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系统分析——兼论“适度增长”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分析论文,模式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我国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但从经济增长过程来看，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经济扩张的冲动，宏观决策部门和经济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对速度型增长模式的弊端仍然认识不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成为速度才是硬道理。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分析表明，“高速增长型”模式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有效地发展，而“适度增长型”模式则有较好的经济增长效果。
一、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
（一）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周期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两个周期，即1979-1984年为第一个周期，1985-1990年为第二个周期。这两个阶段所呈现出的周期性特征是：一方面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模式惯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新旧体制摩察造成宏观调控乏力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增长走的是片面追求高速度的路子，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1)经济增长依靠大量资金和劳力投入来推动，技术进步缓慢，增长效率低下；(2)经济高速增长是靠损害农业和第三产业，通过重工业超高速增长来实现，其结果是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严重失衡；(3)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一种追求产值的数量扩张性，产品更新换代周期长，质量水平很难提高。同时，这种超高速增长一旦受到资源条件和产业瓶颈的约束，就导致经济增长大幅度下跌，经济波动很大，使总增长水平和平均增长速度不高，结果是欲速不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速度在2%-2.5%之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50年代到70年代年增长率高达9%以上，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其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很差，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产品质量低下，技术进步十分缓慢，经济质量下降。造成这些后果又同我国选择的“速度型”增长模式有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对过去那种以高速度为特征的重型产业结构作了较大的调整。改革的第一阶段(1979-1984)，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合理，产业结构趋于协调，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明显改善，人民得到了较多的实惠，经济出现了稳定增长的局面。但在1984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和企业有了较多的自主权，预算外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发展，在市场需求拉动下，进一步刺激了地方和企业经济的盲目扩张。由于对经济过热缺乏正确认识，未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因而导致了1984-1988年间再度出现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局面，形成了改革以来的第二个经济周期。周期的增长过程和结果又表现出过去速度型特征，其直接后果是产业结构失衡加剧和产品质量明显下降，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国民经济被迫进入全面紧缩和治理整顿阶段。
（二）两个经济周期增长效果的比较分析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经济周期比较可以看出，后一周期的经济增长效果呈明显下降趋势（见下表）
年份综合要素生产率 社会资源总配置经济增长率的
全国零售物价
人均收
增长率 效应① 相对波动系数②总指数 总指数③
(贡献率)(贡献率) (相对波动幅度) (GNP平减指数) (年增长率)
|1979-19843.820.580.33 3.3243.1
(44.4) (6.7)
(1.03)(3.06) (10.0)
1985-19903.40
-0.090.41 12.0237.7
(39.6) (-0.1) (1.15)
(13.30)
(7.5)
注：①社会资源总配置效应为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所带的GDP增长率，其贡献率为该增长率占GDP总增长率的比重。
②经济增长率的相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幅度分别为国民收入年度增长率的标准差系数和全距系数。
③指1980-1985、1986-1990的数字。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增长效率看，用国际上通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衡量，前一周期（TFP）增长率为3.8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4%；后一周期两项指标分别降为3.40%和39.6%。这反映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及其对产业增长的作用态势的减弱。从社会资源总配置的效应来看，前一周期资源总配置效应（结构变动所带来的GDP增长率）为0.58%，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后一周期资源总配置效应降为负值，即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没有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对经济增长起了抵销的作用。这表明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在恶化。从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来看，后一周期相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幅度比前一周期明显上升。从价格上涨幅度看，后一周期的零售物价总指数和GNP的平减指数均比前一阶段上升了三倍左右。这说明经济增长不是优化，而是劣化，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相对下降。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来看，人均实际收入指数和年增长率在后一周期比前一周期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它表明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不断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人民在经济增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此外，地方和企业在片面追求速度的思想驱使下，产品质量日趋下降。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结果，从1985-1990年，企业中不合格品的损失率为产值的10-15%。仅以10%的损失率计算，每年因产品质量所带来的损失1500亿元人民币。这一期间总损失3000-10000亿元之巨，还不包括假冒伪劣产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关资料表明，后一经济周期的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度、产品合格率和优质品率比前一经济周期都有所降低。这也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下降。
二、两个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改革以来我国第一个经济周期增长速度比较合理，产业结构趋于协调，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改进，并出现了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的局面。究其原因：(1)改革开始时，通过纠正1977年、1978年的“洋跃进”，中央决策机构对过去那种片面追求高速度所带来的弊端记忆犹新，在指导思想上比较注意经济的适度增长和协调发展，强调提高经济效益。(2)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计划体制下用损害农业来发展工业所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失衡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出现了第一、二、三产业结构趋于协调，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好形势，同时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3)由于从50年代直至改革前，我国一直采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生产、轻生活，重工业、轻农业的“速度型”发展战略，致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欠了人民的“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放弃了速度型发展战略，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上对农业和轻工业倾斜，1984-1985年曾一度出现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快于重工业现象，这是对过去速度型的片面经济发展战略的矫正。这一阶段不仅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人民也得到了更多的实惠。(4)在1979-1985年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推动了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处在起步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工业企业的放权让利，其实质是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企业和个人积累了很大一部分资金，而放权让利的改革并未给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相应权利，不可能形成现实的投资扩张。同时整个国民经济带有恢复的性质，经济环境也比较宽松，经济关系比较和谐。由于以上原因，改革以来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发展的态势较好。
但后来再度出现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局面，其增长过程和增长后果同计划体制下经济周期有很多相似性。引起新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1)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初步成效，地方和企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在地方和企业没有投资自主权的条件下只能是投资扩张潜在力量，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和地方有了投资自主权，投资的潜在扩张转化为现实扩张。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发展，据估计1985-1990年计划外投资在12000-15000亿之间，企业规模缩小，重复建设。投资膨胀——需求增加—一物价上涨，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推动，愈演愈烈。在需求强有力的拉动下造成卖方市场，其结果是经济效益普遍下降，产品质量越来越差。(2)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效应推动农业发展的能量释放殆尽，农业连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加之投资的扩张，重新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效应日益劣化。(3)以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对原有经济体制有较大的冲击，但未从根本上动摇计划经济体制基础及运行机制，以“投资饥渴”、“需求膨胀”和经济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速度型增长模式的惯性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旦当经济扩张受产业瓶颈制约时，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停止而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其后果是经济增长急速下滑，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再次扰乱了经济协调、持续和稳定增长的内在机理。
三、对近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判断
通过对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两周期的比较分析，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我国经济从1991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进入新的一轮增长周期，从其增长过程和反映出初步后果来看，同第二个经济周期发展高峰期的1988年雷同。主要表现为：投资扩张引起需求膨胀而导致物价上涨，货币投放过多，产业瓶颈（能源、交通、原材料）制约严重，产业结构又趋失调。尽管对经济过热进行了调整，但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增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和产业瓶颈的制约，如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有可能重蹈复辙，引起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第二，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但从经济增长过程来看，忽视效益、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自上而下经济扩张的冲动。从微观和中观方面看，企业和地方政府具有追求眼前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普遍倾向，存在着速度偏好的思维方式，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实施数量扩张和高速增长。而对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和产品质量等远期效益缺乏动力。这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有较大关系。从宏观决策和经济理论界看，对于速度型增长模式的弊端仍然认识不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成为速度才是硬道理。在发展和速度问题上，重速度，轻发展；在效益和速度问题上，重速度、轻效益。急于求成的战略思想仍在作祟。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过程表明，传统体制下速度型增长模式的痼疾是难以医治的。在体制转换整个过程中，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还不健全，制约速度型扩张的功能还未形成，因此，我们对速度型增长模式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要始终保持警惕。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分析表明，“高速度增长型”模式使经济增长付出了较大代价，给人民带来的实惠甚少，也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有效地发展。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外）相比，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但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其结果是快增长慢发展。而“适度增长型”模式则有较好的经济增长效果，并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有利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改革前后和改革中经济增长不同周期实效就是证明。因此，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出现新的高速增长局面，我们务必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型”向“适度增长型”转变，以使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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