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两本著作引起的思考与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两本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① 与自然科学阶级性问题讨论的缘起
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中，引起思想的极大震荡。
斯大林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一切社会现象，“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②；甚至说，一切事物，无不具有阶级性，包括自然科学。其实，毛泽东说的“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还稍微客气一点；如果认为在阶级社会当中，一切现象都是有阶级性的，则一点余地都不留了。语言是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现象，因此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这个问题曾经使我们年轻人感到困惑。我是学自然科学（物理学）的，有时心想：我怎么看不出物理学有阶级性？那时候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有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有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我们有一个奋斗目标：摧毁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牵涉到制定发展科学工作的纲领。在我们眼中，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有李嘉图经济学，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说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在自然科学中摧毁资产阶级体系的历史任务则有待于完成。
那个时期有关科学、哲学的书，都阐述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罗克汀、温济泽在各自的著作中③ 都持这种基调。但是，当理论联系实际时，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牛顿力学有没有阶级性？”从这一事例来说，实在看不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当时有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教授，比如钱伟长，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谈到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他却说：谁能够证明牛顿力学有阶级性，我就服他，就会认同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钱伟长是力学专家，搞了一辈子的牛顿力学。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对这个论点也表示疑惑。我们年轻的时候笃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它是真理，但这种困惑始终难以解决。怎么可能存在两种牛顿力学？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也觉得要建立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不像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一个体系。
第一次破解我们思想困惑的，就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著述。这本书于1950年6月在苏联出版发行，10月由李立三等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虽然在学校念书，但很关心马克思主义，斯大林重要著作的发表，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斯大林的著作在中国引起震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有“马、恩、列、斯、毛”的提法。如果语言没有阶级性，那么是不是社会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现象都没有阶级性呢？其实这本书已经提到“生产工具没有阶级性”，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注意。斯大林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语言学没有阶级性。语言不可能不受到阶级的干扰，在不同阶层间，会有一些用语上的“行话”，资产阶级有些行话，无产阶级也有些行话。那么，这是否就是语言有阶级性的证据？有人据此推断语言有阶级性。
斯大林这本书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不仅作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论断，而且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一一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澄清。斯大林引述了很多人认为语言有阶级性的原话，指出他们错误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认为他们是死啃书本的书呆子，只在文献引证上做文章，从文献到文献。斯大林批判他们脱离了时代背景，有的连字面意思都搞错了。斯大林的分析可谓非常深入、具体，这就是他的行文特点。这是一种方法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对当时的文风和思想都有影响。
当时我在学校读书，有一次在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工作的于光远到清华大学找了一些喜欢马克思主义而又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开座谈会，龚育之和我都参加了。我在会上提出问题：“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既然斯大林认为语言学没有阶级性，那么是不是自然科学也没有阶级性？当时于光远回答：根据斯大林对语言现象种种分析的方法，比如，语言与生产有联系，语言与经济基础没有关系，不具有上层建筑的种种特性，自然科学同语言有类似之处。但于光远不敢明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之后，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承认自然科学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这也是当时学习新思想的一种震荡。既然语言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我们还要追问：是不是还有很多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现象？这种思考打破了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概念定于一尊的地位。如果当时指出一些事物没有阶级性，那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阶级观点。这就是当时这本书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二、质变、量变与革命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本书还阐述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过去我们都认为，量的变化引起质的变化就是革命，革命前要有很多准备，最后爆发革命战争，推翻原有政权。语言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变化，也有很多不同阶段，不同的质变。斯大林指出语言没有阶级性，那么有人会提出问题：根据历史上语言的大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规律？因为一般认为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化，语言的变化是如何进行的？斯大林指出，是通过语言新质的不断积累，旧质逐渐衰亡实现的。④ 就是说，突变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新的东西逐渐增加，旧的东西逐渐被淘汰，是这样引起质的变化。过去我们认为，水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就变成蒸气，这是突变。但斯大林说：质变不一定是突变，还可以是新质的逐渐增加，旧质的逐渐减少。他没有举例解释。后来由别人作出解释。比如蒸发，水烧开到100℃会发生突变，如果水温不到100℃，只到50℃，水蒸气也可以不断蒸发，虽然蒸发得慢，但是可以从水变成水蒸气，这仍然被认为是质变。这个观念现在看起来不稀奇，那个时候却带来大震动，因为它牵涉到“革命”的问题。质变有多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通过爆发，还有一种就是“渐变”，逐渐变化的形式。
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本书。我那时与龚育之在清华大学理学院的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他是副书记。我们支部里有一位很优秀的党员叫西门继业，是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托派”分子西门宗华之子。“托派”与斯大林的争论，就在于“托派”认为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篡改了革命。斯大林有时讲“妥协”，但托洛茨基的核心观点就是“不断革命”，要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但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是无法进行“不断革命”的。斯、托之争还涉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肯定还要革命，即便在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也要不断推动世界革命。而事实上，当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张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向世界推展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重大的分歧所在。西门继业看了斯大林的书以后，向党支部递了张条子，问这个论点该怎么解释，是不是斯大林又在修改马克思主义？其实他把托派的某些观点搬过来了，找到具体例子。当时龚育之做了回答。他主要根据斯大林已经阐明的有关问题，解释说革命的理念并没有变化，在革命的问题上是爆发，不是新质逐渐积累和旧质的逐渐减少，而质变可以有多种形式。
但是，如果认为质变有多种形式，一个潜在的含义，就是不能断然排除革命可以有多种形式！斯大林没敢把这个命题推演到底，好像他的论点没有修改对革命的认识。斯大林是这样论述的——
如果认为语言的发展也像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⑤
这就是经典的回答。斯大林虽然没有运用部分质变的观点修改革命的理念，但这一论点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解放，而实际上不可能不涉及革命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斯大林明确回答，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早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国家不可能胜利，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文明国家中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中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的革命成熟程度是不平衡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⑥ 质变有多种形式的论点，其政治含义是很敏感的。
后来对质变解释为：质变有多种形式，有突变，也有新质的逐渐积累和旧质的逐渐死亡。这种解释在国内引起了讨论。吴江根据斯大林的意思作了发挥，提出“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还有人（注：已忘记了名字）写文章，不完全赞同吴江的观点。但两人的论点其实是互补的。吴江是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来看部分质变；另一个人认为应该从空间的扩展来看，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初中国共产党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然后逐渐扩展，最后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是空间的扩大。我认为两个人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这说明理论问题的研讨，要与现实问题、革命问题联系起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承认质变有多种形式，那么未必不能和平过渡⑦。所以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其政治含义很多人都是清楚的，也很为人们所关心。当时斯大林回答说还是要革命的。我们回答西门继业时，就引用斯大林的文章说革命还是要进行的，不能认为斯大林修改了马克思主义，但承认质变有多种形式。
震动与影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那时我们太年轻了，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很有限。于光远当时的回答给了我们启发，即需要深入研究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后来我和龚育之到中宣部工作，于光远也认为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要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并不只是表明一个观点，而是要拿出很多论据。龚育之后来写了一本书——《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⑧，主要目的就是分析“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问题。
龚育之认为，自然科学有很多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科学的事实，特别是实验事实；第二部分是科学理论；第三部分是哲学解释。实验事实是不是没有阶级性呢？不能直接断言没有，需要具体考证。因为不同人作出的实验结果很可能不一样，比如有人伪造实验数据。资产阶级提供的数据有时候可能是歪曲或假造的，诸如此类。那时不谈数据的真伪，而是归咎为“有阶级性”。再说自然科学理论，有很多不同理论，不同的理论是否有不同的阶级性？就算理论经过过滤，统一到牛顿力学上，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哲学解释。比如牛顿力学的哲学解释之一，是“第一推动力”，而且牛顿的确通过“第一推动力”，承认有上帝的存在。如果只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就会很笼统，不能这样说。但最后龚育之还是作出结论：自然科学就其整体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回答借鉴了斯大林具体分析问题的方法，不仅定性，还要定量。但坦率地说，那时候作出的否定还是有局限的：实验材料没有阶级性，理论概括没有阶级性，但他仍认为哲学解释有阶级性，不敢突破“哲学解释没有阶级性”这一框框。对这一问题的具体阐述可以参考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中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
在那一时期，对“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这一论断是有极大的争议的。当时中宣部的主流观点是认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从部长陆定一，乔木同志，到于光远，都这样认为。曾经领导科学卫生处的赵沨，在学习会上发过言，认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不仅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音乐中的小提琴和钢琴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他将问题延伸到音乐领域了。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这一看法还没有被突破。赵沨的论点得到胡乔木和周扬的认同，认为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我认为，突破“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中央宣传部的发难之一，就是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康生指出中宣部在理论工作上有很大问题。康生强调“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与后来“四人帮”对这个问题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种逻辑下，工农兵应该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科学院也不例外，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上层建筑。在教育问题上，就更为尖锐，教育是上层建筑，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教育问题有“两个估计”，教委的上层建筑帽子一直摘不掉。我们认为，教育既有上层建筑的因素，又是生产力，而且主要是生产力。有一件事，是关于编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是康生、姚文元等主编的，龚育之参加了编辑工作。在阅读毛泽东文章的过程中，在某个地方居然找到了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自然科学在总体上是没有阶级性的，但自然科学的应用是有阶级性的。龚育之看到后，把这句话编辑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龚育之提供的毛泽东讲话材料是有根据的。审查的时候这段话居然通过了。要付印的时候，龚育之给我打电话说：“小何，这段话通过了。但现在千万不要写文章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也不要响应这段话，如果发生争论，这段话就可能被删掉。这句话一旦印出来以后，成了毛泽东认可的讲法，就谁也不敢删了。”我马上懂了，就说：“当然，当然，没有问题。”当时就敏感到这种程度，他提醒我争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后来也就没有写文章。
1975年，在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胡耀邦到科学院蹲点，有人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那段话提出疑问：“自然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派人到“上层建筑机关”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据就是错的；而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既然是上层建筑，就需要先打倒，使之变成“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成长的自然科学全是有阶级性的。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思想解放的意义。那么自然科学既没有阶级性，也不是上层建筑，自然科学是什么？当时《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根据红卫兵编辑的诸多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语录中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把这句话写进了“汇报提纲”。毛主席看过“汇报提纲”后却说他不记得讲过这句话，这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到了争论尖锐的时候，毛泽东表示疑问，而且也找不到可靠的原始文字记录⑨。这是一段历史，也牵涉到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科学规律”阶级性问题的思考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问题：科学规律有没有阶级性？既然是“科学”，它就是客观规律，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如果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也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争论就更大了。那个时候我们读了斯大林的另外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⑩，这一著作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一刊登，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评论和书讯(11)。这篇文章的要点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12)
所以说，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至少政治经济学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反映，也就是没有阶级性的。虽然斯大林没有鲜明地指出社会科学没有阶级性，但从其论点来看，他是把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完全等同看待的。然后他又说——
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13)
所有这些论述都阐明了人们可以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科学规律是不可违反也不可创造的，只能反映它，利用它，限制它的作用范围。这就是人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斯大林下面又说，对于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样的，还通过举例进行分析。斯大林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解释为苏联共产党利用了经济规律的结果，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而不是创造规律。苏联共产党只是逐渐让生产关系成为符合生产力性质所需要的，依靠这个，社会主义得到发展。这是很重要的提法，早年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提法后来会影响改革开放。斯大林又用这个规律解释革命，指出革命就是要符合这一规律，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性质。
当时我已经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龚育之还在家养病。我到他家中看望他，我们就这些论点热烈讨论过，感觉这个问题不得了，不仅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也没有阶级性。虽然斯大林没有这么说，但按照逻辑的必然是能推出来的。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影响太大了。可以想见，一些社会科学家，提出经济学中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你却说社会科学没有阶级性？如果深入理解斯大林的论点，就会知道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是一样的。人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是，人不可能创造和改造它，只能反映它，最多只能利用它。那么，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也不可能创造它、改造它，只能反映它，利用它。斯大林还谈到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能不断发展，是由于资产阶级利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这个原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所以这一客观规律不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利用。如果将这个理论发掘得再深入一点，就可以说：这个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依此逻辑的推论，我们当时都想到了，但没有人敢写文章。即使到现在，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当时我们逐字逐句地读这篇文章，按照文章中的说法，这一观点已经非常清楚：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首先是政治经济规律（包括李嘉图，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说），可能会有真伪精粗的差别，而没有阶级的差别。认为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是片面的、表面的、错误的，主观不能反映客观，是可以的，但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是说不通的。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当年我们学习斯大林的两本书，一方面被斯大林敢于批判教条主义、敢于批判传统的观念所震撼；另一方面，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很久了，他感觉到这个理论有缺点，才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他只说到经济规律是客观规律为止。后来很多苏联学者认可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学者写文章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我们觉得这个论点非常重要。当时我们不但一字一句地抠，而且了解它的逻辑关系和含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还说过很多话，他说的话不一定都正确。因为客观规律只有一个，而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牛顿力学只有一个，科学真理只有一个，社会科学的客观真理也只有一个，这就是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所必然包含的论点。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背后”的“悄悄话”。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根据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
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疑问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寻根究底”。这是我学习斯大林的两本书后，受到的最大教益。其实，我们的先辈也奉行这样的学习方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斯大林的副手日丹诺夫当时在苏联的权威很高，被认为是除了斯大林之外最高的理论权威。日丹诺夫在一次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发言，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矛盾的，我们国家找到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力，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14)。我看到后，觉得怎么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可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应该是客观规律。两个人争论，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社会主义就发展了？这不是唯心论吗？1957年日丹诺夫这篇文章被译成中文发表后，引起了刘大年的关注。刘大年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历史学家，写过《美国侵华史》，他当时在科学院当编译局副局长。有一次他来中宣部汇报，我在科学处工作，陪同他一起见胡乔木。刘大年向胡乔木汇报完工作后说：乔木同志，我有个理论问题请教你。胡乔木说：你说吧，我们讨论一下。刘大年说：日丹诺夫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我觉得这个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日丹诺夫还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没有矛盾的。这个观点对错暂且不说。而他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这一论点好像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倒像是历史唯心主义。那时我敬陪末座，听胡乔木回答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但你不能写文章。”因为当时是中苏友好时期，如果中国共产党党报上出现一篇文章批评日丹诺夫，就不是小事情了。于是刘大年没有写文章。但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有许多著名人物，但并不是这些著名人物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后来我见到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我给他讲了刘大年的故事，他说：“乔木同志的话太重要了。刘大年没有写文章批评日丹诺夫，但我这个人是个书呆子，几年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大家都觉得日丹诺夫的话不大对，跟历史唯物主义不合。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给我惹了好大麻烦！”可见任继愈对刘大年的看法也很认同。这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现实、方针政策密切联系，要坚持科学性，坚持理论体系的一贯性、严密性。但是不等于感觉什么不对，都要写出来。我们年轻的时候受到了这些教育。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过程中，会受到阶级意识的影响，但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当然也是没有地域之分、民族之分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提出很多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一定要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社会主义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必须建立在深刻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当然，社会主义理念也是重要的。在以前很多人都描绘过类似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比如大同社会，中国的《礼记》中也有描述，虽然细节不一样，但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有抽象而美好的理念，看不到科学发展规律是不行的，走不通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二字不是为好看而白加的，而是意味着搞社会主义，必须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成功。
现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依靠科学发展。这一“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一词，不能理解为自然科学及其技术。自然科学要利用，还要利用深刻认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要综合地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把这种运用作为世界观、方法论，来研究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问题。
注释：
①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1950年；在《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此书的题目被译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
③ 罗克汀：《自然哲学概论》，生活书店，1948年；罗克汀：《自然科学讲话》，新知书店，1949年；温济泽：《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青年出版社，1950年。
④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8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8页。
⑥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4页。
⑦ 恩格斯晚年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于斗争形式和道路问题提出过新的设想；列宁也肯定了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经验。
⑧ 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⑨ 龚育之对这件事的回忆参见龚育之《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3～104页。
⑩ 斯大林著、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
(11) 《斯大林同志伟大新著在各国大量印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即将出版》，《人民日报》1952年10月31日。
(1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9～540页。
(13)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0页。
(14) 日丹诺夫著，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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