐扭转劣势，转入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战场上已占压倒优势。如果法国果真打不下去，美军介入战争，中国又将被迫以“志愿军”名义出兵参战。可是由于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恶劣，出兵印支要比出兵朝鲜困难得多。在越南再打一仗，也势必大大影响国内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因此，中国对日内瓦会议的总构想是：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力求印支问题和平解决，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3）]
为了取得会议成功，首先需要统一我方的思想，协调我方的步骤。在这方面，周恩来的工作首先是说服越南代表团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印支问题的中心是法越临时军事分界线的划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认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若对方不同意普选时再考虑南北划界。周恩来则认为，若就地停火，那么尚在敌人手中的红河三角洲、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就无调整可能，而且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全越南也不应抱过高期望，即使将来形势好转能实现普选，也应该首先占稳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不然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被敌人挤掉了，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未能在交换中得到加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不利的。在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又在7月3日至5日在广西柳州与胡志明主席举行了8次会议，就当时亚洲和世界形势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胡志明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即力争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达成妥协，把战争停下来。越南劳动党并以“七·五文件”的形式向在日内瓦的范文同发出指示。7月10日，周恩来在从北京返回日内瓦的途中在莫斯科逗留，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苏联领导人也认为，当时美国正极力拉拢法国的主战派，对孟戴斯—弗朗斯（Mondes-France）施加压力，企图破坏日内瓦会议；如果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坚持孟戴斯—弗朗斯政府难以接受的要求，则易使美国有机可乘，法国主战派势力又会抬头，一旦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垮台，对解决印支问题不利，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不利。[（4）]7月12日，周恩来回到日内瓦，当晚，他以越、中、苏三党共同的意见与范文同彻夜长谈，范文同最后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法方提出我方新建议。这样，会议达成了基本以北纬17度线划界的协议。
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里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还阻止了美国企图对印支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推迟了这个计划的实施，避免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与美国再次兵刃相见的可能。其实不但中国，而且越南也是把美国可能的直接军事干涉作为主要因素考虑的。胡志明当时对中央委员会说，那些想打下去的同志没有看到法国人背后有美国人。[（5）]胡志明清醒地认识到，越南尚不具备在与美国的冲突中战而胜之的能力，在中苏未予承诺时尤其如此。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二、第一次台海危机
美国本不愿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而且拒绝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次日，即7月22日，杜勒斯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从现在起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能否在印度支那保祝蔟了北越以外的其余地区。此后一个多月内美国便活动拼凑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后来的历史学家说它“宣告成立时活象一只狮子，而后来的表现完全是一只绵羊”[（6）]。
与此同时，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也出现了变化。艾森豪威尔发表那个被称作“放蒋出笼”的讲话后不久，1954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向杜勒斯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件的建议。[（7）]起先，美国态度相当冷淡。朝鲜停战以后，美台之间的接触明显增加，新闻界盛传，华盛顿正认真考虑与台湾缔结条约问题。同时，台湾对大陆的军事骚乱活动大大增加。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为，美国可能从朝鲜、越南、台湾三个方向上发动对中国的进攻。朝、越停战后，中国警惕地注视着杜勒斯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中国尤其关注台湾海峡地区事态的发展。毛泽东担心，一旦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使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固定化，造成类似南北朝鲜、南北越南的状况。从1954年7月起，中国领导人又把“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放在突出地位，要求人民解放军加强在沿海地区的斗争。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突然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说，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8）]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进入8月，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攻打大陈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力量。9月3日，解放军炮兵从福建前线猛烈炮击金门，11月1日，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开始猛烈轰炸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对大陈地区的攻击拉开序幕。
炮击金门及其他军事行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破坏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但事后看来，这些军事行动恰恰起了条约催化剂的作用，因为正是炮击以后，美国才认真考虑订约的。11月23日，对美台防御条约谈判感到极为愤怒的中国政府宣布对13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判决，他们以间谍罪被判处4年徒刑到无期徒刑。美国舆论对此反应强烈，一向亲蒋的参议员诺兰（William F.Knowland）乘机要求对中国海岸实行全面封锁。[（9）]这一事件似乎成了美台缔约的又一催化剂。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
中国对美台缔约的反应是于1955年1月18日收复一江山岛这个大陈岛的门户。美国对此的反应则是1月28日国会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必要时迅速和有效地”为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及“密切有关的地点”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国会向总统开出授权他在处理国际危机时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的空头支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艾森豪威尔同时公开表示，美国军队将纯粹用于防御的目的，他不会派遣美国军队去保卫金门和马祖，除非他确信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台湾本身的前奏。至于大陈岛，根本不在他考虑保卫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他给蒋的信息是：如果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大陈岛时要求帮助，第七舰队将给以援助。[（10）]为了避免冲突，杜勒斯将此事通知了莫洛托夫，希望中共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倘若中共空袭撤退部队，第七舰队可以攻击中国大陆的机场，但须事先获得总统批准。接到苏联转来的美方信息后，毛泽东指示，对大陈地区的美蒋武装不予攻击。[（11）]2月12至14日，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进占了上下大陈岛。到2月25日，浙东海面的岛屿全部解放。
此后，中国方面立即采取主动缓和台湾海峡局势的行动。2月，周恩来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使瑞典驻华大使向美国政府转递信息，表示愿意与美国政府就缓和台湾地区及远东的紧张局势问题举行直接谈判。但杜勒斯坚持僵硬立场，对这一信息未加考虑。[（12）]3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再次提议，举行一次由中、美、英、苏、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综观1954年中至1955年春的台海形势，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强调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解放台湾、祖国统一看作高于一切的神圣大业这样一种立场，一方面又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 突的可能性。毛泽东就这一问题一再作出指示。早在6月初，当粟裕发现舟山群群岛南部海面出现美舰，请示如何处理时，毛指示：“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7月23日，他又就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问题指示军委：“当我海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国民党匪军抢劫行为，对其他任何外国海空军……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为”。8月21日他在《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中说：“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岛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为引起注意，他还特别加了着重号。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中又说：“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13）]正是遵照这一指示，对一江山岛的攻击推迟了一个多月。
从美国方面说，虽然一些军方人士以及杜勒斯一再鼓吹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但艾森豪威尔本人还是比较冷静的，在几个关键时刻，他都否决了下属的建议。炮击金门开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W.Radford）不仅建议向金门、马祖派遣美军，而且提出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中国大陆进行空袭，包括投掷原子弹。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无法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就象在朝鲜一样。”在讨论《福摩萨决议案》时，杜勒斯要求明确地把金门、马祖包括在内，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用的是“其他一些可能确定的领土”这样含混的措词。
总之，由于经过朝鲜战争，美国领教了中国决策者的意志、决心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又明白，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美国军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因此双方最高决策者都力图避免再一次直接的军事冲突，唯其如此，台海危机及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在一度紧张后，很快又趋向缓和了。
三、亚非会议和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50年代中国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一个高峰，是周恩来外交成功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中美较量的一个舞台。因为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它始终关注这次会议。它先是希望会议不能召开，继则希望会议成为反共反华的讲坛，或者争吵不休，不欢而散。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向驻亚非各国的美国使团发出一个长达4页的通函，通报了中国在会议上可能采取的立场、美国的态度及美国对友好国家的希望。通函指出，美国迫切希望友好国家代表团作好对付共产党代表的各项准备，提出那些有利于自由世界，不利于共产党人的问题，并把他们置于被告的地位。我们希望非共产党国家的合作，不仅能有效阻止共产党利用会议，而且能够扭转会议的方向，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利益。通函要求驻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等国使团与驻在国领导人就上述建议要点坦率交谈，并称，在华盛顿国务院也将积极做这些国家使节的工作。[（14）]
美国要组织亲美势力在亚非会议上反华反共在当时还是很有条件的。在中国之外的其他28个与会国中，中国只同其中6国有外交关系，许多国家与中国从无往来，互不了解，十分隔膜，再加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政策（如中国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误解，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冷漠，或者敌视。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利用、而对中国开展外交不利的因素，这决定了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亚非国家和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共同的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成功。代表团的具体做法是：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它们，不要求它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于对中国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但避免争论。[（15）]
事实正是如此。会议期间，面对一些国家在发言中对我国的攻击和诬蔑，周恩来冷静、沉着、从容不迫。他在19日下午的大会上除了散发原先准备的发言稿外，还作了那个“求同存异”的著名讲话。他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情真意切，令人折服，赢得了与会国代表的普遍赞扬。除了大会发言外，中国代表团更多的工作是在会外。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代表广泛接触，消除了一些误解，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中国代表团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态度，使得一些国家如泰国、菲律宾的代表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正如有的报刊所说，及至会议结束时，西方只剩下了一个可靠的盟国——黎巴嫩。[（16）]
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它表明了亚非国家要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以平等的权利参与世界事务的强烈愿望。亚非会议对中国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立场得到了澄清，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误会减少了，距离缩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赞同。会后，亚非国家首脑相继访问中国，又有一些亚非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对亚非国家的外交更积极地开展起来。
众所周知，正是在亚非会议期间，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那个著名的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的69字声明。诚如前面所说，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发表这样的信息。但4月23日声明是在这样一个国际会议的场合公开地庄严发表的，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又进行了成功的外交，使美国原先孤立和反对中国的图谋归于失败，美国政府也就比较迅速地作出了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接受谈判建议。
中美会谈之前，周恩来在5月26日对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的立场。周恩来说，中美谈判的主题是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至于谈判形式，可以开多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也可以中美直接谈判，别的国家从旁赞助；台湾当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会议，但中国政府不拒绝，相反地建议同台湾当局直接谈；有两种方式来解放台湾，一种是和平方式，另一种是战争方式，在可能条件下，我们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就要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国际性谈判和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的内政性谈判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谈判；这两种谈判，我们都争取，它们可以平行地或者先后地进行，但不能混为一谈。[（17）]从周恩来发表这个谈话以来40年过去了，台湾的情况、中美关系及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看到，周恩来阐明的一些基本看法仍然是当今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之间就进行了4次接触，从1954年9月2日至1955年7月15日，双方在日内瓦进行了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在美侨民回中国、美国在华侨民以及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返美的问题。这一段接触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至9月10日会谈14次，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此后的会谈中，中方提出了消除禁运和准备周恩来与杜勒斯的直接会谈两个议题，因为只有通过更高一级的谈判才能解决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美国提出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美国军人的命运问题，并要求双方保证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到1956年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却没有进展。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18）]尽管会谈成果有限，但会谈毕竟使互相敌对的中美双方有了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各方可以就台湾问题及所有重大的国际事件充分表明态度，两国虽然隔绝，却互相了解底细。会谈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两国的关系。
四、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6年2月，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提出以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毛泽东对此持不同看法。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的总路线也就愈加怀疑了。
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开始，中国国内“左”倾思潮开始蔓延，并涉及外交领域，在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表现出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这首先体现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1957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9）]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20）]。支持亚非拉的反帝独立运动乃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没有任何条件”的。[（21）]
在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上，中国这时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态度。从195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一再表示：“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22）]1958年6月，毛泽东甚至在外交部务虚会期间指出，1954年曾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23）]
1958年7月中东发生危机，美国在出兵黎巴嫩时将1958年的黎巴嫩与1947年的希腊、1948年的捷克、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1950年的朝鲜战争连在一起。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应大力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思想，立即表明态度。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军撤出黎巴嫩，17日，决定再次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
毛泽东常说：“炮击金门，意在击美。”[（24）]这句话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以炮击金门牵制美国。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和海、空军负责人会议，布置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任务时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毛泽东还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25）]炮击金门确实起到了这种牵制作用。美国急忙从国内和地中海抽调兵力，一时集结在台湾海峡地区的航空母舰就有6艘。
第二，摸清美国军事战略的底牌。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福摩萨决议案》不但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且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但美国对蒋介石到底支持到什么程度？对中国安全到底威胁到什么程度？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来摸清美国的底牌。这一目的也达到了。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后，美国作出强烈反应，但9月8日当解放军炮击国民党向金门运送补给的船只时，护航的美舰竟弃之不顾，迅速逃离，一炮未发。正如叶飞后来所回忆的：“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26）]
第三，更主要的是为了反对美国“划峡而治”，把台湾与大陆的分离状态永久化，制造两个中国。在美台谈判《共同防御条约》时，双方对条约是否把金门、马祖包括在内争论不休，美国的用意是要蒋介石放弃金、马，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金、马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中国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让国民党部队补充给养。不久又决定在单日恢复炮击，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双日进行补给。毛泽东后来风趣地说，我们这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马。[（27）]连艾森豪威尔当时也怀疑，“我奇怪我们是不是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28）]。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29）]使国民党军队能够生存下去，又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台湾海峡的局势逐渐缓和下来。在此之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于9月15日在华沙恢复。
如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情况一样，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美双方都在谨慎地避免军事冲突的可能。中国领导人虽然认为炮轰金马是中国内政，但也还是一再考虑时机的选择。最初确定7月25日开始炮击，但在炮击准备工作就绪后，毛泽东又于27日致函彭德怀、黄克诚，指示推迟作战。信中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30）]也就是说毛泽东要使炮击尽可能更有理，更能让外部世界理解。8月23日炮击之前，毛泽东又在听叶飞汇报时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当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提议出动空军轰炸金门时，毛泽东为了避免与美国空军的冲突，又否定了这一意见。9月上旬，当美台舰队混合编队向金门运送补给时，毛泽东决定，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福州军区政委叶飞进一步请示，如美舰向我开火，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命令不许还击。毛泽东要叶飞每隔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舰队到达金门后，毛泽东下了命令，才准开炮。[（31）]9月15、24日，中央军委又一再重申，炮兵要努力改进射击技术，切实避免误击美舰；“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32）]真是三令五申，不厌其烦。为了不误击美舰，前线部队节制海军舰艇和炮兵对国民党军大、中型舰艇的攻击，而集中炮火打击进行驳运的登陆艇和水陆运输车。可见虽然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总的估计上表现出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倾向，但具体对台湾危机的处理上，他是十分慎重、十分务实的。
美国方面虽然在台湾海峡布置重兵，但同样不愿在这里与中国发生冲突。艾森豪威尔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冒与美国打仗的风险。8月23日首次炮击中，有两名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对此美国一直没有声张。[（33）]9月上旬，当杜勒斯和军方竭力怂恿总统批准使用战术原子弹时，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这一建议。当蒋介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艾森豪威尔授权第七舰队司令官和美国空军在万一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登陆进攻时可以紧急行动，支援国党军队时，艾森豪威尔坚持要由他本人随事态发展作出估计，由他亲自决定对美军的使用。在美舰护航时，艾森豪威尔命令美舰不要进入三哩（美国承认的领海）之内。[（34）]美国空军的活动也只限在台湾海峡中美国划定的分界线的东边，当美军在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时，地面指挥严禁其飞越这条分界线。
这次台海危机似乎还有一个特点，中美双方都没有事先明确宣布自己的行动目的。毛泽东一开始就确定的方针是“走一步，看一步”，这样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要解放金门、马祖，中国人、美国人和蒋介石都不清楚。[（35）]在美国方面，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也是不明白宣布自己的意图，暂时先“让共产党猜不透”。[（36）]这样，事态的发展完全控制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可以防止战场指挥官的“走火”，出偏差；可以使形势戏剧性地急转直下，可以象悬崖勒马一样控制军事机器，避免严重后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20几年，我们常常统称为中美关系的敌对时期，这并没有什么错。但从上面对1954年至1958年中美关系的粗略勾画中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情况在不同的阶段是很不一样的。自然对抗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对抗的烈度并不是始终如一；间或出现缓和，两国间也有沟通的渠道。总结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中美双方在对抗时期处理危机的做法，了解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3）（6）科拉尔·贝尔著、贝纳姆编、元汀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2）《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第35－36页；President Eisenhower's News Conference,April 7,1954,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Vol.I( Boston:Beacon Press,1971),p.597.
（3）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5页；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4）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第255－258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230页；浦寿昌：《崭新的声音——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日内瓦会议》，苻浩、李同成主编：《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5）Gareth Porter ed.:Vietnam: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Vol.I(New York:Stanfordville,1979),p.636.
（7）FRUS,1952-1954,Vol.XIV,Part I,p.158.
（8）王炳南：《美国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9）（10）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1952-1969(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84),pp.213-214,234-235.
（11）《金门之战》，第186页。
（12）薛谋洪、裴坚章等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FRUS,1955-1957,VOL.II,PP.231-233,237.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95、516－517、533页。
（14）FRUS,1955-1957,Vol.XXI,pp.3,31-32,50-54.
（15）（1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38－239、345页。
（1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沃尔著、陆英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80页。
（18）《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62—66页。
（19）《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5页。
（20）《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1957年9月19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9—290页。
（21）《同埃及大使哈桑·拉加卜的谈话》，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8－249页。
（2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5、280、288页。
（23）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环球同此凉热》，第266－267页。
（24）（27）《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第209、200页。
（25）（29）（32）王文显、彭志珊等：《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409－410、406页。
（26）（31）（33）（35）《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62－663、654－655；666、659－661；656；664、656－657页。
（28）《缔造和平》，第340页。
（30）《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364页。
（34）《缔造和平》（一），第335页；Eisenhower,The President,pp.483-484.
（36）《缔造和平》（一），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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