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吗？——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是一个论文,世界市场论文,大国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外贸的迅速增长及对世界市场日益增大的影响使许多高收入国家感到不安。贸易理论中的“大国”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个国家的行为可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中国的商品贸易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非那么强大。不过，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对食品、能源及其他初级产品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中国的出口是以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对OECD国家的出口势必会对这些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
在假定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执行始于7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前提下，本文就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作了评价。通过总结东北亚国家早期发展经验，可以对中国商品贸易的格局做出预测。虽然中国也在走一条别的国家已经尝试过的道路，但由于中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比日本、韩国及台湾大得多，因此中国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出口升级的过程也会比这些国家（地区）长得多；由于总体来说中国有较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中国对国际原料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比那些东北亚工业国要小一些。
一、对中国自身供给能力的判断
中国良好的资源禀赋不仅对非食物资源的开发有利，对粮食生产也有利。新马尔萨斯主义担心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的粮食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引起全球粮食短缺，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潜在的供给能力。有关下世纪初期中国粮食状况的预测表明，在中国有稻米丰产地区的条件下，中国的稻米能够实现自足，而其他粮食为净进口，这些预测是有道理的。由于其他粮食（指饲料用粮）存在根据相对价格在进口种类上进行替代的可能性，因此也提高了由市场平稳调节的可能性。中国北方地区的玉米产量会有所增加，产量提高的经济可行性将取决于交通设施的改善。
有些人担心中国需求的增长还会导致燃料和能源的全球短缺。对这一领域做出预测更加困难。原因之一是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的收入弹性会对将来更高收入时的能源需求高估。原因之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中国潜在的石油储量很大，一些储量尚未被证实，而大部分则面临开采成本昂贵的问题。中国还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水电资源开发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决定（环境是其中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总起来说，中国能够大规模地增加其国内能源供给。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到使中国西部和近海石油开采更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会出口石油，增加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而非加剧石油短缺。至于其他国际商品市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影响到这些市场，但很难具体指出哪些领域会出现长期的全球性短缺。中国明显缺少的是铝土矿，所以中国很可能不断增加铝土矿和铝的进口。虽然相对较高的铝土矿价格对OECD国家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些并非能引起对全球性短缺的担忧。总体来看，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加上资源广泛的替代性，可以使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通过市场机制顺利解决。
贸易是一种互利的活动。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上的优势以及利用这种优势出口换取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做法有利于全球经济。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但其中的一个负作用是对OECD国家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利。而有关研究认为，这种影响并不很大，而且肯定小于OECD国家自身技术变化对非熟练工人的影响。
总之，中国会引起国际市场粮食和燃料短缺的看法是有失公允的。这种看法总体上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供给潜能，忽视了一般均衡原则。即使那些对中国供给状况看起来很有道理的预测，也是基于过去的弹性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还在继续的条件下，这些预测就显得过虑了。在国际市场中，贸易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国内需求和供给的绝对差额，只根据中国在某个商品市场中需求的增长来研究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由于沙特阿拉伯的供应量很大，它就是一个大国。虽然日本在其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对一些自然资源市场的影响曾经很大，但还没有哪些国家因为大量需求而被视为贸易大国。由于中国自然资源比日本丰富得多，虽然她也在仿效东亚的发展道路，但不可能对国际市场产生同样的影响。
一些国际市场价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在不同的OECD国家所受影响不同（如有益于铝土矿和铝的出口国，但不利于进口国），同一国家内部所受的影响也不同（如有益于玩具的消费者，却不利于非熟练工人和玩具业的投资者）。OECD国家对这些程度不同的影响应去适应而不是回避，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提供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对利益可能受损者的过份关注使人们忽略了受益者，贸易是一条双向路，玩具的进口国将会看到中国对它们出口产品的需求仍会不断增长。在中国曾长期远离国际经济舞台后的今天，双方互利互惠的投资机会有许许多多。也许有人认为这加剧了收入不均的局面，因为资本所有者的受益是建立在工人的损失之上的。但在大多数OECD国家股份制制度不断推广、养老金保险业务量不断增长的现实情况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中国不可能对国际市场价格的长期变化产生影响，但会影响国际市场价格的短期波动（如由于粮食的丰收和歉收）。
二、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对世界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实际观察的基础上作一些假设。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是能从贸易中获益，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总是与良好的贸易相联系。不断增加的要素流动也是一个能使双方受益的事情。这些净收益的规模是不确定的，也许会很小——但这部分地取决于对“小”的定义——从贸易获得的收益在GNP中的份额总是很小， 国际资本的净流入与国内资本形成总额（GDCF）之间只具有很小的相关关系，但与任何成本相比，绝对量都不小。
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最引起争议的方面包括粮食和能源，即使仅从未来供给状况的内在不确定性考虑，危言耸听者提出中国的需求扩大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短缺也是根据不充分的，他们忽视或者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供给潜力。在粮食方面它可能确保自足。国际市场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扬也能刺激积极的供给反应，尽管由于资源的原因，某些产品（如石油）供给规模的增加将会比其他产品（如棉花）要小一些。对于中国，建立在供给弹性估计基础上的预测将会导致对供给水平的低估，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渐进改革过程带来体制的不完备抑制了供给反应并使其不断减小，国民经济的整合程度也不完备但在逐渐提高（这将会对国内的供求平衡产生积极影响）。
对初级产品市场的影响有赖于替代品的前景，它可以由中国的决策、国际市场的价格或其他因素引发。收入诱导的食物变化可能会以对肉类或粮食进口的需求增加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可以通过进口核电水电设备、煤、天然气和石油等形式解决。金属和矿物的需求主要受相对价格的影响，但其替代可能性比较有限；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钢铁加工项目的需求增长，钢铁进口也会相应增加；由于中国的铝土矿资源不足，而且冶炼过程耗电量大，因此中国对铝土矿和铝，尤其是后者的进口可能会增加。
一般均衡力量的影响表现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多种纤维品协议是不同步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对于中国是重要的，尽管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的地位还没有达到早期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曾经达到的水平。中国在国际服装市场上份额的增减可以导致对棉花（主要由国内供给）和羊毛的需求效应。国内棉花产出的变化与土地总量及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面积相关。在供水已经对中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形成约束的情况下，水资源情况成为制约棉花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确立最有效的对策是超出每一个规划者的能力的。如果中国的改革过程继续而且市场确定的价格（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能够引导资源的配置，那么中国经济将会真正实现与全球经济的整合，而且将会有一个透明自由的贸易政策。
三、对OECD国家内部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来说，上述政策的效果并不是矛盾的。中国对外经济的增长提供的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而且从这个机会中能使双方受益的最好办法就是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在双方都能接受WTO原则的基础上，应鼓励中国加入WTO。从政治的角度看，对OECD国家更具挑战的是处理与中国贸易持续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
OECD国家发展与中国贸易所带来的分配效应可能和以前与东北亚工业国家发展贸易时所产生的效应一样。无论日本、韩国还是台湾都与澳大利亚及其他的原料出口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与美国和欧盟则为巨额贸易顺差，正是这种顺差为从澳大利亚的进口提供了资金保证。
东北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已经从资本输入变为资本输出国（地区），而这又加大了其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额，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些资源禀赋和储蓄习惯差异的不平衡正是从国际专业化分工中受益的最好说明，但由于人们的不公正和缺乏远见，这些不平衡也导致了贸易冲突。由于中国是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来获得资金进口铝土矿以及高科技商品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参与程度的提高同样会产生不平衡，并会带来资本项目上的严重不平衡。OECD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从大局着眼，不要被局部的不平衡所误导。
OECD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另一个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提高对OECD国家国内的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欧洲，人们对这种影响的关注集中到对失业的影响，而在美国，人们则主要关注制造业蓝领工作机会减少所产生的后果。这些关注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却容易被过分夸大。
就业的总体水平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或劳动力市场制度等非贸易因素，总的来说，贸易限制可以在被保护部门保持工作机会，但从长远看并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现行限制政策所能保护的工作机会既不是国家安全和文化背景差异所需要的工作，也不是具有特定社会效益的工作，特别是保护了那些环境友好特征不强的工作机会。中国（印度及前苏联）对全球经济的参与对主要贸易国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机会，而不应将其视为一种威胁。抓住这个机会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而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正是市场经济所赋予的。
OECD国家特别需要强调从贸易中可能的受益和从结构调整的灵活应变中的受益， 因为贸易和结构调整可以使每个国家的居民分享更多的GNP，否则就会导致经济停滞。但结构调整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结构调整的成本更多地会落在OECD国家居民头上，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头上。指望这些承受能力最弱的人们独自承担起这种对国家整体来说有益的负担，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而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壁垒维持就业机会而不能从贸易中受益的做法也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可以通过其他的措施改善贸易增长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可以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贴，其成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是很低的。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从短期看，社会上唯一可接受的措施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安全网络保护那些调整中的利益受损者，这也使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显得十分迫切，改革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帮助真正的穷人，而不是提供普遍的福利。一个好的福利国家是利用税收转移机制为风险提供保障，包括为失业提供保障。
从长期看，经济上唯一可行的对策是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特别是提高那些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劳动者获得新技能和抓住新机会的灵活性和能力对21世纪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大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体化将会增加这种技能升级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会加重那些教育制度不能适应升级需要国家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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