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域下艾滋患者的复原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社会工作论文,艾滋论文,患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0）03－0025－10
艾滋患者（艾滋病人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合称，以下同），是社会变迁、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文化制度不协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到诸多歧视和排斥的社会弱势群体，遭受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生存环境十分恶劣。① 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增进人类福利，帮助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特别关注弱者、被压迫者和贫穷者的需要。欧美医务社会工作者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急诊医护单位与创伤中心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社会工作服务。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又从全人医疗的角度关注艾滋病患者的身、心、灵及社会的需求。② 近年来，优势社会工作视角强调要从发现、开发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出发，协助他们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话语的控制和歧视，最终实现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因此，通过社会工作的视角发现和培育艾滋患者的复原力，对于实现艾滋防治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复原力研究与艾滋防治
1.复原力研究进展
复原力的研究始于对良好适应、易感性、因应以及抗压力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Anthony最早将那些生于父母精神异常家庭却能够发展出健康情绪和高度能力的儿童称为“不易受伤害的儿童”（invulnerable child），后续研究也发现许多个体在面对重大压力事件时反而会激发其成长的动力。这种成长的动力就被称为复原力（Resilience），有人将之理解为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潜能或特质，包括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等（萧文，2000；Block & Krenans，1996）；也有人认为复原力是一种个人特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能力和结果，其改变要视个人与环境互动的效果而定（Werner，1993；Kaplan，1995）。不过，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保护因子才是复原力的本质内涵，具体包括个体特质（生理机能、自尊、自我价值感以及问题解决策略等）、家庭方面（美满婚姻和良好亲子关系等）以及社会支持系统（同辈群体、师生关系和福利服务等）（Conner，2003；Hippe，2004：Dennis，2004）。Barbaba提出的“概念结构太极图”很好地体现了不同保护因子之间的和谐和互动关系。③ 而Garmezy（1981）、Nuechterlein（1970）、Rutter（1979）等都认为保护因子需要相互互动和影响才能产生更好的复原效果。这些影响和互动的机制包括Murphy（1987）提出的复原力治愈模式（Recovery Resilience Model）、Anthony & Cohler（1987）提出的缓冲系统模式（Buffering System）、Wolin（1993）从整体性观点提出的复原力曼陀螺模式（The Resiliency Mandala）。另外，Garmezy等提出复原力的三种机制模型包括：免疫模型（Immunity Model）、挑战模型（Challense Model）以及补偿模型（Compensation Model）。④ J.Patterson于1988年还提出了家庭调整和适应反应模型来描述家庭复原力的作用机制，James P.C.也于1994年在探讨学业复原力时提出复原力的综合模型。⑤
2.艾滋防治中复原力的意义
在我国，艾滋患者一方面要忍受生理方面病痛的折磨，面临生命不断衰竭和免疫功能低下而导致的一系列机会性感染，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困境、心理问题和精神压力，表现出沮丧与悲伤、愤怒与恐惧、绝望甚至是自杀倾向；另一方面，他们还要面对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产生强烈的恐惧感、病耻感、罪恶感和自卑感。⑥ 而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以及复原力理论来分析，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艾滋患者所遇到的各类困难和问题，也不能仅仅看到他们在社会压力之下所呈现出的艰难和无奈，我们还应该看到艾滋患者在对抗病毒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生命的珍爱、勇气、毅力以及友爱互助的精神，还有他们家庭的互助、社区的照顾以及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积极意义。就如Rutter所强调的：“研究如何使个人获得自尊和充满自我效能，比只是去了解是什么原因使个人放弃希望会更有意义”。⑦ 因此，保护性因子的挖掘和复原力的培育，对艾滋患者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对艾滋患者个人而言，复原力的培育可以有效增强其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的功能。首先，有利于艾滋患者充分掌握自身病情，树立正确的免疫观，采取积极的免疫措施。患者虽然饱受体内艾滋病毒扩散之苦，但复原力让其认识到自身T细胞（抵抗艾滋病毒的细胞）也具有强大的免疫功能，只要遵循科学的医疗措施和生活习惯仍然可以有效控制病毒扩散，保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其次，有利于艾滋患者克服悲观、绝望、退缩、逃避、甚至是自杀意念的负面心理特征，树立珍爱生命、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个体在认识到通过自我努力可以增强免疫力并延长生命后，会更主动地调整生活形态、维持心理健康、采取良好生活习惯并积极使用替代疗法，让生命活得更加积极。最后，稳定的身心状态会促进艾滋患者更加积极地承担家庭责任，维护良好的家庭关系，采取主动措施防治传染给他人，并通过社会参与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争取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促进社会融合与和谐。
对社会发展而言，认识并培育艾滋患者的复原力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消除社会歧视，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首先，有利于促进社会多元性发展，通过艾滋患者的团体互助和关爱，引导并支持草根NGO（非政府组织，以下同）的发展，促进社会沟通，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其次，有利于引导社会大众体会我们每一个群体都是社会大“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器官”，彼此欣赏并接纳不同的群体，增进社会共融，营造无歧视的社会环境。最后，有利于我国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让艾滋患者获得更多人性化福利服务。通过对艾滋患者复原力结构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和剖析艾滋病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根源，明白艾滋患者也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牺牲品，更是由于社会服务以及社会支持的缺乏才导致其保护因子不足而陷入艰难境地。⑧ 这就为健全和完善相关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指明正确的方向。
二、艾滋患者复原力的要素分析
1.艾滋患者复原力的涵义
早期国外关于复原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分裂病患、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受到虐待的儿童、贫困环境中的成长者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台湾地区近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受到家庭暴力者、离婚人士、地震灾后人群、自杀未遂者、丧亲青少年等群体。⑨ 相关研究都认为所谓复原力就是个体在创伤经历以及压力情境中成功应对并良好适应的一种特质能力、互动过程以及功能结果。将之运用于艾滋患者的分析，我们认为艾滋患者的复原力有以下几个含义：
首先，复原力作为一种能力，就是指艾滋患者虽然知道自己患病的事实，可以预见到所承受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压力，对艾滋病毒有足够的认识，能够接纳其为身体的一部分，并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和生活行为以增强免疫力，从困难、挫折和不幸中很快恢复和调整过来的能力。⑩ 这种能力会以克服艰难的能力（over- coming the odds）、克服压力的因应能力（sustained competence under stress）和创伤复原的能力（recovery from trauma）三种形式出现；又可以表现为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具体来说可以包括：对家庭和他人的责任感、对生活的弹性具有足够的认识、能够接受生活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良好的适应性、对艾滋病有科学的认识、坚韧和开放的性格、内控的归因、幽默感、乐观豁达的性格、一定的宗教信仰以及适当的移情等。
其次，复原力作为一个过程，就是指艾滋患者虽然处于免疫力低下、绝望无助以及被社会排斥的危险或负面情境之中，但个体却通过自己有效的行为和应对技巧去不断作出新的改变和努力，以调节自身压力、高危情境与消极后果之间的平衡。(11) 在这个过程中，艾滋患者要么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以及生活习惯以适应外界环境；要么不断努力改善周围的社会环境，争取适合艾滋患者生存的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空间；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个体不断努力改善、适应和互动的过程。
再次，复原力作为一种功能或行为结果，就是指艾滋患者克服自身带有艾滋病毒及其受到社会歧视的困境，通过自身努力并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幸福，也让社会更加接纳和欣赏他。总之，艾滋患者的生活虽然比过去艰难，但是却比过去更加自信、自我接纳以及具有自我实现的价值感，更能够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具备了较好的复原力。
2.艾滋患者复原力的结构
大部分的研究认为复原力包括内在保护因子和外在保护因子：前者是指个体本身具有积极作用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后者是指来自家庭、同伴、学校、社区以及社会的支持因素。Polk综合前人研究确认了4类16个复原力因素(12)：（1）性格类型，包括身体和心理特征，如智力、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2）关系类型，包括社交技巧、遵从社会规范等；（3）哲学类型，包括人生意义的体验、目标感和理性思维；（4）环境类型，包括有效的对外界环境的应对策略、认知策略、问题解决策略、目标管理策略和预测事情结果的能力等。而Konran和Bronson整理Anthony、Garmezy，Rutter和Werner四个人共同主张的复原力因子有：与父母维持良好的关系、自我价值感、能与他人合作、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延迟需要的能力、内控性人格、问题解决能力、思考能力和幽默感等九种复原力因子；而其中三个人都主张的复原力因子则包括：有效与他人沟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弹性的个性特征、相信自我具有控制力以及中等以上的社交智力等。(13) 台湾学者萧文通过研究灾后创伤者的复原力发现其保护因子包括：（1）幽默感以及对事件的多元认知视角；（2）对问题与困境的外化能力；（3）自我认同和控制环境的能力；（4）确立生活目标的能力；（5）向环境或压力挑战的能力；（6）良好的社会适应技巧；（7）较少强调个人的不幸、挫折与无价值感或无力感。(14)
结合实地访谈资料，我们发现艾滋患者复原力的保护性因子大致有个体特质、家庭资源以及社会支持三个方面。首先，在个体特质方面包括：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死，有人说“自己活到现在不容易，是不服输和看得开的结果，就是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挫折容忍的经验比较丰富，对社会压力有“免疫倾向”，有人说“连艾滋病都得了，还有什么走不过去的坎？”；较强的情绪表达、宣泄和管理能力，有人说“难过的时候，就会找要好的朋友说说，如果没有人说，就吃东西，或者听听音乐什么的”；能够有积极正面的想法，“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比现在更差么？”、“正因为时间有限，才更要珍惜”；更富有同情心和合群需求，由于艾滋患者受到社会排斥，所以他们更愿意去倾听和理解具有相似经历的人，并更愿意和他们组成小群体以互相帮助，因此他们往往会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你的难处我很能明白，不要难过，还有我们陪你呢”；改变生活方式，增进免疫行为，也更加爱惜自己，也有人会说“现在身体免疫力差，就更要照护自己了，否则免疫细胞就打不过艾滋细胞了”、“没做好防范（安全性行为），对身体会有伤害，像交叉感染、梅毒呀什么的，会死得更快的”、“现在可不敢乱吃东西，抵抗力差，很容易发作的”；提升社会兴趣和交往，有人说“有时候身体不好，就休息一下，经常找和我一样的人（艾滋患者）聊天喝茶，也蛮开心的”；宗教情怀的引导，有些艾滋患者会去教堂、寺庙等地方求神拜佛，也会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其次，在家庭方面的保护因子包括：更加珍惜夫妻感情和亲子关系，家庭责任心更强，许多艾滋患者都会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婆和孩子”、“我现在就要好好治疗，要对得起老婆和孩子”、“抵抗力下降，就会住院，住院很麻烦的，老婆会很累”、“如果生病住院，自己和家人都没人照顾了”、“家庭就是我生活的希望和依靠了”、“现在有时间就多陪陪孩子，做做家务，以后就没时间了”、“平时都很小心，生怕传染给她们”。最后，是来自社会支持方面的保护性因子，包括了来自艾滋群体的接纳和支持、来自国家医疗政策和医护人员的关心、来自社会福利系统的帮助等。有艾滋患者说“现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参加活动（医院组织的艾滋病康乐小组、彩虹工作组组织的活动等），因为大家有许多话要说，感觉很到位”、“只有我们自己（艾滋患者）在一起的时候，才最放松、最真实”、“大家不但相互理解，在生活中也经常相互帮助，就像兄弟一样”、“还是很感谢国家，要不是免费治疗，压力就更大了”、“有个医生人很好，不像别人一样看我们就像瘟神”、“因为得了这个病，就吃低保了，幸好有低保哟”。
可见，艾滋患者虽然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但他们仍然会有自己的生活乐趣、信心和勇气。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许多艾滋患者积极站出来以身说法，甚至是组成艾滋患者的组织，推动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服务。同时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逐步实施、社会接纳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正成为艾滋患者复原力的强大保护因子。
3.艾滋患者复原力的机制模型
正如前面所综述的，复原力发生作用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模型。免疫模型主张艾滋患者可以从过往对抗困难和压力的正向经验中学习，并将之变成为对抗艾滋病的“心理抗体”，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曾经克服过很多困难，这次也一定能够克服。挑战模型强调每个个体都有自尊和自强的特质，在面对艾滋病及其所导致的压力和困难时，部分人可以被激发起挑战困难的不服输精神，并增强求生的动机和信心。而补偿模型则认为虽然艾滋患者会受到身心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但人生的多面性很强，通过改变生活态度、习惯以及资源方向，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上帝在关闭一扇窗户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家庭调整和适应反应模型则强调艾滋患者的复原力必须通过改变家庭互动模式、减少压力源、发掘资源、提高应对能力或改变信念等方式发挥作用，恢复家庭关系的平衡。James P.C.提出的综合模型强调复原力的运作机制涉及社会环境（特别是人际环境）、自我信念系统、行为以及结果四个要素，并且四个要素是相互作用和增强的，这就符合了人与环境互动的社会工作基本理论框架。(15)
复原力激发的综合模型强调当艾滋患者遇到困境和压力事件后，会从个人特质、家庭系统资源、社会系统资源等三个方面获得保护因子的支持，从而激发复原力的运作，并通过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达致预期指标，最终展现复原力的效果。Rutter认为保护因子运作的预期指标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6)：（1）危险因子冲击的减缓，即艾滋病对患者所造成的压力得到舒缓。这可能表现为患者改变对周遭危机因子的认知，接纳了艾滋病毒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可能表现为患者将压力事件中立化，将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来看待，注重生命质量更甚于生命时间。（2）负向连锁反应的减缓，即艾滋患者能够妥善处理自身所面对的压力事件，并获得来自相关人群的支持和鼓励，从而减少消极情绪的交叉影响。（3）个体自我效能与自我尊重的增加，即艾滋患者树立较强的自我责任意识和求生意识，能够通过自我行动来控制人生，自我效能得到提升。（4）社会资源的开发，即周围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为艾滋患者提供相关的学习与增进自我的机会，使后者获得被支持的感觉，给复原力的运作提供宽松的社会氛围。当然，实际的过程超越了如图1所示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各阶段相互影响和互动的关系。
图1 复原力作用机制图
资料来源：张妙如．婚姻暴力受虐妇女复原力的展现，东吴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其中的人与环境互动机制（如图2所示）非常契合社会工作的分析框架，也是保护因子发生作用的重要一环。其中，外在社会环境（如家庭的抛弃和社会歧视等）总是通过自我信念系统（如自尊和自我效能）而对个体发生作用，当个体具有较强的自我责任和自我改造意识的时候，他对外界歧视的行为反应更偏向于努力改进自我行为和形象，以争取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接纳，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对他的接纳和包容，最终达成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认同。反之，则会达成人与环境的恶性互动，社会歧视个人与个人报复社会交替进行。图1和图2中各个因素都可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以解释更多的压力事件所导致的艾滋患者认知和行为的内部差异，是一个解释艾滋患者复原力的综合模型。
图2 艾滋患者复原力机制中人与环境的互动
三、艾滋患者复原力的社会工作培育
如前所述，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提升艾滋患者的复原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切实可行，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必须在生态系统观与优势视角的理念框架下，采取综合介入方法，并充分考虑到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取得最终的成效。
1.从生态系统观出发，坚持复原力培育的优势视角
通过社会工作培育艾滋患者的复原力，最核心的理念是其抛弃了将艾滋患者污名化的“问题视角”，坚持的是优势视角并强调对艾滋患者的增权；最关键的框架是其克服了艾滋防治的单一模式，强调人与环境互动的生态系统观。一方面，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个体、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其内在的优势，虽然创伤、压力以及疾病具有伤害性，但其中也蕴含着希望和机遇。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认识案主的这种优势，通过关怀、照顾和联结来激发案主内外的各种保护性因子。(17) 面对艾滋患者，我们不认为他们就一定是堕落、失败、自卑和仇恨的一群。他们虽然面对着病痛的折磨和社会的污名，却仍然有自己的梦想、奋斗和关爱的情怀，更需要我们去挖掘其压力背后的“闪光点”和潜力，培育、鼓励、协助、支持、激发、释放他们的复原力，成功克服其面对的压力困境。这正如Lambie，Leone和Martin说过的“如果我们训练一个人多看美丽的事物，事情就会变得美丽起来”。(18) 另一方面，在挖掘艾滋患者优势的过程中，生态系统观认为不存在不适当的人，也不存在不适当的环境，不如说在人与环境之间的适应上存在着相对的不和谐。因此，在改变个体内在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认知、情绪、态度和行为）的同时，还需要改善其外在的社会环境（包括生态、家庭、群体、职场、社区、社会以及文化氛围），并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19) 具体来说，生态系统观下艾滋患者复原力的工作框架可以如图3所示。
在这个工作框架中，艾滋患者不再是单独面对困境和社会压力，而是在与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支持系统的互动下，通过权能的激发恢复其生活能力和信心，促使复原力发挥作用并得以成长。这就为激发艾滋患者的内外保护因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更有利于评估和介入的开展。
2.运用社会工作综合手法，激发艾滋患者的内外保护因子
Brooks认为具有复原力的人更倾向于具备以下特征：同理（empathy）他人的气质、支持性的家庭关系、对生活的控制力和希望感、至少与一个以上的重要他人具有良好人际互动关系、拥有某种特长或嗜好，清楚的自我认同、明确的未来期望、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良好的自控信念和能力以及能坦然面对自己所犯错误等。(20) 因此，为提升艾滋患者的复原力，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个案工作来舒缓其压力及其所导致的消极情绪，改变患者面对压力事件的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首先，要以主动、投入和支持的态度来降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协助其认识自身的优点，并增强其健康成熟的心理防卫机制。其次，要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因应艾滋病的技巧和正确的免疫知识，让他们认识到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病更需要持续的免疫力，协助其学习新的免疫增强行为，克服“绝症”思维。再次，要通过“叙事”和引导让患者回味过往成功的经验，树立未来目标，培养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坚信“办法总比问题多”。最后，要为艾滋患者提供更实际的情绪舒缓、问题解决、目标管理、人际沟通、家庭互动和压力管理方面的技巧训练，促进他们社会关系的丰富。这些都能够有效促进艾滋患者保护因子的激发。
图3 艾滋患者复原力的工作框架
参考资料来源：“The Specialization of School Social Work and a Model for Differential Levels of Practice”,by Marjorie M.Monkman in Differential Levels of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and Programs:Crisis,Remedial a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es.C.Dean Miller(Ed.).Copyright C 1982.Minnesot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对于特殊弱势群体而言，团体所提供的情境、氛围和互动能够让其成员获得更多的情绪支持、知识分享和关系互动。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建设促进艾滋患者的复原力的培育。一方面，要鼓励艾滋患者加入或自己组织各类自助和互助团体，让组员相互学习和支持。通过“情绪支持团体”彼此坦诚、安全地宣泄所遭遇的压力、痛楚和歧视，获得情感支持；通过“教育团体”更全面地认识艾滋病，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疾病，克服恐惧心理；通过“治疗团体”来增进有效的就医行为，交流免疫增强的经验；通过“康乐团体”来提升休闲娱乐质量，丰富兴趣爱好，提升人生的意义感。(21)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团体工作增强艾滋患者家属的复原力，协助病人家属进行压力管理并获得情绪支持，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透过团体教育和压力处理技巧的学习，改善家庭沟通的模式和效果，增强其家庭凝聚力和抗压力。
来自艾滋患者周围社会环境的支持成为保护因子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通过社会工作来加强对艾滋患者的社会支持。首先，需要通过给予医护人员情绪支持增强他们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倡导对艾滋患者的人本化服务，提升艾滋患者的医疗信心和耐心。其次，要在社区开展艾滋病宣传和教育，提升社区接纳程度，并为艾滋患者联结可以利用的社区物质资源、技术资源、福利资源、人力资源。再次，要通过对艾滋患者团体的充权，协助其成员维护与获取合法权益，并推动他们通过政策倡导促进更为人性化的政策的制定。例如，香港1997年成立的“艾滋病患者权益联盟”，就通过定期小组会议，为他们提供机会分享经验和互相支持，在消除医疗、就业和教育的社会排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2) 最后，社会工作者还要加强与大众媒体的沟通，面向社会正面宣传艾滋病知识和预防措施，尽力消除大众对艾滋患者的污名化和“普遍的歧视心态”，相信艾滋患者的社会责任及其人性之美。否则，假如我们在怀疑他者的同时还对他者横加污名化的标签，我们就可能遭受到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惩罚。(23)
3.尊重艾滋患者群体的多元性，实现复原力培育的本土化
艾滋病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它的起源和传播不仅受到个体情绪、态度以及行为的重要影响，更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对于艾滋患者复原力的激发必须充分考虑其群体文化、性别差异以及民族传统的脉络，使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更多元性和本土化。
首先，要针对不同的艾滋患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对那些由血液买卖而导致的艾滋患者，要充分考虑其贫困和政策缺失的成因背景，注重从改变个人观念和获取国家支持方面提供帮助。对于那些“隐藏不见”的男同性恋艾滋患者，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歧视和健康教育缺乏的成因背景，充分发挥其同伴教育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独特作用，并积极开展大学生、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为他们提供关于性倾向、性态度、性认知和性行为的咨询和引导，构筑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对于由于性工作而导致的艾滋患者而言，要充分考虑政策背景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也要考虑到女性在生理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性别观念的弱势状态。在复原力培育中，更加注重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文化的介入空间，注重女性赋权、家庭关系以及生殖健康教育的推进。同样，对于受到母子垂直传染的艾滋儿童，要注重增强在生活照顾与亲子关系方面的服务。只有针对不同的群体特征采取不同的介入策略，才能使复原力的培育更具有现实意义。(24)
其次，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尤其是从夫居和父系继嗣制度恶化了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不仅使女性在患病后难以获得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而且容易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压力。因此，艾滋患者的复原力培育必须充分考虑性别视角，一方面要关注女性自我意识、家庭关系以及妇女组织中的保护因子的挖掘，把强化男性责任和女性自我保护教育结合起来，降低女性艾滋病的易感性；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男女平等、女权主义以及妇女经济地位提升等社会变迁的积极因素，通过改革社会性别文化，给女性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支持，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她们的权利意识，培养她们谋生的技能，提高她们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女性艾滋患者复原力的提升。(25)
最后，要敏感到民族地区艾滋患者的人际交往、亲属关系、经济状况以及特定民族风俗对其重要影响，认识到贫困、失业、教育程度低下、社会歧视、资讯缺乏以及某些共享习俗是其被感染的重要原因。(26) 正如庄孔韶论述的小凉山彝族人民透过“虎日”盟誓仪式成功打击毒品经验，我们在培育某些特殊社区艾滋患者复原力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及其变化过程，运用民族文化中的独特气质、仪式、风俗和精神力量，将它提升为坚强的保护因子。(27) 推而广之，对于所有艾滋患者而言，要通过本土化的方式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美德、风俗习惯、人生信念以及近代革命精神的引导作用，使之能够成为具有支持作用的保护因子，发展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复原力培育模式。
注释：
① 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刘斌志、王丹丹：《艾滋病医疗团队中社会工作服务的拓展》，《现代预防医学》2007年第22期。
③ Mandelco B.L.,Peery J.C.,“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vol.3,No.13,2000,PP.99-111.
④ Garmezy N.,Masten A.S.,Tellegen C.,“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 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 Development,No.55,1984,PP.97-111.
⑤ 阳毅、欧阳娜：《国外关于复原力的研究综述》，《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年第5期。
⑥ 徐晓军：《病情与人情：乡村艾滋病人的双重压力与自杀风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⑦ Rutter.M.,“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57,No.3,1987,PP.316-331.
⑧ 翁乃群：《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⑨ 常欣怡、宋丽玉：《青少年复原力概念相关研究之探究》，《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07年第1期。
⑩ Masten A.S.,Educational Resilience in Inner-city American:Challenges and Prospects.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ltes,1994,P.3-25.
(11) Masten A.S.Best K.M.,Gameny N.,“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from the Study of Children Who Overcome Adversity”,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No.2,1990,PP.425-444.
(12) Springer J.F.,Philip J.I.,Individual Protective Factors Index:A measure of Adolescent Resiliency.Folsom,ca:Emtassociates,1995,P.156.
(13) Constantine,Benard,“Measuring Protective Factor and Resilience Traits in Youth:The Healthy Kids Resilience Assessment”,The Healthy Kids Resilience Assessment,No.12,1999,PP.236-252.
(14) 萧文：《灾变事件前的前置因素对心理复健的影响：复原力探讨与构建》，《测验与辅导》1999年第10期。
(15) 徐慊、郑日吕：《国外复原力研究进展》，《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年第6期。
(16) 颜郁心：《中辍复学生复原力建构历程之分析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17) Dennis Saleebey著，李亚文译：《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4页。
(18) Lambie,R.A.,Leone,S.,& Martin,C.K,“Foster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d youth”,Counsel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vol.30,No.8,1998,PP.1-18.
(19) Rappaport,J.,Community psychology:Values research and ac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77,P.176-182.
(20) Brooks,R.B.,“Children at risk:Fostering resilience and hope”,Amer.J.Orthopsychiat,vol.64,No.4,1994,PP.545-553.
(21) 周晓春：《社会排斥、社会工作与艾滋病防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2) 马迎华：《青春期预防艾滋病教育与青少年生活技能教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3) Robert King Merton著，唐少杰译：《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34－636页。
(24) 郇建立：《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20年》，《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25) 龙秋霞：《妇女易感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原因探析及对策建议》，《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1期。
(26) 张宁：《艾滋病传播的调查与质性研究》，《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年第6期。
(27) 庄孔韶：《“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