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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学具有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探讨了许多问题，并作了精湛的解答，充满着智慧，含有很高的价值，能给人们巨大的启迪与力量。它在历史上作出过辉煌的贡献，在今后也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国道学值得弘扬的主要内容，我初步认为有以下七点。
第一、“道法自然”的思想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道德经·二十五章》。）他在这句名言里，既提出“人”、“地”、“天”、“道”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又给予了精辟的解答。这答案就是人必须“法地”，地又必须“法天”，天又必须“法道”，道还必须“法自然”。“道法自然”，才是最后的答案。
这“道”是什么？“道”相对于“天”、“地”、“人”以及其它万物而言，老子认为它具有“先天地生”（注：《道德经·二十五章》。）、“为天下母”（注：《道德经·二十五章》。）、万物之奥”（注：《道德经·六十二章》。）、“似万物之宗”（注：《道德经·四章》。）的诸多形上学的本体特征。何以作为万物之本源的“道”还要去“法自然”呢？
这“自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地”、“天”、“道”都要效法它，以它为准绳与榜样呢？它是否就是指通常所说的“自然界”？老子在《道德经》全书中，一共写了五个“自然”一词，但没有一个是直指“自然界”而言的，而都是专指“自然而然”而言的。对此，三国时期的魏晋玄学创造人王弼曾注解道：“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注：王弼：《道德真经注》）王弼在这里通过“方”与“圆”二者所法的只应是也只能是“方”与“圆”的本性或者本质的存在自身，来论证“道”所法的只应是也只能是“自然”的本性或者本质的存在自身，即道生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让万物“自然而然”地生成的。由此可见，“自然”，乃是“道”的本性或者本质自身，并非是外于“道”的另外一种实体。所以，“道法自然”，可以换而言之，即“道法自身”或者“道法道”。但是，这些说法显然没有“道法自然”的提法能够那样明确无误地把“天”、“地”、“人”以及其它万物都应该效法“道”的“自然而然”的本性或者本质如实地直接了当地反映出来。正由于“道”“夫唯弗居”，所以道之于万物，始终“是以不去”（注：《道德经·二章》。）。这就是说，“天”、“地”、“人”，以及其它万物，在其成毁的全过程中，是须臾都不能偏离“道”的“自然而然”的本性或者本质的。王弼的诠释是符合老子《道德经》的文本原义的。
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的活动应效法于天地。这是关于“天、地、人三才”的观念，或者“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早于老子就已经有过的一个传统观念。《易经》就明确地提出了“人道”应效法“天道”与“地道”。例如，它所说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易经·乾卦》。）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注：《易经·乾卦》。）。可见，老子继承了《易经》的这一思想，并超越了这一思想，把这一思想加以发展，引进了“道”与“道法自然”。即“人”、“地”、“天”都应效法“道”，而“道”还应效法“自然”。老子既强调了“人”、“地”、“天”、“道”之间的区别，又在区别中注重了彼此的联系。正如王弼所举的例子，先认为“方”与“圆”自是各自不同的，这是从区别看的；后认为“在方法方”与“在圆法圆”二者却又都是遵循着“自然”这同一原则的，这是从联系看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老子的思想岂不是更辩证、更思辨、更智慧一些吗？
所谓“人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言论与行动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按照规律去办，而一定要防止主观主义的盲目妄动。
老子固然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自觉地做到“道法自然”，但是他首先并着重要求应该遵循“道法自然”的人则是政治上最高统治者“侯王”和思想上的最高指导者“圣人”，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道法自然”这句名言，在老子所构建的“道”论体系中是最核心的部分、最高的理念、最基本的原理，它派生出并贯穿了“道”论体系中的其它部分、理念与原理。所以，把握了它，就可以把老子的“玄之又玄”（注：《道德经·一章》。）的形上之“道”化解为“甚易知，甚易行”（注：《道德经·七十章》。）的人生成功的形下之“道”了。
第二、“和谐”的思想
“和谐”，乃我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一般人都认为，我国的“和谐”思想，是由儒家所倡导的。诚然，孔子及其弟子确曾提出过“和为贵”（注：《论语·学而》。）与“中庸”（注：《论语·雍也》。）等著名的思想观念，并且在我国及全世界影响都很大。
但是，我们中国的“和谐”思想，乃是早于儒家古已有之的传统观念。特别是西周末年太史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注：《国语·郑语》。）的著名论断。史伯在这里提出了“和”与“同”这一对哲学概念。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东西的和合与统一；所谓“同”，是指相同的东西的重复的相加或者简单的同一。而他主张只有不相同的东西相“和谐”，相作用，才能产生新的东西，万物都是这么形成的。与此相反，相同的东西加在一起，则是不能产生出任何新的东西，更谈不上形成万物了。史伯就是这样极其深刻而有力地论证了“和谐”实是万物生万、存在与演化的基础与契机。可见，史伯关于“和异裨同”的理念，是十分精湛的，辨证的，所以在我国的思想、文化与哲学以及科技的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广。
道家完全认同了我国古代关于“和谐”的传统观念，并且又极富自己的特色。老子在论述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时就充分肯定了“和”、“和谐”的关键作用。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注：《道德经·四十二章》。）这意思是说，“道”是独一无偶的，它本身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不断交冲、互相激荡而形成新的和谐的统一体。可见，老子在这里明确地把“和”、“和谐”视作为“道生万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与一个极其重要的契机。
老子关于“和谐”思想最精深的理论，就是上文所引的他关于“道法自然”的学说。老子正是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著名论断里，全面精当地回答了目前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界失衡，人与社会、他人的不和，人自己的身与心的不平的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老子的话里，“人”代表了“人”，并内含“人”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人自己的“身”与“心”；“天”与“地”则代表了自然界。“人”、“地”、“天”以及“人”与“人”、人的“身”与“心”，再加上作为它们以及其它万物的本原与起源的“道”，本来都是各不相同的东西。而各自独立存在的东西之间，是存在着差异、对立、甚至矛盾的。但是，万物的生存与发展，又都是离不开彼此之间所应具有的“和谐”、“统一”的状态。老子就是通过这“道”、“自然”“自然而然”，全面而彻底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和谐”问题。老子强调指出，谁真正认识到了“和谐”，谁就能经常保持“明白”、清醒、理智，而不再糊涂。他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注：《道德经·五十五章》。）
拿“环保”来说，由于自然环境已经受到了人类严重的污染，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每况愈下。于是，人类就不能不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人类的健康生存与正常发展都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起环保意识，并大力地采取环保措施，以恢复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发动广大群众，群策群力地去搞好环境保护，也无论我们如何去动用财力，投入巨资，采用高新技术去搞好环境保护，而归根结底，恢复、保护、发展自然环境的生态平稳的最行之有效的原则与方法的基本点，仍然是：一方面必须严禁人们的任何违背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规律去盲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切实遵循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规律去办事。
第三、自由的思想
庄子对“自由”的界定，是“无待”的。如果是“有待”的，那就是“不自由”的。为此，他特地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在我国春秋时代，郑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列子，即列御寇。这个人的本领很大，有一次出门旅游了整整半个月才回来，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根本不用步行，而是乘风而游的，一路上轻巧极了快极了。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列子就是很自由很幸福的了。但是，庄子却清醒地看到列子的旅行，虽然不是象一般人那样总是要“有待”于、依靠于自己的两条腿行走或者是骑牛骑马或者是乘车乘船而行，可是他依旧没有达到“无待”的境地，而是“有待”于风力，要受到“风力”的限制，即受到有无风力、风的方向、风力的大小、风速的快慢等因素的限制。所以，在庄子看来，列子之旅仍然是“不自由”的。庄子认为，只有“无待”于、不依赖于象风等具体的有限的东西，那才是“自由”的。庄子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注：《庄子·逍遥游》。）
许多论者，据此断言庄子的自由观，是绝对的自由观，是抽象的自由观，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空想。但是，对如此的评价与结论，我则不敢苟同。理由很简单。因为，庄子指出列子之旅还是“有待”的、不自由的同时，他又提出了“无待”的、自由的之旅。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注：《庄子·逍遥游》。）这句话里所说的“天地之正”的“正”，即天地根本、本性、本质，其实就是指客观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六气之辩”的“六气”，通常就是指“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客观事物及其变化的法则、规律。
可见，庄子在这里讨论“无待”、“自由”的问题，始终自觉地坚持着老子所提的“道法自然”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说，庄子也认为无论谁只要做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只要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按照规律去办，那他就会是“无待”的、自由的。否则，无论谁只要是盲目乱动、那他就只能是“有待”的、不自由的。庄子还进一步认为，即使是凭借象风之类的具体的东西，从而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归根到底，还是没有逃脱“有待”的窝臼，仍然是不自由的。这可以视为庄子对老子“道法自然”原则的发挥与补充。
可见，庄子的“无待”的自由观，既反对人们主观盲动的自由，又告诫人们不要满足于具体的有限的自由，而应本着“道法自然”的原则，从整体上去追求从实际出发、合乎客观规律的“无待”的自由。庄子认为，获得了“无待”的自由，就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在无穷的境界中自由活动了。庄子创造性地把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根本原则运用来成功地解决了“有待”与“无待”、“不自由”与“自由”的矛盾与问题。
第四、“重生”的思想
道家关于“重生”的学说，最早还是由老子提出的。老子明确认为，人的生命比起人的名与利都更为重要，因此丧失生命就比丧失名利更为有害。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注：《道德经·四十四章》）老子还进一步认为，人的生命是可以长生的。他说：“长生、久视之道。”（注：《道德经·五十九章》）所以，老子告诫人们，对身体不能等闲视之，而应象重视“大患”那样，去重视身体。他说：“贵大患若身。”老子进一步解释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注：《道德经·十三章》）这意思是说，人有无大患，就在于人有无身体：有身，就有大患；无身，就无大患。可见，老子所看重的，并非是人的身外之物的名利等等，而是人的身体本身，人的生命的本身，人的生存权利的本身。所以，老子坚决主张只有能够做到以贵身的态度，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去“爱民治国”（注：《道德经·十章》）的人，才是值得人们信任的人，因而大家才可以放心地把天下寄托给他，交付给他。这就是他说的：“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注：《道德经·十三章》）当统治者对于普遍人的生命、生活极不关心，视为草芥，平时只当作干活、劳动的牛和马，战时就当作战火炮灰的时候，老子却能清醒地看到并大声疾呼以唤醒人们应当自己去关心自身，自己去宝贵自己的生命，自己去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并尽力去争取自己“长生久视”的可能。可见，老子的“重生”思想，是其“爱民治国”的思想之一，这在当时社会动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背景下，是不无其进步性与积极性的。
老子为了达到“重生”的目的，提出了“养生”的要求。他的“养生之道”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少私寡欲”（注：《道德经·十九章》）。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不能不具有欲望，人起码要解决穿衣吃饭等需求。所以，中国自古就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注：《礼记·礼运》）。甚至还把食色欲提到了人的本性的高度。孟子就说过：“食色，性也。”（注：《孟子·告子上》）
人对于欲望的态度，因人而异。但总而言之则不外乎三种：其一，采取禁欲的态度，这是不符合人性与人道的；其二，采取纵欲的态度，这种人嗜欲成性，往往会大发其兽性，也是背离人性与人道的；其一，采取节欲的态度，这是符合人性与人道的。
老子的“重生”思想，对道家与道教文化的影响很大。我们完全可以说，道家，特别是道教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生命”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因此，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周期，追求长生不老，就成为道家与道教最为关心的问题。道教教主张天师就说道：人君按“道意”爱民，民即寿考；“人法道意，便能长久。”（注：《老子想尔注》）东晋葛洪最早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注：《抱朴子内篇·黄白》）的著名生命观。葛洪的这个观点否认了宗教与唯心主义的神秘“天命”观，强调了人为努力可夺自然造化之功，认为生命的奥秘是可以洞彻的，生命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生命的进程是可以控制的，疾病是可以治愈的，生命是可以延年益寿的，甚至人的死亡也是可以战胜并超越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道藏》，乃是古代生命科学的总汇，是遗留给今后的生命科学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第五、热爱和平的思想
广大的人民群众总是希望能生活于和平的环境之中。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群众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平平安安地生存下去，也才能不断地得到发展与进步。反之，人民群众面临战乱，非但谈不上生活的逐渐改善，就连正常的生活秩序也难以维持，甚至于还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至沦陷于国破家亡的绝境之中。老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危机四起，人们走投无路。他亲眼所见的就是“戎马生于郊”（注：《道德经·四十六》），“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注：《道德经·三十章》）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凄残景象。所以，老子一再地明白说道：“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注：《道德经·三十一》）因此，大家都是厌恶战争武器的，“有道者”与“君子”都是不要战争武器的。所以说，老子的确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但是，老子并非对于战争都是一概反对，这正如他并非一律反对用刑法去杀人。他就明确主张过把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逮捕起来杀掉：“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注：《道德经·七十三》）所以，老子也说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战争，使用武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说的，要用正义的自卫战去反击非正义的侵略战吧。并且，老子还告诫人们，千万不能轻敌麻痹，否则，就会大患临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注：《道德经·六十九章》）
但是，老子强调了对于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与武器，最好的态度还是淡然处之：“恬淡为上”。所谓“恬谈为上”，就是当正义战争获胜之后，也不要冲昏头脑，夸大甚或迷信战争机器的功能与效应，以战争为手段，去称霸，去侵略。否则的话，不也是以杀人为乐吗？而穷兵默武者，则是不可能称霸天下，得到天下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注：《道德经·三十一章》）可见，老子告诫正义战争获胜者，一定要警惕走向反面。
老子根据“反者道之动”（注：《道德经·四十章》）的事物总是向相反的对立方向转化的发展规律，断言：“兵强则灭”。（注：《道德经·七十六章》）本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侵略者起始总是武装到牙齿，凶神煞恶，四出侵略，不可一世……但是曾几何时，他们终于被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所战败，只好打着白旗投降，以彻底败北而告终。战争贩子们“玩火总是被火焚烧”的下场，再次证明了老子关于“兵强则灭”这一论断的真理性。
老子在其理想国中，更是决不容许有战争与武器的。所以，他说：“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注：《道德经·八十章》）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说老子是古代一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并非反对一切战争。所以，老子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的思考与主张，无疑对于我们在21世纪，为全世界避免战争，推动和平与发展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具有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第六，批判精神
所谓批判，并非是对批判对象的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是对批判对象既有所否定，又有所肯定，也就是既有扬弃的一面，又有继承的一面。这样就可以既体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又可以体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老子是极富批判精神的，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的暴政及其统治集团。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注：《道德经·七十五章》）可见，老子在这里尖锐地揭批道：人民之所以“饥饿”，就是由于统治者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经济上剥削得太重，迫使人民挣扎于饥饿线上，难以为生；人民之所以“难治”，就是由于统治者政令繁苛，严刑峻法，专治集权，暴虐无道，人民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进行抗争；人民之所以“轻死”，就是由于统治者视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而视人民的生命则轻于鸿毛。但是，“民不畏威，大威至。”（注：《道德经·七十二章》）特别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注：《道德经·七十四章》）
老子更无情地揭批统治者是不讲道理的盗贼。他忿忿地说道：“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注：《道德经·五十三章》）
庄子同样极富批判精神。他深刻揭批世道的不平：“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注：《庄子·胠箧》）。又无情地揭批道：统治者对内“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对外“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注：《庄子·徐无鬼》）
老子和庄子的批判精神很独到的一面则是，他们彻底地揭批了自周公直至孔子所竭力宣扬并广为流行的“忠”、“孝”、“仁”、“义”等传统观念以及这些理论的制造者“圣人”的不合理性与虚伪性。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注：《道德经·十八章》）他又说：“绝圣弃智，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注：《道德经·十九章》）可见，老子一方面指出了“忠”、“孝”、“仁”、“义”等传统的伦理道德，实乃是社会“乱”之根；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取消“忠”、“孝”、“仁”、“义”等传统的伦理道德，乃社会“治”之本。
庄子则直指这些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炮制者“圣人”。他反复指出了“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注：《庄子·胠箧》）
老子与庄子面对“侯王”与“圣人”的错误言行，勇于开展批判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第七，“爱民治国”的思想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把道家说成是与世无争的一群避世的隐士。其实，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因为，如果这个观点合乎逻辑，那末老子就不会写出他那传世之作《道德经》；他就不会谆谆告诫人们，“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注：《道德经·七十章》）；也就不会讲出“爱民治国能无为乎”（注：《道德经·十章》），就不会设计出“小国寡民”（注：《道德经·八十章》）的理想国了；道家的“为无为，则无不治”（注：《道德经·三章》）的政治理论也就不可能在政治实践中取得“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的辉煌成就了。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究竟应该如何地去理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注：《道德经·四十八章》）？“无为”的本义，并非说的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做，而只是说，凡是不符合实际，不能实事求是，不能按照客观规律去办的一切思想、言论与行动，均在反对之列；凡是符合实际，能从实际出发，能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去办的一切思想、言论与行动，均在提倡之列。这也就是“无不为”的本义。
综上所述，“无为而无不为”，决不是说只要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可以做得成；而是说：一方面坚决反对所有的轻举妄动，即必须做到“无为”；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所有的实事求是的活动。换言之，在这方面必须做到“有为”。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即道家的“爱民治国”思想，很突出地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非常尊重、非常信任。老子认为，人民群众对于“不均”的现象，会“自均”的，“民莫之令而自均”（注：《道德经·三十二章》）；人民群众自己会发生变化、进化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人民群众自己会走在“正道”之上的，“我好静，而民自正”；人民群众自己会走向“致富”之路的，会日益“富强”起来的，“我无事，而民自富”；人民群众富裕之后，也不会骄奢淫逸，而会自觉地保持淳朴的好传统的，“我无欲，而民自朴”（注：《道德经·五十七章》）。这充分表明了，老子深信广大人民群众是无须依靠“侯王”与“圣人”的，而只须依靠自己，就完全能当好家作好主的。老子所担心的和所希望的是“侯王”与“圣人”，最好都能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去“无不为”，否则就应该“无为”，不去干有违“道法自然”原则的事情。如果“侯王”与“圣人”都能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则去“无不为”，则人民群众自会由衷地欢迎他们、拥护他们，他们也就会得到天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注：《道德经·三十七章》），“侯王得—以为天下正”（注：《道德经·三十九章》），“以无事取天下”（注：《道德经·五十七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注：《道德经·六十四章》）。
老子的“无为”，除了要求人们不得主观妄为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要求。即要求人们，特别是以“侯王”与“圣人”为代表的各级管理者，“无不为”之后，一定还要能自觉地主动地做到“功成身退”，应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而不应该居功自傲，更不应该“尸位素餐”。所以，老子把“功成身退”，提到了“天之道”（注：《道德经·九章》）即“道法自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