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主观论文,中国留学生论文,幸福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提出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走出国门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日益增多，中国留学生已成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中国留学生心理的研究不仅对于扩展我国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提高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质量，加快其适应虽外的学习与生活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留学的过程也是一个接触、学习与适应当地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称为文化融入(Acculturation)。在个体水平上，Graves把文化融入看作是个体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实际接触所导致的心理与行为上发生的变化，也即个体心理上的文化融入[1]。在此基础上，Berry及其同事提出了文化融入与适应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着重于文化间接触所带来的消极的心理影响，即适应困难与文化融入应激(acculturative stress)[2～4]。
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适应困难与应激要受到各种个体与社会因素的制约，如性别、年龄、民族、自尊、认知风格、文化认同、社会取向等。其中，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指个体对某个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说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文化融入过程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认为，旅居国外者的文化认同在文化融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Ward & Kennedy曾提出将文化认同作为文化融入指数(acculturation index)，该指数包括两个维度：(1)主族文化认同(Host national identification)，即对移居地文化的认同程度；(2)客族文化认同(Co-national identification)，即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5]。在此基础上，Ward和Rana-deuba的研究表明，在尼泊尔的外国旅居者中，客族文化认同与社会文化适应没有显著相关，但主族文化认同与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的正相关。心理适应方面，客族文化认同与较低的压抑水平相联系[6]。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还有一些研究也涉及到了文化融入和留学生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其中，心理适应的指标涉及自我概念的稳定性、心理社会机能等变量[7,8]。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强调文化融入的消极方面，而忽视其积极的方面，多数研究着重于文化融入应激，缺少对文化融入的积极因素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幸福感等积极因素的研究。而且，对于文化认同对留学生心理适应的影响，有关研究结果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的澄清，如Ward和Rana-deuba发现客族认同未能显著地预测旅居者心理上的适应[6]，而Zheng et al的研究表明，主族认同和客族认同均与心理适应指标显著相关[9]。
其次，关于文化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者常常把个体—集体社会取向作为文化的指标。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一般强调个体取向，而东方国家的文化一般强调集体取向。个体主义取向(Individulism)文化重视个体的独立、自主、个人的愿望与自尊等等。相比之下，集体主义取向(Collectivism)文化更重视集体（诸如家庭、单位和国家），而不是个人，相信集体的团结与目标比个人的动机和情绪更加重要。过去虽然有人从国家或民族水平上静态地揭示了个体—集体社会取向与幸福感的关系，但缺乏从个体水平对个体—集体取向与幸福感关系的动态研究。如Diener等人的研究指出个体主义取向是经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个体主义取向国家中整体幸福感高，特别是婚姻的满意度非常高，但同时这些国家离婚率和自杀率也很高[10]。此外，虽然有的研究表明，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与国家或民族之间幸福感差异有关，但Schyns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这种关系[11]，因此，值得对这方面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本身在文化融入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根据国际调查分析，中国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化分别处于集体—个体取向维度（10点量表）的两个极端，中国文化的评价等级是2，澳大利亚的是9[10]。当中国留学生从中国到澳大利亚，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其个人的社会取向是否会发生从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取向的变化？个体对澳大利亚文化的认同是否会增强，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否会减弱？过去的研究并未将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放在文化融入的动态过程中进行统一的和系统的考察，因而对这些问题难以作出回答。而且，国内虽有人探讨过文化融入与中国留学生的适应问题，但缺乏对中国留学生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幸福感关系的系统研究[12]。
鉴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拟系统探讨文化融入过程中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在以往实证研究基础上，经过理论思考，我们建构文化融入、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式（见图1）。基于这个模式，提出本研究的几点假设：第一、随着文化融入进程（即在国外居住的时间）的延长，中国留学生的主族文化认同增强，而客族文化认同减弱；第二、随着文化融入时间延长，中国留学生的集体主义取向减弱，而个体主义取向增强；第三、中国留学生的主族和客族文化认同对其幸福感均有直接的影响；第四、中国留学生个体主义取向和集体主义取向对其幸福感均有直接的影响。第五、文化融入时间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幸福感，也通过社会取向和文化认同间接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是文化融入时间影响留学生幸福感的中介因素。
图1 文化融入、社会取向、文化认同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式图
2 方法
2.1 被试
我们从澳大利亚的大学中选出10所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通过这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协助，在国际互联网上的网页或联系渠道，发出寻求被试的信息与有关的测量调查问卷，最后收回有效问卷144份。其中男性68人，女性76人，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48岁，平均年龄为27.9岁（标准差为6.2）。被试中本科生占38.9%，硕士生占16.0%，访问学者占13.2%，博士研究生占20.1%，博士后占11.8%。在澳大利亚居住时间最长者有15年，最短的2个月，平均为3.1年（标准差为2.8)。
2.2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心理测量与问卷调查的方法，测量与调查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背景信息：提出关于年龄、性别、学业层次、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等问题。将“年龄”和“居澳时间”作为两个连续变量。另外，在变量“性别”中，男、女分别赋值0、1；“学业层次”中，本科生、硕士生、防问学者、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分别从1到5赋值。
文化认同：基于zheng和Berry的文化融入态变量表与Ward和Rana-Deuba的文化融入指数[3,6]，编制了中国留学生文化融入指数调查表，该表包括主族与客族文化认同两个指数，每个指数由10个7级评价项目来测定。这些项目着重评价被试在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认知和行为与主族人（即澳大利亚当地人）或客族人（即中国大陆人）相类似的程度。因素分析的结果与原先编制的理论结构相符：经最大变异法转轴，共抽取出两个共同因素，这两个共同因素一起解释了50.35%的变异量，其中，第一个共同因素包含全部10个测量客族认同的题顷，因素负荷在0.64到0.83之间；第二个共同因素包含全部10个测量主族认同的题项，因素负荷在0.45到0.81之间。经信度检验，两个指数测量的α系数分别为0.85和0.90。
社会取向：从Triandis和Gelfand改编的27个项目的个体—集体取向量表中，选出因素负荷最大的16个项目构成中文版的个体—集体取向量表。该量表在国际跨文化中研究中被验证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这[13]。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个体取向0.62、集体取向0.67，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幸福感：采用Diener等人编制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验留学生，该测验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5个项目）、积极情感频率（6个项目）、消极情感体验（8个项目）等三个分量表。Diener等人对多国被试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10]。该量表的各分量表的信度检验表明三个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α分别是0.77、0.72、0.79。整体生活满意度采用7分量表评定：1分表示强烈反对，7分表示完全赞成，4分居中，表示不确定。该量表分为项目分累加之和；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都采用9点量表评定：1分表示根本没有，9分表示所有时间，5分居中，表示一半时间有。相应量表分（即项目均分）是量表中各项目分累加起来，再除以项目数。
3 研究结果
3.1 中国留学生幸福感、文化认同及社会取向的状况
中国留学生幸福感、文化认同及社会取向的状况如表1所示。在9点评价量表中，中国留学生被试的积极情感频率属中等（中等水平为5点）稍偏下水平，消极情感频率偏少；在7点评价量表中，中国留学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中等偏上（中等水平为20）；对主族文化（即澳大利亚文化）的认同属中等水平，对客族文化（中国文化）的认同属中等偏上水平，前者显著低于后者(t=-7.83,p＜0.001)；个体取向与集体取向指标属中等偏上水平，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2 中国留学生文化融入时间、文化认同、社会取向及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
表1 中国留学生幸福感、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平均数与标准差
积极
消极
生活满
主族
客族
个体
集体
情感
情感
意度
认同
认同
取向
取向
Mean 4.85
3.11
28.50
3.95
5.03
6.14
6.13
SD
1.25
0.93
5.93
1.05
1.10
0.83
0.84
3.2 中国留学生文化融入、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幸福感的相关
从表1中看出，作为文化融入指标的居澳时间与幸福感三个指标、主族文化认同指标等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客族文化认同和集体取向指标显著的负相关；中国留学生对主族文化认同的指标与居澳时间、积极情感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客族文化认同指标有显著负相关；中国留学生客族文化认同指标与集体取向指标和积极情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居澳时间、主族认同指标显著负相关；留学生被试的个体取向指标与生活满意度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指标有显著的负相关；集体取向指标与客族认同指标有显著正相关，与居澳时间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相关。
3.3 中国留学生幸福感与文化认同、社会取向的路径分析
图2 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积极情感关系路径图
图3 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消极情感关系路径图
为了检验上面提出的假设，我们用路径分析探索文化融入进程中中国留学生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分析中列入了被试的年龄、性别和学业层次等因素，以控制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稳定性的影响。由于主观幸福感有三个构成因素，为了使路径分析图简洁，我们分别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个角度给出路径分析图，结果见图2，图3和图4，有关路径分析解释量等方面的数据见表3。在LISREL8.30上对本结构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主要指数如下：卡方值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GFI=0.96,NFI=0.91,NNFI=0.91,CFI=0.96.IFI=0.96。表明拟合良好。从结果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路径分析表明，中国留学生居澳时间对其主族文化认同指标有显著的直接正效应，但对客族文化认同指标没有显著的直接负效应，但通过主族认同对其产生间接的负效应，结果说明中国留学生随着文化融入的进程，对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认同有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对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认同的增强，中国文化认同有所减弱。第二、被试居澳时间与被试的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指标均未见显著的直接效应，但发现被试居澳时间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和客族文化认同指标对集体取向有间接作用。说明文化融入进程并不直接导致个体取向的增强与集体取向的减弱，而是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和客族文化认同间接地减弱其集体主义取向。第三、被试客族文化认同指标对其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作用，主族文化认同指标对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作用，说明文化认同对中国留学生的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第四、被试个体取向指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对消极情感有显著的负向直接作用，集体主义取向对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直接作用，说明留学生被试的个体主义取向的增加可直接增强其幸福感，而集体主义取向的增加会直接减弱其幸福感。第五、被试居澳时间对其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有显著正向直接作用，同时，可通过其主族文化认同、客族文化认同间接作用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以及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客族文化认同和集体主义取向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说明主族文化认同、客族文化认同和集体取向是文化融入影响留学生幸福感的中介因素。
表3 路径分析摘要
注：a此表是对图2、3和4相关数据的总结，R指因变量与其相应的预测变量之间的多元相关系数，与各因变量相应的预测变量已在图2、3和4中直观呈现；***p＜0.001
图4 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生活满意度关系路径图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居澳时间与主族文化认同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客族文化认同有显著的负相关。路径分析显示居澳时间对主族文化认同指标有显著的直接正效应，对客族文化认同指标没有显著的直接负效应，但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对客族文化认同产生间接的负效应，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1。说明随着文化融入的进程，中国留学生主族文化（澳大利亚文化）的认同增强，对其客族文化（中国文化）认同有所减弱。这个结果也同时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将文化认同特别是主族文化认同作为文化融入指标的合理性。居澳时间实际上是文化融入过程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文化融入过程的延续，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习得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增强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但是，本研究没有发现文化融入对被试客族文化即中国文化认同的直接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文化融入时间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源的占有时间或占有数量起作用的。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相比出国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澳大利亚的文化，因此主族文化认同增强；而中国文化方面，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实行多元文化的政策，容许和鼓励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又因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方便了中国留学生保持与祖国和亲人的联系与交往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中国文化的资源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减少，从而使得中国文化的认同并没有受到文化融入时间太多的影响。但是，对主族文化的认同也许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留学生对客族文化资源的加工方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客族文化认同。
Rosenthal和Feldman曾发现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新移民中，随着居澳时间的延长，他们的社会取向有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取向迅速转变的倾向[14]。本研究显示中国留学生居澳时间与其个体主义取向指标没有显著的相关，但与其集体主义取向指标有显著的负相关。居澳时间对被试的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指标均未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发现被试居澳时间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和客族文化认同对集体取向有间接负向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说明文化融入进程可以直接导致个体取向的增强与集体取向的减弱，但显示了文化融入可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和客族文化认同间接地减弱其集体主义取向。这个结果只是部分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2，也与前人的研究不完全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有20余年，市场经济社会对个体的独立自主、自我依赖，自由竞争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得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在出国之前已经具有较强的个体主义取向，因而旅居期并不能进一步增强其个体主义取向。
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主族认同、客族认同与积极情感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路径分析也表明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其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均有直接的正效应，而中国留学生对主族文化认同对其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效应。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假设3基本一致，说明文化认同对中国留学生的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不能简单地说文化认同的增加对幸福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路径分析结果中，客族认同对消极情感的正向效应显示，随着客族认同的增加，消极情感的频率也增多。这表明，对于不同的幸福感指标，文化认同产生的作用不仅在程度上会有区别，而且在性质上也可能存在差异。更一般地说，文化认同对心理适应的影响，也可能由于所考察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别，这也就解释了许多关于文化认同和心理适应关系的研究中出现的不一致[6,9,15]。
相关分析表明，个体取向与消极情感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而集体取向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路径分析也表明个体取向指标对留学生消极情感有显著直接的负效应，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效应，而集体取向指标对留学生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直接的负效应，说明中国留学生被试的个体主义取向可直接增强其幸福感，而集体主义取向会直接减弱其幸福感，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假设4一致。Diener等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与集体主义取向的国家相比较，个体主义取向国家中整体幸福感高，特别是婚姻的满意度非常高。他们的研究在国家或群体水平上显示了个体主义取向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而集体主义取向对幸福感的消极作用[10]。本研究进一步从个体水平上显示社会取向对幸福感作用，同时也在这一水平上支持了Diener等人的研究。本研究的被试是从集体主义取向占优势的中国旅居于个体主义取向占优势的澳大利亚，具有较强个体主义取向的留学生应该比具有较强集体主义取向的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当地文化环境，具有更高的幸福感水平，因为前者的社会取向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比较一致，而后者的社会取向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冲突，前者比后者具有更高的幸福感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的研究大多探讨文化融入对留学生所带来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应激和文化适应困难。本研究着重考察文化融入对留学生幸福感等积极方面的影响。相关分析表明，文化融入时间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等三个指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路经分析表明被试居澳时间对其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有显著正向直接作用，同时，可通过其主族文化认同、客族文化认同间接作用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以及通过主族文化认同、客族文化认同和集体主义取向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这个结果基本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5。从直接作用来看，虽然不能排除文化融入对幸福感的某些方面如消极情感维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至少说明文化融入对于留学生来说并不总是消极的，也会带来积极的效应，尤其在积极情感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过去的研究表明，留学生对旅居地文化环境的不适应而产生的文化融入应激主要发生在旅居初期，特别是前3个月，随着时间的推延，留学生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增强，其应激水平逐渐降低[3]，与此同时，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学业上不断有所成就，使得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强积极、满足的情感。至于随着文化融合时间的延长，消极情感增多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留学生学业压力的增加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健康状况降低有关。有研究表明，消极情感的高分与心理压力有关[16]，另一些研究发现，消极情感与抱怨健康状况不好有关[17]。
本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5个假设，提出的理论模式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是，由于本研究的被试取样有限，并且没有采用纵向追踪的研究方法，关于文化融入过程对中国留学生文化认同、社会取向和幸福感的作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