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鑫华[1]2010年在《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文中指出亨廷顿立足于实际发生于第叁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针对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这两种理论,提出了第叁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称政治秩序论。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会导致不稳定,城乡差距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不平等会导致动乱等。亨廷顿指出,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建构具有吸纳能力的政治体系,缔造强有力的政党,加强政治改革等。
郜绍辉[2]2012年在《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逻辑透视及其对现实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转型、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基本要素,而叁者内在的关系则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基本的逻辑架构。若撇开意识形态的色彩,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可以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充分认识"社会稳定"是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的价值目标与条件,建构科学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政治吸纳能力,提升政治认同感。
赵跃妃[3]2018年在《福山政治秩序理论探析》文中指出政治秩序理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是探究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本文以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为研究对象,从思想源脉与现实基础、内在逻辑、理论价值和局限性四个维度,探究福山政治秩序理论起源,分析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与逻辑框架,试图理清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实,探索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行路径。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自由民主制度表现不佳。一方面,第叁波民主化浪潮并未使拥抱自由民主制度的后发国家迎来春天,反而使它们陷入治理能力低下的困境,甚至部分中东地区国家由于国家能力薄弱滑向失败国家的深渊。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老牌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僵化,经济增速放缓乃至出现滞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布什主义外交政策,武力推广民主受挫。福山二十几年前设想的“历史终结”更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路高歌猛进,发展迅猛。为帮助自由民主制度走出困境,福山在梳理亨廷顿“强大政府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时空环境提出政治秩序理论。本文从政治秩序的构建逻辑和发展逻辑两个维度分析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从政治秩序的构建逻辑这一维度,福山指出实现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达成政治秩序叁要素的平衡;从政治秩序的发展逻辑这一维度,福山诉诸宏大的人类历史,提出了饱受争议的发展次序论,强调有效国家的重要性,从政治秩序的可实现性以及有效国家的优先性等层面证明政治秩序叁要素的发展次序是实现政治秩序叁要素平衡的关键。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特色鲜明,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论”,既是“新”福山对“旧”福山的超越,也是福山对亨廷顿的回归。隶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的福山,摆脱了对“小政府(国家)”的执念,意识到政治秩序是“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平衡,这无疑是福山学术思想的成熟的体现。作为去国家化的自由主义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论中对有效国家的关注是他学术视角更为开阔的表现。但是,将宏大历史融入简洁理论框架的写作方式赋予他全局化的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理论的不周延性的缺陷。作为一名政策理论家,福山的理论总是服务于现实,然而对现实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福山的“短视”与矫枉过正,政治秩序理论亦不例外。福山在《政治秩序》两卷本中对中国着墨颇多,这也是“政治秩序论”备受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大原因。福山既赞赏中国素质过硬的官僚体系、政治体制集中决策的能力,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保持政权的合法性表达了担忧。中国政治制度特色在于权力的集中,这是过去中国取得长足发展的原因,也是未来中国需要面临的问题。为此,福山给出的药方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重点是在保有国家能力的同时,实现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对国家的制约,这对我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启示。
李武装[4]2017年在《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哲学视野——兼论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超越"自治神话"的国家治理,求解的是围绕"国家变量"(其参数主要依托政府、社会和资本等力量的比照关系)而延展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学问题,其核心就是国家权力与有效治理的深生态阈乃至强关系问题。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都间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出场进行了域外论证,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倒逼"的诸多"新问题"和大国担当该有的责任意识,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走向前台。既然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和调适性的"家族相似"概念,那么,其现代化的实现就注定要经由一系列具体领域的要素联动并共频发酵。
萧高彦[5]2011年在《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论预设了两组基本范畴:其一为形式与质料之对立,另一则为超越常态与常态秩序之对立。前者表达出政治作为一种技艺的观念,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而超越常态的政治活动则提供了激进政治变迁之可能性。由此两组范畴出发,可以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秩序论的主要内涵与议题。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论与当代公民共和主义和政治决断论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应当考虑两者兼顾的综合性观点。
邓渊哲[6]2016年在《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中认为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系统阐述了其政治秩序论。他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针对二十世纪中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朽现象,为这些缺乏政治稳定的国家指明了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平衡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同时,具体分析了这些国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途径。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极富现实意义,并具有学术创新性。
王雪梅[7]2014年在《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亨廷顿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发展观经历了威权取向、通过文化对不同发展目标进行调和,再到民主取向的变化。变化中包含不变的主题,如他的保守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注,平衡观念等。政治发展进程即社会转型是由一系列目标构成的,需在核心目标的引导下遵循即时即地的哲学。
马兵[8]2012年在《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的启示及局限性探究》文中认为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的逻辑认为,正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新兴国家,其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政治的稳定需要合理的权威的维持。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作为发展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肯定其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价值,但也不容忽视其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而言,批判地借鉴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才是科学的态度。
陈兴娜[9]2014年在《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文中提出政治秩序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基本的法律规章制度和达成的政治共识来展开政治事件活动的一种状态。亨廷顿从社会转型、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这叁个方面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做了详细的阐释,这对于我国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建设权威性、服务型的政府,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卢保娣[10]2012年在《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启示》文中提出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模型的基本逻辑和观点是政治不稳定根源于社会转型,终结于政治制度化。撇开其意识形态的因子,我们依然可以从该理论模型获得启示,从而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要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政府能力方面,建构强大政府;政治体系方面,提升吸纳能力;政治认同方面,提升政治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J]. 宋鑫华. 行政论坛. 2010
[2]. 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逻辑透视及其对现实的启示[J]. 郜绍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 福山政治秩序理论探析[D]. 赵跃妃. 山东大学. 2018
[4].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哲学视野——兼论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J]. 李武装.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7
[5]. 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J]. 萧高彦. 政治思想史. 2011
[6].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J]. 邓渊哲. 法制与社会. 2016
[7].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J]. 王雪梅.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14
[8].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的启示及局限性探究[J]. 马兵. 重庆叁峡学院学报. 2012
[9]. 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J]. 陈兴娜.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0].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启示[J]. 卢保娣.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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