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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1)01-0008-13
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繁荣的关键问题之一。进入新世纪之后，非洲面临的安全挑战有增无减。内部冲突、统治危机、军事叛乱等传统威胁看似有所降低但其实依然继续存在，①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粮食安全、小武器扩散、难民以及疾病传播、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使非洲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陆。这不仅是非洲大陆自身的问题，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与非洲是如何应对非洲面临的种种安全挑战？目前非洲大陆事实上形成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体系？本文力图从安全治理的理论视角来探讨非洲的安全管理现状、特点及未来趋势。
安全治理概念及其在非洲的适用性
安全治理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新概念。它反映了管理国际安全问题的权威日益碎片化的现象。②随着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深化发展，国内与国际、地区与全球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化。国家虽然依然是国际政治舞台的最基本单元，但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参与并影响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因此，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概念及安全解决机制已经很难充分解释新的国际安全现实。于是有学者将治理概念引入安全分析，安全治理概念由此而产生。
最早进行这一努力的学者是埃尔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他将安全治理应用于跨大西洋地区以解释冷战后跨大西洋地区安全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③克拉曼指出，面对日益复杂和难以预测的新安全威胁，欧洲的安全认知、安全管理体系以及政策安排都发生了变化，即由国家中心和两大多边组织（北约和欧安会）全盘掌管安全政策，转向一种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的复杂的网络型安全管理安排。④这种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和政策导向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强调要从个人、次国家、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多层面、多角度观察来处理安全问题。它所应对的威胁挑战也超越了国家间的军事威胁，涉及种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克拉曼还对安全治理概念进行了最早的理论探讨。他认为，所谓安全治理是指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况下，通过相互关联的政策决策及其实施形成的结构与进程，在这一结构与进程中一系列公共与私人行为体能够协调其相互依赖的需求与利益。⑤另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弱国与失败国家内部的安全治理问题。他们指出，在弱国与失败国家主要有三种安全提供者：国家、公民社会与跨国制度。公民社会是指居民与利益共同体、个人、非政府机构构成的社会网络。跨国制度是指跨国公司、多边国际机构、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一方面，弱国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机构的涣散化，政府缺乏能力或兴趣为其民众提供基本服务，政府提供安全的资源与合法性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合法性十分充足，但往往资源匮乏，跨国制度一般合法性低而资源充足。因此，公民社会与跨国机构之间建立紧密的联合可能成为弱国安全的实际提供者。⑥
无论是在地区安全还是在国家内部安全层面，安全治理的提出都反映了当今全球生活的复杂性与碎片化趋势以及国家与国际安全性质的重大转变。埃尔克·克拉曼在分析欧洲与北美安全时指出，安全治理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它依赖于若干关于当代国际关系性质的假定：第一，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国内冲突等非国家与国家内部的威胁已经取代国家间战争，成为欧洲与北美不安全的最重要来源；第二，当代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复杂性、内部性、跨国性正在挑战国家确保公民安全的能力；第三，国家在提供国家与国际安全方面的垄断性日益被侵蚀，武力使用合法性的国家垄断正在被效率与成本效益的考虑所取代。⑦这一分析指出了安全治理概念所反映的国际安全两方面的基本变化，即安全威胁的多样化与安全提供者的多元化。事实上，这两方面变化的背后是安全治理理念所蕴含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变化，即在全球化造就的、从“统治”转向“治理”的日益复杂与相互依赖的时代，安全指涉对象已经从国家转向人类本身，人的安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安全关注的核心。这是安全治理理论兴起的重要背景。
与传统的安全理念不同，安全治理大致有以下几个基本性质与特点：首先，它强调的是追求安全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它不是类似于安全共同体、安全机制等描述地区合作的理想结果的目的论概念，它关注的是安全建构的进程，包括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治理。其次，它反映了安全建构由国家主导到去国家中心化的转变，包括次国家层次与超国家层次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及其互动。第三，它强调安全管理的制度化与网络化。制度化既包含正式的制度与规则，也包含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网络化意味着“多元权力主体的并立、多重权威的并行以及多向度权力运作”。⑧第四，在安全管理网络中，没有明确的权力中心，各个行为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安全管理过程体现的是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与规则，而不是等级制与命令。
反思非洲安全我们可以发现，主流的安全理论范式难以解释非洲当前的安全现实。目前安全研究中实现安全的三个主要的理论范式即均势、安全机制与安全共同体，在安全威胁的来源、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维护的方法等方面都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但是，在非洲大多数国家因其合法性不足而成为脆弱国家（或称失败国家、准国家），它们不仅难以担当应对与解决非洲安全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其本身恰恰构成了非洲安全问题的关键内容。因此，这些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在非洲一直都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或者说，非洲的国家与地区安全现实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根本的挑战。⑨国家中心主义安全理论在非洲的失败为新的理论提供了解读的空间。与此同时，安全治理概念所需要的几个前提假定几乎都大致反映了非洲大陆安全结构的现实。首先，非洲安全威胁不仅来自非洲国家内部的冲突、叛乱与战争，而且还包括诸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其次，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解决的主体呈现出去国家中心化的特点，联合国、非盟、非洲次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安全公司等各类行为体成为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主体。第三，虽然国家安全、国家建构往往被视为真正实现非洲安全的根本路径，但人的安全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日益成为非洲安全关注的核心。⑩尽管非洲的安全问题与欧洲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在上述方面却十分相似。因此，从安全治理理论视角来解读非洲安全，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非洲安全形势及其管理方式的现状与特点。
非洲安全治理的层次分析
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问题由非洲自己解决”的理念在非洲与国际社会日益普及，但由于非洲问题不仅仅是非洲人的问题、非洲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局限性等原因，非洲的安全治理一直是从非洲到全球体系、从政府间公共机构到公民社会组织等各类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一项事业。具体而言，非洲安全治理大致可以分为全球体系、非洲大陆、非洲次地区、非洲国家、非洲公民社会、私人行为体等六个层次。每个层次在非洲安全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每个层次都无法单独应对非洲面临的安全挑战。
首先，在全球体系层面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主体包括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及如美国、欧盟、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新兴大国等国际捐赠共同体。其中联合国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最重要行为体，在非洲安全治理中具有最大的合法性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问题是困扰世界实现共同和平、繁荣与发展的根本问题。(11)联合国日益重视非洲的不安全形势，将非洲问题列为其重要的议事日程。它不仅专门成立了非洲经济事务委员会来管理非洲事务，而且还规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来激励、鼓舞和帮助非洲实现繁荣与发展。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达到8个，包括在中非共和国和乍得、非盟与联合国在达尔富尔的联合行动，在苏丹、科特迪瓦、利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以及西撒哈拉全民公投中的行动。联合国还积极致力于解决威胁非洲人的安全的艾滋病、粮食短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为推进非洲的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问题的解决，联合国粮农署联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推出一系列发展援助项目，包括旨在推进非洲农业发展的“非洲农业综合发展项目”。这一项目涉及众多农业地区合作与技术共享计划，并在非洲多个国家获得推进。国际援助共同体也是非洲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它们主要在制度建设、财政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支持非洲自身安全维护能力与机制建设，参与非洲安全建设进程。像欧盟及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还直接介入非洲的安全事务，比如在2008年1月到2009年3月，欧盟在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部署了军事部队以保护处境危险的民众，推进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质发放，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设施。(12)此外，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也直接参与非洲国家的流行病防治、救死扶伤等涉及民生的工作。
其次，非盟是非洲大陆层面安全治理的核心。自2002年非盟正式成立以来，安全考虑一直在非盟议程中占据着压倒性地位。在2000年《非盟宪章》草案的第3款中明确规定，“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非盟的重要目标之一。为了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目标的实现，近年来非盟一直致力于建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提升非洲自主维持安全的能力。2002年非盟第一次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2004年5月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德斯亚贝巴宣布成立。2004年2月第二届非盟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非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宣言》，2005年非盟第4届首脑会议签署了《非盟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御条约》。经过多年努力，非洲大陆正在逐步形成一个“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13)这一架构由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洲大陆安全预警体系、非洲待命部队、智囊团、非洲和平基金等组成，从而提升了非洲自主维和的能力与意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首先，非盟对安全的界定包含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它认为“安全意味着保护个体，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包括创造生存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条件，包括保护个体的基本自由以及获得受教育与医疗保障的权利，确保每个个体有机会与选择以实现个人的潜能。”(14)在2003年马普托峰会上，非盟投票通过了将非洲艾滋病监控纳入非盟系统的动议，由非盟社会事务部分管，负责执行重大的艾滋病防治方案。非盟于2003年还重新修订了1999年制订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协定，把打击恐怖主义视为非盟长期的艰巨任务。新协定指出，非盟成员国要加强反恐能力，分享情报资源，联合监控等。为了践行反恐的承诺，非盟还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了反恐中心。(15)无论是应对传统的内部冲突与战争，还是治理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非盟都是协调统筹整个非洲大陆安全治理的最关键行为体。
第三，次地区组织在次地区层面安全治理的作用。在非盟成立前，非洲安全领域最活跃的是次地区组织。它们不仅在非洲内部冲突管理，而且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较有影响力的次地区组织包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东北非洲政府间发展共同体(IGAD)、阿拉伯马格里部联盟(UMA)、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以及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这些地区经济共同体中，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共同体在安全领域比较活跃。其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曾经参与干预了利比里亚与塞拉利昂的暴力冲突，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成功地参与苏丹和索马里调解。由于非洲次地区组织对控制本地区冲突更具有敏感性与迫切性，而且往往对冲突发生的原因与背景更为熟悉，因此在冲突的预防与处理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未来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成效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次地区组织的发展及其对非盟及联合国行动的支持程度。目前正在成型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在结构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分散化的多层分工与合作，其中次地区组织是大陆集体安全机制的基础与支柱。规模为1.5万至2万人的非洲待命部队的组建任务主要依靠5个次地区组织，每个组织负责组建一个3000到5000人的待命旅。如果这支常备部队组建成功，将大大增强非洲自主维和能力。
第四，作为社会力量因素的非政府组织等公民社会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和平建设方面，非洲地区公民社会的创始者包括非洲内罗毕和平倡议、南部非洲冲突预防网络、西非和平建设网络以及西部非洲公民社会论坛。(16)冷战结束后非政府组织日益广泛地参与到非洲冲突管理与解决的各个环节，包括早期预警、冲突调解、人道主义援助、冲突后的重建、人权保护与良政等，成为继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之后的“第三种力量”。(17)与此同时，非盟和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日益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管理中“自下而上”的建设性作用，并开始创造条件与它们进行积极的协调与合作。早在1991年，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与时任非统主席乌干达总统穆斯维尼就提出了一个与公民社会接触的倡议即非洲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会议，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监督与促进非盟决策的执行提供一个机制。2001年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宣称，它将与公民社会一道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在其基础上，它们将获得国家层次的合法性。公民社会反过来在向民众宣传大陆层次的决定时具有重要作用。(18)非盟还利用独立的非洲研究机构在安全方面的知识专长。总之，在各种和平进程中，将公民社会论坛纳入其中已经是常事，在联合国与非盟支持下，大湖地区国际会议推动了该地区的妇女、青年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会议，就是一个例证。(19)
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方面，公民社会也是有力的参与者。以艾滋病治理为例，在非洲艾滋病防治工程中，数以百计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于国际捐赠者资助的预防、支持和治疗项目中。它们或者单独活动，或者参与一些合作行动，这包括执行预防计划比如宣传以增加感性认识、发放安全套、制作海报、关心和支持艾滋病人群等。此外，非政府组织还常常组织小型的研讨会，在更大的社区范围内推进这些活动。有些还建立本土与地区网络来扩大工作与合作以增加影响。通过这些努力，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构成了艾滋病治理结构中最大的政策执行者。(20)在政策议程设置及决策中，非政府组织也具有重要的咨询作用。
第五，非洲安全治理的私人化。非洲安全私人化的重要表现是私营军事公司的大量涌现。它们主要参与非洲传统安全问题，介入非洲各类武装冲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南非拥有非洲最大的私人安全部门。当前注册的私人安全公司有4898家，安全工作者达307343人之多。肯尼亚大约有2000家私人安全公司，雇佣近5万人，尼日利亚私人安全公司在1500-2000家之间，雇佣大约10万人。(21)与政治、人道以及财政负担沉重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相比，某些时候私营雇佣军在介入冲突时具有诸多优势。它们一般经验丰富、训练有素，能做到部署快速、行动统一、指挥通畅，且基本上没有任何政治负担。此外，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相比，私营雇佣军的行动相当廉价。如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维和行动每月需要花费约4700万美元，而帮助塞拉利昂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作战的私营雇佣军万能公司每月只需要120万美元。(22)
第六，非洲国家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角色。在非洲安全治理中，很多非洲弱国与其说是非洲安全治理的主体，不如说是非洲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非洲弱国自身面临着国内合法性的深刻危机，它们沿袭着新世袭制度主义的政治文化，在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都遵循着个人生存的政治逻辑。(23)它们不仅在由于部族、宗教、资源等原因而发生的国内冲突出现时往往束手无策，而且自身往往成为非洲民众安全的最大威胁。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就是当权的图西族政权对胡图族的复仇及其后来引起的互相滥杀。但并非说所有非洲国家都难以担当非洲安全治理的主体角色，非洲的地区大国往往可以为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比如南非在南部非洲、尼日利亚在西部非洲都扮演了地区稳定推动者的重要角色。正是由于南非与尼日利亚的大国影响力，在南部非洲与西部非洲形成了等级制的权力分配结构，大国才有能力与权威主导地区安全合作，促进地区冲突的解决。东部非洲与中部非洲由于缺乏地区大国而导致无政府状态盛行，造成卢旺达与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24)
非洲多层安全治理的形成背景与未来趋势
从非洲国家独立直到冷战结束期间，非洲面临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独立与稳定。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非洲前殖民宗主国关注的是其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其主要活动是支持有利于其战略利益的非洲国家政权而反对和颠覆不利于其战略利益的政权。于是非洲国家的政权安全成为非洲大陆内外安全关注的核心，非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边缘战场。非洲的安全政治画面则是以国家为中心、以权力与意识形态争斗为基本内容而展开的。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走出了两极结构的模式，人的安全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1994年联合国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概念，随后，在非洲安全问题上这一概念得到了包括非洲大陆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下设立于人类安全办公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人类安全办公室关注非洲的安全状况，在向非盟和有关市民社会组织咨询后，撰写并提交有关非洲的人类安全报告。在西方对非政策中也将人的安全置于非洲安全指涉对象的首要位置。英国国际开发署赞助成立了由7个非洲非政府研究机构组成的“非洲人类安全倡议”，以审查非洲政府在推动非洲人类安全方面的表现，促进实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与非洲互查机制所设定的雄伟目标。(25)欧盟、美国对非洲人的安全的关注体现在对非洲的贫穷、艾滋病防治、环境问题等涉及非洲人的自由与尊严的人权与发展权的关注上。中国的对非安全合作也十分关注非洲民生与安全。非盟自身将非洲安全定义为“安全意味着保护个体，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包括创造生存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条件，包括保护个体的基本自由以及获得受教育与医疗保障的权利，确保每个个体有机会与选择以实现个人的潜能。”(26)人的安全取代国家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对非洲的主要关注，这是非洲多层安全治理结构形成的基本背景。围绕着如何实现与保护非洲的人类安全，国际社会与非洲大陆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趋向与动力，这些动力最终促成了当前非洲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
具体而言，非洲安全治理结构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动力。第一个动力是安全主体向非洲的回归与向外部扩散现象的并存。冷战时期，非洲国家内部冲突发生时，美国及苏联或者前殖民宗主国与非洲当事国共同协商解决。冷战后，在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非洲人强调“非洲问题非洲人解决”的原则目标，并在此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及前殖民大国在非洲战略利益的消退，以及以尊重主权、平等相待为基本内容的国际规范的日益普及，外部大国及国际组织都支持非洲人提出的“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理念。非洲的安全自主权不断向非洲回归。但是，由于非洲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非洲多数国家的能力低下，非洲地区组织资源与能力的匮乏，非洲的安全治理依然存在深刻的外部依赖性。没有外部大国或国际组织的强力支持，任何“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具体行动都难以真正贯彻执行，因此包括多边组织、新旧大国等在内的外部行为体对非洲安全治理的参与依然继续存在。
第二个动力是从国家的视角看，保障人的安全的安全供应职能从非洲国家向上外溢与向下扩散并存。一方面，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完成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因此面临着国家合法性的严重不足。尽管在非洲国家的施政纲领与文件中充满着发展经济、整合国家、服务民众的词句，但由于其面临着霍尔斯蒂所说的“国家—能力困境”(27)或者说阿约伯、乔伯等所说的“不安全困境”，(28)所以事实上，主导非洲弱国政治运行逻辑的是新世袭制度主义政治文化。非洲各国的执政者们关注的仅仅是其政权的生存与延续。因此，由于非洲国家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愿为其民众提供安全，由此形成了安全供应的真空。于是，国家内部的公民社会组织、私人安全公司与国家之上的次地区组织、非盟、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多边机构参与进来，形成了一种多层多元的治理结构。
在这一包含了全球、地区、次地区到次国家的治理体系中，任一层次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从合法性、能力与意愿角度看，非盟、非洲各次地区组织具有充足的合法性与意愿，但面临着财政与人员等各方面的困难造成能力严重不足。非政府组织也具有很大合法性与维护非洲安全的意愿，但也同样面临着资源与能力的严重不足，私人安全公司尽管有一定的资源与能力，但它主要受利益驱动，合法性与意愿都存在问题。在外部治理因素中，联合国具有合法性和较充足的资源，但由于风险与荣誉压力，对非洲安全尤其是非洲的内部冲突与暴力干预的意愿并不像非盟、非洲次地区组织那样执著与强烈。而很多非洲国家合法性与资源都严重不足，它们不仅难以成为治理非洲的有效主体，而且自身往往构成了对非洲安全的严重挑战。因此，当前有效的非洲安全治理必然是一种多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而且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这种形势将难有改变。
在非洲多层安全治理体系中，任何一个治理主体都不具有类似于国家政权那样的权威地位。虽然非盟努力在大陆层面形成了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非洲安全与和平架构，但它并没有垄断对非洲和平、安全与发展事务的决策权与执行权。非盟与联合国、非洲各次地区组织、国际与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私人安全公司共同形成了一种非等级制的、分工协作的关系。它们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形成了一个安全治理网络。推动这一多层安全治理网络更加有效地协调运作，将是推动非洲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一项长期任务。
收稿日期：2010-11-03
修改日期：2010-11-23
注释：
①在1989年到2009年全球发生的131场武装冲突中，非洲占了41场，为全球武装冲突发生最多的地区，See 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Harbom,Lotta & Peter Wallensteen,"Armed Conflict,1946-2009",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47(4),2010,p.502.但近年来正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非洲的暴力冲突有所下降。2006年7个国家发生冲突，相比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则是14个国家，可以说当前非洲总体安全形势趋向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非洲大陆的主流。但在局部地区与国家如索马里、达尔富尔、大湖地区形势依然严峻，See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8/2009,by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2008,p.vi.
②Daniel Flemes and Michael Radseck,"Creating Multileve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South America",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GIGA) Working Papers,No.117,December 2009,p.6.
③⑤Elke Krahmann,"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8,No.1,2003,p.6,p.11.
④Elke Krahmann,"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pp.5-26；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86-88页。
⑥Beno
t Dupont,Peter Grabosky and Clifford Shearing,"The governance of security in weak and failing states",Criminal Justice,Vol.3,No.4,2003,pp.336-342.
⑦Elke Krahmann,"Security Governance and Networks: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ransatlantic Security",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8,No.1,April 2005,p.22.
⑧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8页。
⑨Kevin C.Dunn and Timothy M.Shaw,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Palgrave,2001.
⑩王学军：《非洲安全的两种话语：人的安全还是政权安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7日。
(11)卡普兰指出，资源匮乏、犯罪、人口过剩、部族主义与疾病正在迅速摧毁全球的社会结构，使世界陷入混乱与无政府中。See Robert D.Kaplan,"The Coming Anarchy",Atlantic Monthly,February,1994,273(2),pp.44-76.
(12)"Overcoming fragility in Africa:forging a new European approach",European Report on development,October,2009,p.164,available at http://erd.eui.eu/media/fullreport/ERD%202009_EN_LowRes.pdf.
(13)African Union Commission,Report on the Statu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inental Peac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2008,available at http://www.africa-union.org/root/AU/AUC/Departments/PSC/PSC/CD/4_Report%20of%20the%20Status.pdf.
(14)(26)See Naka K.Poku,Nell Renwick and Joao Gomes Porto,"Huma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3,No.6,2007,p.1158.
(15)万玉兰编译：《非盟与非洲安全体系的建构》[J]，《西亚非洲》2007年第6期，第70-71页。
(16)(18)Liisa Laakso,"Beyond the Notion of Security Community:What Role for the Af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Peace and Security?" The Round Table,Vol.94,No.381,September 2005,pp.489-502.
(17)参见罗建波：《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角色分析》[J].《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胡志方：《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中的作用与影响》[J].《西亚非洲》2007年第5期。
(19)AU,Report of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Lakes Region,Presented at the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 32nd Meeting,17 June,Addis Ababa,2005.
(20)Hakan Seckinelgin,"A Global Disease and Its Governance: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e Agency of NGOs",Global Governance 11 (2005),pp.358-359.
(21)Rita Abrahamsen,Michael C.Williams,"Public/Private,Global/Local: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Africa's Security Governance",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No.118,2008,p.543.
(22)王秀梅：《雇佣军、私人军事公司与非洲》[J].《理论观察》2009年第4期，第66页。
(23)Christopher S.Clapham,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4-5.
(24)Stephen F.Burgess,"Afric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Challenges of Indigen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ume 41,Number 2 (September 1998),pp.37-61.
(25)Jakkie Cilliers,Human Security in Africa: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view,Published by the African Human Security Initiative,2004,pp.3-4.
(27)Kalevi J.Holsti,The State,War,and the State of Wa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96,pp.116-117.
(28)Brian L.Job,ed.,The Insecurity Dilemma:National Security of Third World States,Boulder:Lynne Rienn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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