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水平，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中国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了发达资本主义时期而走上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究其原因，并非某个人的意志所为，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认识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们高举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夙愿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富有理想的民族，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夙愿。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广大劳动者就渴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大同”社会。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就反映了这种向往与追求。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儒学精典《礼记》中的《礼运》篇，则正式提出了大同理想，并作了初步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社会的思想源源流长，甚至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实验。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五斗米道的天师张鲁，在深山环抱之中建立了一个天师道政权，取消了汉王朝的太守、县令等名号，代之以五斗米道的各种称谓，并用诚恳、信实、不欺诈教育民众。在这个宗教国内，保护牲畜，保护农业生产，禁止饮酒，防止奢侈浪费。他们在各条大路上修有“义舍”，义舍之中放有“义肉”、“义米”，过往行人可以免费吃住。他们实行轻刑缓罚，罪过不大的，罚修路百步，犯罪可以原谅三次，如果不改，才用刑治罪。史书说，张鲁统治的地区“民夷便乐”，“雄居巴、汉垂三十年”（注：《三国志·魏书·张鲁传》。）。魏晋时期，阮籍、鲍敬批判君主制度，提出了“无君论”。在《列子》中则用幻想故事的形式描述了没有君主的“华胥国”“终北国”。陶潜则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桃花源”。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群众追求无君无臣、无富无贵平等社会的思想。唐宋时期，农民起义领袖最先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明代，廉洁正直的官员海瑞十分称道“公道大同”的社会。清代的颜元、龚自珍则进一步提出了均田思想，颜元说，“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首要的事情在均田（注：《颜习斋言行录》卷三《三代篇》。）。龚自珍所写的《平均篇》，则集中反映了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基础的财富平均主义思想，他认为社会一切罪恶和混乱的原因在于贫富不均，小不均发展到大不均，大不均发展到亡国，要避免国家灭亡，必须消除贫富不均现象，其根本办法是从分配土地入手，使富者不会太富，贫者不致太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则提出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注：洪秀全《原道醒世训》。）的理想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并为之浴血奋战了十八年之久。洪秀全不仅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了经济平等的思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而且，在其《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中，还提出了政治平等的思想，他说“普天之下皆兄弟”，“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公平正道”，共“作中流之砥柱”。我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更是大同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写了二十万言的《大同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再到“太平世（大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舍大同之道”则无路可走，为此，他提出“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的治世方案。伟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把大同之世作为最高理想，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口号，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期实现大同理想。
以上说明，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追求，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夙愿。虽然，我们先民追求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希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幸福，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说中国选择社会道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经过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实现了改朝换代，使地主阶级的一个统治集团代替了另一个集团的统治，但始终未能打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跨入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君主专制政权弥漫着腐朽的气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在军事上，军制落后军备废弛，使用的是弓箭刀斧等原始武器，基本失去了抵御侵略、保卫国防的能力。在经济上，封建土地制度依然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皇帝、官僚、地主占有90%的耕地，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只有很少耕地或完全没有耕地，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仅及10%左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十分惨重，使广大农民陷于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使社会生产的发展陷入停滞的落后状态；手工业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有开五六百张机者”（注：《同治江宁·上元两县志》卷七，食货考。）的丝织手工工场，但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直止鸦片战争前夕，一直处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仍处于封建的落后状态。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6页。）但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却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注：同上书第四卷第390页。），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帝国主义就把矛头对准了地大物博而且落后的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多次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方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向中国倾消商品的狂热，到1845年英国输华商品年总值达到2394827英镑，较战前增加了3.5倍；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出工业品，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经济掠夺者。他们为了开辟市场，摧垮中国的手工业，不惜以低于成本的20-30%的价格向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同时，又从中国大量收购农产品和土特产品，使中国成为外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将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他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8页。）中国怎能会发展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不平等条约的丧权辱国，以及随之引起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变化，给当时爱国的仁人志士以极大的震动和刺激，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以企实现救国救民的探索。林则徐、魏源则是学习西方以御外侮思想与实践的开拓者。林则徐主持编译和审订了介绍西方的《四海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注：《海国图志》卷二第15页。）并拟订了学习西方的具体措施：一是举办军事工业，开设造船厂、火器局等，生产轮船，枪炮；二是仿照西法练兵，编练一支新式海军，延请西洋人教练；三是创办民用工业，“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与军需工业同时制造，允许商民自由集资开设厂局，产品可自由出售。他们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幻想腐败的清政府改弦易辙，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使原来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想，迅速形成了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等人。1988年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27页。）三项建设；1890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同时著书立说。1895年春天，他邀请十八省举人1300多人“公车上书”。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行动，是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潮转变为政治运动的标志。在这次《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等人提出：“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公车上书》。）他还在第四上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梁启超亦写了大量鼓吹变法维新的论文，提出“伸民权”，呼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页。）“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注：同上文集之二第109页。）为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康有为等人办学会、出报纸、开学堂。到1898年，全国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共有300多所，变法维新运动日趋高涨。1898年6月11日，光锗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期间颁发新政诏书、谕令一百多道：删订则例，改革旧机构；澄清吏治，提倡廉政；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取消旗人特权；保护及奖励工商业，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植；办邮政，修铁路；改革财政；废八股，兴学堂，提倡西学等等。新政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却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并下令搜捕维新派，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幻想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7页。）孙中山先生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849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规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目标。后来他长期奔走海内外，建立组织，发动起义，创办刊物，宣传革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出现。孙中山又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积极联合各方面革命力量，1905年7月到达日本东京，8月20日，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11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发刊词》中，把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就是要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说：“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注：《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从理论上解决了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之后革命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直止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胜利，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成立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随着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军阀混战的开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又失败了。
综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这和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状况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它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不可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从产生时间看，较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晚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它力量薄弱，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没有能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也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探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说明了发展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
三、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苏东剧变的教训
中国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而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自从英国1825年第一次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就要暴发一次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物价飞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空前残酷，战后社会极度混乱，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5页。）这一些，使中国人民明白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制度，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有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故此，他亦认为中国不能走和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注：转引自乐农《理想国的探求》第70页。）
正在这时，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他报刊也相继作了报道。其后《申报》又刊登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十月革命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振奋了革命精神。孙中山先生在致电列宁和苏维政府时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以俄为师”。（注：同上第11卷第145页。）李大钊则在《新青年》第五卷上，撰文指出：十月革命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榜样，从而，中国人民抛弃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探讨走俄国人的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斗争的领导岗位；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苏联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以革命在第一阶段上，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668页。）从此，中国革命必然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若想再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挫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欢呼胜利，大肆叫嚣“社会主义失败了”，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人们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疑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顶住了这个压力，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我国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得到实惠。1984-1988年五年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强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的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出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发展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6页。）199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4.2%，此后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使采取紧缩政策的1996年，其增长率也达到了9.7%。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这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可是，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由于他们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资本主义模式改造自己的国家，致使这些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思想、政治、文化混乱的局面。以俄罗斯为例，1990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直止1996年，其负增长不断创造新纪录，俄罗斯现在的生产水平还不及1989年底生产水平的50%，与上一年相比，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负6%。如果从工业生产和固定设备投资的增长率来看，俄罗斯与我国的差别则更为明显。1992年和1993年，我国工业生产增长率约21%，而俄罗斯则分别为负18%和负14.1%，在投资方面，与上一年比较，1992年我国投资增长了45.4%，而俄罗斯却下降了40%。在农业生产方面，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就一直是负增长，而我国的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注：参见日本《世界经济评论》5月号《俄罗斯与中国在经济转轨方面的比较》。）实践教育了中国人民，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只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繁荣富强之路。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心和信心。
四、自然生成的直接动因
以上我们从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等诸方面，分析了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除此之外还有其自身更为直接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不是人为的，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然生成的。
其一、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造就了无产阶级队伍，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物质阶级基础。“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2页。）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通商口岸投资办厂，于是在这些企业中出现了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中国最早一批现代产业工人。19世纪60、70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开始投资于新式企业，一些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开始采用机器生产，成为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状大了工人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至1894年，中国无产阶级约有9万多人。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状大，截止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约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到200万人左右，还有城乡手工业工人和店员1000多万人，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贫农、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离开他们，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人们掌握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早在十月革命前，中国已有人介绍或提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子，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真正得到了广泛传播。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大量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8年12月，他和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五四”时期，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出版了《觉悟》，恽代英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发表了大量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也积极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沉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吴玉章回忆说，我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09-110、112页。）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方法，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明确了革命的方向和途径，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其三、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中国的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而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上少见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坚决、彻底，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1875-1913年间，我国主要的罢工斗争发生了78次，1916年罢工次数17次，1917年罢工23次，1918年30次，1919年头五个月就达19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罢工斗争达187次。参加人数30多万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1924年后，出现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参加者达1300万人。继后发生的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是世界工人阶级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与此同时，建立了革命武装，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其四、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激烈化，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领导核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和要求。1920年1月，就有人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多次商定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纲党章的文件；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法国也有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投身工人中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举行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拟定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大会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人、成立工会，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要灌输阶级斗争精神。“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毫不动摇地走向胜利的道路。”（注：《列宁全集》第8卷第135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五、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50页。）中国的革命斗争造就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没有这样一批政治家，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这一些都是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原因。
总之，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些，都是中国在国际大环境中自身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应该认识这一规律，掌握这一规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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