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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差不多每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出台都要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我国报纸第一次明确点出“姓资姓社”这样的命题，是1978年11月11日的《贵州日报》，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个座谈纪要，大标题是“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注：转引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7年第5期，第33～34页。）。1992年，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尽管邓小平说过“不争论”，但争论实际上是存在的。为了澄清“姓资姓社”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必须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的理论，用这些论述去统一大家的思想看法，进而对当前改革开放采取一种积极而又科学的态度。其次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其三是我们必须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本文首先系统地概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的思想，然后运用这一思想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阐明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一
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以后，邓小平在和中央、地方负责同志谈话和会见外宾的交谈时，多次重申和强调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坚持社会主义， 是姓“社”的， 特别是1985年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外国评论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姓“资”姓“社”问题的议论作了系统和明确的阐述。他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 ～259页。）邓小平关于在改革开放中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个别结论的思想，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2.改革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战胜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第二， 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要采用。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第三，对于一些还没有完全看准的，而书本没有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东西，要大胆地试。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在这里指“就不会犯大错误”，笔者理解就是在为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的时候，试验中难免有错误，关键是“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所以这种“试”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违背社会主义原则。
3.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 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同步富裕或“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因此只能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富裕的办法，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但是在实施先富政策的同时，又必须避极分化，“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段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这种避免两极分化的能力。“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点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4页。）
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二
当前对于怎样理解和认识科学社会主义有一种僵化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是社会主义发展之“源”，以后各国的社会主义都应当“植根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当你着眼于时代特征和当代实际，突破和改造传统的模式，代之以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更富时代精神的思路和实践时，就被视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伊始就明确地指出：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唯物史观之所以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正是因为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的源泉并不是观念本身，而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人的头脑和观念中直接发展出来的，归根到底只能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如此，以后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如此，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是如此。这是因为：1.物质生活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是植根于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即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出发，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指出：要“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有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页。），“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既然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劳动者可凭与本人提供的劳动量相等的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取自己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给予社会的一切。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0～11页。）可见，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植根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2.社会物质生活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变革和完善的深厚基础。纵观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的100多年的历史， 它的具体的存在形式都是与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民族特征相结合的，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是常常变更的。关于对社会主义评价的这种历史的、民族的差异，不能仅仅从观念上加以解释，而只能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时代差异和民族差异中得到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找到客观的根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在马克思的预料之外的，因为它不是生产力水平高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苏联如此，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大同小异。于是落后的生产力就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变革，完善社会主义就只能从这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实践中寻找客观依据。例如，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列宁面对小生产像汪洋大海的俄国，就果断地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又问：能不能在小生产势力、宗法势力占优势的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列宁的逝世而中断。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列宁在实践中没有照搬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的思维视野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尤其是面对法西斯势力日益抬头的德国，其生存、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开始设计与资本主义赛跑的计划，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的推行，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很快就把数以千万计的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农庄庄员，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苏联工业高速发展的局面，只经过2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德国、 英国和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苏联基本上实现了斯大林的战略目标，在10年之内跑完了100年的路程。” （注：陆莉娜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25页。）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这是在特定的环境、计划、条件下催生出来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但是，从这以后，人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绝对化、规律化，尤其是在斯大林晚年的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中，不厌其烦地“论证”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的观点。（注：《斯大林选集》（下），第585 页。）这种观点对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不是资产阶级多了，而是少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上半期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胜利的喜悦以及各种因素导致了我们认识上的偏差，1958年用大跃进、人民公社取代了原定到60年代中期才能普及的高级合作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3～184页。），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基础上追求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其结果是事与愿违。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总结出许多新经验，产生了许多新事物，例如，进行了三次重大的经济组织的创新。第一次是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经济、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变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经济特区的兴办。第三次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等。这一切使整个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上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上，而是在实践的推动下，把马列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把握国际环境变化提供的机遇，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设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回答了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杰出贡献。毫无疑问，“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以这个伟大理论为指导，中国人民正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我国体制改革中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的突破，从而做出更有说服力和更大指导意义的回答。
三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必须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11页。）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因为：
1.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赢得发展空间。现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被占得满满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我们这样穷的国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才有可能挤进世界市场，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赢得机会，赢得空间。否则，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不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才能抵制各种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因素的干扰，社会主义发展才有前提，失去这个前提，“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
2.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贫困问题。“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坚持社会主义，“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如果是那样，“中国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所以“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3.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对人类作出贡献。“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95～196页。）特别是我们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过程中，“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144页。）
4.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腐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13～314页。）我们党必须严重注意，下大决心坚持刹住这股歪风，坚决“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那样，“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刹住这股风的可靠保证就是讲四个坚持，讲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我国是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作为奋斗目标的，它不仅没有使我国人民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那样生活在腐败的阴影下面，相反却引导和鼓舞着更多的中国人民加入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列中，同时也有效地惩治了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使改革和发展中的中国人民进一步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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