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增长行业的特征及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增长论文,特征论文,我国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增长行业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产业群。由于技术属性与发展起点不同，高增长行业的增长特征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在特定的时期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的高速增长必然是一国在特定发展时期经济结构（包括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特征的反映。基于这种判断，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讨论当前我国高增长行业的特征及影响：高增长产业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高增长行业与工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关系、高增长行业的技术进步特征与绩效水平、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以及外资进入对高增长行业的影响。
一、高增长产业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
从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看，1998年以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52%和10.07%，第二产业略高于第三产业，且都高于GDP年均增长9.38%的水平，因此都可以称为高增长产业。
由于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攀升，由1998年的46.2%上升为2006年的48.7%（按照现价计算）；第三产业的相对增长速度也较高，因此第三产业的比重也由36.2%上升为39.5%；而第一产业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导致第一产业比重由1998年的17.6%下降为11.8%。如果根据钱纳里等人关于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模式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判断，则此轮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变动符合标准模式的特征，但第二产业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则不符合产业结构变动标准模式的要求。
我们认为，虽然钱纳里等人通过跨国经验研究所获得的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模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简单套用这个模式来评价当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却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一直以来，国内的产业结构研究基本上都接受和沿袭了钱纳里跨国经验研究的理论和结论，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即由人均收入变化所决定的最终需求弹性变化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产业结构与人均收入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可以利用人均收入水平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合理性做出判断。按照这种逻辑，相对于我国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我国存在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结构偏差问题。相应地，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第二产业保持相对低的增长速度，而第三产业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而我们认为，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从而变动特征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过程，一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受到收入结构进而需求结构的影响，还受到一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制度结构和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影响。由于钱纳里等学者的研究依赖的数据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因此，在借用他们总结的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模式来评价今天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时，必须考虑到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结构的差异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制度结构的差异性，以及我国与现在的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所面临的全球竞争环境的差异性。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针对特定的产业以及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时期，某些因素的作用甚至会大于需求结构变动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中，既有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积极因素，也有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成分。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产业结构归根结底是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和深化的结果，因此，判断产业结构合理性最主要地要看该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与其资源和制度结构具有适应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积极因素。
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1998年这一轮经济上涨周期中出现的高增长产业和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合理的。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长格局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81～1987年的服务业高速增长阶段、1988～1997年的第二产业明显快速增长阶段，以及1998年至今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快速增长但第二产业增速略高于第三产业的阶段。1998年以来的这一轮增长使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提升。与工业化国家在可比时期的产业结构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相比，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我们认为，与发展中国家比，我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快是综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体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相对增长速度慢是发展阶段和制度结构的问题。工业和服务业都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速且工业略高于服务业的增长格局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有效率的。
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的继续高速增长表明城市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等积极因素仍在发挥主导性的作用：(1)工业高速增长是城市化拉动的结果。2005年底我国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不包括市辖县）为36285.04万人，比2000年增长27.6%；全国城市非农业人口为22627.09万人，比2000年增长33.5%；行政区域土地面积580054.81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23347.1平方公里，比2000年分别增长32.2%和43.9%。一方面，城市化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工业的增长，以2005年为例，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6977亿元，占到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65.5%；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又推动了工业的增长。2005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75095.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4.6%。(2)工业高速增长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1998年以来，我国第二产业承接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75%的水平，2005年，制造业实际外商投资额占当年全国实际外商投资总额和第二产业实际外资额的比重分别达到了70.7%和95.5%，分别比1998年上升14.4和9.5个百分点。在国际产业加速转移的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增长是合理的。进一步地，1998年以来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合意性。仅从劳动生产效率方面看，第二产业就均远远高于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既有制度性的问题，也有发展阶段的问题：(1)垄断市场结构导致的相关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低供给弹性。产业增长一方面是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拉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在位企业产能扩张和新企业不断进入的结果。我们认为，长期抑制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缺乏需求弹性，而是缺乏供给弹性。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铁路和航空运输、通信服务、银行、教育、技术服务、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以及公用事业、体育和医疗等行业都是由国有资本高度垄断的行业。由于缺乏民营资本和外资的竞争，行业的相对供给弹性必然处于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第三产业的消费性需求和生产性需求增长的利润最大化反应，一方面是扩大产能，但更主要的则可能是提高产品价格。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结构比重低、而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结构比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2)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第二产业“分工深化”的不足（袁志刚，2006）。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作为第三产业主要部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上是第二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是工业发展的引致性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可能是原来存在于工业部门的研发和财务管理等职能在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分离的结果。因此，作为第二产业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实际上反映的是工业的增长方式和机制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第二产业发展的高度化不够和分工深化不足导致的。其政策含义在于，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的问题，不仅仅是要通过援助性的政策刺激第三产业发展，更主要的是要加速推进第二产业的高度化和分工深化进程。
综合以上分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步快速增长的格局，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等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还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传统的抑制第三产业增长的消极因素的负面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因此，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整体趋势是合理的。
二、高增长行业与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
从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重的变化看，1998年至2006年这一轮经济上涨周期中，重工业是高增长部门。这意味着，1998年以来，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化表现出“重型化”的特征。按照霍夫曼定理所描述和预测的工业结构变动规律，工业化过程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以轻工业为主导，在第三个阶段轻重工业比例相当，但重工业的增速更快，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则完全由重工业主导。日本学者盐野谷的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在工业化初期霍夫曼定理是适用的，即资本资料生产增速快于消费资料的生产，霍夫曼比例下降；但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是稳定不变的，即两者的增长速度基本相当。从目前来看，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支持霍夫曼定理而不是盐野谷所预测的模式，即在1985～1992年以及1992～1997年间，从轻、重工业口径看，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轻型化特征：按净产值计算的轻工业比重由1985年的38.7%上升到1992年的41.2%，而重工业比重则由61.3%下降到58.8%；按增加值计算的轻工业比重由1992年的37.9%增加到1997年的40.2%，而同期重工业比重则由62.1%下降到59.8%。而1998年以后，工业结构调整又表现出明显的“重型化”趋势。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除了轻重工业之外，我们还在有关研究（周达，2008）的基础上，将制造业分为8个大类的产业群。可以认为，具有技术相关性和需求相关性的产业群分析更能够反映工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性。
1998年到2006年的9年间，相对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群是装备制造业，其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由1998年的29%上升到36.3%；与装备制造业的高速增长相适应，作为该行业直接上游产业群的金属及其他矿物相关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也较高，其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998年的17.9%上升到20.1%。相对增长速度最慢的产业群主要包括与基本农作物及产品有关的制造业、与纺织、服装、皮革相关的制造业和与文化、体育有关的制造业。整体上看，这些行业都是与居民基本生活相关的消费性行业。这些行业相对增长速度的放缓，表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霍夫曼定理所反映的生活资料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确实在下降。在我们所统计的8个产业群中，相对增长速度与直觉判断相差最大的是与化学工业相关的制造业，从统计数据看，该产业群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998年的18.4%下降到了2006年的17.3%，特别是2000年以后，该产业群的相对增长速度下降很快。从这个角度看，1998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增长用“重工业化”而不是“重化工业化”来概括更为恰当。对这一轮增长周期中化工产业群增加值比重下降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直接下游行业，该产业群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
从要素结构看，大致上可以归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A、B、C和D类产业群的相对增长速度较低，具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特征的化工类产业群的相对增长速度也较低，而具有技术密集特征的装备制造业的相对增长速度则较高。从这个角度判断，这一轮增长周期中，我国高增长行业对于工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
三、高增长行业的技术进步特征与绩效水平
我们运用计量模型进行的有关测算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工业高增长行业在增长过程中其经济效率不断提高，且效率水平高于低增长行业。进一步地，高增长行业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在不断优化，表现为逐步由以技术效率变化为主转向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相互兼容的增长模式。再者，高增长行业的规模效率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兼容性较好，整体上表现出了不断优化的态势。但是，高增长行业的效率增长是否表现为微观企业层次的效益水平以及中观行业层次的竞争能力提升呢？
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高增长行业整体的效益水平是不断提升的。从总资产贡献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两个指标看，在我们统计的5个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行业中，4个行业（即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家具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效益水平并没有同其他行业一样出现直线上升的现象。从1998年至2006年的9年间，该行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分别为8.09%、8.71%、10.15%、9%、7.62%、7.71%、8.32%、7.42%和8.34%。同期，该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5%、5.79%、7.16%、5.4%、4.44%、4.03%、3.99%、3.43%和3.58%。可以看出，该行业效益水平变动的整体规律是：从1998年到2000年，行业的效益水平提高；从2000年到2006年，行业的效益水平下降。这种变动特征所反映的经济原因可能是：(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具有自身的行业周期性，且在过去的几年中，行业周期性的影响大于宏观经济周期性对行业效益的影响；(2)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行业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变动，即在行业需求高速增长的同时，新企业的进入和在位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行业的竞争性提高，因而出现了产出增长而效益水平下降的现象。
从贸易竞争力反映的行业竞争力看，1998年以来，各类行业的贸易竞争力均表现出提升的趋势，但同时行业间的差异比较显著。作为主要高增长部门的机械及运输设备行业的贸易竞争力提升明显，从1998年的-6.2%上升到2007年16.6%的水平；而作为主要低增长部门的化工类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尽管有所提升，但提升不显著，且始终处于净进口的状态。作为高增长行业的钢铁行业整体上贸易竞争力低下，但贸易竞争力提升还是比较显著的，并且于2006年转变为贸易顺差。
从效率、效益和产业竞争力三个方面看，高增长行业的发展绩效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这表明，产业增长与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可能的政策含义是：产业的发展问题更适宜于在产业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解决。
四、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变化
整体上看，我国的高增长行业在产业组织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多数行业的市场结构由“逆集中化”向集中化转变。根据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观察，我国高增长行业的市场结构演化基本上都会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需求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以大量新企业进入为特征的“逆集中化”阶段；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出现的“集中化”阶段。整体上看，目前大多数高增长行业已经经过了“逆集中化”过程，进入“集中化”过程，而且绝大多数高增长行业的逆集中化过程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而集中化过程基本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延续至今。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了产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但也有一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在高速增长时期出现了“滞胀”的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汽车制造业。该行业以CR4计算的市场集中度于1990～1996年期间，迅速由37%上升到57%，但是1999～2007年的9年间，以CR4计算的市场集中度却始终在54%～58%的水平徘徊，市场集中度持续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这表明，在市场需求快速的增长的过程中，我国汽车产业没有产生竞争力优势明显且能够整合全行业竞争资源的大型优势企业。
图1 我国汽车工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CR4)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相关年份）。
此外，少数行业甚至在近几年的高增长时期表现出“逆集中化”的特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钢铁行业。由于主导钢铁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慢于行业需求以及非主导厂商和新进入厂商的市场份额增长速度较快，因此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在需求高速增长时呈现出下降趋势，以CR4计算的市场集中度由1998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17%。
表8 我国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和企业数量的变化(%)
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
CR4 28.228.929.225.723.0 20 19 18 17
CR2 16.918.418.616.614.9 － 11.3 ― ―
企业数（个） － 30212983315532683910494766496999
注：CR4、CR2根据企业产量（万吨）和行业总产量计算，统计范围为生铁、钢和钢材，企业数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数。
资料来源：《钢铁工业年鉴》和《钢铁工业统计资料》（相关年份）。
2.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行业相比，我国高增长行业优势企业的规模仍然较小，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以医药行业为例，2005年，我国最大医药集团公司的产品销售收入仅为14.61亿美元，约为世界最大跨国公司默克公司销售收入的4.47%；我国进入520户国家重点企业的19家医药类企业集团或公司的销售收入合计只相当于默克公司的19.56%。此外，绝大多数高增长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低于同期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仍以汽车业为例，2007年，我国汽车工业的总产量为888.24万辆，而同年丰田汽车公司一家企业的产量就达到950万辆，通用汽车公司的产量也高达928.5万辆。汽车工业经过一百多年的整合，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已经基本形成。2005年，美国前三位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集中度(CR3)为98.2%，日本前三位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集中度(CR3)为66.4%，韩国前三位汽车生产企业的市场集中度(CR3)为97.1%。美、日、韩三国前三位汽车生产企业生产集中度的平均值为86.4%，而2006年我国汽车工业前三位汽车企业的产量为332.2万辆，仅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46.1%。再以机床工业为例，2006年，我国最大的机床企业沈阳机床集团的产值为11.67亿美元，而德国通快和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的产值则分别高达18.83亿美元和21.65亿美元；从市场集中度看，机床主要生产国德国、日本、美国和瑞士四国CR3的平均水平为53.2%，而我国则仅为32.3%。较低的市场集中度和较小的企业规模意味着，未来我国高增长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和技术管理创新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路还很长。
3.基于网络分工的产业组织水平低下。在组织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一国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生产网络和企业间分工的有效性。应该说，在充分利用全球分工体系和本土生产网络来创造价值和获取价值方面，我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劣势远远要比在企业规模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相应的产业组织结构问题也更为严重。以汽车行业为例，从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看，我国汽车整车制造商缺乏强大的零部件配套支撑体系，“中场产业”和“配套体系”较为薄弱。同发达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体系“模块化”发展趋势相比，我国的零部件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系统配套能力差的问题依然严重。可以说，这种产业组织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汽车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进一步加快的现实要求，薄弱的零部件企业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汽车整车企业的产品开发。
五、外资并购与高增长行业的发展
2000年以来，装备制造、水泥、食品饮料、钢铁等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即跨国公司并购行业内优势企业的案例频繁发生。装备制造业中，2005年3月，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公司，2005年10月，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提出以3.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工85%的股权，虽然并购最终未果，但其通过控股高增长行业龙头企业以利用中国高增长行业的增长机会实现全球扩张的意图十分明显。2005年至2008年的几年间，凯雷在中国投资30多家装备制造业公司，仅仅股权投资就超过13亿美元。水泥行业中，2005年至2006年间，跨国公司HOLCHIN B.V.（瑞士豪西盟间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G华新50.3%的股权、拉法基全资收购上市公司四川双马原第一大股东双马集团。饮料行业中，2000年3月，法国达能收购乐百氏92%的股权；2005年10月，达能增持光明股权达到20.01%；2006年7月，达能以持股22.18%的比例成为中国汇源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并于2007年2月在汇源果汁公司香港发行上市时行使优先认购权，将所持汇源果汁公司的股份由上市前的22.18%增持至24.32%。2008年9月3日汇源果汁公司发布公告称，荷银将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以约179.2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股本中的全部已发行股份及全部未行使可换股债券。钢铁行业中，2005年至2006年，世界钢铁巨头米塔尔受让华菱管线36.67%的股权，欧洲阿赛洛公司收购莱钢38.4%的股权，分别成为华菱管线、莱钢的第二大股东和并列最大股东。
由于主导企业是高增长行业竞争优势的主要载体，因此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主导企业的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强烈的“招商引资”冲动是导致并购发生的“内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乏理论和经验支持：(1)该观点不能解释那些标的企业是民营企业的并购现象。以卡特彼勒控股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工机械”）为例，事实上，早在2003年3月，山工机械已经改制为一家民营控股的非上市公司，改制后的山工机械股权结构为国有股20%，管理层持股60.5%，优秀员工持股19.5%。根据公开的报导，公司在改制完成之后才开始与卡特彼勒沟通并购事宜。对于这类案例，由于出让的决策权控制在民营资本手中，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动机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2)即便标的企业是国有控股企业，但实践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往往出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而对并购采取强烈抵制的态度；(3)夸大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多维的，其在具有招商引资冲动的同时，也同样具有培育本地优势企业的动机。特别是从地方国资委的角度看，控股优势企业、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的形象和控制力，也是地方国资委的重要目标，这些目标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出于招商引资而出让本地优势企业股权的动机。
除了招商引资说之外，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行业管理功能的缺失是优势企业控股权“流失”的主要内因。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首先，它没有直接给出对出让方股权出让动机的解释，而并购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当事人双方有股权转让的动机；其次，该观点提出的“行业管理功能缺失”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多数并购事件都经过了国资委、商务部、发改委及证监会（标的企业为上市公司时）的审批。
在既有的分析文章中，研究者通常都强调跨国公司并购的标的企业具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较高的品牌价值或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标的企业都被冠以“主导企业”、“龙头企业”等名称，但这些研究却都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这些标的企业在被并购之前或期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财务困难。例如，2005年拉法基控股四川双马之前，四川双马的财务业绩已经开始持续恶化，2002～2004年，其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仅为6.1%、1.32%和-16.19%；G华新的财务状况也并不理想，HOLCHIN B.V.从1999年开始陆续增持公司股份，而公司在1998～2002年间的ROE分别仅为0.94%、0.6%、2.31%、3.13%和3.97%，由于2003年和2004年水泥需求旺盛，公司盈利能力略有上升，但2005年很快又回落到5.11%的水平；另外两家标的企业为非上市公司，没有公开披露的盈利数据，但根据公开报导的资料，由于过度扩张，两家企业在收购期间也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债务负担，以山工机械为例，2004年企业总资产6亿元左右，而净资产却只有436万元。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根本上也是由于企业长期的资产盈利能力低下造成的。可见，这些企业所谓的品牌、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优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企业的盈利优势，而规模扩张过程中的盈利能力下降才是这些所谓主导企业原股东出让控股权的直接动因。
因此，我们认为，“资源拓展”是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优势企业发生的外因，而本土企业的财务困境才是导致此类跨国并购发生的内因，在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情况下，无论是国有资本管理者还是民营资本所有者都会产生强烈的出让股权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增长无发展”才是跨国公司并购本土企业的症结所在。
再来看跨国公司并购我国高增长行业主导企业的经济效应。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并购优势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导致垄断市场结构的形成。但根据既有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并购行为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行业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但基本上都还没有达到垄断市场结构的水平。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主导企业最主要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对本土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和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跨国公司在控股本地企业后，一部分选择了完全放弃本地品牌，多数则是从竞争战略和资源整合的角度出发，将本土品牌定位于国内或国际的中低端市场。无论哪一种战略都抑制了民族品牌的价值提升。自主品牌是自主产品开发的前提和目标，而自主产品开发则是自主创新的关键（路风，2006）。
综合以上的实证和规范分析，我们认为，政策的重点一方面是通过《反垄断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约束和限制跨国公司的控制力和破坏力，但更主要的则是推进本土企业在增长过程中实现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愿景的形成。对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来说，长期以来，国有资本管理者不以资本回报水平作为管理的根本目标，管理者追求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的最大化，而政府部门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又进一步助长了企业不计成本、不讲经营效率的盲目扩张行为，最终导致企业失去了技术和品牌持续投入的能力。品牌价值和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投资的过程，那些缺乏合理的治理结构和必要的管理能力的企业，最终会因为缺乏自生能力而在产业整合的过程中最先被淘汰出局。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的作用是为它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家将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心。
注释：
①详见董利：《高增长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周叔莲、吕铁主编《当前我国的高增长行业及其产业政策研究》，待版。
②详见贺俊：《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载周叔莲、吕铁主编《当前我国的高增长行业及其产业政策研究》，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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