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发展（1985～199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检索文献的基础上对1985～1993年间中国比较体育的研究发展进行了综述。认为：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在80年代处于翻译、介绍和宏观比较研究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问题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的层次开始向纵深发展，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严谨。中外体育文化比较研究在中国取得累累硕果，8年间共发表了45篇研究文献，研究视角广阔，层次较深。与国际比较体育研究相比，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领域还较狭窄。其应用研究上还处于客观阶段。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严谨和科学。
关键词 中国 比较体育研究 学科 体制 学校体育 中外体育文化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COMPA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 CHINA（1985-1993）
Liang Jin
Abstract: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 China in 1980s is on the stage of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from macroscopic.From the end of 1980s to 1990s problem study emerges in large number,studygradation develops toward high level,study method isgradually enriched and strict.Great success in sports cultur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as beenachieved by us.45 articles about it have been publisheddurning 8 years.The angle of view of these articles is wideand study gradation is deep.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studies,our study field is relatively narrow the applicationstudy is still on the macroscopic stage.The study methodought to be more strict and more scientific.
Key words:China study of compa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discipline system school sports sports culture from china and abroad
比较体育作为体育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人们的重视[1]，而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则是在80年代以后。1985年以来，比较体育的研究发展很快，无论从研究数量方面还是从研究所涵盖的内容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本文仅通过1985～1993年体育报刊中发表的152篇比较体育研究文献，对比较体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进行综述。
1 检索文献的遴选和分类
比较体育文献于1982年才见诸中国的报刊，起初，关于比较体育的认识难免会模糊不清以致发生一些错误。直至1991年全国比较体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关于比较体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理论问题仍处于讨论中。因此，早期的文献中有一些内容性质上不属于比较体育的文献，这就为检索和收集文献带来一些困难。本文根据任海(1991)的研究，及1991年全国比较体育学科建设研讨会的讨论，将比较体育界定为：跨文化、跨学科的体育研究[2]。即从跨文化的角度去观察体育现象，从更高的层次提出问题，从更多的侧面进行分析，从更广的范围去综合、概括、验证体育发展的规律，比较意味着跨文化界限、民族界限、语言界限、学科界限，脱离了这些含义的比较研究，不属于比较体育的研究范围[2]。根据这一界定，本文检索、收集了1985～1993年间报导的152篇文献。
关于比较体育研究的分类，埃里克·F·布罗姆(1991)的研究是按教育系统内外来分类的，他在《比较体育的历史与发展》一文中，对教育机构内的体育计划、校际体育、社会化和价值等和学校外部的体育运动体制、政府对体育的介入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综述。[3]吴玉芳(1991)从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场馆、经济、学科介绍、方法概念几方面对国内比较体育研究进行了分类[4]。本文结合前人的分类特点和中国比较体育的研究现状，将152篇文献作如下分类：1.国家之间体育发展现状的总体比较（简称总体比较）；2.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研究（简称学科理论研究）；3.各国体育体制的比较（简称体制比较）；4.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简称学校体育比较）；5.中外体育文化比较（简称体育文化比较）；6.竞技体育比较；7.大众体育比较；8.其它（包括场馆设施、体育与其它学科的比较研究等）。
2 1985～1993比较体育研究概述
附表 1985～1993中国比较体育研究情况
附图 1985～1993中国比较体育研究发展曲线图
根据笔者检索、收集的文献，从总体看，8年间中国比较体育研究是沿着一条起伏而呈上升趋势的曲线发展的。附表和附图对此作了比较直观和具体的说明。从1985年的两篇比较体育研究文献问世至1986年的19篇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形成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第1个高峰，研究成果涉及本文分类的方方面面。仅有一年就呈现出如此壮观的盛景，展示了中国体育科学研究者对比较体育的极大关注和参与热情。这一喜人的情况与1986年中国第一次比较体育座谈会的举行和比较体育学组的成立不无相关。1987年的研究状况似乎不太景气，但1987年底在成都体院召开的全国比较体育学术研讨会和1988年在沈阳举办的第1届全国比较体育教学研究讲习班，却为1988年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第2个高峰的到来做了充分的酝酿。1988年发表的文献集中在学科理论、体制比较、学校体育比较和体育文化比较4类内容的研究上，占了全部28篇文献的89.28%。与8年间比较体育发表文献的结构形态相一致（4类内容为128篇占152篇的84.21%）。从数量上和研究结构上形成了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雏形。1988年中国比较体育的研究盛况与时年国内活跃而宽松的学术氛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从中亦可窥见体育社会科学学者的参与意识和时代敏感性。1989年国内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亦影响到了比较体育研究，在16篇文献中，中西方体育文化比较研究占了50%。1990年与1989年相比发展趋于平缓，值得一提的是，时年，两本比较体育专著问世，填补了比较体育学科著作方面的空白。1991年，随着比较体育专栏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创设、扬州第二届全国比较体育教学研究讲习班和全国比较体育学科建设研讨会的举办，关于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一年，此类文献的发表率占了本年全部22篇文献的45.5%。比较体育研究经过5年的发展，似乎到了进一步理顺学科体系、界定概念、认识学科性质的时候了。比较体育专栏为其提供了讲坛，10篇有关学科理论的研究文献有6篇发表在专栏上。1992年迎来了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又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这一年，共发表比较体育研究文献33篇，是8年中的第3个高潮。33篇文献中，中外体育文化比较研究占了一半以上(54.5%)，其次为学科理论研究(24.2%)。有关体制的比较研究只有1篇，看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往的那种体制比较研究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新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尚未来得及问世。有关体育文化比较研究文献的增多，说明了比较体育学者试图从更深层次上透视体育、把握其规律、探索世界体育未来的发展。这意味着比较体育研究的成熟。1993年，比较体育的研究似乎又坠入了深谷，仅有的9篇文献中，学校体育比较和体育文化比较各自占了44%和56%。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一箫条。笔者分析，可能与国内体育期刊检索工具不及时以及商品大潮的冲击有关。但可以预料，在1994年亚洲比较体育学术研讨会和1995年比较体育专题研讨会[5]之后，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将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涌起新的高潮。
3 1985～1993中国比较体育研究分类
本文检索、收集的152篇比较体育研究文献涉及学科理论、总体比较、体制比较、学校体育比较、体育文化比较、竞技体育比较、大众体育比较、其它等八方面内容。其中学科理论(21.1%)、体制比较(11.8%)、学校体育比较(21.7%)体育文化比较(29.6%)四方面内容占了全部文献的84.2%，表现出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内容特点。这四方面的研究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水平。
3.1 学科理论研究
就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关于学科理论的研究是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1985年发表的两篇文献研究探讨了比较体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6]，并在1982年文献的基础上，对比较体育学进行了较系统的描述。[7]1986年的比较体育座谈会上，讨论了比较体育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应对此作严格的区分[8]。熊斗寅对比较体育与体育情报研究的异同作了讨论[9]。1988年，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第2个高峰到来时，有关学科理论的研究也大量涌现。时年，除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比较体育学科的研究文献外，国内学者也对比较体育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程志理的研究认为，虽然比较体育在中国处于潜科学范畴，但对于比较体育的理论研究则有待深入和加强。一方面加强学科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加强理论研究，使这门学科得以快速发展和成熟[10]。而李晓军则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体育学的观点，他认为，要建立科学的、完整的比较体育学科体系，须从创新概念入手，并对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概念进行了讨论和标定。这是中国学者在比较体育研究中所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可惜没能引起普遍的重视而使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该研究还对比较体育研究中的可比性、相似性、定性、定量比较相结合等原则进行了阐述[11]。直至1991年，关于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的研究仍限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讨论。这段时间，关于比较体育研究对象的界定，从两个或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发展为跨越民族界限、文化界限、学科界限的体育现象的研究[12,13]。研究内容概括为：理论方面，1.围绕比较体育学科的体系构建开展理论研究；2.围绕比较体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应用方面的研究包括：各国体育方针、政策，体育管理，运行机制，训练体制，体育价值观，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目标、模式等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归纳为三个层次：1.哲学的方法；2.比较体育的一般方法；比较体育研究的专门方法。[14,15]学科性质定性为一门独立的、应用性较强的学科[14]。中国学者关于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的研究明显地受国际比较体育研究的影响，只注重了比较体育研究的应用性，而忽略了其理论性。一方面证明，中国比较体育研究尚没有注意到各国体育现象差异的背景研究，另一方面证明学科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研究本身的发展，因为中国比较体育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已经开始，而且起点很高。
1991年可谓中国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研究年。这一年共发表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研究10篇，研究内容、层次及研究的问题都有了新的发展。任海的《“比较体育”与“体育比较”》一文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体育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体育比较”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明确了比较体育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划分了比较体育研究与应用比较方法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界限。[2]进而他又在《“跨文化性”——比较体育的优势与困难》[15]一文中，对比较体育的跨文化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作为跨文化研究的比较体育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目前比较体育研究存在着研究者本身的偏见、语言上障碍、研究的难度、资料来源的困难、难以进行的社会调查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比较体育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深度及可信度等。时年召开的全国比较体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对比较体育的概念、学科发展、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比较体育的概念仍未形成定论。与会学者认为，比较体育的研究对象还不十分确定，方法也缺少创新。在学科体系的建立上，不要强求一律，可以有主体系，也可以有多体系。在界定比较体育的研究对象时，强调跨民族、跨文化的提法更有利于框定比较体育研究对象的界限。关于研究方法，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建立比较体育研究的比较单位的想法：即以国家行政管理区域、以不同的文化地域地区为比较的基本单位[5]。关于比较体育的研究有文献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1.描述研究：是由引进借鉴积淀成的一种收集材料阶段；2.分析研究，主要对调查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对某一体育现象作归因研究；3.为多学科跨文化研究则最高研究阶段和学科目的。[16]
8年间中国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研究呈现这样一条发展线路：从基本概念的讨论、逐步清晰，发展到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探讨。从对基本概念的描述、翻译、介绍到通过理论的研究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入探讨，以使理论更加科学和严谨。这无疑标示出中国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成熟。但不足的是，关于学科理论的深层次研究尚未见，完整、系统的学科构建尚未形成。
3.2 体制比较研究
在152篇文献中，体制比较的研究文献有18篇。80年代伴随着国门的打开，研究者忙于大量介绍各国体育体制，体育情报和比较体育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尤甚。早期的体制比较研究与情报研究的界限不甚清晰，不少人将有关几个国家体育体制的介绍性文章视为比较体育研究。随着比较体育学科理论的成熟，人们才清楚它们之间的不同。18篇体制比较的研究文献集中分布于1986年和1988两年(61.1%)，内容涉及：体育管理体制、体育师资体制、科研体制、运动员培养体制、体育行政体制、教练员培养体制、体育体制、学校体育运动训练体系八个方面。比较的对象国有西方国家，也有东欧一些国家。用以比较的资料来自直接的有关外文文献和译介过来的中文二次文献。研究层次处于描述研究和分析研究阶段[16]。研究方法为资料收集、描述、归纳、分析法。尚无对体制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层次的研究。
卢锋(1991)从方法论角度对体制比较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方式、方法进行了理论探讨。他认为，体育行政体制是体育体制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体制比较研究的核心。对不同国家体育体制的组织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区分它们在结构的外部形式上有何异同，而在于探讨不同外部结构组织系统在功能上有何差别，在对体制比较进行评估时，一方面应考虑到体制受一定社会的多种因素所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受体育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比较结果的评估中，不能忽视对某种体制形式存在的社会背景和体育运动发展阶段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17]他从方法论角度对体制比较研究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但现实的研究尚没有做到这一点。
有关体制比较研究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熊斗寅(1986)对各国体育科研体制的比较，他的研究将世界各国的体育科研体制归纳为集中型、分散性和结合型。并从组织领导、人员构成、经费来源、课题计划、成果应用几个方面对这三种类型的科研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分析各自利弊的基础上，认为结合型是值得我国重视的一种新形式，从而对中国体育科研体制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18]对于这一观点，他又于1992年在关于欧共体12国体育体制的比较研究中作了进一步阐述，该文是体制比较研究文献中涉及国家最多、资料来源较详实的一篇。研究认为：欧共体12国体育体制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地探索一条结合型道路上却是相同的。这种结合型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以政府和社会共同推动体育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体制目前尚属集中型，在改革的形势下，有必要研究、借鉴结合型的体制。[19]
中国比较体育学者对体制的比较研究为国家宏观决策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参考和建设性意见，但美中不足的是，用学术研究的目光来审视，尚缺乏对体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比较研究。正如卢锋的文献所指出的，关于与体制密切相关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体制内部的基本要素等问题尚未进行考虑。因此研究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价值上还是应用价值上都有所欠缺。
3.3 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
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在数量上（33篇）占152篇文献的第2位。有关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自1986年见诸体育期刊，每年都有研究成果问世。1987年还出版了《几个国家学校体育的比较》一书。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一般比较，即学校体育的总体比较研究；一类为问题比较，涉及学校体育教学目标、教学思想、教学大纲等各方面的因素比较研究和大、中、小学生的体育价值观、体质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在一般比较研究中，曲宗湖(1987)考察了联邦德国的学校体育，指出，德国的体育教学十分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学过程以学为主。而中国的体育教学中却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从总体上看，教学指导思想强调以教师为主。关于体育教学目标，德国学者认为，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增进学生的健康，而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能力、个性和社会行为。我国的体育教学目标则注重增强体质、掌握三基和对学生进行良好品德的教育。其中以增强体质为根本，整个教学过程都为此目标服务。在运动技术的教学上，德国重运动能力的培养，不讲究技术细节，而中国则注重教学方案的严密设计和教法步骤的安排。在教学结构上，德国的体育教学组织得较松散，但由于教学内容和方法丰富多彩，而实效很好。中国的体育课一般都为三段结构模式。在体育教学质量评估标准上，德国学者认为应从社会、教育、心理和生理多种效益来评价课的质量，而中国则从完成三项教学任务，其中尤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来评价教学质量。[20]毛振明(1988)对中日两国的学校体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他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学校体育的发展史及其社会背景，然后对中日两国的学校体育思想、学校体育目标、任务、教材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学校体育思想是“准备性体育”思想，而日本则是“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前者的体育教学任务十分重视体质和注意身体活动能力的培养，注重身体适应外界环境能力等，在教材内容上重视局部的重复性身体练习，在内容分类上偏重于按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分类。后者则重学生对运动的需求和运动对学生个体发展的作用，反对强制性的锻炼式体育，主张自由的、自律的、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在体育教学目标方面，中国的体育教学目标自建国以来，一直以身体的发育和健康、“三基”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为主题，一般比较抽象、简单，变化不大。而日本则由于主导理论的变迁和体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体育目标变化发展很大，文字表述上较具时代特点。两国目标中最明显的区别是关于思想品德培养的内容。中国的目标抽象，存在与体育内容、实践联系不紧密的缺点。日本则政治观点模糊不清，但目标较具体，与体育内容与实践联系密切。在体育教学方法上，日本注重体育中人际关系和交流对体育学习效果和学生人格的培养。而中国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教学中，日本虽重视掌握运动技能的练习方法，但不主张过份强调练习，反对“训练式”教学方法。中国则存在着把体育教学办成体育训练的倾向。[21]
在问题比较研究中，孙耀鹏(1992)对前苏联、美国、日本、中国的现行体育锻炼、测验制度中的项目设置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些国家体育锻炼、测验项目设置的特点，提出中国体育锻炼标准项目设置的基本设想。[22]刘卓(1993)对中美两国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指导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认为，在当代美国的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水平式教学模式占据了教师指导方式的主流地位。而中国的中小学教学中，垂直式教学模式仍占居主流地位。两者的不同是因为分别受了“人体主义”和“行为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所致，因而在教学目标、教学程序和课的结构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这两种教育思想本身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23]
孔祥安等(1989)运用社会学调查法比较研究了中、日、美女大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国民性。[24]之后又于1991年对中、日、韩高中田径选手的体育价值观等几项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25]。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比较体育研究，这是最早的两篇文章，所研究的问题也独具特色。
黎莎(1992)就学校体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论述。其研究结果认为，应根据不同的课题设计不同的比较模式。如，同时代比较应着重研究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下学校体育发展的制约性、优劣性与规律性等等。关于学校体育比较结果的评估，可以按照不同模式提出评估上的侧重点。对于导致学校体育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三方面着手：1.学校体育自身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2.社会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与学校体育的纵向联系；3.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育的发展状况与学校体育的横向联系。[26]
与国际上学校体育比较研究[3]相比，中国学校体育比较研究较注重总体比较和教学目标、教学思想、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许因为中国的学校体育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较大，而且自建国以来总体上变化不大，才导致了学校体育比较研究者在目前阶段对这些宏观问题倾注了大量的研究力量。
3.4 中外体育文化比较研究
中外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中国比较体育研究中最辉煌的一页，它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152篇文献的近1/3，而且以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在国际比较体育研究占据重要的位置。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各种观念（包括现代体育及奥林匹克主义）对中国人及其传统的观念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学者自然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文化背景上。80年代后期国内掀起的文化研究热，除了受国际上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外，与这种社会背景关系密切。相比之下，西方学者似乎没有同样强烈的感受。从埃里克·F·布罗姆的综述文献看，国外学者对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远远不及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在对中西方两大文化系统进行了宏观比较研究之后，开始注意到相同文化系统内各国体育文化的异同和相互影响。
中西方体育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产物，因此对其进行探索自然涉及哲学、社会、历史、宗教、地理等许多方面。本文将中国的中外体育文化比较研究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3.4.1 中西方体育的特征比较：中西方体育的巨大差异通过各自的体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的比较体育学者对此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归纳、描述。从总体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体育具有整体性、内向性、竞艺性、情感性、礼仪性等特征，[27]其个性特征表现为：身心合一，形神兼备；动静结合、注重行气；礼仪为主，道德先行[28]。而西方体育则具有两重性、竞技性、外向性、规范性、淘汰性[27]、健美性、教育性[28]等特征。从社会功能上看，中国传统体育重节制，求持中、重自身完善，求个人身心平衡。[29]中国人希冀从体育活动中找寻心灵的慰藉，中国体育具有善良的意愿（道德意义）、审美的理想（审美意义）、宗教的意识（宗教意义）三方面特征。[30]而西方体育则重视练形、健美，讲究外在统一和竞争激进，[29]试图通过体育活动表现人格意义的欢乐。[30]就养生体育而言，中国的养生体育无论是就锻炼者的行为形态或行为性质来看，都是一种主体性的、主动性的、自觉性的行为，特别强调练功时的“内省”。[31]西方养生体育则要求人们在锻炼中“循序而动”、“守法而行”[31]因而有研究认为西方体育是物理的体育。其大多数的最终结果是物理范畴的，其基本术语本质上也是物理性质的。而东方体育（包括中国体育）则是哲学的体育，其目的是修身、养性，动作结构以讲究模仿和平衡统一为精要。[32]仿生性被认为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特征之一。[33]
3.4.2 中西方体育形式的比较：中西方体育形式从其运动形态到运动的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李力研(1988)将中国体育描述为“嬉戏”形式，将西方体育描述为“游戏”形式。[34]曾庆宗则认为中国体育包括了弱常态、常态和超常态运动，而西方体育只属于超常态运动。[35]任海从仿生角度研究了中国和古希腊的古代体育，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动作形式极其复杂、变化无穷。而古希腊的体育活动是采用各种阻力以发展力量和耐力。[33]他在另一篇研究中对东西方健身术进行了比较，认为东方（包括中国）健身术强调整体，以心为本；西方健身术注重分解，以身为本，重形。[36]李力研的研究进一步认为：西方体育中除球类外，一切活动的最终形态都是赤裸的远度、高度和速度或体操中的旋转与造型。[32]
3.4.3 中西方体育差异致因比较：造成中西方体育巨大差异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等多方面因素。从地域角度看，东西方体育的差异源于河流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异。[27]从社会形态看，中国古代体育受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文化的影响。[32]从哲学思想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体育的仿生性的哲学基础是道家思想；而古希腊的古代体育则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33]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交融与协调，使中国体育具有动物的仿生性，讲求人的自然化，因而带有浓郁的哲学意味。古希腊发达的数理科学和追求与自然抗争的审美心理则影响了西方体育的特质，使之带有明显的物理性。[32]用需要理论来解释中西方体育的文化致因得出如下结论：西方传统文化中的酒神精神、人格化的宗教意识以及人道主义影响了西方体育的形成和发展。[30]西方古代体育受军事所需和具有意义的宗教活动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古代体育所受的影响则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理想、虚幻的宗教意识以及医学理论、哲学和伦理学。[37]
3.4.4 中西方体育的发展趋向：东西方体育在其各自的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那么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体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将如何呢？本文所述的研究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结论认为中西方体育是两种独立、并列存在于世的体育体系。西方体育将构成人类文明中竞技体育的主旋律，而东方体育将构成人类文明中大众体育的主旋律。[32]第二种观点认为古老的东方体育虽然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形式、专制体制和思想观念而走向衰落，代之而起是作为海洋文化产物的西方体育的兴盛，但随着现代体育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世界体育有可能向东方体育文化复归。[27,31]第三种观点认为，东西方健身术是一种互补形态，并将在互补中融合、提高发展出一种新的健身手段。[36]东方体育在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的科学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将与西方体育发生空前的广度与深度的交汇、融合。[38]东西方体育正在体育思想、原则以及运动形式和手段上发生互相的双向迁移。[39]
3.4.5 中国与东方一些国家的体育文化比较：中国和印度是东方的两个文明古国，两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很多，互相影响很大。中国的气功与印度的瑜珈是非常相似的两种健身术和修炼术。唐定风(1989)通过对气功和瑜珈的功理以及其哲学理论的比较，认为构成两种健身术的基本因素是相似的。[40]旷文楠(1993)对气功与瑜珈作了系统的研究。与气功的经络学说一样，瑜珈亦有一套关于人体的经络理论，称为“纳弟”。因此旷认为瑜珈与气功这两支不同的修炼系统凭着悟性对这些形而上的肉体生理的感知非常相近。在修炼中，气功和瑜珈均将意识训练列为首要任务，均将人的性能量视为生命之源，视为健康、长寿乃至自我最高实现的物质基础。二者修炼的关键均是把性力化为生命之气。中国气功与印度瑜珈是各自独立的两大养生文化体系。它们由于都是东方文化的产物而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两种养生术在各自发展中互相影响和交流，中国道家的性养生方法曾受印度瑜珈的影响，而印度密教双修法又来自中国的房中术。[41]
崔乐泉(1992)在对中日古代体育文物的比较研究中，阐述了中日古代体育的交流与互相影响。认为，古代日本受中国的儒、道、佛影响很大，因此两国的体育文化亦深深打上宗教的烙印。在各自的礼仪活动中渗入了宗教式的体育活动。在体育的交流与影响方面，日本的相扑同中国的角力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百戏和日本的散乐既是同一源头上产生、共融的娱乐体育活动，又在发展中形成各自的特点。而鹰猎这一娱乐活动则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是一种曾盛行于中国古代上层统治者中的消闲活动形式。[42]
综上所述，中外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内容从早期的一般比较、宏观比较发展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探索。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逐渐丰富多样。在文化比较的评估时考虑到了哲学、宗教、地理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但由于研究者对体育文化比较的方法研究不够，对比较对象的时空划分不够严谨、科学，如中西体育文化概念的大小不一、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的时代划分不一致等，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较差。近期的研究已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缺陷，关于中日古代体育和印度瑜珈与中国气功的比较研究即是两篇力作。作者用历史的考证的方法，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严谨的研究，从而使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4 结论
1.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发展很快，1985～1993年间共发表研究文献152篇，平均每年19篇。发展曲线呈起伏而上升趋势。1986、1988、1992为中国比较体育研究的三个高峰期。
2.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集中在学科理论、体制比较、学校体育比较、中外体育文化比较四方面。四方面的研究成果占了152篇文献的84.2%，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比较体育的研究水平。
3.总体上看，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在80年代多为宏观上的总体比较研究，80年代末至90年代问题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的方法开始丰富，研究的层次逐渐向纵深发展。
4.关于学科理论研究，早期集中在概念和学科确定的讨论上，大量译介了国外比较体育学科理论。近年来出现了问题研究，注意到研究过程中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5.关于体制比较研究，在80年代较为盛行。早期的研究与情报研究的界限不清，较着重于资料的收集、描述和简单的分析、归纳，缺乏对与体制相关的社会背景的分析。研究基本上处于描述研究和分析研究阶段。
6.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较受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的学校体育比较研究注重总体比较和教学思想、教学目标、教学大纲等宏观比较，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而在问题比较研究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7.中外体育文化比较是中国比较体育研究发展中最辉煌的一页。8年间共发表研究文献45篇。无论从研究数量上还是研究水平上，在国际比较体育研究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早期的研究多为宏观的笼统的比较，80年代末至90年代学者们开始从更深层次、更广阔的视角上进行中外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是由于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不够，在比较对象的时空划分上不够统一、严谨，而导致结论有失可靠。值得注意的是，刚刚开始的对相同文化圈内的不同国家体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水平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8.与国际比较体育研究相比，中国的比较体育研究领域还较狭窄，在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以及体育与其它学科、其它领域的比较研究上还显得比较微弱。在应用研究的层次上还处于宏观阶段。研究的方法也有待进一步严谨和科学。
（收稿：1994-09-12）
*1994年亚洲比较体育研讨会入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