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89（2000）02—0034—41
笔者曾在《“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新分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0期，以下简称为柳文）一文中，对国际政治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关系在国际政治的影响下，除继续具有由国际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由国际政治基本特性所决定的政治属性，这种具有双重属性的国际经济关系对现阶段国际生产力的发展只能起阻碍作用的结论。该文发表后，毛德松同志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化”简析》和《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及其性质》（分别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0期和《欧洲》1999年第3期， 以下统称为毛文）两篇文章中，对柳文中得出的基本结论进行了讨论，并认为国际政治中有些行为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国际政治中也有些行为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考虑到毛文不仅论及到国际政治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而且还论及到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发展呈正函数关系，国际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动国际经济的发展，所以，本文愿意以“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对全球经济（注：全球经济不同于国际经济，全球经济除包括国际经济外，还包括各国经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不仅对国际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而且还对各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作者以为本文所用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的表述比毛文所用的“国际经济政治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的表述更为科学。）增长的影响”为题，与毛德松同志一起讨论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关系在不断受到国际政治影响的基础上具有国际政治功能这一现象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科学分析的理论方法
不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的经济作用”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都是研究政治（通过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同时，作为研究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的经济作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应该说都是研究国内社会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的分析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只是国内政治的一部分，而非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对外贸易也只是国内经济的一部分，而非国际经济的一部分。
尽管国际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于国内社会的特点，但关于国内社会研究的一些科学理论仍然可以被用来分析国际社会，研究国内社会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的经济作用”理论由于缺乏科学性，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国际政治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才能为我们分析国际政治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毛文的这一结论我是同意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为我们分析国际政治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方法论指导，毛文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但从毛文按照“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提供的方法论指导，对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来看，毛文是把这种方法论指导仅仅理解为国际政治的不同部分对国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部分的影响是积极的、起促进作用的；有的部分的影响是消极的、起阻碍作用的，毛文的这一理解我是不敢苟同的。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反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从人类的观念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一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从经济方面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来解释，并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到了恩格斯晚年，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把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恩格斯为了批判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政治方面的上层建筑对经济方面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并最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恩格斯认为上层建筑虽然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上层建筑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它受到国内社会文化传统和统治阶级本质属性的制约，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上层建筑并不一定随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有时候上层建筑落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如果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政治方面的上层建筑就会阻碍经济方面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如果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上层建筑顺应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政治方面的上层建筑就会促进经济方面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由此可见，“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首先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上层建筑的总体出发来分析作为政治一个重要方面的上层建筑对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然，“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从上层建筑的总体出发来分析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否认从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由社会经济决定的不同的个人意志，以及实现这些意志的不同个人在不同方面的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由社会经济决定的不同阶级、政党和团体的意志，以及实现这些意志的不同阶级、政党的团体在不同方面的政治行为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不仅在理论上是这样分析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而且还在许多著作中实证分析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对这一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由此可见，“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同时也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出发来分析作为政治一个重要方面的上层建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
我认为“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这种既从上层建筑的总体影响方面，又从上层建筑的不同作用方面来分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方法，才是我们分析国际政治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方法论指导。
二 总体影响的性质判断
由于柳文是第一次涉及国际政治在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只能是一种总体影响的性质判断，同时对总体影响的性质判断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分析。以下我再从不同的方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只能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充。
1.美国霸权战略决定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只能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国际政治可以看作是各国之间对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的控制与协调（注：柳剑平：《“国际经济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1998年第3期。）。 近代社会以来西方国家以其实力一直是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控制与协调的主体，而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又以其地位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盟主，美国自然在控制与协调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国际政治中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张和行为，是直接由美国的全球战略所决定的，所以，美国的国际战略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及其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冷战期间，只有在军事上占优势的国家才能获得更大的支配别国的权力，同时只有权力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属于别国的财富，在当时两极格局的这种国际背景下，美国采取了“军事垄断”的国际战略。冷战结束后，在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军事垄断”的国际战略立即让位于“市场垄断”的国际战略。尽管“军事垄断”和“市场垄断”的战略手段不一样，但是，“军事垄断”和“市场垄断”的战略目标却是完全相同的，两者都是通过控制整个国际关系以获得对国际社会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资源有限的国际社会里，各国都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家经济人”，国际政治本应有效地控制和协调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在相对满足各国经济利益要求的基础上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在美国具有全球霸权性质的“市场垄断”的国际战略的主导下，不仅未能很好地发挥国际政治所应发挥的作用，反而增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与冲突，使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并最终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
2.国际制度短缺决定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只能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将国际制度定义为“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 准则和决策程序”（注：S. D. Krasnar, ed,International Regime,Ithca:Comell University Prees,p.1.）。由于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克拉斯纳的国际制度的定义可进一步扩展为“组织、协调国家之间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从国际制度的这一扩展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物化形态的国际政治。西方制度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制度失衡，进而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如果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制度创新的成本，新制度的供给便成为可能，新制度的供给又将重新实现制度的相对均衡。但是，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供给总是表现出相对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变化了的事实总是有一个认识过程，不可能在事实一开始发生变化时就能实现制度的供给；二是从现存制度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集团总是维护现存制度并阻扰新制度的供给，从而使这种滞后的制度也能长时间存在；三是制度的供给者（政府）本身的弱点，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腐败行为等，致使一些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基本相适应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在国际政治制度方面，西方规范（注：西方规范的涵义和内容详见刘杰：《试论国际机制中的西方规范问题》，载于《世界经济研究》1997年第3 期。）、武装侵略、干预主义等已明显地与当代国际社会各国经济平等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而能取而代之的新的国际政治制度的供给至少在现在看来还是遥遥无期。在国际经济制度方面，WTO 的成立和运行应该说是国际贸易制度的一次创新，但这一制度在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的缺陷，使它一开始就滞后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新一轮贸易谈判能否弥补这一缺陷现在还难以预料；国际金融制度的核心是国际货币体系，自本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国际金融制度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由于国际社会对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制度的看法不一，实现新的国际金融制度的供给也是困难重重；国际社会在跨国投资大规模兴起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国际投资制度的供给，由于产出的制度或是自愿执行的，或是建议性质的，或是未全面涉及投资领域的，或是未共同付诸实施的，国际投资制度的供给仍然相对不足。国际制度供给的不足，使各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不能获得高质量的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不利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并最终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
3.世界秩序现状决定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只能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世界秩序既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的国际秩序，也可指整个地球的国际秩序，其范围大于时下国内学术界所说的国际秩序（注：喻希来、吴紫辰：《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战略与管理》（京）1998年第2期。 ）。世界秩序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产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工厂”，而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产出活动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秩序也就是决定国际政治活动的现实背景，弗兰茨·舒尔曼甚至把世界秩序直接理解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形式（注：弗兰茨·舒尔曼：《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战略与管理》（京）1997年第3期。）。 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是与以多极化或均势结构为特征的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其间有不少的政治家积极倡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但由于以共同体或一体化为特征的世界体系的出现还为时尚早，所以，现行世界秩序的瓦解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只不过是世人的预想而已。斯坦利·霍夫曼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把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世界秩序分列为三种秩序结构：（1）审时度势的秩序， 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博弈规则；（2）联合国， 即联合国机构下的世界政治秩序；（3）西方世界的经济秩序，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注：参见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409页。）。应该说这三种秩序结构在当今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规则变成了一超多强的博弈规则；联合国从设想中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执行机构蜕变为外交家的清谈馆；西方世界的经济秩序被全球范围的经济秩序所代替。在现行的三种不同的秩序结构中，西方大国总是处在中心地位，一超多强的博弈规则本来只应该是为西方大国建构一种秩序，但事实上北约和经合组织总是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于别的国家，并以各种方式干预不遵循这些规则的国家；联合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政治工具，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搬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边，这一事实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后已越来越清楚；以WTO 为主体的世界经济秩序也只是“富国俱乐部”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主要责任在于保证西方七国首脑会谈和经合组织制定的经济政策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在以西方大国为中心的现行三种秩序结构中，一切国际政治只有利于西方大国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际经济关系的紧张局面依然存在，并最终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
三 不同作用的实证说明
国际政治的不同部分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不同，因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毛文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不同行为出发，认为西方发达大国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都是消极的，但也不排除某些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在客观上对全球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毛文还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出发，认为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既有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方面，也有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方面。如果仔细琢磨毛文的上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分析框架是随意确定的，西方发达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三者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从这一方面的分析要么以国家的性质为标准，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国家的不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以国家的发展程度为标准，分析发达和不发达两类国家的不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具体形式肯定不止经济制裁和经济援助两种，从这一方面进行分析应该首先全面地列举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具体形式，然后再对每一具体形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其二，一些具体结论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毛文似乎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全球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其实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这固然主要是由现行不公平的国际制度所造成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该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失当有关（注：刘力：《也论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问题》，《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7—8期。），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使之失去了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机会，这种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无疑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事实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也就等于否认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这一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行为对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作者曾把国际政治分为“国际权力政治”和“国际经济政治”两种形式，并认为国际政治通过国际经济关系影响国际生产力的路径是：国际权力政治→国际经济政治→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生产力（注：关于“国际权力政治”和“国际经济政治”的含义详见柳剑平：《“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新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0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治学”》，《欧洲》1998年第2期。 ）；如果延伸到全球经济的话，那么这种影响的路径就是：国际权力政治→国际经济政治→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生产力→全球经济。把国际政治影响全球经济的路径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我们也可以对国际政治的不同部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进行一些实证分析。
尽管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政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经济政治实现的，但是，国际权力政治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事实依然存在。国际权力政治直接影响全球经济不仅完全破坏了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而且绝对阻碍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注：参见谭雅玲：《科索沃危机对世界经济有何影响》，《瞭望》（京）1999年第17期。）。国际经济政治的物化形态就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全球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主要由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制度和各国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所构成，这些在国际权力政治影响下由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分别制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在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投资关系等领域都广泛存在，并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在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各国普遍实行的管理贸易政策实质上是变相的保护贸易政策，它的根本目的是限制贸易伙伴对本国市场的出口（注：李述仁发言选登，载于《世界经济》1993年第2期。）， 这种变相的保护贸易政策实行的结果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的结果必然大相径庭。同时，WTO作为“富国俱乐部”， 其规则自然是由富国在现有权力的基础上制定的，尽管它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条款表示富国和穷国一律平等，在某些方面穷国还可以比富国享受更多的权利，但由于富国和穷国的基础或起点不一样，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这种“不是鼓励穷国而是打击穷国的规则最后也无益于效率”（注：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详见茅于轼：《国际竞争的公平与效率》，载于《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7—8期；刘杰：《国际经济机制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载于《世界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WTO的全球贸易规则阻碍了国际贸易关系的发展， 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一结论与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WTO的全球贸易规则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观点， 以及国际贸易近年来在总体上保持增长势头的事实并不矛盾，前一结论是我们把现行的国际贸易安排与国际贸易发展本身所要求的国际贸易安排相比得出来的；而后一观点和事实是其他学者把现行的国际贸易安排和国际贸易发展水平与二战前后的国际贸易安排和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相比得出来的。其实，现行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全球贸易规则是各国在“囚徒困境”状态下的次佳选择，这种实在无意追求最好、只是有意避免最坏的选择已经决定了它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两重作用。我们虽然不能从性质上判断现行的国际贸易安排对国际贸易发展是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更不能从数量上计算出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的比率，因为这两种作用是从不同的坐标上得出来的结论，但是，我们在分析现阶段国际贸易发展水平时不能忘记技术创新的贡献，在分析现行国际贸易安排的合理性时更不能忘记我们一贯主张按照国际贸易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新的国际贸易安排。
在国际金融关系领域，70年代中期以来以“无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取代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两种金融体系就其性质来说都是霸权金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前者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集团所控制；而后者则是由美国一个霸权国家所控制。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霸权集团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首先，美元作为无可争议的国际货币，美国可以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移到世界各地。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国际投机资本的主要输出国，这些至少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总GDP的20%， 每天大约有1万亿美元的国际投机资本四处游荡，寻找归宿，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引资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给引资带来了风险和剥削，金融危机在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处处都留下了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痕迹。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倒闭、破产的金融机构，使之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新的桥头堡。现行的金融霸权体系在阻碍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我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所论证的金融霸权体系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现行金融霸权体系所维护的是不利于各国经济共同繁荣、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国际金融秩序。
在国际投资（注：国际投资的主体是国际直接投资，本文按照目前学术界的理解基本上把国际投资等同于国际直接投资（FDI）。 ）关系领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远远大于其从发展中国家吸收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远远小于其从发达国家吸收的直接投资，发达国家作为FDI 的主要的投资国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的引资国的状况，在过去和将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所改变。自从FDI产生以来，对FDI进行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保护投资国的利益，还是保护引资国的利益。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注：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由各主权国家的国内法规、国家间的双边协议、区域性投资协议、诸边和多边的有关协议、非政府组织涉及投资的协议等所组成。现行国际投资制度各部分的具体内容详见沈伯明：《多边投资协议谈判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策》（上），《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4期。 ）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引资国的利益，这种制度安排基本上顺应了国际投资发展的需求，使国际投资以高于国际贸易增长的比率快速发展，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当然，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也有不利于各国经济发展，最终可能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隐患的一方面，这主要表现在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对FDI给东道国产业结构、 市场份额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不利影响限制不够；对FDI的进入、退出， 以及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还没有具体的规定等。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行国际投资制度基本上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国际投资制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这种现状只是由国际投资关系发展的历史和国际投资制度构成的现状所决定的，并不表明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关系领域真诚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全球经济增长。首先，从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同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机构内进行了大量的斗争，发达国家为了能及时输出剩余资本不得不在一些方面作出让步，从而使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决议。80年代以来，尽管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但在国际社会关于国际投资协议，特别是在WTO 举行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谈判中还是在原则上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其次，由于没有一个内容全面并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投资协议，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仍以各主权国家的国内法规、国家间的双边投资协议和区域性的投资协议为主，在国际投资制度的这一些表现形式中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避开发达国家的影响，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组织《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并力图以此代替《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发达国家并不韪言其制订《多边投资协议》的真正目的是保护发达国家投资者的利益，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使一切投资者自由进入世界的任何市场（注：See OECD:Policy Brief No.2,1997,OECD,Paris.）， 这不仅足以说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的不满，而且还足以证明现行的国际投资制度对国际投资关系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收稿日期：199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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