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走向没落还是革新？——智利的一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利论文,社会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与发展
自其发端以来，社会学经历了无数次关于其特殊性的争论，社会学家们本身也对自己学科的任务和使命提出疑问。社会学奠基者们的古典范式表明，必须对于学科的界限、其具体对象、实证方法、与知和行的联系等问题作出界定。这些问题在各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又以围绕所谓古典的对立——普遍性学科抑或职业活动、基础科学抑或应用科学、实证科学抑或反映科学的争论形式一再出现。所以，看到人们对于社会学的科学性、它解释现代世界的能力和回答舆论关注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于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否有效等问题反复提出疑问，是不足为怪的。
当前，以方法的多元化为主要特点的反思和批判活动所固有的这些疑问，似乎有进一步加剧之势。由于工业社会已经被超越，近20多年来社会科学所表现出的全面变革不断地威胁着建立在把社会概念与国家—民族的政治地理形态等同基础上的学科。“人们正在这样谈论着，而且存在着表明国家—民族主权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销蚀的迹象”。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学家需要引进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学思想，并使之适应古典范式环境，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无论在工业化过程抑或国家—民族形成过程的措施上都明显滞后。主要是在发展社会学的创建上，迈出了被证明是富有成果的步伐。这种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表述乃是依附理论。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始终首先关注民族和地区发展的性质及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至于社会学家，他们肩负的与其说是科学使命，毋宁说是理智使命。作为20世纪60年代特征的这种倾向，自军人独裁以来延续至今，而且其揭露的功能日趋加强。F.杜贝认为，某些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极权状态下所表达的“批判激进主义”，体现了“一种毋庸争议的伟大道德”。
然而，作为民主化、私有化和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过程的结果，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一种能够考虑社会形态多样性的批判社会学，这样的可能性本身由于世界化而变得渺茫。贸易的强化、国家之间的频繁交往、人口流动和国际财经资本的流动性，凡此种种加强了趋同的假设，同时也对社会观念本身提出了疑问。古典社会学家们（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赞同关于现代社会的领土定义：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模式，把社会形态与作为权力和暴力垄断实体的国家指挥权威结合在一起。人们不禁要问，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能否在国家＝民族＝社会的公理中继续生存。
单一的社会学的支持者倾向于承认各种全球性的和“跨社会的”变革能够达到我们共居于一个单一的世界的观念。U.贝克在拒绝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发展了一种再度要求扬弃古典遗产的全球化社会学。他分析了关于移民、城市、国际政治等问题的一系列十分多样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某些替代概念，诸如跨国社会空间、跨边界空间、世界风险社会、跨国公民社会等等。在所有这些空间中，他看到了寻求、产生和保持新的活动空间的某些社会角色。
另一方面，A.图兰内坚持认为，只要抛弃世界化的经济的万能权力和共和派的唯意志论，自由主义的办法是可行的。经济的世界化并未消解政治行动的能力，社会行动永远是可能的。社会学家既非批判的知识分子，亦非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认同和观察新角色中发现他们使命的革新。
难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吗？智利在极权时期终结后出现的公开争论表明，社会学实践在世界化和民主秩序的正常化的轰动效应所布下的陷阱中可能陷得多深。实际上，智利社会学的衰退与其说同“终结论”所看重的国家—民族的衰落相关，毋宁说是同全球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终于确立了世界市场战胜政治控制的思想，或者更广泛地说，确立了政治独立性在经济冲击下告终的思想。智利社会学家展开了一场论战，其核心问题是在今天智利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学是否还可能有所作为：过去持批判态度的一些知识分子今天站在当权派一边，而其他知识分子依然停留在大学的堡垒里，根本不关心怎样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思想，或者甚至不去寻找社会行动的新空间。
一场“学院”争论的政治背景
智利知识分子投入一场初看起来既没有政治色彩又没有意识形态特点的论战，这本身就是一桩新闻。在一个知识界历来关心政治的国家里，见到对于类似社会学的危机这样的学院问题展开争论，确实令人惊奇。参与争论的一方乃是所谓的“制度”社会学家，亦即当权的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一直停留在大学校园里或者在向民主化过渡时期之后重新回到校园的批判社会学家。
一石激起轩然大波，其始作俑者是著名社会学家胡塞·J.布吕纳，此人曾经担任过费雷政府的部长。在庆祝他曾任院长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的大会上，他提出，同其他各种类型的叙述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相比较，社会学正在走向衰落（布吕纳，1997）。（注：Brunner,J.J.,1997,Elcomienzo de otras narrativas,La Epoca,Santiago,9nolembre.）这个论点很快遭到批判社会学家们的反对，他们从大学的情况出发，相信社会学有可能革新，而其主要使命则恰恰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几个月之后，在双方同样的主角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论战，不过这一次的主题是现代化。布吕纳仍然代表乐观的个体论，并称批判社会学家为“伤感的进步论者”。
必须把这场争论放在智利的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来考察。在军人独裁时期，智利的社会学家们实际上被军人政权赶出了大学。但是，他们很快在其他研究中心和全国社会学学会重新创立了新的思考空间。在针对社会科学于军人政变前所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第一个批判浪潮之后，他们在揭露军人政权的舞弊渎职方面起到了首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编制了同政府统计资料相对的资料，并且进行了或多或少是地下的调查或者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变革，他们铸造了知识分子与能够领导同皮诺切特对抗的反对派活动的政治领袖之间的牢固联盟。
作为1990年民主降临的结果，社会科学的状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学被重新列入大学的课程，一些教师恢复了工作，但整个的学院结构依然没有改变。当时获得了反独裁派名声的一些社会学家应邀加入了政府。例如，欧根尼奥·蒂罗尼担任了艾尔文政府（1990～1994年）的通讯部长，稍后，胡塞·J.布吕纳担任了弗雷政府（1994～1999年）的部长。这两个任命和接受任命的人物很快在社会学界引起了争议，置身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学家的批判主要针对民主的性质和过渡的目的。诸如马努埃尔·A.加雷顿和托马斯·穆利安等知识分子不满于解散极权机构的速度太快和范围太广，着重指出了有限民主的局限性和未经触动的经济模式所需付出的社会代价。
到了20世纪90年代，批判的矛头转而针对未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府的管理。实际上，中左联盟在当政8年之后，似乎加剧了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病态，尽管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快速的，却是不平衡的。面对这种具有两面性的态势，昔日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在加雷顿看来，当权的知识分子以现代化作为赌注，而政治和文化的民主化却没有完成。
应该说，智利社会学的实践被不同使命感的冲突所左右，正是这样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学界的分化。一些社会学家作为专家和政治顾问进行着活动，同当权者保持距离的大学人士则缺乏进行研究所必要的经费，而新一代职业社会学家最终试图制定和评价社会政策。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裂痕：大学教育工作者通常扮演民众的知识分子朋友和代言人的角色，而专家则被看作权力和秩序之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论战，但这次的论战题目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和前景。布吕纳重操笔墨，宣称社会学不再能阐释社会现实。此论一出，正在为保持社会学专业而斗争的大学学者们大为惊诧。对于这场争论可能有多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把它看作不平等的社会流动过程的表现，这个过程驱动了决策系统内部的某些角色，而使学院系统内的角色面临市场的万能逻辑的威胁。这种社会差距的结果是在受权力“感染”的社会学家（君王的顾问）与留在大学里的“纯”社会学家之间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对立。军人独裁时期站在斗争舞台前沿的少数社会学家，如蒂罗尼、布吕纳和恩里克·科里亚等人，进入了迅速上升的政治生涯，适应了市场逻辑，站到了领导精英一边。与此同时，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正在为促进对于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而不懈努力，这样的社会变革过程既有进步又有矛盾，显然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
解读这场论战的第二种方式同职业本身的重构相关。上述两类社会学家的职业轨迹只是一门尚年轻的学科历史的反映，这门学科的社会认同性受到了政治动荡的冲击。今天的论战显然应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是社会科学在学院环境里扩张的时期，也是社会学家领袖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崛起，并通过政治途径参与国家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社会学家的三大使命依然是开放的：科学研究、批判的知识分子角色以及应用社会学的职业化。随之而来的是17年镇压的艰难岁月，社会学在大学里不再有权，社会学家不是被关押，就是遭放逐或者干脆转业。民主的恢复使社会学有可能重新出现于公众舞台，一些社会学家进入极权政府的前台岗位。然而，新政权采取了技术官僚决策模式，拒斥一切批评。同时，国家加速现代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促进了对社会分析的需求，而社会学家要满足这样的需求实在勉为其难。因此，一种职业历史的过渡在智利表明是必不可少的。
昨天与今天的社会学
智利的两所主要大学——智利大学和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系曾经是左派知识分子的名符其实的培养所，但从那个时代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社会学作为大学学科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获得专业文凭的年限为5年，而且设有进修班，课程中理论和方法论占据主要地位。最初的智利社会学家受到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熏陶，很快选择了作为那个时代特征的社会批判：拒绝美国的统治，对不发达进行分析，支持中左政党的改革计划，要求进行大学改革，站在民众（工会、农民、民间组织）一边。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形成了最优秀的智利社会学家，其中包括今天当政的社会学家。
学院的争论浸透着标志近10年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冲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但这并没有阻止相当丰富的知识产品的出现。城市的边缘性、现行的农村社会体制、工会运动、政治制度等等，无不成为这第一代社会学家弥足珍贵的具有鼓动力的课题。
在军人政变之后，社会学系立即被封闭，究其原因是可能害怕社会学家们不能保持沉默。但最初的拆散大学结构和学术中心的措施只维持了几年。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社会学家与其说是研究人员，毋宁说是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开辟新的活动空间，尽管独裁政权想方设法把他们排挤出校园。首先，在业已存在的大学中心（智利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学院），然后是在全国社会学学会借助一些国际基金会的支持，开展社会学研究活动。在军人独裁的17年中，全国社会学学会成为名符其实的替代性的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关注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社会代价，试图详细地记录农村、贫民窟、学校、工厂中发生的情况。这样的研究提倡同各种不同社会角色合作，以扩大独裁当局竭力压缩的思考和活动空间。
看来颇为荒唐的是曾经标榜进行几乎是地下活动的力量，在政治活动趋于正常化之后却变得异常脆弱了。同人们的期望相反，民主的恢复没有重新确立社会学家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曾经拥有的活动空间。主要大学的民主化最初只限于选举校长和审慎地向军人独裁期间被开除的教授开放。在智利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中都实行自收自支的经费制度，其办法就是提高入学注册费用，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善教员的收入状况。尤其严重的是在公共预算削减和国际基金会中断给予全国社会学学会资助的双重影响下，研究工作面临着威胁。
社会学并未因此而消失，事实远非如此。许多大学重新引入了作为职业活动的社会学，而且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数目有所增加。但这个运动并没有在研究领域里作出同样的努力，主要是由于经费的原因。大学研究中心参与追踪社会状况，但不能引导人们进行全局性的思考。充其量也只是进行一些局部的研究和对于一些社会阶层（青年、小企业、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等等）的调查，相反，参与评估和制定公共政策和社会规划的社会学家的活动则重要得多，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智利大学公共政策分析中心的工作。
这种状况的一个直接反应乃是专业出版物的数量下降。社会学家撰写的有分量的著作不超过10种，而在军人独裁期间，这类著作数不胜数。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从重温不久前的历史出发，论述经济和政治过渡问题。
20世纪60年代那一代社会学家的社会轨迹是光明的，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状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从几乎是地下的活动转而走向公共舞台的前沿。在他们中间，处于由政党斗士和民主化运动主角组成的第一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成为政府部长、国务秘书、服务机构领导、公共规划的领导人等等。另一些人决定担任职业议员。最后，第三类人则利用在管理替代性研究中心中取得的经验，创建了主要从事舆论调查的私人研究机构。
另一类社会学家既从事大学的学术工作，又充当国际机构的顾问角色。在大学的社会学家中间，很容易分辨出一方面存在着一个以苛求的和高水平的培养青年社会学家计划著称的新保守派堡垒（天主教大学），另一方面则是属于一些私立大学和孔塞普西翁大学的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学家群体。
至于在军人独裁后年代培养起来而且只知道市场经济的青年，有两条道路摆在他们面前：不是在公众机构（社会规划、市政）里从事职业活动，就是在企业和私人研究中心充当顾问。
社会学衰落的征兆
“终结论”的论点是由胡安·约奎因·布吕纳提出的。布吕纳是在流亡苏塞克斯大学期间受业的社会学家，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发表过许多学术著作和政论。在担任费雷政府的部长时，他占据了对于一个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来说十分理想的职位：既是政府面向公众舆论的喉舌，又是追踪社会和政治道路演变的负责人。作为军人独裁年代知识分子活动家的原型，在智利恢复民主之后，他在争取民主党内成为职业政治家；先后担任政府要职：国家电视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现代化委员会负责人和高等教育特派员。
这位部长应邀出席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建立40周年庆典，准备了一篇题为“社会学的衰落与其他叙述的开始”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分析道，古典社会学作为现代性飞跃的名符其实的史诗，始终是同某些创造性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这样的创造性的断裂出发，社会学试图阐释社会过程，例如托埃尼埃斯所说的从群体向社会的过渡，迪尔凯姆所说的从道德团结向组织团结的过渡等等。然而，与以神圣化的传说形式出现的集体记忆中所凝聚的秩序为基础的古代史诗不同，社会学不能以某种秩序的名义发言。它的对象毋宁说是世俗的：走向现代化的过渡运动和矛盾。社会学把社会转换为现代性的史诗角色。
布吕纳的批判针对社会学所采用的推论形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系统论这样的庞大系统和恢弘结构，抑或流行的只描述芸芸众生的所谓反英雄的最低限度派的琐碎形式，都不适合我们来谈论现代世界。他通过揭示社会学在谈论生产力发展、阶级斗争、主观意图、大众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时注意到的所谓“绝对史诗距离”，来拒绝那种谈论“死人和过去角色”（国家、政党、社会阶级、工会、革命）的言语。
布吕纳同样表示拒绝人类学方法论、日常生活社会学、权力微观物理学、行动现象学，也不赞成花费精力去描述那种所谓的显微宇宙，因为在这样的宇宙中一切只是姿态、角色、戏剧式的沟通、短暂的和解、对于同史诗和记忆断裂的自我的描述。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学更接近于萨缪尔·贝克特的理论，或者说是完全类似于19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另一种“零度描写”。
布吕纳的结论是严酷的。社会学从来不懂得把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诗与小说协调起来。另一种社会学虽然比较通俗易懂，却如同社会活动微观空间中的后现代性调情，变得令人生厌和书呆子气十足。因此，布吕纳建议，我们应该借鉴小说、新闻报道、电影和电视等比较大众化的体裁，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谈论活生生的人们：艾滋病人、士兵、歌星、新生的贫民、足球运动员等等。
同其他这些叙述的活力相比，社会学已经停止发言。“无论是庞大的系统范畴，抑或是解释日常生活的小概念，都抵挡不住世界银行和现代长篇小说的两面夹攻”。终结是其最终的命运，因为“社会学的史诗遗产树立了一道理解现时代的不可逾越的认识论障碍”。关于死人的话语与关于活人的话语从风格上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产生了布吕纳的判决：社会学的概念只能被古懂收藏家看好。
那么这位前部长的言论是否得到其他社会学家赞同呢？可以说具有同样想法的主要是社会经历同他相仿的人。他们在离开政府之后并未回到大学的学术舞台，而是选择了私人活动，没有放弃他们在媒体上的论坛，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就这件事公开发表言论。
接受布吕纳论点的是一个青年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科罗德罗。科罗德罗同意社会学的论述已经丧失了解释力，它的概念不再促进集体的行动，它的方法论不再适合认识社会。而且，这位青年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似乎走得更远，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揭示现实的要求本身以及描述对象时的距离的推测。社会学作为旨在争取美好前景而进行历史变革活动的工具，是同进步概念息息相关的。从其诞生以来，始终占据着整个舞台，它是一个庞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未来是可变的。在这样的语境里，秩序变成美好的幻想，它须适应混乱。对于社会论述的生命力在于抛弃形式主义，依赖于懂得如何沉浸在话语之中来运用话语的能力。
社会学革新的卫士
对于社会学衰落论的最激烈的反应来自重新回到孔塞普西翁大学社会学系的左派斗士群体。他们在自己创办的《今日社会》杂志上撰文指出，一位民主政府的部长不仅没有为重建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做任何事情，反而公开扬言要把它埋葬，这是十分严重的。在军人独裁之后，一般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新，如像希腊那样。孔塞普西翁作为游击战知识分子的传统基地，乃是这方面的理想城市。然而1989年之后欧洲发生的事情留下了印痕，阻碍了昔日的马克思主义宏伟叙述的复兴。
捍卫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力是费尔南多·罗波列斯，这位社会学家曾经留学德国，受业于乌里希·贝克，撰写过一部人类学方法论的著作。他显然被形形色色的“终结论”所激怒，认为布吕纳的言论是尼采的虚无立场的表现，缺乏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科学史上所呈现的多种范型的严密性。
罗波列斯援引阿多尔诺和海德格尔的论述，反对把现实的观念化与审美感对立起来，反对把隐喻（拟态的）与概念对立起来：恰恰是借助距离和批判反思才能维护审美视角。他不认为社会学同史诗具有紧密联系，强调自韦伯以来的社会学正是要超越史诗式的叙事和小说的日常生活描写，不再把它们看作历史和文化产品。因此，现代国家的史诗只是社会学的加工原料，而不是最终产品。超越表象的戏剧，拆散经验组织规则，这恰恰是戈夫曼著作的独创性所在。
至于社会学的活力，罗波列斯提到了近年来在现代性负作用分析方面的发展，这是现代唯意志论的一个隐蔽侧面，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自然不再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后果。他的立论是“美化”社会不啻在这些负作用——为资本、政治、科学攫取利润的真正源泉面前屈膝投降。在试图遁入小说进行逃避的表面天真的背后，隐藏着对于社会责任的否定。
最后，为了证明社会学的活力，罗波列斯引证了德国的N.卢赫曼、U.贝克、Z.包曼等人的理论著作，以及A.吉登斯对于英国左翼革新的影响。在罗波列斯看来，这些作者足以帮助我们来解答正在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问题，这些新生的社会形态正在再生马克思和韦伯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工业社会的废虚。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论”
在这场表面看来是学术争论的背后，隐藏着近年来爆发的关于智利发展模式和左翼政党与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的政治讨论。
托马斯·穆利安是一个20多年来一直属于智利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学家，对于军人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作过细致的分析。恰恰是这位社会学家“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揭露了当权联盟所标榜的是一种虚伪的“共识”，严厉地批判了同皮诺切特妥协的所谓民主。他提出应该破除今天当权的政治联盟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神话，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角色们接受的所谓民主制度运作的局限性的阴暗图景。
在穆利安看来，首先应当分清是非，然后才谈得上共识。只有抹煞过去——可憎的、不可忍受的过去，新自由主义与新民主才有可能联姻。
穆利安所设想的主要敌人，乃是布吕纳那样的人物：“那是一些今天在制度的轨道上从政的转向者。对于他们来说，忘却是一种阴暗的内疚综合症。由于这种悔恨的生活，阻碍了他们创建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奇怪的是他同布吕纳有着相同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也反对试图利用隐喻来“客观地论说社会事实”的那种说法。他在《今日智利——一个神话的解剖》一书的前言中强调，必须避免社会科学所遇到的困境：一方面，所谓的规范的论证塞满了种种幼稚可笑的理论框架、脆弱的假设和满篇的广征博引的注解，实在是沉重不堪；另一方面是新理论家们重新发现的种种理论既神秘莫测又贫乏空洞。他在自己的这部著作里故意采用了一种把概念、数字、书目注释、叙述以及特别是隐喻拼凑在一起的杂交风格。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完全忘记了高尚的动机之类的想法，而是采用了更有轰动效应的记者的笔法，但在运用形容词方面所取得的效果丝毫不是诗意的，而是富有进攻性的。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一本畅销书，是因为它成功地打破了隐藏中左政府治理上的两面性的保护屏障，揭示了所谓的民主政府一方面不进行重大改革而实施新自由经济，另一方面不能将民主化过程进行到底。
当涉及如何捍卫社会学之时，穆利安发动的争论再次爆发了。社会运动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萨拉查逐字逐句地抄录了布吕纳的言论，并指责布吕纳在权力面前屈膝投降。萨拉查说道，面对不可能要求有罪者承担可憎的过去的罪责这种现实，谋反者决定把它掩盖起来，而且同时着手封闭未来。我们承认一切政权都要求把同过去相连的史诗叙述与现在的统治联系起来，但当“起源的断裂”缺乏伟大的伦理价值时，怎么办？权力将知识分子当作棋子一样加以操纵，来创建过去的史诗、未来的史诗。在这个运动中，很可能“其中的一些人归根结底崇拜昨天的东西，他们飞黄腾达，而以燃烧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而告终”。
跪倒在权力的旋转木马面前，这是禁止社会科学梁指的诱惑。社会科学必须表达历史性，并以历史性的名义回答社会实践的认识需要。在今天的智利，罗波列斯和萨拉查认为这种需要表现为：贫困、工作不稳定、毒品、犯罪、收入差距、缺乏集体认同感、青年前途暗淡、缺乏社会化的政治生活等等。
社会的变动与文化的断裂
在针对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终结论”的这些抨击之后，我们高兴地看到出现了对于智利新社会的新解释。因为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市场万能的逻辑重新规定着社会纽带的基础。面对民众环境所固有的严酷无情，群体的社会关系、互助团结是否依然存在？今天的社会对立怎样表现？年深日久的阶级仇恨现状如何？雇主和雇员怎样能够一起工作？最后，得到出生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青年文化补偿的“历史”又是什么？在一个只有短期记忆的社会里能够经历何种类型的社会生活？
已经开始出现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提出答案的不是社会学革新的捍卫者，而是一个私人的社会学家研究所，以及民族民主统一党所召集的一群研究者。
莱昂和马丁内兹在1998年进行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导致的阶级结构变化的调查中，对1971年以来所作的关于就业的历次调查结果作了比较研究。在对于社会职业和历史角色重新分类的基础上，他们断言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所有的历史角色趋于弱化，而社会排斥扩大。但紧接着到来的增长阶段改变了这种情况，可以说出现了一个社会流动过程，在阶级构成上发生了变化，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加大。工人阶级的收入急剧下降，边缘阶层处于相对稳定，拥有工薪收入的中产阶层扩大，从1971年的18%增加到1995年的27%，中产阶层的扩大主要形成于私营部门，在这样的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柔性的工作条件和跳跃式的工资级差。根据这两个作者的看法，私营部门中的工作条件强化了个性化，削弱了集体活动，促使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方式合法化。
民族民主统一党的报告也见诸于1998年，其宗旨是要“研究近年来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出现的变化，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组织，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认同性”。他们把从人的安全角度进行分析的课题确定为既是客观的安全（保护网络和纽带），又是主观的安全（心理状态以及由于感觉到个人拥有这些网络而产生的行动意向）。他们从图兰内类型的方法出发，将安全置于现代化和主体化与分化和整合之间的张力的中心。
智利人是怎样感受经济增长的？答案似乎比穆利安的批判更加严酷：很坏。社会病态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的形式。就业的无保障，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对于社会排斥的恐惧和莫名的焦虑。在现代化标榜扩大了各种机遇的情况下，怎样解释这些感觉呢？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社会联系削弱和社会交往萎缩所致。这是一种不以集体行为的形式表达的流行病，其后果在危机时期很可能破坏社会秩序。
对于智利新的社会问题的简短考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关注的这场争论的意义。论战背后是另一场争论，即大多数社会学家作为其成员的中左联盟对于这个经受着没有社会参与的经济现代化后果阵痛的社会的责任问题。
既非危机，亦非衰落：历史的机遇
在智利爆发的争论说明一门经历着认同性危机的双重冲击的学科的基本问题：应该使用的言语类型和社会学家与权力的模糊不清的关系。这是老生常谈的论战，但它惯常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下重新爆发和提出，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学家们不管是否愿意，无不靠近权力。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社会学家职业的公开使命乃是科学和政治的使命。根据维耶维奥尔卡的看法，虽然这个矛盾不是完全不可逾越的，但可能会产生两种断裂。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存在着难于革新其范畴来思考现在和反映未来的困境，无论是作为专家鉴定的作用，抑或将社会学家变为记者的煽动作用，都可能适得其反，同建立在批判距离原则基础上的方法的涵义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拉大所谓“精英”（国际网络的参与者）与社会科学的“地基工”（仍然因经费限制而愈益困难的执行教学或行政任务的人）之间的距离，在他们之间造成一种张力。
看来韦伯所预言的危险在智利变成了现实，因为促使他们分裂的与其说是进入世界网络的情况，毋宁说是直接进入权力的迫切要求。社会学家的三大使命——政治使命、知识使命和职业使命并不具有相同的社会合法性。我们看到一个精英阶层或是居于高层决策地位，或是进行着作为“君王顾问”的活动。政治的诱惑力强化了进入权力和决策圈的愿望，在这样的圈子里，社会学家可以拥有成就感。至于作为智利社会学的一个特征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保守氛围、孤芳自赏和对于模棱两可情况的不可容忍以及日益被其他学科占领的某种概念空白这种双重影响下日趋缩小。再者，是同职业社会学实践者相关的问题，而他们的就业机会相当多样化：总结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工作、主持和评估各种规划、传播领域的专业化活动、调查、民意测验、运用计量和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制订计划、地方发展和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等等。但同样应当说，在这个层面上，应用社会学很难同传播专家、管理顾问、人力资源专家、组织心理学家等等所运用的新的社会技术匹敌。我们看到，一旦科学研究吸收了这两方面的东西，就变得具有十分强大的应用力。
我们已经说过，把这场争论看作个人之间，或者说在生活道路上分道扬镳的昔日朋友之间的一场平常的笔墨官司，那就过于简单化了。问题要重要得我，因为它关系到新一代社会学家的职业前途和思考社会可能性本身，通过插入的新自由模式起作用的是社会学的批判使命。如果建构来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的古典概念工具已经不再适用于理解迅速发展中的社会的意义，那么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的知识维度的泯灭，这个维度在拉丁美洲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力量。权力的诱惑已经过去，一旦社会生活的经济主义方法没有成效，社会学家们就应当肩负起责任。在智利，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因为亚洲的经济危机的后果使人们察觉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脆弱性。
不应该忘记，社会学作为一种职业正在加强，如果看一看社会学家进入劳动市场的态势，就很难说有危机存在。智利社会学家们无论是在国家内部抑或在各种组织和企业中，均处于社会革新过程的核心。他们对于采取决策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事实上，经济学家作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的真正领导者而走红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种新的社会需求开始崭露头角。吉登斯早就对此作了预告：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的消失，社会学重新赢得了其干预的能力。在智利，这个过程表现为社会弊病和否定政治阶级的形式，而这个过程的复杂形态是社会工程的惯常方法所不能揭示的。
上面分析的争论和冲突虽然过于人格化，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自我陶醉的危险是巨大的：15年的经济增长、功成名就的社会学家的个人道路、在一种受到保护的民主框架内的文化规范化……社会学家们的讨论无非是反映了一种拒绝同其他世界、其他生存状态汇合，特别是拒绝改变某种历史观念的社会的阵痛。根据瓦蒂莫的看法，在一个通信普遍化的社会里，必须把自由视为一种在属性与困惑之间不断摇摆的状态。就目前而言，个体论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对立掩盖着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拒绝承认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种神话组成的世界现实。
标签：社会学论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论文; 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