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从记录字者、词汇、语料入手，以中古汉语及普通话为参照，比较、描写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模式，这一模式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但要认识方言的结构体系难免存在缺陷。为此，很有必要跳出原有圈子，提倡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共时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文化类型都是方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类型学研究是彻底解决方言分区问题的根本出路，可以为方言的定型定位、制定语言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成果还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成就崭新的理论。
关键词 方言 类型学 比较项目 共时结构类型 历时演变类型 文化类型
一
1.0 以往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从记录字音、词汇和语料入手。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时，拿它和中古音以及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作比较，说明方言语音的特点，整理词汇、语法材料时则通常只拿普通话作参照系，说明该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的特点。这种研究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因为中古音（广韵系统）作为书面语的标准音曾经统治中国文坛一千年，在中古时期，这个语音系统是有代表性的；对于各地方也确实有过长时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普通话也是影响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拿这两种参照系来考察方言材料，确能对该方言的特点获得相当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方言事实的了解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考察语言现象也增添了各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这套传统模式就逐渐显出了它的缺陷。
1.1 首先，中古汉语并非现代各方言的共同的祖语。应该说， 汉语的方言多数在汉唐之际就形成了，像湘、赣、吴、闽、粤诸方言都还可以追寻到先秦时代楚、吴、越、南楚等古方言的源流。还应该指出，正像南北方汉人身上都混有其他民族的血统一样，南北的各种汉语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杂有其他原住民族或入主民族的语言成分。因此，中古汉语和现代各方言的关系并非直接的继承关系或单一的延续关系，而是历史上的一种横向的渗透关系：作为书面的共同语对方言口语所施加的某种影响。其实，广韵系统究竟是不是中古时期共同语的语音系统，至今还有争议。可见，中古音只能作为参照系，帮助人们了解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而不能作为考察方音流变的出发点。
1.2 其次，就横向的渗透说， 历史上不但有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而且势必还有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地理方面说，邻近的方言由于社会生活的接触，甚至通行双方言，方言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湘方言的北面和西面都是官话，在交通发达的铁路沿线的新湘语已经和官话相差无几，北片吴语和赣语同下江官话相互穿插（例如南通有吴语，九江则有赣语），利用长江密切交往，官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从历史上说，大多数方言区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辗转和周折。例如客家先民从中原拔足之后，就经过了长江南北、鄱阳湖周围的栖止和闽西赣南的停留，然后进入岭南的。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的年代，许多方言区都有过人口锐减、迁逃、外移或别方言区的人大量涌入的历史。湘方言区不但有东部长廊十几个县蜕变为赣方言，连腹心地区的老湘语也含有大量赣语的特征，这就是两宋时期赣人大批入湘的结果。某个方言区的人迁往他处，形成方言岛，这是经常可以发现的事实，但在包围方言的影响之下也难免发生变化。可见，由于横向渗透的普遍存在，任何方言都有一定程度的混合性质。纯之又纯的“谱系树”状的方言分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某方言是某方言的前身，方言间有堂兄弟、叔侄关系等都是不科学的。可见，透过方言和中古音的比较来说明方言的特点一定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历史比较法的先天缺陷决定的。
1.3 由于受到方法论的局限， 传统的方言研究着重于音韵学关于音类的分合的比较，对于方言差异也缺乏科学的认识，好像方言只是一些“殊方异语”“一些或多或少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差异”，把方言和方言差异等同起来。关于“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的说法一直很有市场。结构主义在西方流行之后，中国学者也运用它来研究汉语，但多半只用来分析普通话，尤其是书面语的语法，似乎方言口语是不适用这种研究方法的。
诚然，方言和共同语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确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然而这些同异的成分总是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任何方言都可以进行系统的结构分析。就语音来说，方言的语音系统之中不仅有古今音类分合和音值演变的特点，而且有声韵调组合的特定规律。最近十几年来对于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能跳出“字音”的框框，揭示了大量为了表达语义的需要而发生的在音节内外的许多变声、变韵、变调的规律，这是值得赞许的。至于方言的词汇和语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结构体系，只是我们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只要是还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着的方言，不论它通过面多大，使用人口多少，它就应该作为一个结构体系来研究。对于语言学来说，任何体系的研究价值都是等同的。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跳出寻求方言差异概括方言特点的圈子，真正把方言作为一个结构体系来研究。
1.4
最近一二十年间的汉语方言学研究的视野确实正在逐渐地扩大着，除了注意音义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注意到方言语法的比较外，有些学者考察了方言的变异，同一个方言区里新老派的差别；有的注意到方言地区的双语现象；有的学者探讨了方言的移民史和方言的形成分布的关系；有的则研究方言词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特征。这些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是很值行鼓励的。因为汉语的方言历史长、品种多、差异大、情况十分复杂，只有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才能真正地理解汉语方言的真面貌，而多方面的成功研究一定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成就崭新的理论。
二
2.1 那么， 从“历史比较”走出来的汉语方言学怎样才能登上自己的新台阶呢？我以为很有必要提倡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
方言既然是同一语言的地域变异，既然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拿活生生的方言材料作比较，便应该是方言学的基本方法。
2.2.1 从历史方面说，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 不同时期形成的方言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语言结构特点，因此不同地域的方言差异往往是不同历史时代语言演变的折射。因此，只要把许多方言都作了比较，人们就一定可获得丰富的语言史知识。“礼之失求诸野”，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成绩越好，汉语史的结论就越有说服力。可见，真正的历史比较也不是拿方言和中古音中古汉语作比较，而应该是就多种方言作比较。
2.1.2 从共时方面说，方言不但受到共同语的一定制约， 而且总要和周边方言发生相互的交流。交流越多，彼此间就有越多的类同。拿邻近的方言作比较，我们便可以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渗透关系，探寻方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也才能理解许多方言特点的来龙去脉。
2.1.3 放大到整个汉语来说，对现代方言所作的比较研究越多，我们对古今汉语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现代汉语共时结构规律的认识就越接近事实。试想想，关于汉语史的叙述如果未能解释已知的方言事实，关于现代汉语的结构体系的描述，如果未能涵盖已知的方言事实（例如说“广韵的一等韵不可以有齐齿呼的读法”，说“现代汉语只有i、u、 y可以当韵头”这就都已管不住方言事实），这样的理论研究还有什么可取的呢？就这一点而言，方言的比较研究不光是方言学的事，也是把整个汉语语言学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的关键。
2.2 汉语方言材料浩如烟海，全面系统地进行具体字音、 词汇的比较不但是办不到的，也未必能够达到揭示汉语的演变规律和结构规律的目的。字音对照表、词汇对照表是可贵的基础资料，有了它，学者可以看到多种方言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的概貌，从中发现进一步比较研究的题目。愿意花时间编制出材料可靠的此类对照表，是值得人们敬佩的，然而如果选点欠妥，条目不当，材料不详，这种对照表也可能使人误入岐途。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使方言比较研究更快见效，我主张选择若干要项进行类型比较。前几年关于连续变调的调查和比较以及反复问句的比较研究，就正是这类富于启发性的类型比较研究，并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2.2.1 顾名思议，类型学研究着眼于类型，当然， 在不同的类型中也要注意不同的数量分布，从而看出不同类型的主次轻重来，但更重要的是把类型差别视为质的差异，对于不同类型的现象要尽力发掘，力求不遗漏。可以说类型学的方法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材料繁多的汉语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当然，如果我们对汉语方言还知之甚少，类型学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勉强地说则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发掘了不少的材料，而不及时地转入类型研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重复简单的劳动。现在来提倡类型研究是必要的、适时的。
2.2.2 比较项目的选取是类型研究成败的关键。 选取比较的项目既要符合学科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要求，也要运用已有材料作分析，如果已有材料不足，还必须进行适当的抽样调查。例如句子诸成分的语序是汉语语法的敏感地带，其中动词同时带有宾语和补语的否定式，在不同方言中就发现有多种语序：找不到他/找他不到/找不他到，这就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的项目。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上，为了说明不同的问题，比较项目可大可小。例如有无全浊声母是一种比较，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方言声母系统的大格局。全浊塞音清化之后读为送气或不送气，全浊擦音清化后读不读塞擦，也都是一种比较，是分项的比较。
2.2.3 比较不同的方言事实，最重要是划分类型。 从不同的语言事实归纳出不同的类型，这就是研究工作的一大突破。因为它把无序的堆砌变成有序的排列，使平面的罗列变成两极的对照，在两极之间还显现了不同的层次。例如“找不到他”等不同说法就可以分出先宾后补和先补后宾两种类型。分出否定词和补语是分离的还是连用的两种类型。
2.2.4 划分类型时必须尽量采取二分法，找到对立的两极， 往往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两极之外，还有各种中介现象，在一个大的类型之中可能还有小的类型差异，因而实际上的类型往往又是多样的。平面地列举多样的类型和找出两极后，为各种中介定位，这是两种不同深度的认识。例如对于古全浊塞音今读，可以平面地罗列出各种情况：全读浊音（老湘语）、清音浊流（吴语）、全读送气清音（客、赣语）、全读不送气清音（新湘语）、多不送气、少送气（闽、徽语）、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官话、粤语），这样的类型归纳只是初级的归纳，还是无序的排列。采用二分法可以作如下排列：
┌全浊
┌─保留浊音─┤
│└清音浊流
│ ┌─全送气──┐
│ │└─平送仄不送
└─清化──┤（中介）
│┌─多不送少送
└─不送气──┘
这样的有序排不但可以看出纵向的流向，而且可以看出横向的亲疏。
下文试罗列几种汉语方言类型比较研究的项目，据所知的部分方言事实作些说明，希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本文所用材料除本人调查之外，还参考了其他学者提到的材料，因未详加罗列，一概未注明出处。
三
3.0 先讨论各方言的共时结构类型。
3.1 就语音系统的构成说， 各方言的声韵调分类的多少有很大的差别。从中就可分出许多不同的类型。例如：
3.1.1 声母类别的多少，显然可分为多声型和少声型。 保留浊音声母的吴方言和湘方言声母都在28个以上，属多声型，浊音清化而无翘舌音的闽、粤、客、赣诸方言声母通常在15～17个之间（粤方言的j.w.Φ和客赣方言的η—n[,ψ]之间均无音位对立）， 其他北方方言介于二者之间。
3.1.2 韵母类别多少也有对立的两极，保留多种阳声韵、 人声韵尾的闽粤客赣等方言通常有60～80甚至更多的韵类，而鼻音尾合并、塞音尾脱落的南方方言韵类最少，通常在35个左右（如温州、双峰、建瓯）北方话加上儿化韵，韵类介于二者之间。
3.1.3 声调的类别闽、粤、吴方言最多，7～10，以7、8居多，是为多调型；官话区最少，3～5，以4为常，是为少调型；湘、 客赣介于二者之间，一般是6～7调。
3.2 并不是所有声、韵、调类都可以组合成音节。 在音韵调的配搭关系中有自由型和限制型之别。自由型的全方位的配搭组合往往是因为声韵调类别较少，语音演变中有几个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并存（叠置）于共时系统之中，最典型的是闽北方言建瓯话，15个声母，34个韵母，6个声调，组成音节时不能搭配的空格很少，唇音声母可配合口呼、撮口呼韵母（例如：分puiη[1]，斧py[3]）； 舌尖音声母也可拼齐撮呼韵母（例如：除ty[3]，钱tsiη[5]）； 鼻韵尾字可出现在入声调（例如：蛋taη[7]，状tsη[,8]）。限制型的往往出现在声韵调类别多或语音历史层次较少的方言，如带塞音韵尾字一般都只见于入声韵（吴、闽、客赣诸方言如此），浊声母字通常只见于阳调类（吴、湘方言如此），而有t、t对立的总是t拼开合呼韵。t拼齐撮呼韵（官话如此）。
3.3 近十几年来许多方言工作者总结出来的方言变声、 变韵和变调等现象反映了的方言结构体系的总体特征，表现了不同方言之间的重要差异，也是进行方言类型研究的重要课题。
两汉以来，联合、偏正、动宾、述补等双音合成词成为主流，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双音词的比例越来越大。变声、变韵、变调等连读音变首先正是在双音词里产生的。正是适应着两个以上的语素意义凝固成一个整体概念的需要，几个音节之间发生了连读音变，把几个音节胶合成一个完整的音组。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儿化都是这种反映语义整合的语音的胶着。然而在这点上，不同的方言的表现是很不相同的，胶合的程度不同，胶合的方法各异。就胶合程度的不同说，可以归纳为聚合型和离散型。像多数客家话和粤方言，多音连读后声韵调变得很少，是为离散型；像福州话，变声、变韵、变调兼而有之，吴方言的变调规律十分繁复，是为聚合型。就胶合的方式说，北方方言多轻声儿化，变调较为简单，湘赣方言多轻声，少变调，不同方言各有不同的表现。
3.4 从词的构成说，汉语方言中有的富于各种词形变化， 例如重叠式、半重叠式、附加式（前缀、中缀、后缀）以及由实词虚化而来的粘着的词尾（或称助词）。借用语法的术语说，这类方言可称为粘着型。另一些方言则缺乏这些变化，是为孤立型。
相对而言，北方方言属于粘着型，各种重叠式普遍存在：爷爷、个个、头头、好好、怪怪、说说、想一想、想了想、常常、高兴高兴、软绵绵、团团转、稀里胡涂；晋方言还有桌桌、钱钱、豆角角、汤盅盅、牛牛车、绳绳索索等说法。北方话词尾子、儿、头、的（的字结构里）用得十分广泛，晋方言则有常用的词头“圪”（圪台、圪团子、圪吵、铁圪蛋、圪腻圪吱、圪抽圪扯、水圪泡泡，圪等、圪爬等等）。此外北方话还普遍有虚化的词尾（或称助词）的、地、得、着、了过等。相当于普通话的时态助词，在一些南方方言里不论是吴语的“脱”赣语的“呱哒”或客家话“稳”闽语的“着”等等，意义还没有完全虚化，结构上也不太粘着。功能上并非专用，语音也未必读为轻声。
有些南方方言在局部范围内也有表现为“粘着”的。例如闽语福州话的动词有不少准重叠式：嘟噜（悬挂）、扒啦（扒动）、基铰基噜铰（胡铰一气）。但从总体上说东南方言是相对“孤立”的。
3.5 在方言语音发展的过程中， 不同时期的共同语都会对方言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的不同，方言语音的共时体系也有明显的类型差异：有的方言有系统的文白异读，反映了多种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的叠置，可以称为叠置型；有的则是个别字的读音不合一般对应，可以称为变读型。闽方言普遍存在着文白两个系统的字音对立，是叠置型的典型，其他一些方言只有局部的字音变读。例如非组字读音在客家则只有局部字有文白f—ph的对应（痱、肥、扶、份）， 又如见系二等字在吴语较多的字有k、kh、h—t、th、的文白对应（家、 教、觉、敲、虾、夹、恰、江、讲、限、闲），在北方话里就只有个别字的反映（如地名中刘家庄的家白读ka）。
3.6 在方言词汇的共时系统中，有些方言含有“底层词”、 外来词、邻近方言的借用和大量的套用共同语的语词。凡是方言词中各类外来影响少的是单纯型，外来影响多的是驳杂型。南方方言中“底层”成分和外来词（英语借词）粤方言最多，这是一种驳杂；沿着长江的吴、赣、湘诸方言点接收了大量官话词语而放弃固有的方言说法（如不说“渠”而说“他”，不说“徛”而说“立”、 “站”：不说“着”而说“穿”），这是另一种驳杂。某些内向型的中心城市（如福州）或与外地交往不多的乡间（如闽北、赣东、浙南）方言词汇则比较稳定，不易接受外来影响，因而呈现单纯型的词汇特征。
四
4.0 本节讨论各方言的历时演变类型。
4.1
关于方言语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演变的方向可以按声韵调各方面分项区分类型。
4.1.1 就浊音声母的演变说，有清音型和浊音型。如所已知， 老湘语和吴语是浊音型，大多数北方话是清音型，不但全浊声母清化了，连次浊声母（微、疑、云、以及日母部分字）也清化为零声母。闽粤客赣诸方言全浊清化，次浊仍多读浊音，例如闽粤语微母字读m—， 疑母字读η—，客赣语微、云母字读v—，疑、日母字读η—、nψ—； 闽语福州话在连读变声中有清音浊化的新趋向，即除首音节外，后置音节的清声母大多变成了相应的浊声母，例如头先（方才）th a lεiη， 旧底（以前）kulε。福州话单字音全浊声母清化了， 多音连读时又向浊音化回流。
4.1.2 就声母发音方法说， 各方言有塞音化和塞擦音化两种类型。湘赣方言的一些点把不少知章精组字都读t、th 声母（例如双峰粥tiu、张teη，南城竹、粥tu?杂、察thai?，这是塞音型，北方方言、吴方言见系声母颚化，k→t，是塞擦音型。
4.1.3 韵母的元音组合有单音化和复元音化两种类型。 多种高元音（i、u、y及至）充当韵头韵尾，构成了复无音型， 大多数北方话属于此型，单元音型的方言或合并、脱落韵头，如湘、赣、客、粤诸方言（长沙：岁sei顿tn，双峰：光keη；广州：端tyn，快fai，赶kn，翁源：乖挂kai，官关kan，括、刮kat）或脱落韵尾，如吴方言（矮、快、招、要，苏州：、khua、ts、i温州：a.kha.tiε.iε）。
4.1.4
古代汉语带鼻音韵尾的阳声韵和带塞音韵尾的入声韵有强化、弱化两种类型。强化型基本保留古音的格局，有—m、—n、—η、—p、—t、—k音韵尾，如客方言、粤方言。 弱化型又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合并简化，如官话—m并入—n；吴方言、闽东方言—p、—t、—k并为—?。另一种弱化表现为塞音尾和塞音尾的脱落。吴语、 微语的古阳声韵走的是经鼻化而脱落的路，闽南方言、闽西赣南客家话、部分湘方言也有阳声韵读为鼻化韵的现象；官话、徽语、湘语则普遍把古塞音韵尾脱落，是入声韵尾弱化的消失的典型。
4.1.5 至于古今声调的演变，则有简化型和繁化型两种。 官话调类多为4个或不到4个，属简化型，晋语及诸南方方言保留人声调的方言调类都在5个以上，多数按古清浊分为阴阳两类声调， 赣方言里有按送气不送气分调，粤方言还有按无音长短分调的，其调类多达9～10个， 是繁化的典型。
4.2 说汉语词汇的演变古时候单音词多，现代则双音、 多音的越来越多，这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就现代汉语诸方言说，有的单音词多，有的单音词较少，姑且称之为单音型和多音型之别。
缺乏词头词尾的方言单音词就比词头词尾多样化的方言多。例如姑、姨、叔侄、被、帐、衫、裤、柿、茄、峰、兔、房、桌等官话区一般都不单说，而在许多南方方言里都可单说。
方言词保留古代汉语的说法的也有不少是单音词，在其他方言里往往已演变为复音词。例如知（道）、（甘）蔗、尾（巴）、嘴（巴）、（脚）爪、咳（嗽）、（脸）面、味（道）、（气）味、（颜）色、目、眼（睛）、窗（户）、（蚂）蚁、（禾）苗、（浮萍）薸、秆（稻草）、衣（胎盘）、櫼（楔子）、过、惹（传染）、 惊（害怕）、鼎（铁锅）、索（绳子）、粟（稻谷）、饮（饭汤）、箸（筷子）、硋（陶瓷）、澜（口水）。
早年，创新的方言词也有不少是单音的，例如囝（儿子），囡（女儿）、嘢乇（东西）、脷（舌头）、靓（漂亮）、助（能干）。
4.3 关于语法， 上文提过的粘着型和孤立型的对立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词头、词尾、助词等粘着型的构词形式，一般认为是宋元以来的近代汉语逐渐产生的。
4.4 在句法方面，如所周知，语序是汉语句法的重要区别手段。桥本万太郎教授曾指出，南言方言有不少谓词短语的“顺行结构”的句型，北方方言则更多是“逆行结构”，他又指出了名词短语的修饰语有前置后置两种类型，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可以区分出偏正型和后补型两种类型。
就谓词语语的语序来说，官话属于偏正型，如把他骗了/他先走/快点儿说，把宾语或补语提到动词之前作为动词的修饰成分，南方方言则通常说：骗了他/他走选/说快点儿，把修饰成分置于动词之后作为宾语或补语。桥本万太郎还论证了后补型（顺行结构）是古代汉语传下来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劳力者治于人），偏正型（逆行结构）则是后起的现象。
名词性短语官话也属偏正型，都是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客人、干菜、公猪、中国国之中、中心心中），南方方言多有后补式说法（人客、菜干、猪公）则可能是壮侗语族影响的结果。
五
5.0以上讨论的共时结构类型和历时演变类型都是从语言内部所作的研究。除此之外，对方言的研究还可以从外部考察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考察社会背景对方言差异的分布、使用和演变的制约，这类考察也同样可以看到各种明显对立的两种类型。从文化的视角所考察的这些类型可以称为“文化类型”。
5.1 从现实分布的各区方言说，有的方言内部差异较小， 形成中心点并对周围小方言发生深广的影响，这是向心型方言；有的方言区内部差异大，并没有形心中心，也没有具备代表性的口音，是为离心型方言。一般说来，人口密集、交通便易，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并形成了较大城市的地方，其方言往往是向心的，人中稀少的山区，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占主体，没有大城市的地方，其方言往往是离心的。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行政属辖的变化，有没有形成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富于凝聚力的社会群体，也是决定方言区的向心或离心的重要因素。
粤方言是典型的向心型方言。数千万说“白话”的人都共同以广州话为标准。这种方言不但有完整的口语表达，还可以诵读书面语，写作文皱皱的唱词，还有整套文字书写体系。除广东省少数地区差异较大外，各地粤语均可通话，至于流传到东南亚，美洲的白话其口音和用词的一致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皖南的徽语、浙江的吴语和闽中腹地的闽语都是离心型方言，这些地方都是经济较不发达的山区，缺乏大城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没有形成有代表性的方言，内部差异比较大，有时一个方言区内部可以有向心和离心的两区并存。吴语的北片是向心的，南片则是离心的，客家话南片是向心的，北方（闽西赣南）是离心的。
5.2 从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的情况说， 有的方言是活跃型的， 有的则是萎缩型的。活跃型的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是全方位的，像香港的粤语甚至可以用来写小说、印书。在与其它方言共处竟争中，这种方言是强势方言，往往要扩张自己的地盘和使用者，并使其它弱势方言接受自己的影响。广东省的客话区和闽语区的人都在学习使用粤方言，就是这种情况。至于与共同语的关系，活跃型方言也难免要经常套用共同语的新词术语，尤其是政治生活和科技领域的用语，但是在语音上、语法上就表现得很保守，固有的方言词也很难放弃。
萎缩型的方言是弱势方言，在社会生活的应用中呈萎缩状态。首先，在许多场合普通话普及了（例如学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公共场所等），方言便退缩到家庭生活和人们的个别交往的场所。例如闽北地区，城镇里已出现了不少本地人组成的“普通话家庭”（在家里也说普通话），有些青少年说不清本地话了，在农村连老年文肓也可通普通话。尚在使用方言的人则大量放弃方言词，套用普通话语词甚至夹用普通话。在与强势方言并用或连近时弱势方言往往让位给强势方言。广东境内不但在闽语、客语区的市场上充扩着“白话”连边远的白话县份例如去浮、封开等地本地口音仅保留在老年人口中，年青人说的全是模仿来的说得不太标准的广州话。
像湘赣方言那样，不断放弃独特的方言成分而大量接受普通话的影响，这也是一种方言的萎缩。久而久之，所谓的“新湘语”和湘人所说的普通话就模糊难辨、合而为一了。
5.3 纵向地考察方言的演变，可以看到稳固和变异之别。 稳固型方言不但古今变化慢，继承前代语言成分多，历来爱共同语或其它方言的渗透也少，变异型方言则固守少、创新多，容易受共同语或强势方言的影响，同一个时代的人之中，老中青三代人口音和遗词造句都有明显差异。
一般地说，向心型的大方言区较为稳定，离心型的小方言区多变得快；活跃型的强势方言变得慢，萎缩型的弱势方言变得快。南方方言中，闽、粤、客是稳固的，湘赣是变异的，吴方言则北片是变异的、南片是稳固的。闽语福州话明朝未年就编有韵书〈戚林八音〉，其声韵调系统三百多年来并无明显的变化，至今方言曲艺作者还在用它作为合辙押韵的依据。而有些方言岛由于受包围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老年人和青年人的音系可以相差二十多个韵。
六
6.0 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
6.1 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是汉语方面的综合比较研究， 因为各项比较都经过类型的归纳，就使比较的结论带有理论上穷尽性，各个比较项目的比较结果的综合便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共时系统。就像一个棋盘上画着横横竖竖的诸多座标，把一种方言在诸多的类型中准确地定型、定位，该方言在整个汉语方言中的地位及其特点便可以准确而全面地展现出来了。如果说用中古音为参照系来描写方言特点就象物理学的投影画像的话，类型比较的定性定便是全面的化学分析的数据总和。
6.2 有了全方位的类型分析，各方言之间（包括区与区之间、 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便可以显现出不同的层次。同类型之间还有典型的极端、不典型的非极端以及模糊的中介。只有这种立体化的层次关系才能全面地反映出各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可以说，汉语方言类型研究是彻底解决汉语方言分区的根本出路。
6.3 方言之间的同异无非是出于纵向的源流关系（同源关系、 同流关系），或出于横向的渗透关系（共同语的影响、方言间的影响），把方言间的类型分析（定型、定位）用古今语言发展的基本结论和最重要的方言区地方史料来加以检验，便不难区别两种异同的性质。这样，全部类型比较的材料又可以纳入纵横两个座标，为我们提供另外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某方面在历史演变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与其它方言的源流关系：一是某方言在共处中与其它方言所发生的相互渗透的状况。
6.4 方言的类型学研究使我们对各方言的现状、 性格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状况的源由都有了准确而全面的了解，这样，对于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可行的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无疑地有极大的好处。很明显，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方言地区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和计划。例如已经处于萎缩的方言不提倡推广普通话，方言也形将消靡殆尽，而在活跃型的强势方言区，推普的口号不能强硬，采用的措施都必须十分得力。
6.5 有了汉语方言的系统的全面的类型比较， 就可以着手于汉语方言学的建设了。汉语方言的历史形成，汉语方言的现实分区，汉语方言的语音结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它们的共同规律和方言间的差异，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方言的演变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论哪个课题都可以从类型比较中获得基本的答案。汉语方言不但拥有以十亿计的使用人口，而且品种多、历史长、真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在广泛的材料基础上，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去粗存精，由表及里，这样建立的汉语方言学必能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作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