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动态研究_农业总产值论文

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动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民族地区论文,农村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在贵州民族地区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贵州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极大地制约了全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农业及农村问题解决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生成转换、协调匹配等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本文力图把民族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问题纳入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从动态上研究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生成、演变的过程、特征、矛盾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基本对策,以期望对研究和制订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尤其是农村发展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从动态上就贵州民族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生成转换、协调匹配的对策问题。

一、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演进

纵观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其基本特点是:低水平、低层次上的农业(种植业)与小规模的副业并存。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49年至1951年的恢复发展阶段。土地革命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绝对所有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土地革命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根基,并未打破农民占有小块土地从事生产活动的格局。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8.74%,其中种植业、林、牧、副、渔分别增长了38.33%、38.60%、57.80%、22.75%和3.65%。但农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参见表1)。

表1 贵州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的构成单位:%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949年 63.44 6.07 14.94 15.07 0.48

1952年 63.25 6.06 16.99 13.34 0.36

注:①资料来源:根据《贵州县情》(1992年5月版,中国统计出版社)的有关资料整理,其中1949年资料不含贞丰、望谟、平塘、黄平四县,1952年资料不含黄平县。

②本表以农业总产值为100,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1952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继土地革命以后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又一次大的变革,即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农业合作化形式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分工结构改造成以农业合作社为单位的集体分工结构,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显著特征是总量增长下的结构稳定。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阶段。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结构又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主要表现为:(1)立足未稳的农业合作化被人民公社化强行取代;(2)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脱离实际,使农村社会生产力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3)在全党办企业、全民办企业、以钢为纲的政策导向下,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者就业结构呈工业主导型。

1961年至1965年的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前一时期的错误,党和政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了精减机构、下放职工、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等一系列政策,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这一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特点是:种植业、林业、牧业增长势头强劲,农村工业又回落到原来农村副业的地位。

1966年至1978年的结构松动阶段。十年浩劫虽然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但应该承认,农业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78年与1965年相比,贵州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0%,农村产业结构呈现出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有所下降,农村副业得到大幅度提高的特点。

1978年以后的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完善,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见表2)。这一时期农村产业结构主要有三个明显特征:(1)种植业在农业中的份额继续大幅度下降,其它各业在农业中的份额相继上升;(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3)打破了长期以来不顾各地资源优势,片面强调粮食生产的疆化模式,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表2 贵州民族地区1978年—1990年农业发展状况 单位:万元

农业

总产值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 渔业

1978年167522103572

11851

2642425372 303

1990年306258155644

21244

67486606661218

1990年比1980

82.82 50.2879.28 155.40

139.11 301.98

年增长(%)

注:①资料来源见表1 ②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生产关系结构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家庭分工结构向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多元结构的演变过程;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大致经历了1978年以前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和1978年以后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交通运输、建筑等多业并举的多元结构。

二、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特征

长期以来,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农村种养业和家庭副业在低水平小规模基础上的简单组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至今还十分显著。归纳起来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农村产业结构残缺单一。事实上,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片面的种植业结构上,林、牧、渔等不能作为农村的重要产业健康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形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1)五十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排斥商品和市场,从而强化了这种单一结构的生成;(2)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长期禁止农村兴办商业等第三产业,人为地割断了农村与城市的交流,从政策上保护了单一结构的生成;(3)宏观上的以粮为纲,强化了这种单一结构的生成;(4)社会主义工业化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启动的,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是通过城乡不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工农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这种来自国营工业体外的资本积累方式,对农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扭曲了农村产业结构;(5)我国在民族地区一贯实行的人口政策,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残缺单一的农村产业结构关系。

第二,发展比例不协调。所谓发展比例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之间的比例不协调。判定其发展比例是否协调,当然不是说农业内部各业之间必须等比例发展,而是看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是否与其拥有的资源存量和资源结构相匹配。事实上,我们长期围绕吃饭问题而片面强调农业(种植业),忽视各地的资源存量和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这样做的后果,并没有彻底解决吃饭问题,也未能使农村的综合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反而使大量资源闲置起来或因得不到的效利用而造成巨大浪费。二是种植业内部的发展比例不协调。由于长期片面发展粮食生产,其它经济作物未受到足够重视,没有将其纳入农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虑,也没有立足当地资源,象重视粮食生产那样重视发展经济作物,这种片面以粮为纲的发展方针,不仅制约了农业内部各业的发展和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同时也制约了粮食生产本身。三是农业与农村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之间的发展比例不协调,这种一头重的结构模式,很难使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三、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一)农业基础结构十分薄弱。农业基础结构是指农业内部农(种植业)、林、牧、副、渔各业之间的联系方式及结构比例。加强农业基础结构,提高农业基础结构对整个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种植业排斥挤压林、牧、副、渔业,种植业中粮食作物排斥挤压经济作物的状况,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贵州民族地区农业基础结构,从1949年到1990年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其变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见图一)。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农业内部各业在总量上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结构变化不明显(见表3、表4)。截止1980年,贵州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84%。其中种植业、副业和渔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比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稍慢,而林业、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则高于农业总产值的平均递增率。但是从民族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社会需求看农业内部各业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这不仅表现为产出水平低,而且生产的技术手段也极其落后。

图一 农业基础结构变动图

表3 贵州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状况(1949-1980) 单位:万元

农业

总产值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 渔业

1949年 56200 35652340983948471 274

1980年180747111193

12665

3171924473 697

1980年为1949

321.6 311.9

371.5

377.9288.9

254.4

年的(%)

年平均增长(%) 3.84 3.744.32 4.383.48 3.06

资料来源:《贵州县情》,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5月。

表4 农业总产值结构变动情况单位:%

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 渔业

1949年

63.44 6.07

14.9415.070.48

1980年

61.52 7.00

17.5513.540.39

升(+)降(-)

-1.92+0.93

+2.61-1.53

-0.09

资料来源:根据表5,以农业总产值为100计算。

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一时期,农业各业之间不仅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农业基础结构的构成比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开始急剧下降,结构不断向合理的方向演进(见表5)十年间,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42%高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有牧业、副业和渔业,低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有种植业和林业。从农业总产值的结构关系看,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降低了10.7个百分点,牧业和副业所占份额上升较快,而林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见表6)

表5 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发展情况(1980-1990) 单位:万元

农业

总产值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 渔业

1980年180747111193

12665

3171924473 697

1990年306258155644

21244

67486606661218

1990年比1980 169.4 139.98

167.74 212.76

247.9 174.75

年的(%)

年平均增长(%) 5.42 3.42 5.317.84 9.5 5.74

资料来源:《贵州省情》,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5月。

表6 农业总产值结构变动表单位:%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980年61.52

7.00 17.55 13.54 0.39

1990年50.82

6.94 22.04 19.81 0.39

升(+)降(-)-10.7 -0.06 +4.49 +6.270

根据表5计算,以农业总产值为100。

(二)农业主体结构的支撑力还比较脆弱。农业三体结构主要是指种植业结构,即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的构成比例关系。这里所指主体,不是因为种植业在农业中占较大的份额,而是因为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它产业部门无法替代的。农业主体结构的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其主体支撑作用的发挥,也关系到农业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合理利用,从而使种植业中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都得以发展。因此,因地制宜,彻底打破过去不顾资源条件和土地生产力,片面强调发展粮食作物生产,过分用粮食作物挤压经济作物的格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的基本要求。贵州民族地区在调整种植业结构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见表7)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在总体上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播种面积的增长率,无论在哪一时期都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和总播种面积的增长率。从时间上看,1980年以前的结构调整十分缓慢,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属于一种自发性渐变过程。1980年以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但是因为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播种面积的基数过小,因此对总体结构的影响不大。见表8和图2。

表7 种植业播种面积的演变

资料来源:《贵州县情》,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5月。

表8 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结构变化单位:%

1949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0年比1949年

升(+)降(-)

粮食作物90.89

85.03

74.42

71.26

-19.63

经济作物6.52 9.56

17.51

18.21

+11.69

其它作物2.59 5.418.07

10.53+7.94

图二 各种农作物结构变动图

四、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

第一、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实力还比较弱。截止1990年,贵州民族地区全部46个县市农村社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767,129万元,1990年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1,940,380万元,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相当于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9.53%,1990年民族地区农村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为75,809万元,全省为282,902万元,民族地区只相当于全省的26.8%,199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为1,455,294万元,民族地区为306,258万元,民族地区仅相当于全省21.1%。这一经济实力与贵州民族地区的资源存量以及在发展贵州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匹配的。

第二、农业生产力水平低。贵州民族地区地处边沿山区,交通闭塞,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自1949年解放以后,贵州民族地区利用各种比较优势,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劳动生产力虽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相对于全省水平或非民族地区而言,仍然十分低下。(见下表9)

表9 贵州民族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省、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①《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贵州统计年鉴—199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整理计算。

表9我们一共考察比较了八项指标,其中只有两项指标——平均粮食亩产量和乡村人口人均粮食产量,贵州民族地区超过了全省水平和非民族地区的水平,其余六项指标——农业劳动力人均创造粮食产量,民族地区只相当于全省的96.62%,相当于非民族地区的93.10%;农业劳动力人均肉类产量,民族地区为全省的81.23%,为非民族地区的69.52%;农业劳动力人均创造农村社会总产值,民族地区为全省的83.55%,为非民族地区的72.80%;乡村人口人均肉类产量,民族地区为全省的88.60%,为非民族地区的81.50%;农业劳动力人均油料产量,民族地区为全省的77.10%,为非民族地区的63.90%;乡村人口人均油料产量,民族地区为全省的84.10%,为非民族地区的74.90%。由此可见,民族地区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将会成为今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约束因子。

第三,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的物质技术手段落后。到1990年底,贵州民族地区耕地面积1189.9万亩,机耕面积19.1万亩,仅占耕地面积的1.61%,占全省机耕面积的48.60%,这主要与贵州山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18.241万瓦特,相当于全省的41.32%;农田有效灌溉面积385.8万亩,占民族地区耕地面积的32.40%,占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46.7%;化肥施用量为163,583吨,平均每亩耕地上只有13.75公斤;农村用电量为1674.3万千瓦小时,只相当于全省农村用电量51012万千瓦小时的32.8%。所以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四,农业投入不足,且波动较大。其主要表现是:(1)财政支出中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连年下降,1980年,贵州民族地区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8.67%,到1990年就剧降到8.61%,十年间下降了10.06个百分点。(2)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随农村经济形势的好坏而波动。就总量而言,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农业投入基本上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投入开始逐渐减少,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农业投入大幅度下降。八十年代初出台的一系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加之政策上对农业实行价格保护,使得农村一时出现了“卖粮难”,“仓容危机”,这种暂时的繁荣假象,导致了政府的根本性错误,对农村经济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于是转变农业政策,降低粮食收购价格,这样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粮食连年减产、徘徊不前的被动局面。(3)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业的比较利益大大降低,导致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减少。(4)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措施不力,从而强化了农民弃农从事其它产业。当然我们不是反对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人兴办、从事其它产业,但毕竟我们这么一个央央大国,在我们民族地区,农业始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将其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正确处理农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关系,强化保护的力度。

第五,农产品价格体系不合理。从宏观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尤其是工农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一开始就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从而扭曲了农产品价格体系。这种状况在我国沿袭了几十年,其惯性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况且目前我们还不具备完全成熟的条件从根本上采取措施,理顺这一不合理关系。

第六,民族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开始启动,但是规模小,发展水平低,分布不均衡。从理论上讲,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必将彻底打破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的传统分工格局,也将彻底改变旧的城乡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从而刺激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问题是,由于我省民族地区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惯性,使得农村非农产业还严重存在层次低,水平不高、分布不均衡,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匹配效应不好等问题。1990年,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工业总产值为75809万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9%,农村工业劳动力12.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1%,人均创造工业产值仅为6016元。农村其它非农产业从业人员27.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4.5%,除农村工业以外的其它非农产业产值为64938万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5%。(详见表10)从农村非农产业的行业分布看,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农村工业、农村商业(含供销合作社)饮食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所以总体层次较低;从地域分布看,城市、县城(镇)周围农村地区的非农化程度较远离城市、县城(镇)的农村腹地要高。

表101990年贵州民族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概况

指标 1990年

农农村工业劳动力(万人) 12.6

村占农村劳动力的(%)

2.1

工农村工业总产值(万元)75809

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9.9

工业劳动力人均创产值(元/人) 6016

其农村其它非农产业劳动力(万人) 27.4

它占农村劳动力的(%)

4.5

农村其它非农产业总产值(万元)64938

非农 占农村社会总产值(%) 8.5

产业 其它非农产业劳动力人均创产值(元/人) 237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整理计算。

六、优化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基本对策

贵州民族地区是贵州省的资源富集地区,尤其是农、林、牧业资源和其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为此,优化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是:立足当地资源、因地制宜、优先发展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和产品,努力增加资源存量,积极发展资源指向型的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从扩大资源存量和资源加工获得双重经济利益,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对策一: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的支撑力。1、种植业是基础的基础,是提供基本生存资料的产业部门,所以要求粮食种植面积和产出水平要稳中有升,种植业中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其它作物之间的总量增加和结构变动应同结构素质的提高、改善同步,不可互相排斥挤压。为此,首先要求国家对农业的各种政策、措施、方针等的时间尺度一定要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不能因农业的丰、欠而随意波动;其次,国家应在不断理顺农产品购销价格体系的同时,对农业实行价格保护,以保证农业生产不致于因为价格波动而受到影响,造成长时间的衰退。其三、国家应对农业保持比较适当的、稳定的投入,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的综合素质。其四,在目前民族地区农村产业门类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条件下,应优先考虑建立健全为种植业服务的社会服务体系,如种子、病虫害防治,技术、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等,从而保证种植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充分保证基本生存资料的供应。

2、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和支撑力的增强,还有赖于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贵州民族地区林业资源和畜牧业资源十分丰富,但目前还没有把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规模经济效益低,产业化程度也不高。所以(1)畜、禽的生产和经营应由目前的小规模、分散式、副业型的生产经营模式向大规模、集中式、专业化、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转换,逐渐提高其规模效益和产业化水平。(2)建立健全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系列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以降低生产经营者的风险系数。

对策二、积极发展资源指向型的农村轻型工业。农村种植业的发展,结构素质的提高,增强了其主体支撑作用,而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则可以大大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村社会细胞组织的破裂和重组,农村经济系统的外推力必然增强、各种要素——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的闲置和剩余,必将为拓展农村的产业领域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时,农村的支柱产业或产业群业已基本形成,主导产业的培育就尤其重要。农村主导产业的选择应具备良好的承前启后效应。从其前向关联看,它应与农业接轨,从其后向关联看,它应能诱发和启动其它相关产业的更快发展。根据贵州民族地区目前的情况,在农业基础较好、条件成熟的地区,应选择资源丰富、投资省、见效快、效益好、市场容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劳动就业弹性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也就是要积极发展资源指向型的农村轻型工业——乡镇企业。但是在发展农村乡镇企业时,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是不能一轰而上,本着条件成熟一个建一个,建一个成功一个的原则来发展,过去的教训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二是起点要高,也就是要本着“四高二低一强”的原则发展农村乡镇企业。所谓四高,就是技术装备素质要高、生产效率要高、管理水平要高、劳动者素质要高;两低就是能耗低、污染低;一强就是产品的竞争能力要强;三是立足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四是要有特色,避免与城市工业同构。

对策三:重点发展农村社会服务业。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与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发达的农村经济不可能对农村社会服务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也就不可能促进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反之,不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服务内容单一,服务面窄、不配套,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强调稳定发展农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重点发展农村社会服务业,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农业和农村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才可能对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提出更多、更广泛、更高的要求,也才能促进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应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力的不同阶段,逐步做到:产前、产中、产后配套,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配套、生产与生活配套、经济与科技、文化教育配套、单项服务与综合服务配套、从而不断建立起包括生产、管理、储运、销售、科技、教育、培训、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在内的系列化、综合化、系统化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对策四: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改善民族地区的能源、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贵州民族地区能源紧张、供需缺口大、农村居民生活用能源除煤以外,大部分是烧柴,这势必严重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失衡;农村电力供应也十分紧张,1990年,民族地区乡村人口人均用电仅有13.6千瓦小时,如果按年人均用电150千瓦小时测算,贵州民族地区乡村人口中仅有100余万人能用上电,即只有约1/10的人口能用上电;另外,贵州民族地区交通闭塞、割断了内外交流的通道。1990年,贵州民族地区公路通车里程为28833.5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通车里程仅0.3公里,而且路面窄、质量差、通过能力小。

当然,要改善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首先便受到资金短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路可走。民族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我们的观点是,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主要是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决策规划的作用,实行普遍的自助、自建、自营活动,依靠其自身积累的人力和物力发挥剩余劳动力和农闲时节大量劳动力资源闲置的优势,从而改善包括能源、交通等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加速突破民族地区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怪圈、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综上所述,优化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就是利用现代先进的农业生物工程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围绕农业→轻型加工业→高级加工业的发展轨迹,有步骤、分阶段、层层推进,促进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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