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知青运动的比较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官论文,知青论文,启示论文,计划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生村官”计划自推出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密切关注和激烈争论，不少人对这项战略决策持怀疑态度，称之为新一轮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是“荒诞甚于严肃”，是在给历史留笑柄。但是通过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村官计划同知青运动虽有若干相似之处，更有着本质而巨大的差异。
一、相似之处
“大学生村官”工程一开始推行，就有人认为是新形势下的上山下乡，说明两者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至少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近似。笔者分析，它们的相似之处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流向大致相同。两者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从人口拥挤的城市流向人口相对稀少的农村地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全国共有约2000万(官方资料为1625万)左右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广阔天地里的“新农民”。至于“大学生村官”计划，除了原来已有的，我国还将在5年内选聘10万到20万高校毕业生当村官，实现全国每个村至少有一名大学生的目标，这也是一场遍及全国、覆盖每个角落的浩大工程。
其次，动机有部分近似的地方。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一个重要动机是解决日益紧迫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就业问题成为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从2001年的114万到2004年的280万，再到2008年的559万。但据统计，2007年到县(含)以下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仅占已就业毕业生的16.6％，不少人成为失业者、啃老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了“大学生村官”计划。
知青运动的动机较复杂，文革时期被宣传为“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的政治运动，但实际上仍是经济因素在起着主导作用。建国后不久我国出现了人口剧增、城镇就业压力巨大等困难局面，知青运动事实上是年轻的共和国为解决城镇青年劳动力严重过剩问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举措。尤其是“文革”后期，如果让上千万红卫兵重新投入社会，成为无人管理的失业者，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又不可能吸纳如此之多的新增劳动力。因此，上山下乡便成为千百万知识青年——广大红卫兵的必由之路。
从知青运动曾受前苏联做法启发这点来看，也是经济方面作用更大一些。追根溯源，中国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措施有受前苏联启发的影子。1955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了解到，从1954年开始，前苏联改变了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一年多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边远农村垦荒建场。这一做法既能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撰写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央。6月27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很有参阅价值”。此后，“上山下乡”这一模式被移植到了中国。
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文革”时期的知青运动“看成是带有强烈政治化倾向的强制性人口迁移的非常措施，似乎更为恰当”[1]。或者认为“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知青运动归根到底是社会就业问题。”[2]
但是，由于知青运动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其中包含有向农村和农民转嫁困难与压力的一面，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消极现象和偏差失误，不少人对它持否定态度，进而影响到对现在实行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评价。
二、本质差别
黑格尔曾对比较法做过论述：“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室，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3]因此，还应当对“大学生村官”工程和知青运动深入研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一)时代背景不同。知青运动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新中国的诞生从政治上标志着劳动人民翻身做主，同时从法律上确立了劳动人民的地位，但在经济基础的层面并没有改变农业文明形态，从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统制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单一的经济模式、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统制社会从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以直接的支配服从关系作为基础”的生产有机体。在这样大背景下才会有涉及千百万家庭、世界为之瞩目的一场大试验。
“大学生村官”工程则是在已经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因素，人是有基本理性的“经济人”，为逐利而流动。农村缺乏吸引力，但是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出，我国广大农村又亟须人才，一方面缺乏有文化、高素质的人领路，另一方面乡镇干部、村干部队伍文化程度低，后备干部断档，特别是经过基层锻炼、能够适应艰苦生活环境并善于做农村工作的后备干部更缺。因此，党中央抓住了农村所需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两者的结合点，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有志青年到村任职，既解决了矛盾，又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是新形势下一项非常有前景、有意义的重要举措。时代背景的迥异是知青运动和村官计划差别的基础所在，其他的差别都是由时代背景的不同造成的。
(二)驱动力不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强制性。知青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当事人主要出于自愿，或者带有半强制色彩，政策比较宽松，对于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成效。到1968年，结合当时的“文革”，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号召，知青运动形成规模，席卷全国，很多人所谓的知青运动一般指“文革”中的这个阶段。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显著特点是具有强制性，甚至有户籍部门强行销除知青城市户口的，全校整班、整年级地被分配到农村的现象是正常的，基本上没有尊重知青本人的意愿。
对于大学生到村任职，一是制定优惠政策(优先录用为公务员、考研加分、解决户口、保证收入等)来吸引，二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得大学毕业生(包括家长)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在农村、在基层可以了解国情、锻炼才干、磨炼意志、艰苦创业，对自身成才大有裨益，也认识到广大农村地区确实迫切需要一大批像他们这样的热血青年去建功立业、奉献青春，有一种“我要去”的驱动力。
(三)文化层次不同。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阶段基本上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些复员转业军人。“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以初中、高中毕业生为主体，包括少量中专、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由于时局混乱，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并不十分丰富，因此才会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提法。
担任村官的高校毕业生情况则迥然不同，被挑中当村官的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中的精英分子，政治面貌大部分是党员，在校时担任学生干部的居多，思想政治素质、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比较过硬，用政策语言表达是“应届优秀高校毕业生”。不少地方录用和报考人数相差极大，从侧面可以说明被录用者应该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从文化程度看，开始时录用一些大专毕业生，现在为大学本科毕业生，甚至有少量硕士、博士研究生。虽然到农村工作并非学历越高越好，但是现在的“大学生村官”与上世纪的知青从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看，已不可同日而语。
(四)程序不同。前文指出，知青下乡开始阶段政策上是“动员和帮助”，但到后来就采取一刀切式方法将中学毕业生全部发配到农村和边疆去，没有征求知青意见，也不存在选拔不选拔的问题。“文革”中开动宣传机器将这一政策演变为严肃的政治运动，把它与五七干校、革命样板戏、赤脚医生并列为“文革”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甚至把是否愿意下乡拔高为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标准。这样一来，上山下乡变得风起云涌，轰轰烈烈，下放的知青数量有1600万、1700万、2000万等说法，相当于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波及每个家庭，这些都说明运动规模极大，涉及面极广。
选聘村官有着严格的程序，力求把真正觉悟高、能力强、有热情、肯奉献的热血青年挑选出来，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经过笔试和面试，能脱颖而出被挑中的基本上是各方面素质较好的同学，再经过培训，安排到每个村任职，中间还要进行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村官。这样就能保证这支队伍的精干、高效，切实为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从数量来看，党中央文件要求未来5年内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里任职，长远目标是给每个村子配备一名大学生，我国大约有70万个行政村，因此大概需要70万名“大学生村官”。有些地方表示，中途流失多少就补充多少，保持常量稳定。所以，从这点看，村官工程和知青运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五)身份、待遇和时限不同。知青下乡是将户口迁到所到地方，成为广阔天地里的“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与原来的社员们一样挣工分。而且是一辈子扎根农村、边疆、山区、牧区，没有考虑到后来所谓的回城问题。所以将知青下乡视为一项人口迁移政策是可以成立的。由于当时农村经济也极端窘迫，农民生活非常艰难，知青的到来并不到处都受欢迎。兼之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受到的待遇不是很令人满意。处在那个国内经济危机，国际经济封锁，台湾加大对大陆的破坏，前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端的危险年代，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不可能很好地照顾城市来的学生娃。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规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的，可通过法定程序安排担任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相应职务”，同时规定：“要把这批人员作为将来补充乡镇、街道干部的重要来源。”一般情况下，根据是否党员的条件，充实到村党支部或村委会干部群体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主任助理，任务是协助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处理农村日常事务，而不是从事直接的农业劳动。“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待遇由各级财政负责，中央财政还将通过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予以支持，因此没有增加当地农民负担。人事档案由县级人事部门管理，服务期限是3年，期满后可以自主择业，选择继续留任或其他出路均由本人决定。
从已有的实践看，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这项计划开展得势头良好，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尚需要继续探索，设计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长效机制。
上面几个方面的比较都说明，“大学生村官”计划绝不是知青运动的翻版，它是在我国国情产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党中央所采取的一项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已经上升到国家人才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为什么说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呢？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分析了三点：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批有科学思想、知识和眼光的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第二，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需要培养大批受过基层特别是农村艰苦环境锻炼、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后备干部人才。第三，鼓励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需要一批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的高校毕业生发挥表率作用。李源潮概括认为，大学生到农村去是时代的呼唤，是农民的期盼，也是党对当代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然了，他也提醒，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同时带有一定的志愿者的性质。
三、若干启示
尽管知青运动存在种种弊端，很多人对其口诛笔伐，态度激烈，但是客观地说，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也确实没有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办法。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总有一些人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这也是规律。一位哲学家认为，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无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一个群体的磨难本身就是创造未来的最大启动资源。
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倾向于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城市失业人口剧增、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造成种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一试验和它一度取得的成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在摒弃知青运动中一些错误做法的同时，也应该牢记后者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后者在锻炼青年一代方面所发挥的积极意义。虽然曾经受苦受难，但经过磨炼的知青群体后来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返城知青还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干部队伍，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组织准备。据统计，在中共中央委员一级，就有38％的人有知青经历。高校毕业生到村里和社区任职，同样会受到锻炼，早日成才。
在执行这项计划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大学生们的利益诉求。虽然“大学生村官”带有一定的志愿者性质，但是人只有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安心做事情，忽略人的利益只单纯要求他奉献，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利益的本质不是一堆堆的货币，而是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人都想更好地生存下去，自然都会关心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众所周知，现在接受高等教育个人投入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后呈现出追求相应回报的心态，是完全正常的。各地对于这批村官，政策规定给的一定要给，该补贴的一定要补贴，承诺的一定要兑现，这些是促使“大学生村官”安心农村工作最实际、最有效的措施。对他们也不要报过于急功近利的态度，要求他们的到来能产生立竿见影的青年村官效果。
既然是任村官，也算是从政的开端，而且设计政策时包含着锻炼和选拔后备干部的初衷，故而在政治上也应当给“大学生村官”一定的照顾和优先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政治待遇层面给予“大学生村官”较大倾斜和优惠，是对大学生人才的尊重和深层次回报的体现，能够满足其精神上的追求，是留人留心的有效办法。比如，“大学生村官”工作满3年，考核优秀的，作为提拔乡镇领导干部的优先人选或享受副乡镇级领导干部政治待遇，在县、乡招考录用公务员时优先或者笔试给予加分，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优先从优秀“大学生村官”中选拔，等等，都可以给这批青年人以盼头和希望，务必要保障干出成绩的青年村官能上得去。
至于期满后另谋职业者居多的现象，应以平常心对待，市场经济中在任何领域人才的流动和积淀都是正常事情。既然这个计划在设计时就明确了退出机制，大学生村官只要干满了预定任期、完成了既定责任目标，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由流动。这个计划的实施重在过程，重在历任“大学生村官”业绩方面量的积累，重在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砥砺。
“农村培育出来的人都出去了，这片土地会越来越荒芜”，这实在是可怕、可悲的景象。因此，精英分子的回流势在必行。大学生、研究生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是需要这些的。最适于发挥大学生优势的岗位不能再是挥锄头、舞镰刀、干体力活，而宜于把他们放到农业科技、教育、行政管理、第二、第三产业等领域中，发挥其特长。就像李源潮所说，只要方针正确、政策好，留得住、干得好，大学生是能够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