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的阶级属性、资金来源与建立原则——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观初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障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阶级论文,资金来源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给社会带来贫困、伤残、失业的同时，并没有简单否定资产阶级采取的诸如“官方济贫事业”类的社会保障所起的安全阀作用，他们分析了社会保障的阶级属性、资金来源，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原则性设想。建立科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观则是其中的主要前提。
关键词：社会保障 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观
社会保障与文明社会相伴而生，随社会发展进步而完善。为了使社会协调有序、稳定均衡地发展，除原始社会以外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必需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这是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许多非个人所能承担的风险因素，客观上必然要求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与之相适应。
在古巴比伦，国家就开始征收供救灾之用的赋税，在古希腊，社会设“公共柜”，积平时的余钱为战时伤亡的抚恤费；在中世纪，欧洲主要国家的城市中曾出现过各种行业的行会，以达到多方面相互扶持的目的；我国古代也有过“义仓”制度，以起到“积谷”“备以防患”之效。人们对这些“保障”措施之必要性的认识是，“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机，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机，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祸至无日矣。”[2]
如果说，古代人们关于社会保障的认识是建立在防御天灾人祸这一共性的基础之上，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思想则更多的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剖析、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点的分析这一个性的基础之上。他们一贯认为，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之中，资本家一方面不顾工人死活竭力攫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了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也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社会保障措施。而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为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论证、预测的过程中，他们多次就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思想。
一、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生产力，它凭藉着发达的生产力，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代替了封建关系，它开拓了世界市场，借助于迅速改进的生产工具与便利的交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它起到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是在极为矛盾、毫无出路之中运动着，这不仅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无法支配生产力的发展，其狭窄的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而且还表现为社会两大阶级的利益矛盾与对抗越来越尖锐，整个社会一极是财富的增长，另一极则是贫困、饥寒、失业、伤残的累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都感到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钱财的赢利而苦恼。在这种必然的对立状况中，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生活资料而斗争，也要为谋求工作而斗争，不管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还是处于增长状态，给作为资本的奴隶的工人带来的都是苦难。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实地社会调查看到，工人随着他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越来越被贬为机器。他们每天要工作12—13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劳动强度很大。如在采矿业，工人成年累月在矿井里弯着腰干活，资本家则不顾他们的死活，使生产资料昼夜不停地榨取剩余劳动。在高强度、高紧张度的劳动过程中，工伤事故不断，一个手指被压碎，甚至整只手，整条胳膊等被轮子卡住轧碎，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这都是极为常见的事。恩格斯当年在曼彻斯特实地调查时看到，曼彻斯特存在着大批残废者，使人感到就好象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地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造成工人体格退化和各种职业病、未老先衰、寿命短促，死亡每一分钟都在威胁着他们，不少工人都是因为工作日过长而累死。这种因工作日过长、劳动强度过大而导致的种种后果是由雇佣劳动制度造成的，就连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也认为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工人阶级看到，谁也不能向他保证饿死明天不轮到他，明天就有工作做而不失业。随着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抛向街头，加入了失业大军的队伍，使得本来就十分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过剩人口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而且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因为资本需要存在着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过剩人口实际上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钉在资本上”，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健康甚至生命来实现的。资本越积累，工人的劳动强度越大，失业也就越多，生活条件也越没有保障，一句话，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马克思曾以当时英格兰为例，指出需要救济的贫民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人，他们的人数随资本的需要而变化，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就有大批工人被抛向街头，而当经济复苏时，这些人就会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随时可以迅速大量地被卷入现行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或是因为年老，或是因为伤残、疾病、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这些“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4]，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资产阶级在本性上是不会管工人的死活的，但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来救济贫民、抚恤伤残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等著作中，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资产阶级“官方济贫事业”。既然资产阶级认为过剩人口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么他们也必然会为这个劳动力的蓄水池提供生存条件，否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诚如列宁所指，“雇佣工人以工资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需要。因此，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社会保险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密切相关。[5]
二、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基金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资
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
任何社会的保障措施都要以一定的基金为前提，马克思认为，“从整个社会观点来看，必须不断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必须按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进行——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而“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6]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在这里，这个保险基金是不是由保险公司作为一种单独的业务来管理，这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由此可见，剩余劳动或超额生产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也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7]用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建立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形成社会生产过程中行之有效的补偿制度，在现代化大生产中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措施。
不过，这种“必须始终存在”的“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资本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绝不会从自己身上掏腰包，因为这项费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肩上”，[8]无产阶级得到的部分保障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自己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正因为资产阶级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并非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状况，而仅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以，尽管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实质是带有欺骗性的。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被钉在资本上的事实，决定了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有一时的改善，也丝毫不会改变其被压榨的地位和状况。他指出，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消费基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的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超强度的劳动引起的工人的体力消耗与伤残，需要有更多的生活资料的消费才能补偿，但是在劳动者的劳动消耗大大增大的情况下，即使他们的报酬有所提高，也不能使劳动力按原来的品格再生产出来。“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9]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措施并不能真正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大量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避重就轻，尽量缩小贫民的统计数，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方统计的需要救济的贫民数字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伦敦贫民习艺所人满为患，饿死人数惊人地增加，“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10]
三、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与建立原则
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使得其社会保障并不能根本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工作状况，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使得生产的社会化成为真正的事实。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保证他们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地发展，加强、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相类似，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同样要从剩余劳动中积累保障基金，按马克思的设想，这一基金是通过社会总产品进入分配之前的扣除来实现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社会总产品不是如拉萨尔主义者所鼓吹的“不折不扣”，而是通过一些“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扣除，“有折有扣”地进入分配领域。这些扣除，除掉用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其余都是用以社会保障的。比如“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的“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这些基金要作多大比例的扣除，则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11]即根据生产规模、生产力水平、社会需要和可能来确定。
这种为了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进行的扣除，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必需的，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所不同的是，这种通过扣除而成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官方济贫事业的部分”，是特权阶级——资产阶级的财产，资产阶级政治上对人民的统治是和这一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并且把它们转交给社会作为公共财产，这样才真正把它们变成社会的基金”，[12]从而在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生产者谋福利。这说明，任何社会形态的发展都要有相应的由剩余劳动构成的保障基金，无非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基金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不一样罢了。
以整个社会的名义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附属于资本的这一被奴役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要求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与之相适应。列宁曾从几个方面说明了建立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的原则：第一，工人遇到伤残疾病、年老、残废、女工怀孕生育等丧失劳动能力时，社会“要给工人以保障”；第二，对寡妇、孤儿要抚恤，即“保障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第三，“种种保险都由统一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此外，列宁还指出一切保险费都要由企业和国家负担，在此基础上，使得“工人享有各方面的社会保险”，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13]
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既有本质属性各不相同的一面，也有某些具体方面相类似的一面。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有理由、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论及社会保障的性质、资金来源及建立原则等问题的，加之在他们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制度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还未诞生，因此，他们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尚是较为原则的，有些还只是一些设想。比如对社会主义社会为应付不幸事故、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保险基金、后备基金等等，究竟如何“扣除”筹集，他们还不可能拿出具体方案。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改变本质属性的条件下，其社会保障措施也不断在调整，对缓解社会矛盾确实起到了安全阀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建立科学、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马列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各种社会、自然因素都影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观为指导，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的一些成功经验，探讨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的路子，这是广大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者所肩负的重任。
注释：
[1]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2]《逸周书·文传篇》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6页
[5]《列宁全集》第17卷，第44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8页，第25卷，第92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8、第99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1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3-234页
[13]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449页，第24卷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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