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两个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意义

农业产业化两个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意义

朱玉龙[1]2017年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叁农”经济的稳定与高效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和利用问题,从2004年至今已经连续14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和富农的新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土地问题的高度重视。由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加快,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由此出现了农村土地弃耕、撂荒和粗放经营等现象。为了更好地发挥有限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迫切需要改变我国当前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现状,在稳定土地产权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解决土地“叁权分置”和规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良性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土地流转效率一直不高,在实践中面临着很多方面的阻碍因素。因此,进行中国土地流转问题和目标模式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水土资源安全,而且有利于加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土地流转中土地地租、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规模经营、法律制度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马克思土地地租理论及其土地产权效益的平衡化对我国土地流转的作用;总结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明确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集体经济,农业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高度概括了习近平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叁权分置”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推动作用,发展现代农业和进行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进行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坚持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促使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和合作经营等经营方式的创新化,尽快建立新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叁化”带“叁农”,用产业发展的最新理念来经营农业。同时,运用西方土地产权的增效、激励、约束和匹配功能,农业经济学的土地级差地租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农业技术、转变农业发展和增长方式等理论,并以这些理论为指导,以解决我国土地流转的问题,完善土地流转体系,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发展。其次,研究了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在探讨了城市化发展、市场化发展、农业现代化、二叁产业发展、法律诚信规范化、社会保障完善等土地流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的基础上,剖析了市场化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低和经营者利益差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城市发展、劳动力转移、规模经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土地交易市场的建立是土地流转的动力和前提,“两权分离”到“叁权分置”的多元化土地流转方式,从而推动了种粮大户、能人经营、集体经营、家庭农场、协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企业(企业带动型)、股份制经营、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等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的发展。揭示了土地流转对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资源配置和农业经济与社保体系建设的作用等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分析了影响土地流转的若干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与发展趋势。第叁,首次系统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流转的成效与问题,剖析了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的特点、功能与可持续能力。系统分析了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至2012年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演变、土地流转对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并阐述了土地非粮化利用、市场中介和土地银行匮乏、土地利用监督机制缺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业补贴与土地经营权分离、农田基础设施落后、规模化社会化服务欠缺、农民技能素质低等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分析了转包、出租、转让、抵押、互换、入股、信托等土地流转方式的优缺点及其对土地流转的作用,探讨和研究了种粮大户、能人经营、集体经营、家庭农场、协会经营、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股份制经营和公司+合作社+股份制+科技+金融+互联网综合型等9种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的基本情况、特点、作用及前景,通过其缺点与长处、功能与作用、适应区域与范围、生命力与可持续能力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种粮大户生命力与可持续能力较弱,更适宜近期的土地流转;集体经营、能人经营、协会经营型、企业带动型生命力可持续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更适宜中、近期的土地流转;而家庭经营、专业合作社、股份制和公司+合作社+股份制+科技+金融+互联网综合型具有较高的生命力可持续能力,适宜中、远期的土地流转。第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检验标准、基本原则和目标模式。通过借鉴美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等农业发达国家土地流转经营的成果经验,确定了我国土地流转是否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与规模经营、是否有利于农民增收、是否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资源安全、是否有利于推动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等4项检验标准和坚持农民自愿、保障农民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土地农用、兼顾公平和效率、坚持适度推进等6项基本原则。研究提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近期、中期、远期和未来土地流转的总目标和目标模式,其中未来总目标模式为大规模、超大规模的公司+合作社+股份制+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模式,甚至跨国现代农业集团经营模式,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股份制家庭经营模式、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将会占据一定的份额;总目标为职业农民约占总人口的10%,农村土地全面流转、规模经营面积5000-20000亩/个以上,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品牌化智能规模农业占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80%,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人均粮食产量500kg以上,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100%,粮食净出口量占5%以上,智能化生产覆盖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达80%以上、农民收入翻两番达到9万元。近期土地流转呈现多元化模式并存,家庭农场、专业化合作社、能人经营、企业带动型等模式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其次为种粮大户、集体经营、协会经营型等模式,大规模的股份制经营、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经营模式则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目标为农村土地流转达到40%~50%、规模经营面积平均500-1000亩/个以上,市场化水平达40%以上、信息化覆盖率50%以上、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30%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30%以上、农民经济收入增加50%左右。中期目标模式为日益发展成熟的家庭经营模式、股份制经营模式、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企业带动型模式、集体经营模式等中等规模以上的土地流转模式占绝对优势,大规模的家庭农场、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股份制经营模式、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模式得以发展,所占的份额将逐步扩大,现代化农业跨国公司将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兴起和发展;发展目标为农村土地流转流转率达到65%以上。通过股份制或市场的有偿转让等将土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规模平均2000-10000亩/个,市场化水平达到70%以上,信息化覆盖率80%,智能化覆盖率30%以上,形成以知识创造为中心的技术生产体系,实现科技化农业生产,使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50%左右、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60%以上,农民经济收入翻一番,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远期目标模式为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企业带动型模式、集体经营模式、专业合作社、股份制经营等土地流转模式将升级换代,大规模的股份制家庭农场、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模式所占的份额将首次超过中等规模以下土地流转模式的总和,出口创汇农业遍地开花,现代化农业跨国集团日趋成熟;发展目标为全面实现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85%以上,市场化水平达到90%以上,规模经营规模平均2000~5000亩/个,农业生产全面实现生态化、智能化的特色现代化农业,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75%以上,信息化覆盖率100%,智能化农业60%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65%以上,人均粮食产量480kg以上,农民经济收入增加150%以上,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良性生态循环的高效农业生产体系及现代化农业跨国集团群体。最后,提出了实现我国土地流转目标模式的路径和对策建议。针对我国土地流转的问题与目标模式,研究提出了深化改革、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城市反哺乡村、工业支援农业、发展规模经济与智慧农业等实现我国未来土地流转目标模式的路径,以及强化农民技能教育、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二叁产业、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资本化运作、完善城乡一体化土地产权流转市场与流转银行、拓展经营权实施保险制度、科教服务引领产业品牌化与标准化、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建设、创新土地流转法律诚信机制和推进“一带一路”跨国现代农业发展等11条实现我国未来土地流转目标模式的对策建议,为推进我国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促进和激发我国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与壮大。

欧阳平[2]2003年在《农业产业化两个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意义》文中提出本文将分析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业产业化出现的诱因和其成为现实所需的条件;另一个则是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原因。 在实践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及其相关利益者为了克服农村经济发展和向市场转轨面临的一系列困难而作出的选择,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产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方式或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改变,其本质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合约形式上则表现为用一种或松或紧的合约取代了单纯的定价市场合约。 农业产业化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将农业生产中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农业产业组织可以发挥诸如实现专业化收益、规模经济、新技术运用、市场融资、风险分担等功能,从而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改善农村经济状况。 文章的阐述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一些分析和解释。主要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由于为了获取在原有生产经营体制下不能获取的收益而出现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这一部分,首先对要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对要分析的对象作了一个说明。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质上是用一类特定的合约取代一些临时性的定价市场合约,并且由于所使用的合约的形式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的组织形式,这样,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和合约理论对农业产业化进行分析,并且可以对农业产业组织进行一种合约上的分类。其次,文章论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一些诱致性因素,它们分别是:专业化收益和规模经济收益、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风险的分担和市场交易信息成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农业产业化成为现实的一些强势因素:它们是龙头企业的生产与扩张要求、社区规范和政府的推动作用,重点论述了龙头企业和社区规范的作用。最后,文章对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多种组织形式作了一个基于合约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出现多种组织形式的原因,并认为是由于交易成本的不同,更确切的说是由于对交易对象的物质属性的度量的成本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合约形式,进一步导致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其后,简要的说明了合约调整,从而组织形式出现演变的原因,在这里,交易成本和对农业产业组织低效率的修复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部分是对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经验性的描述。主要说明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背景和现状。这一部分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出现是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其次,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轨迹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里首先追溯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阶段、行业分布、区域分布和要素情况,其次描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并简要的分析了各种组织形式的运行机。理;最后,简要的阐述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不足。 第叁部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比较,主要以日本和美国为比较对象。在这一部分首先说明了我国和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背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的阶段、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条件上:其次,文章比较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政府作用和市场、企业、农户叁者之间关系的差异,阐述了由于背景的差异而导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和运行机理的不同。 第四部分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它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现状描述和与国外的比较提出了一些推动农业产业化的举措。在这一部分阐述了叁种可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举措,这些举措分别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和加大政府的作用。文章主要观点认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加强自己的农业产业化观念,树立起“诚信”的文化,对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为稳定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须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加强农户的谈判力量,建立起良好的“呼吁”机制,对龙头企业施加真正制度约束。

颜明[3]2011年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建国初期,为迅速改变经济基础较薄弱的情况,采取了“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政策,短时期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中国,采取以牺牲农业发展而换取工业化程度加速的工业化政策不仅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且带来了我国城乡发展高度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方面是相对发达的城市工业,另一方面是落后的传统传统农业,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从根本上来说,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还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破除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共产党宣言》指出:在最先进的国家采取的办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首先要打破工业只能布局于城市的观点和现实”,“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工业的工人不至于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结集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地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是通过促进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化来实现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发展经济学界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文献,许多经济学家也就此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并对如何实现转化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措施,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对立,而且还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的二元性、甚至表现为对工业化理论本身的认识对立等。本文认为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业化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制度创新的过程、工业化是一场新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选取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产业化问题;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城中村改造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围绕“工业化”主题,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现调整路径作出深入分析和探讨。本文第一章导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已有研究,概述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回顾了国内外对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经济转化的文献,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经济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二章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理论解释和中国现实是全文的理论解释和依据,探讨了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工业化理论依据和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工业化理论,从理论上阐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第叁章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化,指出农业产业化一方面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我国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农业产业化应该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为最终目标。第四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城市发展:以城中村改造为例,介绍了城中村问题的由来和困境,指出城中村改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课题,通过运用城中村改造博弈论模型分析政府部门、城中村村民和开发商叁方的策略和收益,总结了城中村改造的成功经验,提出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第五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回顾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云南省为例,使用“云南青年发展研究数据库”分析了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现状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路径。第六章结论与展望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新型工业化的意义和全文讨论的叁个热点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李振唐[4]2005年在《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差异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十分活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过大,长期持续的不平衡发展不仅给政府和财政造成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地区间教育、文化、法制建设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后劲不足,并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本论文在于深入研究和探讨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以加快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解决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出现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也是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论文包括导言在内共6章,导言详细了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内容体系、技术路线等。第二章为后发区域发展的国际比较,以比较经济学为理论根基,系统比较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后发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美国西部大开发、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等方面提出了对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第叁章着重论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是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并指出,选择资源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将农业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作为区域发展的切入点和着眼点是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论文第四章从资源比较优势的角度论述了特色农业是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农业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探寻比较优势,依托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从社会发展和生态效益的角度构建了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与社会基础,但仅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论文第五章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集群化是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章从理论综述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第六章为结论部分,在以上各章节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即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知识化四者统一于农村现代化进程之中,四化联动,共同促进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论文以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系统阐释了促进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战略选择。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 第一,深入研究了后发区域经济的发展路径。论文系统比较分析了美国西部大开发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等发达国家后发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与世界的经验事实对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后发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意义。

李瑜[5]2007年在《农户经营组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最大成功在于重建了农户经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为农业和城乡工业化同时发展为特征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然而,我国“叁农”问题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远远不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户的超小规模经营难以适应大市场的要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身,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一制度之外农户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因此必须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农户经营以农户为主体、农业为客体,引导农户进行组织创新必须从农业产业组织化和农户组织化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两种途径,整合、构建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产业组织体系。从整个农业生产和经营角度来看,不管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可以改变以往单个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而其能否发生必然遵循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原则。由于目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农户经营组织创新的动因和收益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组织创新的层次性、组织成长机理及其与农业产业关系的分析,因而很难揭示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创新缓慢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以农户为基点,以农户经营为分析视角,以市场为导向,以延伸和稳固农业产业链、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整合为主要内容,以产业组织理论、合作经济理论等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动态为基础,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经营的内涵、功能、农户经营组织及农户经营组织化等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沿着农村经济体制→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绩效→农户经营组织化行为选择→农户经营组织体系构建这样一个分析思路,通过实际调查,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基于农地制度变迁等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对农户经营行为影响及其绩效分析,总结出农户经营组织化行为选择的特征;通过对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国际比较与现状分析,探询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对农户经营组织创新的组织层次性、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互动成长发展模式及其成本化解的思路和若干政策建议。本研究包括七章,各部分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论述了农户经营组织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农户经营组织化的理论基础。本章具体分析了农户经营的内涵、性质与功能,对农户经营组织及农户经营组织制度进行界定,进一步阐述了农户经营组织化的内涵、必要性、现实可能性、具体内容及其相关理论,为后面的分析作理论支撑。第叁章基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农户经营行为分析。本章以农户经营行为分析为切入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基于农地制度变迁等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对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绩效进行分析,总结出现代农户经营的组织化行为特征,论述了农户经营组织化行为选择的必要性。第四章农户经营组织嬗变及其逻辑启示。本章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两个方面,阐述了国外农户经营组织的历史演变趋势、动因、特点以及对我国的经验启示,进一步分析我国农户经营组织的历史演变趋势、动因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对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逻辑启示是:在稳定和坚持农户经营的前提下,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而整合、构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的成长发展多组织支撑体系,并通过政府支持体系的保护,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现有的农户经营行为特征、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已经为这一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同时,这也是以后各章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五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培育。本章具体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内部环境及其运行条件,总结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并对其内在运行机制的逻辑关系及其适应性进行分析、评价,剖析农业产业链不能延伸和稳固发展的原因,优化选择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这一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一般形式,并提出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第六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构建。本章具体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类型及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对合作社组织原则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原则,并对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边界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构建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逐级递进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及其成长的发展模式,探询其运行的有效性,促进农业产业链巩固和发展,并提出进一步对两种组织链进行整合的必要性。第七章农户经营组织整合。本章根据第五、六章的研究结果,依据两种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促进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互动成长模式,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对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提出建议和对策。

沈雅琴[6]2004年在《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及其绩效的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针对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实现条件,以比较经济学为方法论,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合约理论和产权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我国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的绩效,以此来寻求影响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绩效原因的经济学解释。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的实现条件决定了在家庭承包制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下,产业化的实施首先需要农户把土地流转出来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和区域化布局的态势。 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是土地产权制度关于公有产权权益实行的主要形式,其产权结构是: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归集体所有,农户掌握了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收益权在两者之间进行分割。在收益权的分割上是很明确合理的,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户成为土地资产经济上的所有权主体。但土地产权中的处置权仍归集体所有,农户没有买卖和处置的权利。而且,由于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平均主义,法律上的所有者—生产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处置权。他们所有的只足在生产队内部因人口增减而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调整,真正的处置权还在国家手中。 产权不是单向权利,而是一组权利。产权是否完备,除了要看权力束的结构,还要看所有者是否能够充分地行使产权。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就称它拥有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力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在农业产业化中,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农户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的绩效,长期土地承租合约的产权结构和产权约束则又影响着农户的生产行为。 如何顺利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土地流转形成气候?土地承租合约的长短因其形成的激励不同会影响农户的预期行为。理论上长期土地承租合约可以稳定农户的预期,使农户的行为发生变化。各地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却表明:1993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是缓慢的,在家庭承包制既有的产权结构和产权约束下,农户为了生存的需要,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弃耕和抛荒的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区域化布局不易形成。 同时,在__{_:地承租合约从3一30年不变的立法过程中,土地调整的现象一直在延续着,没有停息。这使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严重不稳定,农民对未来缺少稳定的预期。农业生产中兼业现象严重,农业产业化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专业化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区域化布局和一体化经营及社会化服务的开展。 农业产业化组织是通过龙头企业把农户连接在一起以解决“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组织起着连接农户和市场,减少交易费用,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减少市场风险的作用。在产业组织内部,由于产权的约束,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农户和龙头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出现了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内生交易费用增加,导致在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演变过程中,从农业产业化初期到农业产业化后期,机会主义现象屡见不鲜,履约率愈来愈低,产业化商品合约的稳定性差,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效率不高。 农业产业化最终的绩效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效率,在前两个环节的影响之下,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较低,专业化水平决定了分工水平不高。现有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和农产品批发市场都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而能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的期货市场又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交易效率较低。并且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的农业产业化。因此如何提高农业产业化的绩效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作者结合理论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一些配套改革的措施。 本文还通过对东西部农业产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地区的对比,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绩效来支持文章的结论。 这样,在本文的分析中以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和长期土地承租合约的关系为核心,得出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绩效的经济学解释:农业产业化绩效不高的原因在于家庭承包制既有的产权结构和产权约束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专业化生产水平和产业化程度。而完善和改革现有的土地承租合约制度就成为提高农业产业化绩效的必然选择。

曾芬钰[7]2003年在《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可持续性》文中研究说明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是根本和目的,不是手段。人的发展具有非终极性和可持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以人为本”之理念。所以,“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对于人自身的关怀。”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而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 人的存在表明:人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多层次需求。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是人类文明在空间上的结晶。是人类安全需要的产物。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的层次需求密切相关,并为人的各种需求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平台。 城市化,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城市化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一致: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城市化滞后已从多方面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与建国以来城市化战略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有关。城市化战略应如何保持其连续性、客观性、公平性及可持续性即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本论文突破一般就城市化论城市化的写作模式,提出城市化发展战略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并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及城市化自身发展规律。论文论述了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与“以人为本”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城市化战略应遵循的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城市化自身发展规律。回顾了国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发展历程。对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与付出的代价进行了反思。论文通过深入分析论证,说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近期目标是农村工业化与提高城市竞争力。从城市现代化、生态城市、效率与公平、公平与正义等方面论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应该是满足人们高层次生活需求、消除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在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并尽量满足“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人们的最大利益”,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奔小康、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王建伟[8]2007年在《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发展期货市场”。以开展农产品期货为主的大连商品交易所近年来发挥市场功能,给了“叁农”工作很大的支持。要想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真正达到推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对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的分析,指出,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将在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其发挥作用的渠道主要通过稳定农产品价格;规避市场风险;调整种植结构和发展高效优质粮食;促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五个方面来发挥作用。以上功能的发挥是基于一个健全高效的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基础上的,但目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因为诸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这些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农产品现货市场自身不完善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不完善。对于农产品期货市场自身不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农产品期货交易品种不足;套期保值者主体缺位;期货市场交易规模太小;期货市场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较大;期货市场知识缺乏;农产品期货市场信息传导不畅等。同时由于农产品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是互动的,高效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建立在完善的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基础之上,但我国目前农产品现货市场的不完善阻碍了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而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其次还有代表农民利益的中介组织断层和龙头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程度低等。最后在通过对阻碍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了相应的促使其功能发挥的措施及政策建议。首先是完善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其次是加强对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参与主体的培育,尤其是参与套保的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培育。

柳明[9]2016年在《中国农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叁十多年前,我国的改革大幕首先在农村拉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叁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叁农问题”又有了新的表现。其突出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目前农户的小规模经营与开放、统一的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的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方式不利于先进生产工具和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叁是种田经济效益不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大片农村土地被撂荒。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及时调整农村经济政策,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以适应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叁农问题”,面对我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准确把脉,及时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尤其是2007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农业发展专题会议、下发专门性文件,为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十八届叁中全会明确指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1,这就为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我国农业企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研究,寻找它们的共性,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农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具体来说,全文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农业企业相关概念及在我国发展农业企业的重要性的阐述;第二部分是我国农业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其中发展现状部分又包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第叁部分包括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发展经验的介绍、其对我国发展农业企业的启示以及针对我国农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政策性建议。

熊会兵[10]2005年在《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就业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在人多地少、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等多种因素下,农业自身无法吸纳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能逐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本研究在全面透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宏观政策层面、企业管理层面以及农民个人就业能力层面提出了全面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模型。 论文共8章,24节。在导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选题的目的、意义及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方法、框架等。第二章阐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国际借鉴。这一部分主要是在比较国际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各国引导农民就业的主要经验、措施,并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促进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第叁章在详细分析了刘易斯—费—拉劳动力流动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得出结论:每个理论和模型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合的模型,并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 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着重探讨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现状、趋势以及就业能力问题。第四章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现状分析,论文在描述非农就业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阻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制度、产业结构、心理等因素,并探讨了影响非农就业的内因与外因。第五章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分析,论文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成因、作用以及趋势进行了分析,剖析了“民工荒”问题,并探讨了扩大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策略。第六章是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分析,重点从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两个层面,探讨在农村地区扩大农民非农就业的途径。第七章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分析,论文认为提升农民就业能力是最终解决我国农民就业问题的必经之路。基于这个基本判断,论文重点分析了农民就业能力的内涵,并结合我国农民就业能力的现状,提出了提升农民就业能力的基本框架。论文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之上,着重依据我国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历程中可能发生的政府行为变革以及相关结论,提出了基于农村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平衡的叁层面就业模型,从叁个层面阐述了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D]. 朱玉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2]. 农业产业化两个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意义[D]. 欧阳平. 江西财经大学. 2003

[3].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D]. 颜明. 云南大学. 2011

[4]. 中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李振唐.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5]. 农户经营组织化研究[D]. 李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6]. 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及其绩效的经济学研究[D]. 沈雅琴. 复旦大学. 2004

[7]. 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可持续性[D]. 曾芬钰. 厦门大学. 2003

[8]. 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王建伟. 四川大学. 2007

[9].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D]. 柳明. 内蒙古大学. 2016

[10].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研究[D]. 熊会兵.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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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两个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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