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文化及其现代回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礼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一直伴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停地讨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总是通过或者说是借助打破传统，才得以实现。但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展开思考。我想表达的是，时至今日，儒家礼文化依然有着生命力，并为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 百年的思考与行动 其实这种思考与行动很早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先回溯这一百年，再早的姑且不论。其间我们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对过往的审视，我们能更好地看清未来的道路。在这里，我先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梁启超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大家都很清楚。他曾是倾心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家。但是民国建立以后，他很快就看到了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后遗症。他痛陈：“夫十年以来，忧国之士，以政治革命号于天下，清命既讫，天下喁喁想慕，谓新政象将自兹睹焉。徐究其实，所革者除清命外，则革道德之命耳，革礼俗之命耳，革小民生计之命耳，革贤者自存之命耳，革郡县相维之命耳，革藩属面内之命耳，甚则革数千年国家所以与立之大命耳。”民国建立了、革命成功了，两千年帝制被推翻了，但是大家企盼的很多目的都没有实现，令人失望。对此，梁启超在这篇名为《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的文章里作了深入的反思。“革进”，革命和进步也。后来一些学者将他的文化观概括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同时吸纳西方文明，然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梁启超的此种言行、思想，可以说是开了后来“新儒家”的先声。 第二个例子，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便提出要“大集群儒，制礼作乐”。后来，北京政府又曾专门设立礼制馆，管理礼仪制度编修事宜。抗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亦曾一边抗战、一边“制礼作乐”。1943年，国立礼乐馆设立。礼乐馆请了很多名流来制礼，曾在北碚开会议礼，制定了一部《北泉礼仪》。它是按照“五礼”来编排的。哪“五礼”呢？即中国古代沿用了千百年的“吉”“嘉”“军”“宾”“凶”。所以我们看到，直至1943年，政府还在试图采用、延续传统的“五礼”形式。 第三个例子，是近十来年所谓的“汉服运动”，它很能体现当下民间对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回应。 如今，人们对“汉服”已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表现出大惊小怪。在设计和倡议“汉服”的同时，还有人恢复、行用古礼，如公开举行冠礼、笄礼（古代男孩子的成年礼叫“冠礼”，女孩子的成年礼叫“笄礼”）。一些学校和政府部门也会组织此类活动。或许有些带有仪式意味的个案，其形式本身很容易被看作是肤浅的，但你若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里面，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是值得探究的。或许过个二三十年，做文化史、社会史的学者就要重新来捡拾这些事例了。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近十来年，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牵涉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全球或多或少可能都存在。汉服再受关注，大概也和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关。 2005年，中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定在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2006年，在迎接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评选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518项。其中有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还有一些其他的祭祀活动，如黄帝陵祭典（陕西省黄陵县）、炎帝陵祭典（湖南省炎陵县）、大禹祭典（浙江省绍兴市），等等。至此，仿古礼仪或恢复古礼，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获得了合理性与正当性。至于在思想层面，这些活动还得到了包括正逐步流行起来的“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支持。 难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祭孔乐舞时，许多学者都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一年复一年，在并不太长的时光中，它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可置疑的受保护对象。变化是极其显然的，“儒家礼文化的现代回响”也已成为再也不能视而不见的重要社会现象。 儒礼的形成及其制度化 同样是“儒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着一些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个阶段，始于春秋来年，孔子和他的学生创立了“儒家”这个思想流派。儒家形成的背景是百家争鸣。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互相攻磗驳难。其时，儒家是其中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 第二个阶段，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的一部分内容被吸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国家力量，又逐步地完成了“礼制的儒家化”和“法律的儒家化”。其实，礼在儒家形成前就有了，至少在夏的时候就有夏礼，殷有殷礼，周有周礼。在很长的时间里，“礼”这个概念并非为儒家所专有、专用。但孔子通过讲授、整理古代文献，形成儒家学说与儒家经典，影响深远。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儒家坚守“礼”的立场和价值观，并憧憬着以“礼”来构造未来的社会。他们持续地整理礼书，在礼制文本化的同时，将儒家的观点、观念与古代的礼仪交融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汉代逐步完成了礼制的儒家化，让儒和礼融合交织在了一起。其后完成的法律的儒家化，即看你合不合法是取决于你合不合礼，把礼的标准灌输到了法的里面。 第三个阶段，始于形成科举制度的隋唐时期，展开于宋代，延续到明清。这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以“四书五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为参照。也可从“庙学合一”的学庙（即官学系统中的孔庙）的角度予以观察。这样的转变和演化，我把它称之为“教育的儒家化”。随之，“儒家”的含义也跟着在扩大：到了宋代，读过书的人都接受儒家的价值观、信奉孔子的学说、对孔子顶礼膜拜。由此，“儒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甚至有所谓“儒商”等说法。与“儒家”范围的扩大相伴随的，是“儒礼”全面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礼制的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整理了很多文献，也发挥了自己很多的见解，编订了不少重要的礼书，最后合成为《周礼》《仪礼》《礼记》。从西晋开始，朝廷就按照这些礼经里面的一些结构框架来编制国家的礼制，如根据吉、嘉、军、宾、凶“五礼”制定礼仪。自此以后，大约每个朝代都会根据自己的要求对“五礼”重新编制、修改、调整。 像中国文化这样把繁复、冗杂的礼仪编成一个整体，编制出“五礼”这样一个系统，并且在两千多年里传承下来，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仅见的。生活中，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礼的外在表现，如行为、仪式，或者物态化的东西。比如故宫，它是按照某种礼制观念建造的，是礼的物质化的呈现。但古人在讨论礼的时候，会非常强调礼的内在价值，如区别礼之“义”和礼之“仪”。义是内在的精神，仪则是外在的表现。先秦典籍《左传》中记载：“是仪也，非礼也”，即是强调“仪”还不是礼。如缺乏内在的东西，再怎么注重“仪”，也都流于表面。 礼的内在性还反映在礼与理、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拿礼与情的关系来说，现代以来，许多人习惯将“礼”与“情”对立起来，认为“礼”是无情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我们看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春》《秋》，都饱含着一种控诉，指斥社会、家庭里面的礼教都是吃人的，是吞噬人情和人性的。其实，历史上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司马迁就强调“缘人情而制礼”，礼是依据情而制定出来的，礼不过是情的一种外化和展开。历史上，礼和乐又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是用礼来支撑乐，有的时候是用乐来支撑礼。古人说的“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就是关于乐对礼的作用的表述。通过有情的声音进入你的内心，拨动你的心弦，形成一种内在的作用和影响。 儒家也好，儒家礼文化也好，对于历史，我们追究的是它本来的一种状态；对未来，它则会有一些是属于填充项，是有待填进去的，是开放的。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则。因为礼有其内在性和外在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填充项的实现是有可能的。既然它是一些“理”“义”“情”，我们就完全可以根据今天的理、义、情，来加以传承、改造、发展。 礼的价值与功能 刚才讲到礼的制度化的时候，说到在国家制度的层面，西晋以后形成颁订“五礼”的传统。其实到了宋代以后，一些个人包括民间人士也参与到制礼的行为中，而且在他们所制的礼中，有些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甚至编入了国家的礼典。 比如说《朱子家礼》。朱子，即朱熹。朱熹写有一个《家礼序》，里面有些文字读起来很有意味，如“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大意是，礼经里面传下来的制度大多已经不适应于今天了。虽然很多人想变通，使它和现在的生活更接近，但都做得不够好。所以，他有志于此，写成《家礼》。这部《家礼》是贴近他当时那个年代具体情况的，既符合传统，又可行、可用，是改良后的礼。这部书后来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礼制的一个部分，广泛流传于民间。 其实，我们当下的感受和朱熹当时的感受很相似、很接近。在朱熹之前，司马光写过一部书叫《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就是在《司马氏书仪》的基础上把古代的礼仪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司马氏书仪》的影响力不够大，而改良以后的《朱子家礼》逐步普及、广为流传，到了明清，几乎家喻户晓。一些地方每户人家基本上都置备一册。如果没有这么一本书，你就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开展社会交往和应对，不懂得婚丧嫁娶葬祭，你就“行为失据”了，而我们现在的国人似乎再一次走到了“行为失据”的年代。 不知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不要说遇到红白喜事之类，就连一般的人际交往，都极其需要有“据”可依。中国经济崛起、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后，相形之下，精神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却陷入了困顿的局面。例如，很多媒体一直在报道，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有不文明、不雅观的行为。这就是一种“行为失据”。所以，我读前述《朱子家礼》的自序，就感受到我们今天似乎又遭遇到相似的尴尬和困局。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的“司马光”“朱熹”们就开始说礼、制礼，现在也是，跨越年代我们看到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其中一点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有关。比如，那时司马光和朱熹都发现、看到了这种认同危机，其挑战主要来自佛道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都讲到了“深衣”（古代衣、裳是分开的，制作深衣，需要将衣裳先上、下分裁后，再加以连属）“冠礼”。司马光和朱熹都穿过深衣，尽管不被人理解，甚至还遭讥评。为什么要制定深衣制度，并倡导穿深衣呢？一是因为深衣之制包含了很多儒家的观念，二是服饰问题上体现着“夷夏之辨”。朱熹曾感叹当时流行的都是“胡服”“戎服”。这与现下一些提倡汉服的人士的说辞，就有相近之处。循此，可以来认识礼的价值和功能。 我们分析礼的价值和功能时，要尝试深入到两个方面。第一是人性。有一年“三月三”上巳节时，复旦燕园里上演了一场着古装的活动。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评论说：“美丽的三月总是需要某种仪式来记住，于是便有了复旦上巳节。”这多少透视到了人性。第二是社会。我们要深入到社会的构造，以及社会的运作中，去分析礼的价值和功能。 比如，今天强调建设法治社会，但单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几年前，有一名产妇因她未婚的“丈夫”拒绝在手术书上签字，结果死了。医院说自己没责任，谁都说自己没责任。在这个悲剧中，在法律的层面上，似乎大家都在照章办事，都无可指责。但如果大家都“穿上法律的盔甲”，即使这个社会法制健全，它仍然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那它缺少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进入社会的构造和运作机制加以研究。从这些层面，可以加深对传统礼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找寻到有益的资源。 刚才我说，对未来，儒家也好，儒家礼文化也好，会是一个“填充项”，但它也不是随意填充的。一方面，我们要给它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又绝不能是任意的，而是有前提的。例如，首先，它要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相适应。还有，要区分公权力和私领域的不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