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过程中论文,效率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提出的“两个转变”是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决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提出，是吸取了国外正反之经验教训，并根据目前我国整体经济素质状况所做出的重大抉择，而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情况则不同。
经济增长是经济分析的中心问题，也是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而经济运行，即经济以什么样的方式增长、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则是这一管理核心的决策基础和本质内容。
在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城市经济增长过程有其特殊的规律性，这就使城市经济增长理论与一般的增长理论区别开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城市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以及效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确定，是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本文将从分析城市经济的特征入手，从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中，研究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联效应及城市经济运行的效率问题，进而给出效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的计算模型。
一、经济增长方式和效率
1.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讲，包括一国财富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增长两个方面内容。因此，经济增长方式既包括了财富创造过程，也涵盖了资本积累的内容。因为，资本积累是决定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方面之一。资本积累内容体现了技术状况，是决定一国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同时它还决定了各次产业的结合方式及资本劳动的结合方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收入分配结构，因此这三方面对经济运行效率有很大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是在经济运行中实现的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经济增长表明了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并不涉及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实现这一增长的途径、机制等，是属于经济运行中的效率问题。
2.经济增长方式与效率
很多同志将“处延”与“粗放”、“内涵”与“集约”等同起来，认为前者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其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后者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在不增加投入或很少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其特征是低投入、高产出。其实，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
首先，外延和内涵是指企业如何实现其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行为，是一对微观概念。而粗放和集约则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运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是一对宏观概念。譬如，一笔巨额高新技术投资，对该企业来说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而就整体经济运行而言，则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排斥大规模的投入。因为，任何社会经济效果都是人类本身行为的结果，没有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其组合效率就难以发挥。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与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并不对立。一方面，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其手段则是大规模的投入；另一方面，技术是内涵于资本和劳动之中的，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就不会有技术的迅速提高，没有技术的迅速提高也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资本积累。
所以，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在于投入多少，就投入而言，关键是投入的方向、过程和机制对效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在1929～1957年属于效率提高的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9%，而苏联在1928～195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人均投入上升的贡献率高达55%，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为45%。[①a]同期，美国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巨大增长，是前苏联的五倍多，但这并不能说，美国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苏联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
由此，效率问题不仅是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和出发点，也是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二、城市经济运行及其效率
1.城市经济运行
城市经济与一般经济过程相比，有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城市经济的综合性、聚集性和高密度决定了作为开放性的城市，其价值运动这一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决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变化，而且还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投入、产出的效率，在于各次产业间结合和空间结合的形式。城市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的经济增长及其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各种投资条件所造成的与城市域外之资本利润差异所带来的引致投资及其运行效率，取决于城市输出产业和地方产业的结合方式。
基于对城市经济特点分析，对城市经济运行模型做如下假设：（1）将城市中的市场划分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将其经济主体划分为企业、家庭、城市政府和域外部门。（2）依据城市投资的性质，将其划分为：城市产业投资，其只被限定是企业的行为；基础投资，它被假定只是城市政府的行为，且中央政府对城市的任何投资被看成对城市政府的转移支付。（3）城市政府的任何支出都被限定在城市域内。这样，城市经济运行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首先，家庭部门通过要素市场向企业和城市政府提供生产要素，由此家庭部门所获之全部收入就是城市国民收入，用UNI表示。
UNI的一部分通过税收和城市政府的转移支付形成城市政府的净税收NT，通过金融市场形成储蓄S，通过向域外市场购买形成域外购买支出IM，它们都是UNI的漏出量。最后，通过向产品市场购买，形成消费支出C。
城市政府将净税收的一部分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对城市投资等形式，形成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的净转移支付T[，a]；城市政府通过产品市场形成销售收入C[，2]，它是UNI的漏出量；通过金融市场买卖证券形成信用收入B；最后是其购买支出GP。城市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公式为：GP＝NT+F+C[，2]+B。
企业部门，通过产品市场形成销售收入C[，1]，通过金融市场形成I，通过向域外部门提供产品形成域外输出收入EX，域外部门向该城市直接投资为K[，1]。K[，1]、I和EX是UNI的注入量。城市向域外部门的直接投资，形成UNI的漏出量K[，2]。
最后，通过城市金融市场与域外部门的联系，形成城市金融市场的净域外储蓄S[，a]。
城市总支出或总需求为：AE＝I+C+GP+K+X（K＝K[，1]－K[，2]，X＝EX－IM）
均衡城市国民收入等于总支出，即：UNI＝AE
当EX被看成由域外收入所决定的外生变量时，均衡城市国民收入为：
UNI＝C+I+GP+K+EX+MPC·NT／MPS+MPC·MT－MPI+MPM
此时，城市收入乘数为：
MULT[，u]＝1／（MPS+MPC·NT－MPI+MPM）
然而，城市经济的开放性，使城市经济运行必然与国民经济运行联系起来，城市收入作用过程与国民经济收入乘数作用过程便紧密地联系起来。当城市中AE增加后，通过城市收入乘数作用过程使UNI增加，UNI增加造成该城市对其域外购买支出增加，从而使整个国民收入增加。而域外收入的增加又造成域外对该城市的购买支出增加，从而使UNI进一步增加。可见，城市中的乘数作用过程与整个国民经济乘数过程是紧密相联的。在研究城市经济运行中国民收入的决定时，就不能把EX看成外生变量。忽略这一点，利用如上的城市国民收入循环决定公式来研究城市经济运行及效率问题，将是很大的失误，为此必须对其重新表述。
从如上分析中，EX应被看成内生变量。如果用EX表示域外向城市购买中不随其收入变化的量，MPE表示城市域外向城市购买的边际购买支出，用NIO表示城市域外收入，则EX函数可表示为：EX＝EX+MPE·NIO
因为：NIO＝NI－UNI，所以城市国民收入的决定公式为：
UNI＝C+T+GP+K－MPC·NT－IM+EX+MPE·NT／MPS+MPC·MT－MPT+MPM+MPE
城市收入乘数为：
MULT[，u]＝MPE／MPS+MPS MT－MPI+MPM+MPE·MULT
其中，MULT[，u]为全国收入乘数。
2.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联效应
所谓城市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是指在城市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运行的联系过程中，城市经济增长和其域外经济增长的相互带动作用，其可以用城市关联系数表示为：
Z＝MULT[，0]／MULT[，u]
其中，Z表示关联系数，MULT[，u]为城市收入乘数，MULT[，0]为城市域外收入乘数。
这种关联效应，可用数学语言准确地表示出来。
设，国民经济总支出增量为△AE，其中在城市中的总支出增量为△UAE，在城市域外的总支出增量为△OAE。
△UAE所造成的国民收入增量为：△NI[，1]＝△UAE·MULT
△UAE在城市所造成的城市国民收入增量为：△UNI[，1]＝△UAE·MULT[，u]
△UAE在城市域外所造成的收入增量为：
△NIO[，2]＝△NI－△UNI＝△UAE·（MULT－MULT[，u]）
△OAE所造成的国民收入增量为：△NI[，2]＝△OAE·MULT
△OAE在城市域外所造成的收入增量为：
△NIO[，1]＝△OAE·MULT[，0]
△OAE在城市所造成的城市国民收入的增量为：△UNI[，2]＝△OAE·（MULT－MULT[，0]）
△OAE在城市所造成的城市国民收入的增量为：△UNI[，2]＝△OAE·（MULT－MULT[，0]）
这样，国民收入的总增量为：△NI＝△NI[，1]+△NI[，2]
城市国民收入总增量为：△UNI＝△UNI[，1]+△UNI[，2]
△UNI＝△UAE·MULT[，u]+△OAE（MULT－MULT[，0]） （1）
城市域外总收入增量为：△NIO＝△NIO[，1]+△NIO[，2]
△NIO＝△OAE·MULT[，0]+△UAE（MULT－MULT[，u]） （2）
解方程组（1）和（2），可以求出MULT[，0]和MULT[，u]及其比值，即关联系数。
3.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问题
现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决不是用来解释或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或能够增长多少的问题，而是用来说明“一致性”，即经济的“稳定状态”[①b]或是与技术变动的关系[②b]及经济增长的特征。
首先，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索洛增长模型”都是在表述“稳定增长的条件”，与经济增长是两回事：其次，索洛的所谓“技术进步”在其模型中仍然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是给定的条件；最后，这两个模型暗含了很多前提假设，它是否适合研究我国经济的增长问题，无人证明，而且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表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致性条件，肯定不适合于对城市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通过分析1899～1992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函数得出的Q＝AL[α]·K[β]（β＝1－α）这一方程，并不适合研究城市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该方程都暗含了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这一点却恰是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重要方面之一。这一暗含假设可以从如下得到证明：
对n次齐次函数，对任何不等于零的函数λ，都有：λ[n]·q＝f（λ·x[，1]，λ·x[，2]），当n〉1时规模收益递增；当n＝1时，规模收益不变；当n〈1时，规模收益递减。这样：
A·（λ·L）[α]·（λK）[1－α]＝λ[α]·λ[1－α]·A·L[α]·K[1－α]＝λ·A·L[α]·K[1－α]＝λ·q
因此，n＝1，即规模收益不变。
由此可见，用如上模型来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来计算技术进步率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我们总可以把经济增长划分为两部分：一是由于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造成的增长部分，它被视为一个常量；二是由于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主要指产业结构、产业关联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企业规模结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等等）、投资机制、城市的幅射能力扩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制度变迁等众多复杂因素作用所形成的经济运行效率提高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部分。
制度性因素对效率提高起基础性作用。西方学者在经济分析中，制度是被假定不变的。而我国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应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体系中。城市经济运行是在广泛的域内外联系中实现其经济增长的，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和反映了该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性质和功能及其变化。这种城市经济的高开放度必然与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紧密相联。而且城市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对其经济运行效率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般来讲，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和聚集成本都在上升。如图2所示，TR和TC分别表示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和聚集成本。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聚集经济效益迅速上升，而聚集成本上升较为缓慢。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聚集成本迅速上升，而其聚集经济效益则开始下降。最佳规模应确定在两者之差最大的点上，如图2中的A点。所以，城市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积累的能力及其引致投资，而且还取决于在城市成长过程中，聚集经济效益是否得以充分地发挥，即城市最佳规模及规模结构的变动。
图2
三、关于效率贡献率的计算
效率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资本存量、资本流量、投资期及资本折旧等问题。但我们总可以假定某一年的全部增长都归功于投入的贡献，效率贡献率为零。由于投入对增长的贡献是不变的，所以用以后某一年的经济增长减去由于投入增长而造成的经济增长部分，剩下的就归功于效率的增长。这是效率计算的总思路。不过，这是一种“相对效率”。
设，在t[，1]年时，总投资为I[，1]，劳动投入为L[，1]，新增加的劳动投入为△L[，1]，更新改造投资为R[，1]，当年经济增长为GDP[，1]。由于总投资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其一，为保持原有的就业，当技术系数提高时，所追加的投资；其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新增加的就业所需要的投资。），因此，此时测算出来的资本劳动比例为：（I[，1]－R[，1]）／△L[，1]，测算出来的社会总资本存量为：K[，1]＝L[，1]·（I[，1]－R[，1]）／△L[，1]。
假定该年的效率增长为零，即GDP[，1]完全是由于投入数量的增加所造成的增长，则每年一单位人均资本投入量所造成的增长为：GDP[，1]÷K[，1]／L[，1]＝△L[，1]／（I[，1]－R[，1]）·GDP[，1]
设，t[，2]年时，总投资为I[，2]，资本折旧率为α，劳动总投入为L[，2]，经济增长为GDP[，2]，则在t[，2]年时资本存量为：K[，2]＝K[，1]（1－α）+I[，2]
人均资本投入量为：
K[，2]／L[，2]＝〔K[，1]·（1－α）+I[，2]〕／L[，2]
t[，2]年时，由于投入数量所造成的经济增长不变，所以由于投入数量增加所造成的增长部分为：〔K[，1]（1－α）+I[，2]〕／L[，2]·△L[，1]／（I[，1]－R[，1]〕·GDP[，1]
如果用W[，2]表示因效率提高所造成的增长，则
W[，2]＝GDP[，2]－〔K[，1]（1－α）+I[，2]〕／L[，2]·△L[，1]／（I[，1]－R[，1]）·GDP[，1]
效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r[，2]为：W[，2]／GDP[，2]
r[，2]＝1－GDP[，1]／GDP[，2]·〔K[，1]（1－α）+I[，2]〕／L[，2]·△L[，1]／（I[，1]－R[，1]）
其中，K[，n]＝K[，1]（1－α）（n－1）+I[，2]（1－－a）[n－2]+……+I[，n－1]（1－α）+I[，n]
用如上模型测算出来的全国及四城市的效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如表1所示：
在表1数据计算中，由于北京和广州资料不全，所以采用的基年与全国、天津和上海不同，可比性较差。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模型的逻辑一致性及其合理性。
表1单位：%
年份 全国天津
上海北京 广州
1982 8.941.78
3.90
1983 18.23
6.45
7.78 e
1984 31.75 18.16 15.49
1985 33.55 23.09 26.1221.20
1986 38.68 22.70 26.08
1987 38.92 24.78 29.83
1988 39.21 25.23 36.14
1989 40.02 23.43 35.01
1990 42.20 22.67 36.35
1991 42.20 24.88 43.3045.60
1992 44.50 26.67 50.6930.58
46.28
1993 48.50 35.32 57.4833.24
48.55
1994 53.52 42.70 60.8535.94
50.01
1995 56.49 45.11 61.9440.25
52.60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年度资料计算整理。
以此类推，可知在t[，n]年时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n]为：
r[，n]＝1－GDP[，1]／GDP[，n]·K[，n]／L[，n]·△L[，1]／（I[，1]－R[，1]）
如上对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效率问题之研究，只可谓初探。限于篇幅，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因此，本文愿为抛砖引玉之用。
注释：
①a 〔美〕西蒙·库兹涅茨著：《现代经济增长》，第62～75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①b [美]R·索洛著：《经济增长论文集》，第3～19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②b 柳欣著：《资本理论》，第1～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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