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微观基础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微观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在取得迅速增长的同时，也曾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在经历了1998年到2001年的低谷之后，2002年下半年投资增长开始加速，2003年GDP实现了9.1％的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已经开始。根据中国经济在八九十年代几次周期性波动的经历，对于新发轫的这次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会不会出现以前那种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如何实现经济的稳定运行，就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
一、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与变化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进行划分，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注：经济周期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既可以按照从波谷到波谷，也可以按照从波峰到波峰，还可以按照时间的短、中、长来划分周期，因此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划分结果。例如李建伟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中认为1978年以后有两个完整的中周期；有的学者虽然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但是从1978年开始计算，就会有4个周期，如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86年，第二个周期是从1986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是从1990年到1999年，从那时到现在，正处于第四个周期的过程之中。这几个周期性波动的形态不尽相同，但是经过观察，从中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些典型化事实：
（一）经济波动的幅度逐步变小。第一个周期的最低增长率是1981年的5.2％，最高增长率是1984年的15.2％，振幅为10个百分点，取方差作为反映数值离散程度的统计量，这一阶段增长率的方差为1.28‰；第二个周期的最低增长率是1990年的3.8％，最高增长率是1987年的11.6％，振幅为7.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增长率的方差为1.43‰；第三个周期的最低增长率是1999年的7.1％，最高增长率是1992年的14.2％，振幅为7.1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增长率的方差为0.64‰。可以看出，这三次经济周期的振幅在逐次变小，考虑到前两次周期的时间都比较短，在4年至5年的时间里就出现9个百分点左右的波动，说明当时中国经济的变动与90年代相比是相当剧烈的，另外，第三个周期的增长率方差明显小于前两次，几乎只相当于以前的一半，说明经济的稳定性在进入90年代以后已经大大加强。
（二）经济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如果上升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与幅度和下降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与幅度都大致相同，那么整个周期就表现为一个对称的波形，但是中国80年代以来已经完成的三次周期都是不对称的。每一次周期开始，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以及财政支出就迅速上升，很快就达到顶点，然后开始缓慢下降；而名义M[，2]、实际M[，2]、实际投资在上升阶段虽然也增加得很快，但是在下降阶段降低得更快，进出口、总消费也表现出这种“缓升陡降”的形态。（注：刘金全、范剑青：《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从GDP的增长率来看，第三个周期的这种非对称性表现得最为明显，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1992年的最高点，然后开始缓慢地下降，一直持续到1999年，使得整个波动过程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成为一种“长尾现象”（注：刘金全：《我国经济波动中的长尾特征》，《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三）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比较缓和。与前几次周期性扩张时GDP增长率的迅速上升不同，这次新周期的扩张相对缓慢，呈现出一种在“软着陆”以后的“软扩张”的态势（注：刘金全、王大勇：《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经济学家》2003年第4期。）。从投资的角度来看，1992年到1994年扣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因素以后的实际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9.1％、35.2％和20％，然而投资立即引起了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5.3％、26.6％和10.4％，居民消费价格上涨6.4％、14.7％和24.1％。与90年代初的那次周期不同，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显得比较温和。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7％，实际增长24.5％，已经接近1992年的水平，但是全社会的总体价格水平却远远低于当年。2003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小幅增长1.2％，从2003年9月份开始加速，同比增幅在12月达到3.2％，2004年1月仍然持续了3.2％的上涨速度。这些涨幅都远低于1992年，即使是预期的2004年的价格上涨幅度有所提高，也远远达不到当时的那种水平。
二、分析与假说
从改革伊始到现在，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无不带有深深的转轨经济的烙印，80年代以来已经完成的几次经济周期也可以归结为转轨型的经济波动。这可以从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等方面来说明。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GDP由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总消费是相对稳定的，而净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对经济影响大而且波动性强的是总投资，它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分。在我国经济的投资活动中，存在着两类经济主体，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它们在投资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投资行为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且在转轨的过程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按照经济类型划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要地位。从1981年到1992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二左右。从1993年开始，这一比例迅速下降，从1992年的68.1％降低到2002年的43.4％，非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则开始上升，在2001年达到52.7％，超过国有经济，成为主要的投资者。而从1981年到1992年正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时期，从那以后，随着经济“软着陆”的实现，经济增长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的投资波动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分。
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的特征。由于国家掌握着国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因此必然赋予国有企业多重的非利润目标，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实现充分就业和重工业优先战略，在转轨时期主要是承担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因而利润只是企业绩效的一个方面，只要国有企业在完成其他目标时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那么维持其生存对政府就是重要而且值得的。因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国有经济仍然具有预算软约束。同时由于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拥有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获得了独立的投资权力，这就必然使得国有企业在固有的“投资冲动”驱使下反复进行粗放型的投资扩张，利用预算软约束侵害所有者权益，实现内部人效用最大化。正因为如此，在每一个周期的开始，投资和GDP增长率迅速上升，而财政拨款是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财政支出也迅速攀升。由于预算软约束，国有部门的投资不可能从内部得到自我控制，只能由国家从外部予以调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社会稳定同经济增长一样，是国家的重要目标，当投资过热引起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时，国家就会实行经济紧缩。对于国有部门而言，紧缩往往是通过行政手段和信贷的数量控制来进行，因此会出现实际投资的更加猛烈的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减少，直到经济增长率降低以至于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样一种行为模式，解释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非对称性。同时也描述了转轨型经济波动的一般模式，即经济增长启动，出现投资需求膨胀，遇到能源、交通等的数量瓶颈，引发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踩刹车这样一种循环。
经济转轨和改革的推进，使得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它们的预算约束是不断硬化的。特别是推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辅分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改善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非国有经济而言，则表现为数量上的迅速扩张，从无足轻重到成为占优势的投资主体。由于非国有经济天然具有远比国有经济强烈的预算约束，它在扩张过程中不会形成像国有企业那样对资金和物资的无限制的需求膨胀，同时，由于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仍然没有改变以非市场化的利率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样一种制度安排，非国有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取所需资金，因而主要依靠自身积累的资金，减轻了对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其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的速度很快，因而可以迅速形成有效供给，这就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削弱了转轨型经济波动。事实上这些都与我国经济波动性的逐步减弱的过程相联系。不仅如此，从2001年开始，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超过国有经济，2002年进一步扩大这个差距，这种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变，不能不说是新一轮增长相对平稳的潜在原因。
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具有“投资饥渴”的经济主体与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并保持稳定为目标的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国有部门是这种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不断硬化和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稀缺资源不断改善其配置状况，从国有部门逐步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的市场化，而这种微观主体的市场化是使具有转轨经济特征的经济波动逐渐减小的重要力量，并且当微观主体的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引起经济波动的特征的改变，使转轨型的波动转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波动。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说：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是我国改革以来经济波动逐步减小，经济增长逐步趋于稳定的重要原因。为了对这个假说进行验证，我们将对下面的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V（t）=β[，0]+β[，1]state（t）+β[，2]nonstate（t）+β[，3]consumption（t）+β[，4]GDP（t）+β[，5]year+ε
其中V（t）是一个表示经济波动性大小的时间序列，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的时间序列都包含了经济波动的因素，我们将分别予以估计，state是由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收益率的弹性及其显著性所复合得出的指标，它度量了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反映了国有部门预算约束的硬化过程，nonstate表示非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总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它反映了社会资本配置的市场化程度，consumption表示每年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它包含了消费的波动对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GDP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的规模，考察经济规模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year是表示年份的虚拟变量，它反映了前面几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里我们将分析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及其投资行为变化的情况，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以及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的演变，这两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基础的转变情况，第五部分将在前面所构筑的变量数据的基础上对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是根据分析的结果，对目前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和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的论述。
三、国有企业预算约束与投资行为的变化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如何解决，有的学者认为在于所有权的私有化，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于使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分散化（注：M.Dewatripont and E.Maskin，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2，1995.），或者是减少政策性负担、增强自生能力（注：林毅夫、刘培林：《何以加速增长，惟解自生难题——〈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1期。）。但是，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出于某几种政策性负担，而是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都具有多重目标。政府作为所有者，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使国有企业不但追求利润，还要承担实现充分就业、进行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而且这些“政策性负担”往往比利润对政府具有更高的效用，因而政府几乎不会拒绝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从而使政府作为所有者从国有企业得到的效用最大化。那么可行的方法可以是一方面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交给专门建立的机构去完成，这样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完成社会职能，企业就可以成为具有单一的利润目标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这样政府把社会责任强加给企业的可能性就将大大降低。如果企业不能摆脱政策性负担，即使实现了私有化，也不会使预算软约束的情况有所好转（注：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这种预算软约束与我国国企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它是私人资本的所有者为弥补企业在市场上的利润损失而向政府提出的补偿要求，并不损害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而我国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则是代理人用以侵害所有者利益、谋求自身利益的途径。），银行业分散化和竞争的加强，充其量不过是使政府不再能够通过银行来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但并不能保证政府不会通过别的途径来补贴。
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所内含的“投资冲动”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是因为企业在预算约束软化的同时拥有投资的自主权。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排除了决策权集中于政府这样一种“次优”选择，那么要改善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关键就在于在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合理地划分权利与责任，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有效的制衡（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80年代初以来在“企业没有积极性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的认识指导下，“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具有强烈的把资本所有者排斥在企业之外的倾向。在推行承包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又将一些应当由所有者掌握（或者在所有者监督下行使）的权力授予了作为代理人的承包者，如“自主决定在本行业内或者跨行业调整生产经营范围”、“自主确定税后留用利润中各项基金的比例和用途”、“决定内部机构的设立、调整和撤销，决定企业的人员编制”等，这些措施强化了代理人的利益动机，却实际上使国企的产权更加模糊，导致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因此整个80年代国企的预算约束没有硬化，投资冲动却表现得更加强烈。
表1 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的变化
每亿元工业资产兴建住宅面积占房屋纳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
年份
负担职工（人）* 施工面积比例（％）的人数（万人）**
19858396.06 24.24—
19905395.44 24.44 6166.0
19933380.84 23.62 9847.6
19952516.30 25.15 10979.0
19971648.06 27.24 11204.4
1999 710.69 33.60 12485.4
2000 568.23 30.01 13617.4
2001 472.33 27.27 14182.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
* 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与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之比，工业是指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
** 纳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人数包括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
1994年《公司法》通过以后，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逐步推行，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特别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加强了对代理人的制约，使“内部人控制”现象有所改善。同时，股权多元化成为公司制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中全会强调了“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这使得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得到了硬化。
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工作在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展。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在城镇广泛推行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包括养老、医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提出要建立失业保险制度。1995年开始，逐步实施了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分流企业冗员的改革，特别是1998年至2000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主辅分离和职工下岗。这些工作对于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硬化预算约束都有积极的作用，促使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越来越接近单一化的利润目标。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代理人的行为之所以不会偏离所有者的利润目标，是因为它受到掌握着最终控制权的所有者的监督，资本的所有者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链条的最后一环，如果它自身是目标多元化的，没有动力去追求利润，而是要在各个目标之间寻求平衡，那么这最后一环的监督就是松弛的，那整个监督链也必然松弛，预算约束必然软化。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由目标多元的政府各部门掌握所有权，正是国企所有者难以到位的根本原因。2003年国资委成立，作为出资人代表，它的目标是相对单一的，这将有利于强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使企业的投资更加注重利润的获取，而不是低效率的规模的扩张。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在硬化预算约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其投资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逐步的改变，从一味的投资饥渴，变得更加市场化，利润取向更加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对下面的投资方程来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估计：
lnI[，t]=α[，0]+α[，1]lnR[，t-1]+α[，2]lnRNK[，t]+α[，3]lnNK[，t]+ε
其中I[，t]表示t年的投资率，是实际投资额与年初固定资产净值之比，R[，t-1]表示投资收益率，是上年利税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RNK[，t]是t年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原值之比，反映了企业的新旧程度，NK[，t]是固定资产净值，表示了企业的规模。我们用《中国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每年的分省份国有经济的数据，估计了这个方程，得到了对每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描述，其中最直接反映企业市场化取向的，是投资对收益率的弹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lnNK的系数，即投资对净资产规模的弹性一直很显著并且数值比较大，这是因为大的企业在争取投资项目的谈判中总是具有优势，说明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基本上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另一方面，lnR[，t-1]的系数即投资对前一期收益率的弹性虽然在数值上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其显著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地增强了，说明对国企的改革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对投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表2 国有经济部门投资行为的回归结果
年份constantlnR[，t-1]lnRNK[，t]lnNK[，t]
19810.58
0.503-1.762
0.523
1982-0.564 0.4020.3320.884*
1983-1.655 0.338-4.289
0.571*
1984-1.064 0.787*
-7.503
0.280
19851.706 0.3471.2010.668***
19860.339 -0.011
-0.976
0.710***
19870.155 -0.012
-0.688
0.780***
19881.597 0.362*
-1.095
0.584***
19891.461 0.364*
0.0180.660***
19901.94
0.325*
0.6750.630***
19912.29
0.1741.6720.614***
19923.049 0.332** 2.5920.635***
19933.015 0.350** 1.3080.656***
19942.461 0.349** 0.0050.647***
19952.70.2521.4080.699***
19962.565 0.2092.384*
0.732***
19970.986 0.047*
-0.208
0.747***
19980.639 0.154** -1.505** 0.741***
19992.135 0.495*** 0.2310.749***
20001.408 0.351*** -0.958
0.718***
20012.113 0.338*** 1.1680.741***
20023.059 0.337** 1.9440.678***
*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在维持原有的经济成分大致不变的条件下，首先在旧体制的边缘扶植起新的经济成分，非国有经济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壮大起来。但是，任何一个导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都不可能不根本改革作为旧体制基础的国有经济，然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如大量的失业、经济资源的流动等，这些无疑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因此，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平稳过渡为目标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就赋予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更加重大的意义。一个规模巨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增长迅速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存在，不仅对国有部门构成竞争压力，促使其改革，而且可以消化国企改革产生的失业人口、弥补国有经济增长变慢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减小了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转轨经济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催生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
表3反映了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过程。虽然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衡量，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在整个工业经济中仍然只相当于国有经济的一半，但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在2001年超过国有经济，成为投资的主要力量，而且非国有经济在1993年贡献的工业总产值、在1998年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口都已经超过国有部门，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表3 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
工业因定资产净值占社会工业工业总产值占社会 吸纳就业占城
总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固定资产净值比例*工业总产值比例** 镇就业比例
1980
18.11
— 24.02
23.81
1985
33.92 14.65
35.14
29.81
1986
33.37 16.12
37.73
29.79
1987
35.42 17.40
40.27
29.96
1988
36.47 18.60
43.20
30.03
1989
36.33 19.64
43.94
29.76
1990
33.89 20.22
45.39
39.29
1991
33.62 20.90
43.83
38.94
1992
31.95 22.21
48.48
39.03
1993
39.37 28.02
53.05
40.20
1994
43.58 34.94
62.66
39.88
1995
45.56 22.10
66.03
40.86
1996
47.60 35.81
63.68
43.56
1997
47.51 38.38
68.38
46.86
1998
45.89 27.74
71.76
58.10
1999
46.58 28.22
51.08
61.75
2000
49.86 28.78
52.66
65.00
2001
52.69 30.30
55.57
68.09
2002
56.60 33.21
59.22
71.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至2003年各卷。
* 1993年开始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比例，1998年开始仅统计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
** 1999年开始仅统计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份额对比的变化，意味着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和比重的变化，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资本的配置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增量资本的配置，“固定资产净值”反映存量资本的运用。1981年至1993年，增量资本的配置完全在市场条件下进行的比例平均为34.76％，而这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波动最大的时期，1994年以后，市场配置增量资本的比例大大提高，平均为48.4％；对存量资本而言，直到目前可以说还主要是在不完全的市场规则下运作。对非农劳动力的配置的情况与增量资本类似，在经济强烈波动时期平均仅有34％左右的劳动力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配置，而在1994年以后平均达到了65％。资源配置方式的逐步市场化，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自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来看，非国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也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从我国改革的过程来看，非国有经济的确也存在波动性，但是这种波动还不是市场经济性质的波动，其主要由以下原因引起：
首先，非国有经济在大部分时期与国有经济相比处于十分微弱的地位，其发展主要依靠为国有企业提供加工和中间产品，以及为国有单位人员提供社会服务，因此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国有经济的景气状况和国企职工的收入情况比较敏感。所以各种经济成分都出现了与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周期。但是随着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壮大，它们的增长轨迹就逐渐脱离了国有经济的轨道，例如1999年以后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就呈现离散的趋势。
图1 各类型经济历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其次，政府对非国有经济的扶植，主要是出于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同时又面临着旧体制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因此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容易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而波动。如“治理整顿”期间，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投资率处于低迷状态，而1998年以后，由于大量国企职工下岗，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增长。
此外，非国有经济也经历了一个制度完善的过程。例如集体经济在发展的初期，为了保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改善生存环境，一度采用了模糊的产权安排。尽管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这种产权制度成为发展的制约，90年代初集体经济一度增长减慢。此后集体经济广泛进行了明晰产权的改革，重新走上了快车道。
所以，从过去非国有经济波动的历史，可以认为它仍然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基础的转轨型波动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性质正在改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非国有经济逐渐在比重上取得优势地位，它将逐步削弱转轨型的经济波动，使中国经济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型波动之中。
五、对波动因素的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假说和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我们选取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指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变量。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波动表现为增长型波动，而不是正增长与负增长交替的古典型波动。因此上述变量的时间序列包含了一定的趋势成分，而不完全体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为此，有必要把其中的趋势成分过滤出去。我们可以使用在周期分析中常用的Hodrick-Prescott滤波器分离GDP增长率中包含的趋势，也可以使用时间的二次多项式对其中的时间趋势进行脱离，此外，我们用差分分解的方法分离通货膨胀率中的趋势。经过这样处理后留下的绝对离差（即周期性成分的绝对值）作为回归的因变量V（t），这个变量的数值越大，即离差越大，说明经济波动性越大。
对于自变量state（t），我们用第三部分中得出的每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对收益率的弹性与其显著程度的乘积来构成这个时间序列，它表示了国有企业行为市场化的程度；nonstate（t）就是第四部分中给出的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它反映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最终消费增长率consumption（t）、年度GDP的数值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4中的第一列报告了以通货膨胀率作为经济波动性指标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变量state和nonstate的系数都是负数，说明经济的宏观波动性与国有经济的预算约束和行为市场化程度、非国有经济在总量中的比重负相关，即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的经济波动逐渐减小，趋于稳定，其中nonstate的系数在0.05的程度上显著，而state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说明非国有经济对经济的稳定过程有着更大、更明显的影响。表中第二列报告了以GDP增长率为经济波动性指标的回归结果，与第一列相同，nonstate的系数为负并且很显著，说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的确在过去的20年中有效地平抑了经济的波动，与第一列不同的是变量stat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仍然加剧着经济的波动，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未完成。
表4 对经济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
constant
0.382 0.096
（0.182） （0.139）
state -0.0210.068***
（-0.32） （3.196）
nonstate
-0.637** -0.249***
（-2.386）（-2.844）
consumption-0.512* -0.199
（-1.922）（-2.281）
GDP-0.0090.0007
（-0.036）（0.009）
year
0.006 0.001
（0.238） （0.175）
R[2]
0.630 0.777
F 2.102 4.889
*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假说，国有经济部门的预算约束的硬化、企业投资行为更加受利润动机的驱动，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波动性的减小。这个结论同时又说明了另一点，即我国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几个周期的主要原因是所占比例较大、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而随着经济转轨的进行，国有部门的比重和行为都在发生着变化，非国有部门也在成长，所以我国到目前为止的周期波动是“转轨型”的波动，微观经济主体的变化可以解释这种波动的特征，同时也意味着，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并且其自身也是有周期性、波动性的，对它们的调控应当纳入宏观视野中。这也就验证了我们假说背后的思维方式，即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的认识，应该从转轨经济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变化，特别是市场化进程来理解。
六、经济波动微观基础转变的政策含义
我们在前文描述了国有经济预算约束和投资行为的变化，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些实际上描述了我国经济微观主体的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经济的市场化。随后我们验证了，这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是不断削弱我国转轨型经济波动、促使我国经济逐步实现稳定运行的重要原因。对于力求我国经济高速平稳运行的努力，这个结论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首先，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尚未结束，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并且预算约束并没有完全硬化，那么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继续对国有部门的改革和对非国有经济的大力支持就是十分必要的；其次，转轨型波动的削弱，是在微观经济基础变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我国的市场化过程虽未完成，但是也已接近（现在离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2010年已不到七年），在转轨型波动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原来被掩盖的源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波动形式必然逐渐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调控方式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微观条件。
当前新一轮增长的投资高涨，仍然明显地带有软预算约束的痕迹。虽然从2001年起国有部门的投资额就已低于非国有部门，但是2003年全年以及2004年的前两个月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都高于非国有部门，而且出现局部过热的几个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都是国有部门仍然占优势的领域。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GDP高增长的追求，在按隶属关系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在今年前3个月同比增长60.2％，远远高于全社会平均的47.8％的水平。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也会导致非国有企业行为的变化。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银行贷款等经济资源仍然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它们往往利用这些资源来吸引非国有企业投资，由此造成非国有企业为获得这些廉价资源而倾向于规模扩张，这在新一轮增长中有较突出的表现。（注：在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中，土地、信贷等经济资源往往被以很低的价格提供给投资企业，这等于是对投资者的一种暗中补贴，这降低了投资成本，提高了实际收益率，必然引致企业资本积累路径向上偏移。对于有硬的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在这种规模扩张的动机下的增长，是资源市场化程度不足的表现。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的同时，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必须有所约束。
对于国有部门在软约束下的扩张，我国的宏观调控部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调控手法，通过与信贷政策相结合的加强项目清理、规范土地审批等行政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调控目标。但是对于日益增长的非国有企业，单独的行政措施却很难起到理想的作用。
非国有企业是完全市场化的主体，在我国目前的财经体制下，它们对财政资金、甚至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都远远弱于国有企业，主要是依靠内部资金的积累，在这样强的预算约束下，其效率是非常高的，形成生产能力、实现有效供给的周期很短。这些是非国有企业在转轨时期成为经济的稳定力量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市场上激烈的竞争，每一个微观主体都必须依靠提高产量、扩大规模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样微观层次的高效率难免会造成宏观层次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以非国有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周期。这个规律已经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在非国有经济迅速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部分的我国也日益变得具有现实性。因此，宏观调控当局今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对这种局面，其措施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反周期操作，利用利率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微调。
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变的基调，生产过剩只是相对于消费能力的过剩，这一点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从根本上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有赖于消费能力的增长。目前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差距的拉大、来自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的经济风险的加大等，在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成为近几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难以有效扩大的重要原因。为此，一个覆盖面广、达到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在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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