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把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成思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建中央主席之职，成思危却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成教授”。他的观点一向都备受各方重视，在学术领域、教育领域、理论领域也有颇多建树。
担任副委员长达8年，成思危没休过一次假，这些时间都被利用来进行学习，年届七十，日理万机，却不能减轻他丝毫学习热情，除此他还深入企业、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正是这种学习态度和实践精神，让成思危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许多重大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相对准确的判断。舆论界称他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领导人”，是“学者委员长”。
成思危为人随和亲切，言谈举止很“绅士”，从专家学者转换到官员，他的工作、生活陡然发生变化，以急行军的速度跨入从未涉足的领域，参政议政、共商国是，并亲历许多永载史册的重大事件，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近年来，成思危多次提出有份量的建议和提案，他在成功地履行领导人职责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生动的自我。
作为政府领导人，很多人都不愿再抛头露面，尽量回避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成思危却坦率直言，他不仅频频出现于各种论坛，在各种场合发表他的真知灼见，而且每天上网，除了浏览新闻，还直接回答网民的提问。
在当选政协常委时，成思危演说中的两句话让人们记忆犹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媒体评价他是一个现时难见的理想主义者。成思危对自己有一个素描，首先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相信科学，实事求是；第二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为理想牺牲很多个人利益，但不是空想；第三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对生活始终报有积极的态度，但是不盲目乐观。正是这种人格魅力，使这位睿智的学者，始终保持认真、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近日，成思危副委员长接受了《经济导刊》记者两个小时的专访，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诸多焦点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的谦虚、亲切的态度，谈吐中的博学、回答问题的率直给我们深刻印象和启迪。
转变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导刊》：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中也存在不平衡，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掣肘。目前国家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中国自身发展来说，仍然再走那种投资增长型，或者是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可以预见未来是难以为继的。您能不能谈一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世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成思危：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在实体经济，就是说处于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些实体经济的范畴。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外延式的增长，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一种是内涵式的增长，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外延式，主要根据四个指标来判断：
第一个指标是弹性系数，投资增长1％，拉动GDP增长多少。现在投资1％只能拉动GDP增长0.3％，这个效益就比较差。
第二个指标是当年投资的转换率，当年投资1元钱有多少能够转化成GDP。虽然当年投入不可能全部转化，但是当年的转化率比较高，说明它效益比较好。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的投资转化率只有0.2～0.21元，最多0.24元，历史上最高曾经达到过0.5元。
第三个指标是投资率，GDP中有多少用于投资。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大概是30％左右，后来一般认为三分之一左右比较合适。近几年比例比较高，达到40％以上，2005年是44％。
第四个指标是综合要素，就是技术、科技、教育、管理这些要素，除了投资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以外的其它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一般是占60％以上，我们只有30％左右，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近两年来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我们的实际效率还要低。从这四个指标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是外延型的。所以最近中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依靠投资增长。尽管投资增长在一定时期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效益不高，只有投资没有效益，就很难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发展。
《经济导刊》：这种外延型的增长方式，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历史阶段因素，还是体制因素、文化因素，哪几种因素决定了这种现象？
成思危：可以说几种因素都有。总体来说，大家追求经济增长热情比较高，包括政府官员，特别在地方，政绩和经济增长率联系比较紧密，非常看重GDP的增长。我们要依靠技术进步来获得增长。目前有50％以上是依靠引进技术，这是第二个因素，这与我们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我们当前在世界经济中处的地位有关。我们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这个阶段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
从全球化来看，很多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与中国现阶段偏重于发展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相适应，只要投资就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大量依靠投资，我们的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这样我们将很难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所以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导刊》：企业家、地方政府等有时候是挺无奈的。地方政府直接面临就业、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压力，这是很现实的。很多企业家想走技术创新的道路，但是很少有成功的，很多企业家失败后，又返回做代工或者做一些引进技术、引进产品，宁愿交给人家技术使用费，这样好做一点。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谈何容易。
成思危：所以刚才说这个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世界发展来看，大概有四个层次：最低层次就是靠出口原料，靠采矿业，有不少国家现在处于这种层次；第二个层次靠制造出口产品；第三个层次是靠出口技术。比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品牌、标准等等。第四个层次是靠资本运营。
我们现在还处在靠出口原料和产品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为外延型的，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阶段。因为，第一要靠消耗大量的原料、能源，甚至牺牲环境，尽管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长期不重视经济效益，就很难有可持续发展。现在的投资一个是靠老百姓大量储蓄，另一个是靠大量外资介入，才能保持不断发展。一旦自我积累的能力不够，就会产生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尽管不是很容易做到，但是必须要这样做。
《经济导刊》：可是体制的制约障碍很大。
成思危：我们必须要这样走，否则十年之后就会遇到问题。要不断往高端走，逐渐形成自己的专有技术、品牌、专利、标准。要逐步学会运用资本，必须要不断地向这方面努力，否则就很难具有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靠优质廉价的劳动力，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听这句话，但实际上这是个事实，我们要通过不断地加强创新，不但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逐步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怎样发展创新型国家
《经济导刊》：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自主创新的不同道路进行比较，台湾很少有自主品牌，尽管有很多大企业，也有很好的技术，但企业多数采取的是向发达国家做代工。
成思危：对，是OEM。
《经济导刊》：韩国有自主创新的技术，又有自主品牌，包括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的自主品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在如何去帮助扶持企业方面存在区别。在上世纪80年代，尽管台湾当局对技术创新方面支持度是很大的，但是在资本层面的支持，韩国力度更大，韩国企业就有能力来建立自主品牌了。建立品牌还是要研究费用的，台湾的很多企业在品牌建立和推广这个领域没有这个经费。
韩国的三星、现代等是通过政府在资本层面的大规模支持，使品牌在韩国本土及在全世界建立的。现在三星、LG这些产品价格已经接近于一流品牌的价格，而我国台湾尽管与韩国产品品质一样，有些韩国品牌还在台湾工厂生产的，但是台湾产品的价格还是OEM的价格，是品牌的价格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在资本层面，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有一个创新，是不是能够做得比韩国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要更好？
成思危：这就需要制度创新了。创新有三个方面：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对政府来说，更多的是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中国很多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这与我们体制有关，因为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都是政府定，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科学的推动模式是靠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拿出成果去找企业应用，找到愿意应用的企业再共同把它变成产品。而国外采取的是市场拉动模式，由企业根据市场，提出目标，然后再邀请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共同来研究，这样企业就成为创新的主体，既是投入的主体，也是享受它的效益和承担风险的主体，但现在我国企业还没有做到。
创新还涉及到企业所谓职业经理人的水平。我们现在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水平还不高。国外有的学者拿中国和印度340家上市公司经理人的水平做比较，我们现在比印度还差。这有很多因素，比如国企有的人不愿意从长计议，因为创新的结果是过几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他不愿意去做具有前瞻性的事，愿意追求短期效益。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骨干和细胞作用，需要政府从制度上来改变。可能是资本，也可能是政策。
《经济导刊》：从制度方面进行创新？
成思危：对，要从改变制度入手。现在国家已看到这个问题，目标明确，即建设创新型国家，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但是从现实到目标之间，还有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经济导刊》：现在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对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建设缺乏冲动。
成思危：对，因为缺乏动力。
《经济导刊》：但民营企业又缺乏空间。
成思危：对，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到韩国那么高的程度，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没解决生存问题，还谈什么创新啊。所以民营企业有一个做强做大的问题，恐怕要有一个过程。
《经济导刊》：现在制度创新是很重要的，尤其生产要素市场化方面，实际上国家还是很偏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平等的待遇。
成思危：是，所以我们公布了非公经济60条，总的精神就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变这种状况要有个过程。最近我们在审议《反垄断法》，也是希望做到在市场经济中保障公平竞争，但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企业不能再采取亏损由政府来承担的老模式。但是国有企业还不能按照市场的规律去经营，它们比较偏重于政绩，这实际上不是做企业而是做官。我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而不能让官员来经营，或者准官员来经营，这样是搞不好的。职业经理人的目标是追求企业效益的最大化，而官员的目标是政绩的最大化，或者升迁的可能性最大化。但是，现在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有信心往这方面走。
《反垄断法》从提出到现在已经12年了，能够提到人大来审议这就很不容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另外在政策层面，非公经济60条贯彻执行还有一个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是要提升，不断从外延型转化成为内涵型；另一个要推进市场化；第三个要产业升级，更多地以实体经济为主，然后逐步地发展虚拟经济，这与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全世界平均的股市市值是GDP的93％，发达国家是GDP的130％，而我们现在的股市还不到GDP的30％，资本市场不发达，期货市场比较幼小。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物市场现在还没有。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虚拟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支撑企业的发展。政府财政的支持力量最终是有限的，更多的还要发展资本市场。很多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虚拟经济来取得更多的效益。有些根本不在本国生产，都转移出去，但是在金融等方面，还是把握得很紧，就是这个道理。
《经济导刊》：是不是应该从全球范围来探讨经济的增长模式。因为一个国家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是被国际竞争推着走、逼着走。那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场的零售商、销售商，怎样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成思危：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适应世界潮流，还要有远见，要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向高端推进。我曾经讲过，我们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这没什么可骄傲的。英国钢铁产量曾经最大，后来美国产量第一，接着日本第一，现在我们第一。我认为过20年以后印度可能是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产业的结构不断变化，要预见这种变化，也不可能超越现有阶段，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尚未超越这个阶段。产业提升以后，就可以超越这个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我认为要立足现实，就要有远见，不断引导我们的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要让股市恢复本色
《经济导刊》：中国的股市好像最近比较活跃起来了，您对中国股市发展前景怎么看？
成思危：中国股市现在还不是经济的晴雨表，为什么？它占GDP的比例太低，其市值还不到GDP的30％。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股市一直还是熊市。
问题出在哪儿？我认为是三点：第一个是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当时建立股市的时候，采取的是指标法，分配各省指标，甚至妇联、共青团、工商联都有指标。那时不管公司好坏，经过包装也得让它上市。而且当时为了挽救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不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股市有将近1400家的上市公司，按照国际标准分析，真正有投资价值的恐怕也只有30％，有400家左右。
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国内的基金选择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就是400家左右，有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净资产是零，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效益。只有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才能够真正使股市搞好。股市最重要的是给投资者以合理地回报，投资者需要获得比债券收益高的回报，因为他承担着风险。所以上市公司质量不行，做不到这点。我主张发挥股市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让更多好的公司进来，让差的公司摘牌退市，这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半流通市。目前一部分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造成了非流通的股东和流通股东利益不一致，非流通的股东不关心股价，即使是在股市低迷的时候，也希望增发，圈更多的钱。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决心，如股权分置问题，我认为今年年底能够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是个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只有股市涨的时候，大家才能赚钱；股市一旦跌下来，大家都要赔钱，不是被套住，就是要割肉退出。如果股市是个双边市，有做空机制的话，这个股市的活力就要大得多，否则股市一跌，成交量马上就大量减少，如果没有交易量就没有活力。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下一步要解决的。中国股市一个是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让好企业进来，让坏企业退出。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做空机制，这两个是中国股市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导刊》：中国股市的发展空间还是巨大的，很多企业都到海外上市？
成思危：现在很多好的公司都到海外上市，因为国内股市容量小。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股市的潜力是很大的，股市已经走过最低的低谷，现在正在往上走。但是，我也不那么乐观，认为很快会冲到3000点。如果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行，就算一时冲上去了，但还会跌下来。关键是上市公司真的要能够为投资者、社会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经济导刊》：您刚才说很多企业不符合上市标准？
成思危：是，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让股市恢复本色”。什么是股市的本色？它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投资融资的场所，够让投资者自主决定是持有股票还是卖出股票，使投资者总体上得到比较合理的回报。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上市公司要向投资者融资，他就必须要具备给投资者合理回报的盈利能力，股市的本色就是一个有效的投资和融资场所，当然也是一个适度投机的场所。目前我们的股市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所以还要努力。
《经济导刊》：有关资本市场的政策法规制订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吧？
成思危：新《证券法》出台还是受到好评，它和国际上的法律大体上是接轨的，而且留下了今后发展的空间。比如对做空机制、金融衍生物、混业经营等等都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监管部门面临一个逐渐提高水平的问题，我认为证监会还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走。
我曾经讲过，监管部门不应该对股市的涨跌负责，而是保障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只有披露的信息是真实的，才能够有透明度，才能够让大家真正来分析这个上市公司的绩效，才能够决定是否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这道理很简单。现在证监会在抓信息披露上是下了很大的工夫。总体上来说，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逐渐向规范股市的方向发展，但还要有一个过程。
增强风险投资的实力
《经济导刊》：社会上称您为“风险投资之父”，您在风险投资方面是很有研究的。风险投资对于一些创业的公司帮助很大，但风险投资真正关注的、追求的是一种资本市场上的套现退出。在这个领域，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处在什么阶段，风险投资是不是还很少？
成思危：中国的风险投资是从1985年开始的，但在1998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发展。现在总体的资本量大概是600亿人民币，每年实际的投入的量，包括外资在内也就是50、60亿。
根据统计，中国风险投资在世界上处于第10名，外资在其中占很大的比例。
打个比喻，风险投资本身不是为了办企业，而是把鸡蛋孵成小鸡，再把小鸡养大就卖出去，而不是要开养鸡场，是要做资本运作。其机制是，如果失败了就认赔，成功了就套现。对创业者，面临失败的风险是很大的，没有风险投资的支持，银行不肯贷款，若失败了还得还银行贷款，拿什么还？创业者又没资产可以抵押，而风险投资这种模式对创业者是很重要的。
目前，中国风险投资处在初期阶段，外资占了很大的部分，这是现实，现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不是真正拿鸡蛋孵小鸡，而是买了小鸡来恨不得赶快长大，赶快卖出去，这个就有问题了。
《经济导刊》：很多企业是把概念做得漂亮就行了。
成思危：我提出来风险投资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要真正支持创业的阶段，不要光做后期。
政府的支持很重要。政府往往是政府自己搞一个投资公司自己去做，这样不行。政府应该是支持而不是控制，引导而不是干涉，把民间资金动员起来，去发展风险投资。政府不要去包办，更多的是要从政策上给予鼓励。我对中国风险投资的前景，抱着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
《经济导刊》：中国股市全流通以后，是否会对风险投资也有一个很大的拉动，因为它的推动机制比以前好多了？
成思危：对，主要是退出机制。根据统计，美国70％靠并购，30％是IPO上市，欧洲IPO的比例更低一些，更多的是全国并购的浪潮。这对风险投资的退出是有更大帮助的。这种并购有各种形式，包括大公司的并购、管理层的回购、职工的收购等等。并购是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渠道，但上市也非常重要，因为上市提供了一个正常的渠道，所以我们在深圳开了中小企业板，我希望它逐渐能够形成中国的二板市场，或者叫创业板市场，现在来看，情况还是不错的。从退出渠道来看，应该说越来越宽了。
《经济导刊》：那你认为中国风险投资的规模与中国经济在世界占的总量相比，是小一点吗？
成思危：对，但这个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要靠我们的政策。现在还不允许建立私募基金，国外的风险投资基金就没办法进来，只能在国外组成基金，这样就比较吃力了。如果允许自己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可以说有1％—2％的投资，就能够拉动97％、98％、99％的资金，那资金实力就上去了。所以现在正在推动的，就是要建立风险投资基金，要有一个法律保障，就可以增强风险投资的实力。
香港会被边缘化吗
《经济导刊》：您是如何看待香港的定位和发展的？香港过去一直担心被边缘化，现在还在回避这个问题。但香港确实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除了在金融、贸易和税收方面，香港已经看不出还有多大优势。
成思危：今年3月，我去香港讲学的时候，有不少媒体也问我这个问题。香港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从金融中心来看，西有新加坡，东有上海，都是发展很快的。从航运中心来看，香港目前集装箱吞吐量还处在世界前位，但新加坡、深圳盐田港、上海外高桥，甚至洋山港，都在迅速赶上，现在都已接近2000万标箱了，都在世界上排前几名。
《经济导刊》：它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成思危：是。香港会不会被边缘化，关键还取决于香港人自己。香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人才，有大量的专业人才。从香港本土来看，它的范围很有限，制造业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了。它就是利用《证券投资者保护法》的商机，依托广大内地为腹地，用它的人才优势来推进经济发展。
香港人要自强不息，不断奋斗，这样就不会被边缘化。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那么它应付挑战就是很严峻的。一些人讲，香港绝对不会被边缘化，我和这些人看法不大一样，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当然，中央政府对香港是大力支持的，但关键在于香港要找对自己的发展途径。比如说金融中心，香港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相对上海来说基础比较好，与世界金融各方面的联系，目前来看比上海要强的多。但是，虚拟经济必须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没有人借款，没有贷款的对象，怎么能够发展好金融，没有投资者，也发展不好金融。所以必须要依靠内地。
现在提出来大珠三角这个概念。长江三角洲是上海的腹地，而香港正好可以依托珠江三角洲，依托大珠三角，那就有用武之地了。港人一定要认同一个中国，认同和内地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现在香港有些专业人士对内地的了解还是不够。例如法律界，他们习惯了所谓common law，内地是大陆法系，有的香港大律师不懂大陆法系，拿普通法的概念到内地来做生意，就有可能做不好，所以要了解内地的情况，要适应内地的特点，专业人士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还是固步自封，以老大自居，老看不起别人，那么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经济导刊》：香港处在两个极端：一端是固步自封，仍然存在所谓的制度优越感；还有一端就是非常不自信，认为什么都没有优势了。香港的高地价、高房价，导致了香港除了在虚拟经济有极高的回报外，其他产业很难生存。
成思危：正是这样，如航运业，在香港处理一个集装箱的成本，要比在深圳高一倍以上，怎么能有竞争力？一般来说，集装箱码头这类还是属于第二方物流，就应该发展信息为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把香港的信息的优势和盐田港的低成本的运输优势结合起来发展。但问题是一定得放下身段，不要有那种制度优越感，一定要了解内地情况，和内地紧密合作。我相信形式逼迫香港非要走这一步，不然香港怎么办？
《经济导刊》：它现在还有本钱可依靠啊！
成思危：但香港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香港有一些资本家已经看到这个形势，已经在内地布局了。
《经济导刊》：但是香港企业家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和台湾的企业家比起来差远了。按说珠三角对香港来讲是天时地利，但在珠三角很多大企业都是台湾的。
成思危：对，因为香港本身没有多少制造业，制造业成本太高了，没有办法在香港生存，所以大企业是不多的。
《经济导刊》：在20世纪70、80年代，香港是靠出口加工型起来的，当时台湾也是靠出口加工型起来的，但台湾从出口加工型转变成为大的制造型企业。而香港呢，可能在80、90年代靠出口加工型站起来的，内地资源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太好了吧？
成思危：对，香港靠转口贸易就能赚大钱。
《经济导刊》：内地对它各种支持，给它机会太好了，80年代香港还有一大批生产服装、玩具这些企业，但现在都没了。
成思危：对，是把它们卖掉了变成资本。这个很危险，虚拟经济必须有实体经济做依托，没有实体经济做依托是不行的。我希望香港能够适应变化，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途径，依托内地取得更好地发展，这样就不会被边缘化。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经济导刊》：我们还想与您讨论行政体制改革问题。行政体制改革，既包含了经济体制的内容，也包含了政治体制的内容。您觉得最有可能在什么方面突破？
成思危：政治体制改革在十六大的报告里已经提得很明确。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这几年在温总理的报告里也一再强调。就是真正把政府职能更多地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让企业面对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政府职能转变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指出，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
第二，要不断地坚持和完善政治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还有一个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年来，人大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了，如各种法律的立法、执法检查工作，最近还审议了《监督法》，《反垄断法》等等，这次审议了《监督法》，估计不久就可以通过。
人大的作用就是立法和监督，把这两个环节抓好，对于保障社会的法制、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应该是能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多党派存在的国家，有八个民主党派，他们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是参政党，这也是对保持社会的稳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很重要，要处理好也非常重要。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投入是相当的大，如青藏铁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程。要搞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
还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在村一级已经施行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了，现在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也是直接选举的，但县以上都是间接选举，这是中国特色，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但现在是进一步规范选举的民主程序，因为民主既有实质的民主，也有程序的民主，没有程序的民主就保障不了实质的民主。这次人大的换届，我们创新很多民主程序规定，如候选人的提名啊，候选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我介绍，这些都是逐步推进。
但是，选举民主并不是万能的，第一，选举者的信息如果掌握不够，或者受到某些舆论的引导，很可能造成不是最优的结果。另一种是协商民主，通过大家协商以后再投票，这样的民主可能更好一些，怎么完善这种政治协商制度，使之和选举制度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体现。
《经济导刊》：在西方的一种普选制的社会当中，也反应出了很多弊端，因为选民很多时候都是从他所在区域的一个地区的利益着想的。选票往往代表的是很狭隘利益的，有时候并不是一种进步的因素，而是一种落后的因素。从这个角度，中国进行体制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该如何发展？
成思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进行。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府更多地要关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应该是这样。
第二，发展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找出最适合的模式，不能完全依赖一人一票的选举。
什么叫民主？民主是遵从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还要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否则成了多数人暴政。从西方的普选可以看出，选举民主确实有它的缺陷，要用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结合。
普列汉诺夫当年写《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时，肯定了精英引导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精英本身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不管在什么国家，总得有一部分人带领人们前进，但这部分人是在群众中逐步产生出来的，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是不可能的。
在电影《甘地传》中，甘地在引导印度的独立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甘地这一批人，印度不可能独立。但甘地最大的力量是与群众结合的非常紧密。
协商是要真正平等地协商，要大家信息对称地协商，信息不对称，你掌握的信息我不掌握，这个协商肯定不能做好。这需要不断完善，但不能走西方议会民主那条道路，那条道路有缺陷。
选举民主有四个缺点：
第一，投票人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受到各种错误信息的引导，受到短期利益的引导来投票。
第二，很可能造成沉默的多数。有的投票率很低，不能说没参加投票的人就没有观点，实际是他对制度的否定，他觉得选谁都一样，所以干脆不投票。西方选举投票率是非常低。
第三，政治家眼光短浅，他要争取选票，有时候明知不对，他还要这么说。
第四，民主选举劳民伤财。要把协商与选举结合起来，协商是要充分了解情况，最后通过高投票率来表达选举人的意志。
《经济导刊》：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成思危：对，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监督是多方面的，包括党内的监督，政府专门机构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如果能把各方面的监督力量都团结起来，腐败也不难解决。
民主是一个目标，但也是一个手段，是为了达到更好的结果，如果达不到，就丧失了作为手段的作用。
《经济导刊》：如果能够探索到一个好的模式出来，应该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成思危：是的，所以绝对不要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