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精神的嬗变与追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精神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世纪大学自产生以来，其所赋予的大学几大特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宗教性和国际性、职业性和实用性、民主性和平等性[1]，有的已随历史消逝，有的保存迄今，有的则随时代而变更，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一个历史的沉浮中既有传承又有变更的主题。
一、中世纪大学传统：世界精神与超国界性
从词源意义上看，大学是具有“世界精神”的大学。今天意义上的大学在当时使用的词语是studium general，英国学者Hastings Rashdall研究认为：studium general的意义之一，就是吸引或至少邀请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不是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学生前来学习的学校。[2]
中世纪大学的世界精神至少可以体现在四点上，一是中世纪大学起因的学术世界旨趣；二是中世纪大学的内部重要组织之一——民族团所体现的平等的世界团体精神；三是中世纪大学学院（如欧洲最早于1180年在巴黎设立的迪克斯—惠特学院）起源中蕴含的普爱的世界精神；四是中世纪大学的宗教传播中呈现的世界品格。
总之，大学的世界精神由来已久，这种世界精神最初主要是以学问为所求、平等互助、不分贵贱，四海一家。诚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世纪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通的问题，宾至如归。”[3]
二、近代大学“国际化”的嬗变：理念变更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方面带来了人文主义与科学发展史上的春天，但宗教的派别性和世俗政权对教育控制的加强却一度导致大学“世界精神”的消逝。欧洲民族国家的不断崛起、宗教派别的激烈争斗和世俗王权的日益强大，给大学的“世界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6世纪以后，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明确制订有各种保护本国大学的法令和条例，如禁止本国学生到别国留学、某些职位必须由特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等”[4]由此，大学自中世纪以来的“国际精神”逐渐为“民族精神”所代替。
然而，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科学思想和人类对自然认知的自信心，再次为现代大学的“世界精神”与“超国界性格”提供了新的基础。其间，经由理性主义教育思潮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潮的转变，使德、美两国相继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发祥地。
1.德国大学改革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继起”
在世界大学人数日减，直至成为“腐朽与落后”的代名词的同时，德国的两次大学改革，其中尤以哥廷根大学的创建，给近代西方高等教育注入了一丝新的生机。而时隔70多年后柏林大学的创建不仅带来了世界大学职能的新思考，更带来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法、英向德国的转移。
首先是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改革，当17、18世纪德国大学持续衰落之际，“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获得政府的资助，尊重自由的学术风气、引入现代科学和哲学、注重研究和教授的价值，形成了诸多现代大学的特征。”[5]其中，哥廷根大学的董事长闵希豪生改革的成功，与其在哥廷根大学的一系列决策分不开，而他能够打破当时高等教育民族主义的坚冰，采取一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举措更是其成功的重要源泉。闵希豪生认为，大学必须吸引大批显要人物和外国学生，这样能支付大学的开支，扩大大学的影响。同时，他也极为注重教授的选聘，他招聘到的大批优秀学者中有不少是来自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医学教授塞格纳、瑞士医学家哈勒等。由于闵希豪生的改革，哥廷根大学不仅享誉一时，更被众多学者冠为欧洲的“第一所现代大学”。
其次是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源于其把科研引入大学，使之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而柏林大学在创建成功经验中，注重对世界优秀教师的聘任，是其赢得国际声誉的重要一笔。享誉世界的大师和优秀的教育质量又吸引了大批的国外留学生，使柏林大学当时实际具备有“国际性”性格。据估算，在19世纪前后，最少有约一万名美国青年到德国大学留学以及近三百名德国学者赴美执教。欧洲各国赴德留学生一浪高过一浪，并把德国的大学理念带回本国，直接影响本国的高等教育。一时之间，德国大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耶路撒冷”。
2.美国大学的发展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
美国高等教育诞生初期基本是移植英国高等教育模式，哈佛学院早期的名称也曾追随英国大学而称“剑桥学院”，但经由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冲突与融合，美国大学又有了自己的特色，诚如埃里奥特所言：“当美国型大学产生时，它将不是外国大学的抄本，乃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和政治土壤而逐渐地和自然地产生的硕果。”一方面，通过埃里奥特对哈佛大学的现代化改革、吉尔曼于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使美国拥有了一批世界顶尖级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通过赠地运动与州立大学的建立，美国又拥有了加州大学等世界著名的州立大学，从而使世人提及大学，言必称美国。大批留学生前往美国大学就读，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集中了约全世界三分之一左右的留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则吸引了世界留学生的40%，在外国留学生市场上，一直保持着龙头老大的地位。[6]自此，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已基本从德国转移至美国。
19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优秀”追逐的国际化。这种优秀与大学理念的变更是一脉相承的。“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场所”之于德国大学19～20世纪执世界高等教育之牛耳与“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之于美国大学今天的独领世界大学风骚就是明证。
三、走向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索与归途
19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状况让人喜忧参半的。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师生、课程交流的日趋频繁让人们看到了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美好未来；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所呈现的价值追求、流动趋势与话语霸权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思。
1.过度的利益驱动——市场条件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困惑
19世纪后，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教育从培养人才、探究真理的非营利性场所变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的“造血”母机。世界各国都纷纷把经济的目光投向了教育这个市场。WTO条约也要求各加盟国开放教育市场。由此，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商业竞争的烙印。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政策，要求通过教育国际化来瓜分世界教育“这块蛋糕”。
英国是最明确提出以教育服务贸易获取收益的国家。自8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过去以强调援助和交流的做法，取消了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的学费补贴，代之以全额收费。
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更提出，希望英国的教育产业能在2005年夺得全球高等教育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澳大利亚明确提出“把援助变成商贸”的口号，扩大接受自费留学生的数量。2000年，外国留学生为澳洲经济带来的收入达37亿澳元。
新西兰则声称：教育产业对新西兰未来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已成为新的最大出口行业。[7]
以上资料显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已取代援助和交流，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诚然，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排斥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经济考虑，但教育绝不等同于其他产品，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智力的社团，大学是一个时代的智力良心。高等教育国际化中过分经济化必将丧失大学的高贵的灵魂。
2.倾斜的学术天平——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失衡的思索
(1)单向流动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人员的流动失衡
西方国家由于有着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以及经济发达的现状，成为世界留学生的追逐之所，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学生的流向看，大都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的西方国家，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人数极少。统计显示，1995年世界上接受外国留学生最多的10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和奥地利。这10个国家共接受外国留学生120万人，占当年世界各国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77%。而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则集中在亚洲、欧洲和阿拉伯地区。仅亚洲国家和地区（除阿拉伯国家）当年的出国留学生就有48万人，去向主要是美国和欧洲。[8]
发展中国家能够吸引到的留学生人数与比率则是微乎其微，以中国为例，自1950年我国接受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起，至1999年的50年里，我国近400所高等学校共累计接受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367000多人次各类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的市场份额很小，[9]即使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龙头老大——北大与清华，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排名上也因在国际化方面差距而远远落后于其他世界著名大学。
高等教育的这种过度单向流动失去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有之意，国际化本应是世界高等教育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窗口，但单向流动带来的却是发达国家资金和人才的双丰收和发展中国家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这种“马太效应”必将不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2)话语霸权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单一声音
19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的失衡在显性上体现为人员的流动失衡，在隐性上则表现为话语情境中的西方霸权。凭借着理性主义与科学的旗帜，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中再次独占舞台。目前世界大学的模式、学科设置、学术庆典仪式等都是以西方高等教育为模板的，阿尔特巴赫在分析这种世界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关系时指出“大学的历史传统是西方的传统，并且几乎与第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关系”。[10]从世界知识系统的规则与范式看，“西方国家成了惟一的学术裁判”。在学术刊物上，西方国家也凭借着其语言规范而充当着“守门员”，“全世界6～10万种科学期刊中，仅有3000种被认为是可以在全球传播的”重要“科学刊物”[11]
(3)“形式交往”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交往重心的失却
今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仍处于人员的国际交流阶段，课程的国际化虽已开始启动，但大都处于借鉴西方课程科学范式阶段，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除人员交往外，还仅处于设立一些国外文化研究中心和开设一小部分介绍他国情况的相关课程阶段，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交往，还远没有达到精神的交往，更不用说达到国际理解。事实上，这种局限于“形式”上的交往使高等教育国际化距离本应承担的世界交往、世界对话、世界理解的目标还很遥远，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高等教育的“西方化”和“全球化”的忧思却随处可见。
3.走向多元、走向交往、走向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期待
多元的声音：高等教育国际化整体构筑的需求。与现代主义的统一性和封闭性相对，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多元化和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有多元的形象，只有聚集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的差异性才会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高等教育整体。在国际化的浪潮中，在趋同与趋异的发展中，人们逐渐发现多元的意义，谁也不愿意看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丧失多种多样的遗产”，[12]仅存欧洲的形象。事实上，高等教育的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也正是由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掀起的，正是有了中世纪大学自由的乐园，法国高等专科学校的专业人才培养，德国大学的学问追求和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才有了今天高等教育的丰富内涵。
精神的交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想途径。大学是什么，大学的职能是什么，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家和思想家探索的问题，从真理之所到学人团体，从培养绅士到培养公民。人们有不同的思索。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不应“被看作支持工厂和工厂和军队与军队的前线对抗”的人力资源或是物质资源，而应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教育应当培养起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判断能力，要能够让学生全面了解别国的历史、文化与心理，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今的世界问题，终其所言，应该让每一个学人都用“地球公民”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问题。高等教育也许真应如德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13]。
文化的责任：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走向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应该让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人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互助。现代世界的诸种矛盾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我们的社会也还在历史的矛盾与新的冲突中生存和发展（如东西文化的对抗问题、种族主义与民族歧视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问题），我们并不是希望高等教育直接加入这种社会问题的争执或解决，这些已试图通过政治谈判、通过经济贸易往来等途径进行缓解，但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应该担当起作为人类的头脑和社会的智力良心的职责，让人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全面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与文化，以达到理解、尊重、宽容世界各国的文化与人民。“帮助在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环境中理解、体现、保护、增强、促进、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14]林肯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第二次国情咨文”中就曾经提到，为了人类幸福的进步，教育是“人类最后和最好的希望之一。”[15]
早在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就曾指出，教育应在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依靠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和平，这被界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伦理使命。[16]在1994年国际教育大会第44届年会上，“为了相互理解和宽容的教育”又成为大会的主题之一。通过高等教育的途径来促进世界各国文化与精神的交流，达到世界人民的相互理解，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质所在，也是今天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有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