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虎成[1]2000年在《中国农村参与型反贫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的时候，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人口的企望，更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所关注。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反贫困斗争中，反贫困的运作机制不甚完善、不甚稳定，有关方面对反贫困不够重视，工作力度不大，贫困地区和人口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贫困人口的实际脱贫情况还达不到国家扶贫攻坚计划所要求的目标，反贫困工作进展缓慢而不平衡。因此，如何更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农村反贫困斗争，实现贫困地区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加快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进程，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战略问题。 本文立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就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反贫困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农村参与型反贫困的战略选择、工作重点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以便形成参与型的农村反贫困格局。 论文共分七个部分： 1、导言 阐述了反贫困研究范围，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反贫困现状及进展。提出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可能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 2、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及原因分析 主要描述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现状、贫困分布和特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基本认识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展大规模反贫困斗争以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目前每年实际解决贫困的人口还未达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的目标数，消灭绝对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二是贫困人口有所减少，贫困地 区和发达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反贫困的难度加大，进人最难的攻坚阶段；三是 脱贫后返贫现象存在；四是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比较突出，脱贫难度很大。贫困 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差，思想保守、缺乏人才，基础设施落后，投人 不足，无力扩大生产规模，经济实力脆弱、发展缓慢，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困人 口的情况是：家庭人不敷出，居住条件差，人口素质低，就业门路少，家庭底子 P 簿，生产和收人来源单一，农业投人不足，形成恶眺环。 3、中国农村参与型反贫困的战赐选择 农村反贫困既面临机遇又 有挑战，必须扬长避短，明确任务和思路。农村反贫困的任务是，尽快解决绝对 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到本世纪末，贫围户年人均纯收人达到n元以上＊卿年 不变价＊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生存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经济有较大增长， 财政状况好转，巩固反贫困成果。参与型反贫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坚持中 国特色的杜会主义方向，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建成全方位参与的参与型反贫 困格局；坚持责任扶贫和道义扶贫并举、开发性扶贫和救济性扶贫并举、扶持贫 困地区和扶持贫困人口并举的三并举原则；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人口 的关系、反贫困的效率与公平关系、变革传统农业与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关系； 加大扶贫投资力度，开发贫困地区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科技提高农村 参与型反贫困效益，实胭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标。 4、中国农村参与型反贫囤预回和耍羹分析 对摆脱贫困的人口 数进行定量分析和预测，用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和概率计算方法，预测每年解 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可能性，说明若按目前进展情况，本世纪末难以全部消除I 绝对贫困问题，参与型反贫困难度大、任务重。选择反映农业生产的耕作水平， 基础设施发育程度和劳动力文化程度等因素，应用贫困指数与影响因素进行多 元回归，建立数学模型，用以说明农业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交通情况、土地改良 情况、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和财政收人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趋势和程 度。 5、中国农村参与型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操作模式 我们把参与型 一2 一 L4 反贫困治理结构定义为：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标，反贫 困主体运用权力和手段对目标群体及社会资源实行支配、协调、控制、管辖；同 时组织贫困人口高度参与，并有效提高他们获取资源和平等分享经济增长利益 的能力，用法制原则规范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贫困人口自身的权、责、利关系。 从而形成的目标和战略、组织机构、管理体系、政策和制度规范及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农村参与型反贫困的组织网络系统是独特的，动员了整个党政机构和
接家东[2]2017年在《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或匮乏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始终困扰着人类,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可以这么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不断与贫困或匮乏作斗争的历史。贫困不仅是目前我国农村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甚至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经历了由最初采用发展经济学角度,到后来采取社会政策学角度的过程。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的研究与党和政府实施反贫困政策的进程几乎是一致的,基本上沿用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也经历了从采用发展经济学角度到采用社会政策学角度的研究路径。人类为了与贫困作斗争,很早就对贫困现象展开了思考,给出了自己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解,它们推动了贫困概念由基本贫困或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由物质贫困到社会贫困(包括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由收入贫困到资产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和消费贫困的演变。而在对于贫困概念以及不断变化的贫困现象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反贫困理论,其中,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是形成于对于收入贫困的反思和研究过程之中。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了以资产社会政策理论为核心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为当代贫困问题的研究展现了新的思路。后来,孟加拉学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基于其资产贫困概念提出了以小额贷款理论和社会企业理论为核心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丰富了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我国农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反贫困战争,至今已有将近70年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基本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反贫困阶段(1949-1977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反贫困阶段(1978-1985年)”、“以区域开发援助为导向的反贫困阶段(1986-1993年)”、“以八七攻坚计划为内容的反贫困阶段(1994-2000年)”、“以贫困村为瞄准对象的反贫困阶段(2001-2010年)”以及“以精准与攻坚为特征的反贫困阶段(2011-2020年)”六个发展阶段。我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反贫困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和各具特色的反贫困模式,可以划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即宏观或国家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中观或地区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以及微观或县域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依凭这些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尽管我们将我国农村反贫困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但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绝对主导下的我国农村大规模和大力度的反贫困行动则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农村反贫困行动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主导和积极推动,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及贫困地区人民所采用的多种多样的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几十年反贫困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主动承担责任、领导并积极推动;其次,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配合并分类施策。我们认为,总体而言,造成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包括1986年至1993年的区域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和1994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发式反贫困模式)“造血功能”不足的深层根源在于这一反贫困模式过分重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忽视他们的资产建设。而这一深层根源也是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一大弊端。只是到了2011年至今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这一弊端才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克服。基于尤努斯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理论来反思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我们认为,它们尽管大多复制于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但与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不足。首先,资金来源多元但运行独立性相对较差;其次,运行效率相对不高。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无论是开发式反贫困模式,还是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反贫困模式,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因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以及我国农村贫困地区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村反贫困的最终成效。我们基于谢若登和尤努斯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以及国内学者有关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思想的积极成果,建构了以资产概念为核心、以资产社会政策一般理论及其具体实施机制(个人发展账户、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它强调资产社会政策、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作为三种基本的资产反贫困模式,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构成资产反贫困模式的综合体系,在具体的反贫困实践中协同地发挥作用,因而它是对谢若登和尤努斯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的一种积极的推进。我们基于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进一步建构了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的建构是我国农村反贫困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农村几十年反贫困战略的一次提升,更是对我国农村多年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种积极回应。我们建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即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又有丰富的经验基础(即多种资产建设的成功经验),既有现实存在的客观依据又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既有发展理念的指导又有具体路径的设计。我们认为,要顺利而成功地建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始终秉持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理念,严格遵守制定的建构原则;(2)坚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创新作用;(3)发挥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尊重和激励贫困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资产建设多种模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协同地发挥综合作用。总之,我们要建构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指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正确领导与积极推进、地方各级党委与政府主动配合与分类施策、其他社会组织与贫困农民积极参与的以及资产社会政策、个人发展账户、小额贷款、社会企业等多种反贫困模式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各方协同作用的反贫困模式。”
向家宇[3]2014年在《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这些年的扶贫工作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阻碍贫困治理效率的因素仍然存在。在微观层面上,最为显著的问题在于扶贫对象对扶贫过程的弱参与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困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地位的丧失。这使得部分扶贫资源不能有效的切合当地实际需求,也往往造成“久扶不脱贫”的困境。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在未来的农村贫困治理中,我们不能像上世纪末一样依赖于高速经济增长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已有的研究显示,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益贫性和包容性越来越低。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更加注重通过扶贫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强化扶贫工作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实现贫困地区的内源性发展。“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是一个老问题,但是一个新概念。在发展援助中,将援助对象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基于一定规则的农民组织,并使其广泛的参与到援助过程中来,这种援助方式起源于一些国际组织的社区发展项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的影响和推动下,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也开始注重农民的参与,并尝试进行组织化的方式推进农村减贫工作。本研究结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史进程,详细梳理了贫困治理中农民组织化出现的历程、基本类型及生成背景。根据援助主体对受援地区的资源输入类型,本研究将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分为强价值输入型、强制度输入型和强利益输入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内源性发展理论出发,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讨论了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与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内在联系。在实地研究中,本研究选取了S省三个贫困村的组织化贫困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内源性发展理论,按照资源传递——资源承接——资源内生的研究逻辑对本研究的主题进行了详细考察。研究发现：在资源传递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与社区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存在多个维度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别体现在项目组织的建构、组织目标和原则、组织监管和组织评估四个维度。组织化贫困治理虽然是政府的一种主动求变的贫困治理方式,但在在政府与社区组织的互动中,仍难以突破对既有体制的依赖,体现为较强的自上而下特征和行政化色彩。而社会组织主导的贫困治理则具有较强的专业化色彩,参与式方法贯穿在组织化的全过程。在贫困治理目标设定上,政府更注重对资金的管理,注重农户经济收入提升,而社会组织则注重以收入为核心的多个维度的社区发展。在资源承接过程中：农民的组织化过程是一个社区公共性的建构过程,因而,这种附带发展资源的组织化会与村社的公共事务相连接,从而形成相互建构的格局。组织化的贫困治理的发展情况,主要遵循着村社内部的治理逻辑,以“参与”为工具的外部干预主体很难介入到社区。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更主要取决于村社自治组织及村社精英的自律能力。在后税费时代,由于村社组织的弱化,以及市场对村社的侵蚀,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过程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在社区生态环境差的地方,进行组织化贫困治理,不仅不会达到减贫效果,甚至还会恶化村社治理。在资源内生过程中：组织化的贫困治理模式虽然不能解决农户的跨越型社会资本,但却在挖掘和深化内部同质性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以“参与”为核心组织化的贫困治理方式符合贫困地区小农的行动逻辑,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实证调查显示,以“参与”为原则的组织规则建构能提升农户的生计主体性,以人为中心的组织化技术传播方式可以增强农户的养殖能力,社区精英动员能带动贫困户调整生计结构。这种研究表明,需要重视援助过程中微观意义上的细节和发生机制,作为外来者的援助机构,不能仅仅关注农户缺什么,还要关注农户能做什么。在结论与讨论部分,本研究以案例为基础,对中国农村的贫困治理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大扶贫”的整体格局下,应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农村的介入,以积极的方式实现“精准扶贫”；二是要高度重视贫困村的基层组织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将农村贫困治理与基层组织建设统一起来；三是应该逐步探索通过农村精英带动、一般农户支持、贫困农户参与的方式提升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在讨论部分,本研究指出,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缓解,要依赖于以国家为单位的内源发展战略。以社区为单位的内源性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微观意义上的减贫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增长,但受到的限制性因素多于积极性因素。
王俊文[4]2007年在《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高尔基曾说：人类生活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贫困。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消除和缓解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繁荣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左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目前我国农村仍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这些地方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素质低下，脱贫难度越来越大。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现代化，没有农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农村稳则全国稳，农民兴则国家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即改革不合理封建土地制度，调动农民积极性，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则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和所追求的就是要消灭贫困，使人民过上民主文明、幸福富裕的生活。当前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贫困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因此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战略要求，关注贫困问题、研究贫困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六章对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是导言，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缘由；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意义，即中国反贫困进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国反贫困进程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民族和睦团结和社会安全稳定创造了条件；中国反贫困进程，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和良好示范效应；中国反贫困进程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部分主要从文献学角度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现状；第四部分对当代主要贫困理论进行了阐析，即贫困的经济学解释；贫困的人口学解释；贫困的社会人类学解释；贫困的政治学解释，尤其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贫困学说；第五部分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基本内涵与反贫困要义，提出了贫困类型的划分，对贫困测定的价值取向及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变化、贫困地区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贫困区域进行了释义；第六部分主要确立了本文研究方法，即理论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共性与特性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第二章由四个部分组成，主要阐述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形成的多维原因。第一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环境原因，即对我国贫困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对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环境条件与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对我国贫困地区环境与人口的相关性考察；第二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历史原因，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政治性根源；城乡“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性根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农村贫困的社会性根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政策差异性是导致我国地区贫困的基础性根源；第三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文化原因，即文化贫困对形成贫困的影响；民族文化对形成区域贫困的影响。第四部分阐析了形成贫困的体制、机制原因，主要有政府经济行为的缺位与错位对我国贫困的影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对我国贫困的影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对我国贫困的影响。第三章由五个部分组成，主要对我国反贫困绩效评价、历史经验及其轨迹演进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反贫困的贡献；第二部分主要对我国反贫困历史进程及其轨迹演进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是正确认识我国反贫困绩效及其评价；第四部分对我国反贫困基本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五部分分析了我国反贫困过程及其政策存在缺陷，并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反贫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四章由三个部分组成，主要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经验及对我国农村反贫困启示。第一部分对发达国家贫困特征及反贫困措施进行了阐述，并以美国、意大利、日本反贫困政策措施为例；第二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特征及反贫困实践进行了阐述，并以印度、巴西、孟加拉反贫困政策措施为例；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反贫困的当代启示。第五章由六个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框架。第一部分主要解读了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即反贫困目标体系和战略实施；反贫困政策、制度制定及法规；反贫困组织机构网络及管理体系；贫困人口参予与组织；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予。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反贫困治理结构监督机制及其作用；第四部分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容进行了阐析；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制定反贫困法，走依法反贫困发展之路；第六部分主要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是贫困治理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可持续发展”含义；“可持续反贫困发展”的基本理解；贫困地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扶贫项目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六章由七部分组成，主要对当代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形成；第二部分对我国反贫困战略特点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对我国反贫困战略进行了反思，即在反贫困主体确定上，过高估计政府对地区(区域)经济增长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在反贫困客体确定上，重视宏观区域贫困，忽视微观层面的贫困村、贫困户；在反贫困方式上，注重物质资本输入，相对忽视人力资本开发和塑造；在反贫困内容上，重视改善供给，轻视剌激需求；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指导思想；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21世纪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宏观选择；第六部分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具体操作进行了实证分析，即建立坚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加强我国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消除或缓解贫困；信息扶贫；政策扶贫；人力资源开发扶贫；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黄承伟, 刘欣[5]2016年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十二五"时期国内学者的反贫困理论研究文献为基础,基于经济增长、个体发展、制度文化、组织、区域系统以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等视角,对国内贫困研究领域的反贫困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和比较西方反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个体和社会结构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为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总体上看,国内现有反贫困理论研究侧重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应用研究,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重视不够,应提高国内贫困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国家反贫困战略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撑。
赵佳佳[6]2017年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与此同时,我国贫困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逐渐减少、贫困成因和贫困结构日趋复杂、扶贫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愈加明显,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的弊端在此过程中逐渐显现,而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优势与日俱增。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扶贫的文件日益增多、政策日益明朗。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部分上升到顶层设计的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扶贫相关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扶贫,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际访谈以及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从社会组织扶贫的相关理论、历史发展、实践形态和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组织扶贫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力求通过正确理解社会组织扶贫的角色定位,明确推进社会组织扶贫发展的路径对策,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更加广泛、深入、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力量”的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部分。这一部分属于理论归纳性研究,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相关理论、中国传统慈善理论以及国外社会组织扶贫相关理论等四个部分对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为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总结和探索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第三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兴起与发展。这一部分属于实践总结性研究。以社会组织扶贫的兴起背景为出发点,以社会组织扶贫的历史演进为研究主线,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分为四个时期:以筹集资源为主要任务的起步阶段,以独立实施项目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以多元主体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以制度构建为主要特征的成熟阶段。归纳了五种动力:扶贫政策的积极倡导、贫困需求的有力拉动、国际社会的经验借鉴、物质基础的有效支撑、慈善文化的价值引领。第四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现实形态。这一部分也属于实践总结性研究。主要包括五部分,即社会组织扶贫的活动领域、基本模式、实践导向、主要特征和发展成就。活动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救灾扶贫。基本模式有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政府购买模式。三种实践导向即多元参与的实践导向、权利赋予的实践导向、能力培养的实践导向。主要特征是扶贫瞄准率高、社会敏感度高、平等参与度高。第五部分是当代社会组织扶贫取得的成就,从募集扶贫资源、弥补政府缺陷、推动扶贫创新和弘扬慈善理念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第五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发展困境。这一部分属于问题导向性研究,对社会组织扶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组织自身限制包括: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公信力缺乏、资源动员能力有限、专业水平欠缺。外部环境约束包括:社会组织立法相对滞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僵化、社会组织面临资源困境、社会组织监督体制松散。第六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发展路径。这一部分属于对策探讨性研究。首先对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参考国外推动社会组织扶贫的相关经验,提出了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六条建议: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健全社会组织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加强社会组织扶贫相关立法、细化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培养社会公众公益慈善理念。总之,通过全面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实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论文强调如下观点:作为大扶贫开发格局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扶贫的政策空间和社会空间极大扩展;社会组织扶贫的合作化和制度化趋势加强,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丁心兰[7]2018年在《精准扶贫视角下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反贫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贫困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贫困阻碍着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新时代的背景下,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反贫困的核心,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反贫困问题十分紧迫。我国的水利水电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移民为之付出了很多。然而,由于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截止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没有摆脱贫困的束缚,虽有部分暂时摆脱了贫困,但与小康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云南由于在地理和水资源上存有优势,进而开发建设有大量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本文以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为研究对象,并“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丰富与扩展贫困的内涵,采用入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资料。首先,参考人类发展指数设计了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活水平以及公共物品可获得性在内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多维贫困模型对水电移民进行贫困估计和研究。其次,按照不同安置地区进行多维贫困分解以及多维贫困敏感性研究,了解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在移民前后动态的贫困变化,并找出水电移民致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在搬迁前后的多维贫困状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地改变,水电移民依旧遭受多维贫困的束缚。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在物质条件、公共物品可获得性以及生活水平方面的贫困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是由于外界大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这样的变化是以牺牲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代价换取的,水电移民在人力资本维度的贫困依旧严峻。所以,水电移民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可行性能力”而又遭到“排斥”。水电移民多维贫困对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组织帮助的敏感性最强,因此,在充分结合国内外反贫困模式和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具体情况后,提出最适合水电移民的“政府+合作组织+金融”反贫困模式。
王洪涛[8]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自然生态条件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贫困问题是当今的世界性的课题。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中国的贫困主要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为恶劣、少数民族最为集中,贫困发生最为广泛的地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独特的区域性个性,表现为高原山区的特点、少数民族的特点和边远地带的特点。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综合现象,是历史的积累。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格外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针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经济较为落后的状况,实施特殊民族政策以帮助其脱贫,并且进行扶贫开发的30余年来,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我国西部农村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贫困问题仍然格外严重,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绝对贫困人口多、面广、程度深、返贫率高,由此构成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严峻挑战。对中国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加快贫困户的脱贫步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找出制约我国西部农村的贫困因素,对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可以探索出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有效途径。本文梳理了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基本理论,从贫困的内涵、分类和测定方法入手,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在此前提下,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必要性,认为西部农村反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应然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民族团结与发展的推动力。在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特殊性和反贫困历程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制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因素。针对制约因素和在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探讨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推动力和模式选择,认为西部地区农村应当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应采取多元化的反贫困模式,最终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方式的创新：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阐述了主要脱贫途径选择：一是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消除或减缓贫困；二是严格控制贫困地区的人口过快增长；三是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易地扶贫搬迁。指出了主要扶贫方式的选择,也就是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的协调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成卓[9]2009年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席卷全球的知识经济浪潮推动和经济区域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国际环境中,人类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然而,作为全世界广泛关注的“3P”问题(poverty(贫困)、population(人口)、pollution(污染))之一的贫困问题,依然犹如“幽灵”般笼罩和游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里,挥之不去。据联合国统计,2006年全世界仍有8.54亿人长期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之苦,有超过10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世界各地还有11亿多城乡居民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更有26亿人连基本的卫生设施都没有。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贫富国家人类发展差距依然在扩大,在人类发展属于低水平的31个国家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占28个,而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的挪威比排名最后的尼日尔人均富裕程度高40倍,人均预期寿命要高一倍,更惊人的是贫富个人间的收入差距,全球最富裕的500个人的收入,超过了最贫穷的4.16亿人的总收入。即使在同一国内贫富差距也相当巨大,在美国最富裕的20%的人口人类发展指数与世界最高的挪威一样,而最穷的20%的人口人类发展指数只相当于排名第50位的古巴。贫困作为一种无声的危机,严重阻碍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导致当前区域发展失衡、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反贫困治理便成为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作为世界反贫困治理的重要实践者与开拓者,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彻底消灭贫困的努力。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反贫困治理。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起始标志,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大致经历了制度性变革推动下的大规模缓解贫困阶段(1978—1985)、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区域性扶贫开发阶段(1986—1993)、政府主导型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反贫困新阶段(2001—至今)这样四个阶段,期间通过中央政府的强大主导、社会各界的倾力支持以及贫困地区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之路,形成了一整套“综合开发、全面治理”的卓有成效的反贫困战略模式,农村贫困人口总数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1/4降至目前的1/20,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奇迹般地下降到2007年的1.6%。就2007年来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较2006年减少了1378万,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148万减少到1479万,人均纯收入在786元—1067元的低收入人口从3550万减少到2841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仍有4000多万数量庞大且脱贫难度较高的农村贫困人口,他们的形成往往基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薄弱的基础设施、低下的自身素质、落后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资本、不足的资金投入以及不尽完善的扶贫制度、扶贫机制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和阻碍,导致贫困人口呈现出数量依然较多、分布相对集中、贫困程度较为深重等严峻的发展态势。同时,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如西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边缘化分布趋势显著、老人、妇女、儿童贫困发生率较高以及人口文化素质与贫困发生率成反比等特点。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恶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很不利于中国政治局势的稳定、经济水平的提升、和谐社会的构建、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因此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尽快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与持续发展找寻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从促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这一视角入手,基于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即满足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二是鼓励贫困人口生产,即为贫困人口实现基本生产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三是促进贫困人口发展,即加强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巩固脱贫成果,推动其走上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在明确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内涵的前提下,本文系统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严峻态势及特点,分析了贫困人口形成的原因及贫困人口过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基于贫困地区在地域分布上显著的生态脆弱性、资源富集性、民族性、老区性、边境性等特征,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确定为五个,即：中国重要的生态脆弱区、中国宝贵的战略资源储备区、中国原生态文化的发源区、中国革命贡献区以及中国国防安全的前沿阵地。而在明确了贫困地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五个战略转型,强调当前必须从总体上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型,从模式上由开发式扶贫向发展式扶贫转型,从体制上由政策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型,从机制上由纵向扶贫向横向扶贫转型,从目标上由救济式扶贫向能力扶贫转型。只有实现了这一系列的转型,才能真正促进贫困人口从满足基本需要能力做起,逐步培育其基本的生产能力,最终实现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在宏观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本文结合基本需要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的要求,就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从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战略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首先,就制度安排来看,本文认为制度和治理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扶贫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当原有制度安排阻碍或限制了经济社会前进的脚步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就势在必行了。因此,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进程中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本文主张必须从确立法律制度、完善政策体系、规范管理制度、实施扶贫计划等四方面进行调整,从而依靠健全的、有效的制度力量指导和规范反贫困的行动；其次,就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机制设计来看,本文指出扶贫机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以人为本,规制和协调政府行为是机制重建的内在要求,同时在机制设计理论指导下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实现激励相容也是机制重建的重要内容。鉴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机制设计存在的问题,本文强调必须从建立传递机制、创新整合机制、完善参与机制以及强化监督评估等四方面进行反贫困的机制建设,进而通过合理的、高效的机制运行来推动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最后,就战略对策来看,本文认为应当从加强社会服务、控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开发社会资本、鼓励移民搬迁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具体落实。在阐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本文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覆盖面小、结构不尽合理、保障资金筹措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当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做起,首先保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能力的满足,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农村贫困人口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甚至教育保障等方面逐步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以雄厚的社会保障实力辅助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实施,切实促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总之,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现阶段从宏观上确立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制度安排、机制设计以及与之相应的具体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战略对策,全面、彻底、高效地推动贫困人口永久地告别贫困走上富裕之路,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李瑞华[10]2013年在《内蒙古贫困与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世界各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每个国家都致力于通过反贫困摆脱这一现实,但这个过程却极其漫长曲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成绩却不容乐观,今后仍是我国反贫困的重点和难点。内蒙古的反贫困事业起步较晚,虽然目前已与国家步调一致,但反贫困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本文以经济学视角构建内蒙古贫困与反贫困评估指标体系和多级模糊综合评估模型,并对其进行贫困程度与反贫困效果评估,提出深化内蒙古反贫困的对策建议。这一研究对深化和完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调整和制定反贫困战略、创新和调整反贫困模式、建立贫困和反贫困监测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从经济学视角科学地界定贫困与反贫困的内涵,构建由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四个模块构成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选取美、意、日三个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孟加拉三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反贫困经验和启示的总结归纳,回顾中国反贫困的历程及成效并进行经验总结。第四章在贫困与反贫困评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内蒙古贫困的特点构建内蒙古贫困与反贫困评估指标体系。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在建立多级模糊综合评估模型的基础上,使用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对内蒙古反贫困效果和贫困程度进行评估,分析内蒙古的致贫原因及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七章提出深化内蒙古反贫困的对策建议。第八章总结全文并提出研究展望。研究表明,目前学术界对贫困和反贫困的界定没有揭示出贫困的本质和反贫困的要求,为此,应该赋予贫困和反贫困新的内涵,即以“能力”为核心,强调贫困是因“能力”低导致“缺乏”,从而被“社会排斥”；将反贫困与“减少贫困”、“扶贫”和“根除、消灭贫困”严格区分,突出对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提高的重视。从经济学视角构建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分析框架构成本文研究内蒙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完整的理论基础,该框架将为深化和完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提供研究思路。由于内蒙古贫困成因错综复杂,因此,构建的贫困与反贫困评估指标体系是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相应的评估模型也是多级的、综合的,通过贫困程度和反贫困效果评估揭示出内蒙古贫困的显著差异性与深化反贫困的艰巨性,提出一系列符合内蒙古实际的、科学可行的反贫困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村参与型反贫困研究[D]. 田虎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0
[2]. 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创新研究[D]. 接家东. 吉林大学. 2017
[3]. 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D]. 向家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 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俊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5]. “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J]. 黄承伟, 刘欣.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6].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研究[D]. 赵佳佳. 吉林大学. 2017
[7]. 精准扶贫视角下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反贫困研究[D]. 丁心兰. 云南财经大学. 2018
[8].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洪涛.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9].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研究[D]. 成卓.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10]. 内蒙古贫困与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D]. 李瑞华.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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