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探析——以江苏省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探析论文,个案论文,年代初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4-0048-06 劳动管理制度是指某一组织对内部劳动者进行领导、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的总称，其目的就是协调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生产物资之间关系，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组织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劳动者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对于“大跃进”运动后的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涉及，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笼统概括，或一言带过，或其言不详，很难反映“大跃进”运动后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实际状况。文章以江苏省为个案，主要考察“大跃进”运动后的江苏省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来展示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沿革。 一、重新恢复合作化时期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 1953-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中国传统个体劳动组织，并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而新的劳动管理制度还没有固定下来，中国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破坏了合作化时期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实行“大兵团”作战，造成农村劳动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低，农活质量差，干部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注意到了“大兵团”劳动的弊端，并着手对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恢复了合作化时期的一些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但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后，中国又开始了“赌气”式的“跃进”，使前期对农村劳动制度的调整毁于一旦。 1960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形势极其严峻，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剧增。为了解决中国农业危机，1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该文的下发标志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终结。为了整顿农村混乱的劳动管理制度，“十二条”要求各地“必须严格实行评工记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必须做够多少劳动工分”才能享受供给制，[1](P383)开始恢复被庐山会后赌气式“跃进”破坏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江苏省响应国家号召，同年11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坚持评工记分制度贯彻按劳分配政策》的社论。社论指出：“坚持评工记分，是保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广大社员劳动积极性的一个主要环节。一方面，坚持评工记分，按照各个社员实做劳动日进行分配，就可以保证按劳分配政策的坚决兑现。”“另一方面，坚持评工记分，也是加强生产小队的政治工作、活跃社员民主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评工记分“是一件关系到正确执行分配政策、合理组织劳动、发动社员更好地搞好生产的一件大事。”[2]江苏省在恢复评工记分的同时，还要求：“大队对小队，应当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农村要三包，林牧渔副业能三包到小队的都要三包到小队。除了个别项目(如木工组、猪场等)外，大队一般不组织专业队、专业组。”[3]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领导生产；在生产管理上要让生产队当家做主，坚持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四固定”。随着这些文件的实施，被“大跃进”破坏的原有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逐渐恢复起来。 “评工记分”就是把社员按照性别和劳动能力，把男、女分成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然后按照出一个工，就分别给固定工分。但是，“评工记分”不能解决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劳动生产率和农活质量仍然不能提高。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理论上很好，但具体执行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困难。生产队的一块田包多少工、包多少产量、包多少成本，都非常难以计算，包多了，生产队完不成；包少了，生产大队收入减少，国家征购难以完成。超产奖励比例多少难确定，超产部分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之间怎样分配也是问题，大队和生产队希望多留，而社员希望多分，所以“三包一奖”造成的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之间各种矛盾，使三者之间从年头吵到年尾。“三包一奖”里面有很多数据、比值等都得计算，进行下来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一般的农村社、队会计根本无法完成。[4](P286)弄来弄去“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形同虚设，实际上仍然是平均主义。 二、各种劳动定额管理责任制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江苏省在恢复合作化时期各种劳动管理制度的同时，对其他适合农村生产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胆探索。针对“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的弊端，江苏省采用以完善各种劳动定额为管理核心的劳动管理责任制。劳动定额管理，就是把各种农作物和工种进行量化定额，每项农活和工种定出多少工和工分，然后责任到劳动小组或者个人，完成该项农活，就给固定的工分，这样就避免了评工记分的麻烦。例如，1961年吴县车坊公社二十二大队实行定额管理，其具体办法是：把大队的21种农作物和241个工种进行劳动定额，每项农活规定多少工分；然后把不同的社员按照劳动的强弱分成组，能单独完成的农活责任到人。根据不同定额采取五种不同评工记分的形式，第一种是定额到组，按人活评。这是适宜于需要几个人相互协作，不能单独完成的农活。如插秧、灌溉等。第二是定额到组，按件计酬。这适宜于需要集体操作，但能单独操作的农活，如割麦记行，挑肥记担等农活。第三种是定额到人。这是一些适宜个人操作的农活，如耕田、送秧、做泥塘等。第四种是常年包工到人(户)。这是一些适宜个人操作，又不便于短期验收，必须全年定责任的农活。如耕牛饲养，农船保护、灌水等农活。第五种是按时记分。这是指一些不在包工范围之内，没有定额的零杂农活，如晒粮、秤粮、分粮等。据该大队水稻、三麦(指大麦、小麦、荞麦)、油菜、红花子四项农作物85个包工工种排队，用第一种记工的39种，占46%；用第二种记工的有22种，占26%；用第三种记工的有19种，占22%；用第四种记工的有5种，占5%。另外该大队还把41头耕牛三包到队，五定到人。三包到生产队是包使用年限、包成本费用、包工分；五定到人是：定负担田亩、定积肥、定膘水、定工具、定报酬，实行养用合一，谁用谁养，分户保管。实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是项项农活有定额，多劳多得，能够发挥积极性；二是便于安排农活，合理分工；三是记工便利，人人心中有数；四是责任分明，便于检查，能够提高农活质量。[5] 劳动定额管理责任制显然能提高社员工作的积极性。1961年3月，海滨县五汎公社全社14，800个劳动力，每天出勤的就有13，804个，占劳动力总数93%。该公社有些大队出勤数达到100%。团洼大队男女整半劳力480人，3月9日这天连辅助劳力出勤就达528人，占劳动力110%，有些老人和儿童也自动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过去不肯劳动的人，也主动找干部要活做。有人反映：“过去工分不值钱，成天不下田，现在工分值钱了钱，养牛的还要带耕田”。不少社员说：“过去评工记分是没年头女婿，在奶奶镜子里，照见拿不到。现在是当日做，当日记，多做一个工分，多得一份报酬，那个还敢躲懒。”社员反映说：“过去上工如拉纤，下工如放箭，现在上工自紧自，下工要催几遍。”[6] 但劳动定额管理有自身的缺点，农业生产不像工业生产可以计件，一些农活是很难量化定额，而且农作物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性，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而且对各种农活实行劳动定额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情。另外，一些社员一味完成定额劳动，忽视农活质量，加上生产队劳动监督跟不上，造成农活质量低劣。江苏省委指出：实行了劳动定额管理后，“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出勤率比过去增加了，劳动功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活质量也比过去好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的集体生产也存在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部分地区劳动力的出勤率仍然不足，多数农活的劳动功效还远不如过去，特别是干活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现象比较普遍。”[7]对于劳动定额管理，苏州市昆山县茜墩公社的群众说：“从纸面上看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切实做到了，也能调动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和干活的责任心。但根据调查，现在多数生产队还是做不到。问题不是干部群众不想搞好，而是这些管理制度过死过繁，与农业生产情况多变，农民生活分散，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相适应。”“农业生产是活的，天地人禾，天天在变化，计划再好，定额再细，总是跟不上去。”生产队干部反映：“十天一计划，三天一安排，朝朝派工，夜夜评分，吃力不讨好。”社员反映：“横一个计划，竖一个定额，只好应付上级检查，不能派实际用场。”[8] 三、以“包工”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 江苏省吸取了劳动定额管理的弊端，从1962年春季开始，江苏省各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各样的集体的、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出现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的劳动管理制度，而这种责任制直接和社员的劳动收益挂钩，激发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新沂县唐店公社龙河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普遍实行了“收种运打、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专业农活，固定到人；机动杂活，临时派工”，这样生产责任制的效果很明显。(一)干活主动，工效提高。过去，干活大呼隆，没有活干等派活，派到了活又是“文去武不去”，干起活来“一盼休息，二盼吃饭，三盼干部走开”。男的瞎聊，女的带针线，老农说：“这不是干活，是哄工分”。农活包定了，干迟干早，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事，谁都起早先把活干完，工效高了。1961年全大队五天锄完春田，七天半割完麦子，到立秋夏山芋锄过一遍；1962年不到二天锄完春田，四天半割完麦子，不到立秋夏山芋锄完三遍。(二)责任分明，农活质量有所提高。过去是“农活应卯、丢杆就跑”，田块不固定干好干坏谁也找不到，经常有20—30%的麦茬田发生草荒，一般以上的农活质量不合要求。固定包工后，谁干好干坏，一眼看到，“猫盖屎”的农活大大减少了。1962年全大队只有草荒50亩，占麦茬田的3%；有30%的农活是“老师傅”活，60%的农活质量达到一般要求，达不要求的“毛三荒”农活，只有10%。(三)劳动时间，灵活支配。过去，不管活多活少，活轻活重，大家“绑”在一起。不去干活，干部不同意，社员怕误了工分。去了，有些活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人，结果混得了工分，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大田生产，也耽误了家务。固定包工后，只要不违反农时，大部分劳动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样，大田生产搞好了，又有了时间休息、赶集、喂猪、种自留地、走亲戚。社员反映这样才是大集体、小自由，有忙有闲，大伙儿方便。(四)评工记分，简便合理。过去干活大呼隆，天天评工，天天吵嘴。“队长会计累死，社员气死”。农活包产到组、到户、到人，90%的农活不需要评工记分，不仅少数会“讨便宜”的社员，不能再讨便宜；个别干部多占工分的现象也制止了。街北一队一组记工员私自多记了30的工分，由于定了田块包了工，社员心中有数，一对工分帐，就查出来了。(五)领导省事，干部有时间参加劳动。过去，生产队干部天天忙于开会分配农活和派工、喊工、评工，实际参加生产的时间很少。包工后，只要分段安排分段检收，可以省出时间参加生产。街北一队队长，1961年很少参加劳动，1962年实做工分与同等劳动力相比只少做25%的劳动日。[9] 苏州市昆山县茜墩公社有214个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户”，占该公社225个生产队的95.1%。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每块田定产以后，“按各户劳动底分多少，分摊承担田亩，对病员、干部、孕妇和集体需要统一调动的人员适当减少包工。”完成包工后，超产全部奖励包工者。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是发挥了社员劳动的潜力；二是社员把承包的农活当做自己的事情，农活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三是解决了集体劳动和分散生活之间的矛盾；四是经营管理简单了；五是干部和社员之间更加团结了。社员说：“包工到户，清清爽爽，客客气气，好坏清楚，责任明确。”[8] 虽然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政策开始出现“左”的倾向，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的劳动管理责任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1962年11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农工部《关于改进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一般的生产队、多数的农活，都应当明确规定任务(包括数量、质量、时间等)，规定工分报酬，单项或者综合地、分季分段或者常年一贯地进行包工。”江苏省的生产劳动责任制有三种：一是集体操作的农活，实行包工到组，由适宜负责该项农活的若干劳动力集体承包，实行个人计件，或者大包小评；二是按户分散操作的农活，实行包工到户，根据各户劳动力的情况，劳多多包，劳少少包；三是按人分散操作的某些专业农活，实行包工到人，由适合于从事这些农活的社员个人承包。省委还规定：“有些零星小经济作物，生产队不便于直接管理，在不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又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下，也可以将这些零星作物全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把产量也包到户，实行超产全奖或者超产分成的办法。”[10]以“包工”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管理得到江苏省委的肯定，并迅速在全省得到了推广。 四、“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 实践证明，只有社员的收入与自己劳动直接挂钩，社员的劳动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随着各种劳动管理责任制的发展，江苏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把农业生产一包到底的劳动管理模式。1962年7月，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调查统计：全省有5102个生产队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1.66%；50402户(其中分田到户的19235户)，占全省总农户的0.54%；29900亩耕地(其中分田到户的6232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0.04%。江苏省委农工部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不止此数，根据初步匡算，属于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大约有10%的生产队。”[11]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形式，已经发现的有以下几种：分田到户的形式有两种：(一)分口粮田。江都县宜陵公社宜东大队，每人分了五分到六分；(二)全部土地都分到户。金坛县尧塘公社金华大队谢家生产队，共13户，72人，136亩耕地，1961年12月上旬，把田按人口分到户，麦田每人一亩三分，水稻每人一亩八分五厘。包产到户形式有4种：(一)单项作物包产到户。靖江县全县有领导地将山芋、芋头包产到户的1887个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的60%)，650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6%)，11000亩(其中山芋2000亩，芋头9000亩，占全县耕地的2.1%)。(二)全部作物包产到户。金坛县尧塘公社金华大队谢干店生产队，19户，67人，1962年5月，栽早稻时，实行包产到户，田按人口分，每人2亩，劳动力少、自愿少要田的就少分一点，给劳动力多的种。(三)低产田包产到户。金坛县五叶公社勤店大队朱福海生产队，11户，54人，100亩耕地。1961年秋种时，把土质最差的15亩零8厘田，按人口分给到户，实行包产。包产的田，耕牛、农具、种子，队里统一安排使用，用的工肥各户自己负担，包产的产量归队里统一分配，超产归己。(四)包套种作物。盱眙县发现有的生产队把已经种上作物大田，包给社员套种其他农作物。[11]1962年春，江苏省农工部和镇江地委农村工作部对金坛县的五叶、尧塘、城东等公社的几个生产队的“包产到户”进行调查。这些公社中的一些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按照社员的说法，包产到户“把积极性从河坎、坟边调到了大田上来了。”主要表现在：一、施肥多了。五叶公社勤庄大队朱福海生产队，包产到户的15亩麦田，每亩平均施精肥24担，粗肥23.5担，比集体麦田，每亩平均施精肥4担多20担，施粗肥60.5担，少27担。尧塘公社金华大队夏介生产队，1962年麦田普遍施二施肥，平均每亩施精肥12担，粗肥(河泥)112担，比邻队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谢干店生产队的麦田，每亩施精肥7担多4担，粗肥39.4担，多施72.6担。改变了过去社员只把肥料施到自留地、开荒地的局面。二责任心强，讲究技术，农活质量提高了。朱福海生产队，包产到户的田，1962年插秧，是先集体栽好，然后分户包产管理。有四个男青年和姑娘是才学栽秧的，到一块去栽秧，有一个社员于洪云估计这块要包给自己，于是马上叫那四个男青年和姑娘不要栽。有个姑娘叫于协梅，19岁，不大会插秧，她到社员于细元包产的田里去栽秧，于细元不要她栽。于协梅的父亲就骂自己的女儿，说，“十九岁了，还不会栽秧，现在干活不能混了。”别的社员说：“包产到户，这些年青人嘴不凶了，今后才能好好学干活。”还有一个社员，在栽秧完以后去看看包给他的那一块田上的秧栽的质量不好，他又一行一行补栽了一遍。[12] 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称之为“单干风”，要求各地严格禁止“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江苏省委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江苏省的“包产到户”和“包田到户”的数量大大降低。1962年8月月底，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调查统计全省有1110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其中全部作物包产到户的有10个生产队，主要作物包产到户的有1090个生产队，全部土地分到户的有2个生产队，分口粮田的有6个生产队，三包到组的有2个生产队。由于各地干部隐瞒“包产到户”和“包田到户”，江苏省委认为“包产到户”和“包田到户”实际数字要远远高于统计数。[13] “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受到了社员热烈欢迎，社员说：“十二条、六十条，抵不上包产到户这一条。”“生产队核算好，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比生产队核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自紧自”，克服“依赖性”，才能“不沾不靠”，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的原则。睢宁县陶园公社小姚村生产队的群众说：“像现在这样，‘拥大堆’，你望我，我看你，谁也不出心干，你偷我也偷，反正天塌压大家，亏众不亏一。”“包产到户，谁种的好谁多吃，谁种的不好谁少吃，谁不种谁不吃，这就是最好的‘按劳分配’。”盱眙县低桥公社永华生产队的干部反映：“自留地产量要比大田高，社员做私事的兴头要比搞集体高，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包产到户比集体生产好。”“要增产，非走这条路不行。”[14]就连一些劳动力差的社员也愿意分田到户。金坛县谢家生产队的社员金天宝老夫妻两人(夫妻两人年龄相加128岁)，没有其他劳动力，也赞成分田到户后，说：“这样做清爽，弄得好。”[15]射阳县新洋公社的社员说：“集体生产饿儿喊，包产到户，越走越富”，“集体生产，人多嘴杂，要想搞好，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六十条条条好，就差包产到户这一条。”射阳县同样公社邵尖大队陈友三队长说：“包产到户，是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如果上面号召，社员一定双手赞成。”射阳县的干部认为，包产到户有“四大好处”：1.能够调动积极性；2.能够多打粮食；3.能够缩小矛盾；4.能够解决偷盗问题。[16] 虽然“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受到广大农村社员的热烈欢迎，但在中共高层却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62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专门下文，要求不能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指出“最近，有的地方报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讨论了‘包工到户’、‘包工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今后，关于这些问题，一般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关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问题，更不要在报纸上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因为敌人会用这些材料来反对人民公社的。”[17]邓子恢、刘少奇、朱德、陈云、周恩来、田家英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曾希圣、钱让能、胡开明等地方领导人都主张“包产到户”，但“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认为：“‘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18](P1086)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描述了一幅搞“包产到户”的“可怕后果”：“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18](P1087)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痛批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把这些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除了少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以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这种基本核算单位固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19](P608)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固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19](P625)八届九中全会之后，中央批转了甘肃、陕西、安徽等省的关于纠正“包产到户”文件，使“包产到户”再次夭折，并且包产到户长期成为禁区。 江苏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步废除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并且收回了作为救灾救荒的借地。在1961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干旱成灾地区补种、改种的通知》规定：“在受灾特别严重的地方，如果荒地较多，或者晚秋茬口较多，有冬田可以利用的，可以从不安排秋播的大田中，每户划二、三分，暂种一熟，明年夏天还田。”1962年春，江苏省委允许一些灾情严重的情况下，借给每人一分到一分半地种植一季代食品。结果这些借地不止种了一季，而是种了一两年。到同年10月，“全省借地面积共约二百六十万亩左右”，江苏省委认为这些借地，“增加了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大田生产，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10月27日，江苏省委下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及时收回借地的通知》，要求各地“不论已经借地的地区或过去没有借地的地区，从现在起一律不再借地”，要求各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的精神，“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及时收回借地。”[20]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虽然“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被取消，但继续肯定了生产队的定额管理等劳动管理责任制。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应该逐步制定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定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1](P638) 20世纪60年代初，江苏省废除了“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管理制度，恢复了合作化时期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同时，对农村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施了劳动定额管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直至“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些劳动管理制度的实施，提高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改善了劳动效率和质量，促进了江苏农业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