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现象学的非理性之路——评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之路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象学曾经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对20世纪西方哲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学术界对现象学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涂成林先生是我国较早致力于现象学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所发表的数量众多的论文在我国有相当影响。最近涂先生又推出了他苦心研究现象学的集成之作《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给现象学研究园地增添了一页新色。
通读全书，我认为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高屋建瓴，先得其大。
对现象学内在本质，国内国外一般有两种理解。其一，不少学人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现象学理解为非理性主义。这大概是海德格尔造成的印象。其二，一些学者回溯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厘清现象学的理性主义倾向。我以为，问题不在于停留在哪种理解上，而在于必须从现象学的理论本身去寻找自己理解的“根据”，而且关键在于理论上的疏解和说明。涂先生采取的基本上是第一种立场，但涂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高度对现象学的内在逻辑及其展开过程给予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明。他通过缜密的分析后指出，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具有迥异的思辨风格，讨论的主题也各有侧重，但是可以从学理上合乎逻辑地把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的现象学发展理解为一个不断走向非理性主义的内在必然过程。
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到海德格尔的此在，再到萨特的自为，一直走向非理性主义，这是现象学的内在逻辑和必然命运。这个结论对于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框架，而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得出来的，因此，尽管你不一定同意作者的主张，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研究的学理和逻辑。
第二，分析细腻，探幽阐微。
非理性主义在现象学创始之初并不是明显的，而是潜在的，因此需要通过细致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显示了自己的理论功力。
比如说胡塞尔，如果冒然说他是一个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者，一定会激起许多人的反对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国外有，国内也不乏其人。的确，胡塞尔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出身的现象学家，应该说他的哲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色彩，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胡塞尔现象学决不同于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毋宁说，它对后者持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立场，这一点贯穿在他对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的批判之中，正是在这一批判中，一门全新的哲学即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得以出现。作者指出：“先验现象学本体论归根到底就是讨论先验自我的构成性问题，胡塞尔正是基于这点把严密科学哲学、现象学本体论以及构成的现象学三者等同使用”。（第72页）“先验自我及其构成性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第73页）“它为现象学本体论向非理性主义蜕变提供了一条内在的脉络。”（第104页）
胡塞尔晚期走向“生活世界”理论，这一点勿庸置疑，但是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否走向非理性主义则颇多讨论。作者通过翔实的分析指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往往成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源泉”。（第119页）这一点是站得住脚的。
至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和萨特的自在自为本体论中的非理性主义更是在现象学方法的感召之下不断地显露出来。在这方面，作者的分析相当翔实，对各个具体问题的阐释也是有根有据的。
第三，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现象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缘性，对这种内在的亲缘性的深刻揭示也构成了《现象学的使命》一书的重要特征。
比如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的一个写照。从根本上讲乃是对其所处的时代矛盾困惑的一种回应，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都是如此。作者指出：“他接受了科学主义思潮特别是罗素等人的哲学模式，却不能容忍他们对人生与社会的漠视；他同意叔本华、尼采等人提出的问题，却不敢苟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非理性主义解决方案”。“这同样决定了胡塞尔现象学本体论的基本思路，以现代数学与逻辑为模式建立严密科学哲学，借助现象学还原方法，确定先验自我的哲学出发点，而后返回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以理性开始而以非理性告终的逻辑历程”。（第29页）这就是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以哲学的方式对他所处的现代西方现实生活采取的一种“说”，这种“说”有自身的逻各斯，然而“所说”正是现实（历史），两者处在辩证的关系之中。再深奥的学问，再晦涩的道理，以此思路来疏解、廓清，也能使人明白一二。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于现象学研究，正是本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现象学的使命》一书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人对现象学这门深奥学问解读的一种方式。也许我们还可采取其他的解读方式，但正如张慎女士在《哲学动态》1995年第6期《现象学研究在中国：从接受到自立》一文所评价的：“它的出版对于促使中国现象学研究跨过接受阶段，走上自立之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