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源认知是指对信息所携带意义的根源性认知，并能对个体内在状态进行调节的潜在“觉知者”。本文认为催眠是源认知沟通的独特形式，不同层次的言语暗示能引起众多心理现象的显著变化，催眠暗示涉及元认知与社会认知，是一种被广泛用作研究有关人类意识的基础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治疗一系列症状行之有效的手段。本文尝试在理解催眠基本概念与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统摄催眠基本因素的源认知概念，从更为整体的角度整合催眠理论争议的同时，对催眠理论及应用的未来方向给予展望。
【关键词】源认知;源认知沟通;催眠
【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9）02-0312-01
引言
“无论你是否喜欢，催眠终将发生”我们都需要机会释放心中痛苦、全身心沉浸在深层的共有的环境中，以及听从我们的深层自我[1]。随着催眠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催眠的神秘色彩正在慢慢减弱，催眠从大众日常消遣的话题，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催眠通常作为临床实践与实验室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研究历史悠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证据，催眠作为一种心理干预的重要技术，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它不仅被用于医学及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各领域,在诸如商务培训、市场调查、广告、教育、文体以及司法等领域也均有应用[2]。
1.催眠的综合定义
无论从临床应用还是实验研究，对催眠的定义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以下是整合后相对完整的定义：即催眠是在意识领域涉及多层认知沟通的心理治疗形式。其主要是由言语及其他刺激激活个体内源认知沟通，并产生多种不同的现象，它涉及催眠感受性、社会认知、暗示内容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类似于全神贯注，伴有解离、心理经验的区隔。并以特定的暗示方式，使个体对他人的指令进行非判断性行为反应。催眠状态是经历特定过程过渡的一时性意识改变状态。催眠是一个对疼痛、焦虑、身心、创伤后和分离障碍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3]。本文在整合催眠定义的基础上，参照催眠领域关于元认知的研究现状，提出源认知概念。
2.作为源认知沟通的催眠
关于催眠的发生机制的探索，无论是注重言语暗示诱发的特异状态理论，还是强调期望与社会线索的社会角色理论，其有共通的假设前提，即是被催眠者在特定的环境中有个潜在的“觉知者”，其接受暗示传递出的改变或转换的“信息”，并调节个体的行为表现，这个“觉知者”本文称之为“源认知”，其是一种最深层的、更高阶的认知，即是对最深层根源意义的觉知，有一定的潜在性，引申于Hilgard提出的隐秘的观察者[4]；这种传递的信息称之为源信息，即在催眠暗示中能够被个体源认知接受，并促使改变的那部分内容，源信息的传递有很强的独特性、自发性、潜在性；整个催眠过程称之为“源认知沟通”，意即催眠是一个多层的沟通过程[1]。源认知的沟通不仅包含认知层面的互动，还有非理性层面转换来的认知信息，例如肢体动作、情绪体验、生理信号、广告、社会线索。源认知沟通包括内部系统与人际系统，内部系统即是个体内部的源信息互动，如解离理论或分裂控制理论中强调的个体在被催眠时的意识加工过程，其强调个体本身的催眠感受性；人际系统主要是指催眠师与被催眠者之间的源认知沟通，主要侧重双方的互动，以及社会角色与线索的意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人际互动过程中有不同维度和层级的信息流交织，而催眠过程就是通过松动理智层面的交流，有针对性的激活并促使内在源认知沟通的发生。源信息的传递与接收需要大量的条件，如个体感受性、安静的环境、匹配的关系、独特的暗示方式等。本文中“源认知”概念与其他两种认知模式共同构成源认知沟通的基本内在结构，即元认知与认知。源认知是对根源意义的觉知，有很强的潜在性；元认知是关于自己“认知”的认知，在本文中是一种中介层面的认知，其性质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是一种调节转化的“过渡带”；认知即是现实中的理性判断与思考，是处于可觉知的意识层面。三种不同的认知模式根据觉知的程度与功能的差异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在结构。从表面看，催眠似乎是一种奇特现象[3]，但是它越来越被理解为在文化认可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源认知沟通”的独特形式。
3.结论
在催眠的具体机制上存在分歧，但几乎所有的理论都认为，任何的催眠暗示都包含了信息的传递[4]，即“源信息的沟通”，这些假设源于在源信息沟通状态下，心理表征以源信息的形式，通过沟通的方式转化为特定的感知状态和行为历程。然而，催眠语境以及它产生的期望信念、动机状态、认知和经验集合，以不同的暗示组合方式会体现部分或完整的源信息沟通。所以本文把源认知沟通作为理解催眠本质的核心概念，是深刻理解和熟练应用催眠的关键。
4.未来展望
我们通过源认知沟通视角对催眠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能够对催眠形成更系统清晰的了解，促使催眠的科学研究及临床应用的更进一步发展，但催眠在现实应用中仍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我们预计这些问题将指导和指导未来的研究。这个领域面临的一些挑战源于对过时的研究实践和概念取向的依赖。由于催眠周围的禁忌主要基于不可信的神话[1]，实验催眠领域的研究传统上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比如认知控制，冥想，或安慰剂镇痛[5]。这种隔离无疑进一步阻碍了方法学和理论上的进步。所以从源认知角度出发，把催眠的临床应用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纳入一个更大的视域中，这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催眠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同时也为其他研究领域提供相互的益处。
【参考文献】
[1]斯蒂芬•吉利根.(2007).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李寿欣,董立达,宫大志.(2008).注意状态、认知方式与前瞻记忆的tap效应[J].心理学报,40(11),1149-1157.
[3] Terhune, D.B., Cleeremans, A., Raz, A., & Lynn, S.J. (2017). Hypnosis and top-down regulation of consciousnes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81(Pt A), 59. doi: 10.1016/j.neubiorev.2017.02.002
[4] Hilgard, E.R. (1974). Toward a neo-dissociation theory: Multiple cognitive controls in human functioning.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 Medicine,17(3),301.
[5]吴明霞.(2000).催眠理论探新[J].心理科学,23(3),373-374.
[6] Moore, J.W., & Obhi, S.S. (2012). Intentional binding and the sense of agency:A review. Consciousness & Cognition, 21(1):546-561.
论文作者:徐进,张灵聪,林国耀
论文发表刊物:《心理医生》2019年第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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