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群体性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11)02-0008-14
修改日期：2011-01-04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大国①的群体性崛起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新兴大国的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挑战。无论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还是减贫与发展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新兴大国的有效参与。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存在问题，需要改进。新兴大国如何参与、改进全球治理？如何协调配合以群体身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中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世界经济中的突出现象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1990-2000年间，中国与印度取得了10.6％与6.0％的高速经济增长，巴西、墨西哥与南非也取得了2.9％、3.1％和2.1％的增长率，只有俄罗斯因政治剧变和实施“休克疗法”而出现了4.7％的经济负增长。②2001-2009年间，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分别达10％和7.1％，巴西、墨西哥、南非与俄罗斯也分别取得了3.1％、1.3％、3.4％、4.9％的经济增长。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2009年，中国和印度依然取得了9.1％和5.7％的高速经济增长，令世界侧目。④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2000年时，西方七国在全球GPD中的比重约占66.75％，到2009年时，其份额已经下降到53.22％；而同期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南非新兴六国所占的比重则由9.79％上升到17.49％。⑤
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也与日俱增。据首创“金砖四国”术语的美国高盛公司统计，2000-2008年间，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而1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6％。高盛公司预测，可能早在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2032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与“七国集团”并驾齐驱。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2009年这一数字可能升至88％；其中金砖四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献率超过45％，即便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金砖四国的贡献率也将维持不低于36％的水平。⑦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里评论，“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增长的驱动器，……它们将会对世界经济提供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大繁荣”。⑧在黄金和外汇储备方面，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位居世界排名的第1、第3、第6和第9，墨西哥和南非位居第18和41；而西方七国除了日本位居第2外，其他六国皆排在10名以外。其中中国以2.4万亿美元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高居榜首，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并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全球最大债务国。⑨在国际贸易方面，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同时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则崛起为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出口大国。⑩
与新兴大国经济上的崛起相伴随，其发展模式受到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关注。在上述六个新兴大国中，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发展处方“华盛顿共识”，但除了墨西哥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外，该经济处方乏善可陈，甚至导致了俄罗斯“经济休克”，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后，部分受到中国、印度发展道路的启发，俄罗斯、巴西等国开始尝试非“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适当管理和干预，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和发展，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管理和调控作用，走出了一条“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经济上的良好表现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停滞乃至倒退形成的鲜明反差，更进一步增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评估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未来15-20年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转向北京的国家中心(发展)模式，而非市场和民主政治体制，来增加快速发展的机会和政治稳定。”(11)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称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其对非洲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具有借鉴意义。(12)
新兴大国在改写全球经济版图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权力格局朝着均衡、多极方向发展，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堪称新兴大国登上全球经济治理舞台的标志性事件。这是20国集团自1999年成立以来，首次举行首脑峰会，也是新兴大国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次年的匹兹堡20国集团峰会上，20国集团替代七国集团被确认为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机制。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举行及逐步机制化，反映了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及经济影响力已经获得世界认可。除了与发达国家携手应对经济危机、参与全球金融管理外，新兴大国内部还在不同议题领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合作，甚至建立了带有机制化色彩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就全球气候治理协调立场，形成的“基础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金砖四国定期举行的首脑峰会；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的三国对话论坛(IBSA)等等。这些非正式机制的成立，既加强了新兴大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磋商协调，也提升了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声音，推动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诚如英国国际开发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所言，“世界经济的变化将会伴随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多极世界秩序的出现。”(13)
尽管近年来新兴大国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由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缺陷，限制了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二、全球治理体系：问题与挑战
全球治理体系是集全球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及治理机制于一体的治理架构，其中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与运作方式，是其“硬核”。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硬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以及联合国、七国集团，都始建于二战结束或冷战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这一治理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概括地说，现有治理体系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主要治理机制代表性不足。以主要经济治理机制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代表性问题，更毋庸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排他性俱乐部七国集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拥有187个成员，但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着该组织的领导权和决策权。以份额和投票权为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所占比例超过60％，其中欧盟超过32％，美国超过16％，对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程序，一般决策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换言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决议拥有实质性的否决权。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不足，无法有效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的改革中已经(承诺)增加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份额，但并未根本扭转发达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在管理人员的构成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由欧美国家把持。总裁按例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则担任第一副总裁，三名副总裁中仅有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来自发达国家，其中欧盟更是占据了40％以上的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席位。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表示要改革管理人员的构成和遴选方法，但欧美在这些机构中管理层的主导地位依然难以撼动。(14)
类似问题也存在于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2009年10月发布的一份关于世界银行的改革报告中承认，世界银行在代表权、董事人员构成以及问责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改进。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某些机构中(如国际金融公司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比重过大，特别是美国拥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6.36％的投票权，对世界银行宪章的修改拥有“一票否决权”，而成员国的基础投票权比重却日益缩水。在董事会人员构成上，在25个执行董事席位中，欧洲国家占据8—9席，代表权过高；而另外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权却“过于拥挤”。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在问责方面，世界银行的决策层几乎不会因为决策失误或执行问题而受到问责，世界银行也无需为其贷款和项目质量或政策建议承担相应成本。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世界银行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被外界认为该机构只对极少数利益攸关方负责。”(15)在2010年上半年的世界银行改革中，世界银行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使其在世行的投票权上升到47％以上，同时启动了内部治理机制改革进程，旨在恢复国际社会对世界银行的信心，提升其治理的合法性。(16)
第二，主要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无论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作为世界减贫与发展主要机构的世界银行，抑或是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非正式机制的七国集团，自冷战结束以来，其治理的“成绩单”每况愈下。冷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七国集团都将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视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在接受国大力推行私有化、金融、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放松管制，甚至以此作为获取贷款的条件，(17)其结果是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休克”、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1999-2002年阿根廷的经济危机，都直接或间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政策处方有关，也使得它们作为全球首要经济治理机制的信誉受到极大挑战。一些学者批评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向第三世界进行贷款时，在根本不了解受援国国情的情况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抽象的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向受援国提出一系列苛刻的贷款条件，让受援国“削足适履”，其后果可想而知。(18)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表明，作为全球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未能在危机爆发前充当金融危机的“预防者”，也无力在危机愈演愈烈时发挥“救火队”的作用。
第三，现有经济治理理念和模式存在问题。“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可以说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理念和发展模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和美国并在冷战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强调最大限度发挥私人企业的首创精神，认为只有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才能提高一国的财富。“华盛顿共识”则是“新自由主义”给非西方世界开出的发展药方，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提出。威廉姆森针对当时拉美国家沉重的债务危机，指出拉美国家要摆脱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就必须实施包括私有化，金融、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放松管制在内的10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行之有效”的国内经济改革政策。不难看出，作为一种经济理念和政策处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完全是西方经验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关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关系。“华盛顿共识”则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视作“普适性真理”推广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都完全不同的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几场经济危机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深刻警示，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华盛顿共识”不仅会对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伤害，也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发源地和“华盛顿共识”的输出国美国及西方世界造成冲击，甚至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声誉扫地。(19)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如何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如何进行理念、模式和机制创新，吸收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发展经验和成功做法，使之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是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向与路径
作为国际权力格局中的新贵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手，新兴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上既要有所作为，但也切忌冒进，更要防止“全面开花”。新兴大国必须明确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实施的具体路径。鉴于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和主要运作机制，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改进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集中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七国/八国集团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上的乏力和失措，而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最主要还是在经济上的崛起，因而改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是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主攻方向。当前，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具有诸多有利条件：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等既有机制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乏力；第二，新兴大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第三，国际社会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八国集团等国际治理机制上有较大共识；第四，作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霸权国美国支持并已开始采取步骤推进对这些治理机制的改革。新兴大国将改进现有治理体系集中于这些领域，改革的阻力最小，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启动，特别是在增加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兴大国)的投票权上已基本取得共识并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09年10月举行了联合会议，提出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投票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其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5％，在世界银行增加3％。在2010年4月结束的会议上，世界银行大幅度增加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投票权，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增加到47％以上。(20)而在10月结束的20国集团财长与行长会议上，也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达成协议，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6％以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投票权增幅较大。对于新兴大国来说，今后的努力方向是：第一，继续稳妥推进投票权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第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董事会和领导人来源，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领导人比例；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政策协调，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大国际减贫贷款力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第四，探索和稳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模式及理念创新。
在全球非正式治理机制中，当前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20国集团的崛起；二是全球治理的“集团化”，或者说大国协调的出现。20国集团的崛起，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件大事。它表明，第一，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二，七国/八国集团已无力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让位于20国集团。
然而，对于一个全球经济治理机制，20个成员显然还是太多。如果着眼于未来20年乃至更久的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经济困境，则必须考虑到拟建中的全球经济治理非正式机制的经济代表性和治理的效率问题，需要对20国集团进行“瘦身”，否则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20国集团可能又会被八国集团边缘化。一个可供参考的办法是，在现有20国集团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核心集团，重大议题先由核心成员协商一致，达成初步方案后再交由全体集团成员讨论。核心成员不宜过多，5—8个最为适宜，挑选标准主要根据其全球经济影响力以及适当照顾代表性。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巴西、沙特(代表欧佩克)以及俄罗斯等八个成员可以组成一个核心集团，或者说新八国集团。新八国集团基本囊括了所有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国家或组织，也兼顾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以及地理上的代表性。当前及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金融、贸易、能源与资源、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都与这些核心集团成员息息相关，其解决也离不开它们的重大参与。新八国集团将不仅仅是20国集团的升级版，也可能最终覆盖现在的八国集团。
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另一大相关趋势是治理的“集团化”或大国协调。20国集团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治理的“集团化”或大国协调。除了20国集团和八国集团外，还有始于八国集团与新兴大国对话的“G8+5”对话机制；金砖四国峰会；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等诸多对话机制。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一方面反映了在全球性问题凸显的今天，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各国协调合作共同解决，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国际关系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全球治理体系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尚未定型。
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集团化趋势中，新兴大国协调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大国，无论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还是政治制度及发展方式都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一些国家在冷战时期还有过矛盾甚至冲突。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兴大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它们开始日益接近，并在事关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问题上进行协商配合，试探“集团化”路径。目前，它们内部已经有金砖国家峰会，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的三国对话论坛等多个平行的多边非正式论坛。这些协调机制的建立，为新兴大国加强内部团结，以集团身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初步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制度保障。毕竟，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是一场“治理权重新分配”，是将全球治理的部分权力从既有大国向新兴大国转移。无论是治理的惯性使然，还是出于对威望和权力的迷恋，既有大国都不可能“无怨无悔”地“交权”。新兴大国只有协商一致，形成合力，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不会因内部分歧分道扬镳或被西方分化瓦解。新兴大国协调可以采取两种路径：一是针对某个特定议题的相机性协调，二是建立某种机制，实行机制化协调。如上述的IBSA、金砖四国峰会、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都可以看作机制化协调，尽管其机制化程度不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就气候问题协调立场，被称为“基础四国”，就是一种相机性协调。坦白地说，当前的新兴大国协调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协调的机制化程度还是协调的内容都不够深入。鉴于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新兴大国协调，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既针对特定议题进行相机性协调，也逐步整合、改进现有的多个平行的机制化协调。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是，在现有多个新兴大国非正式论坛基础上，建立一个较为机制化的涵盖中、俄、巴、印、南非、墨西哥六国的新兴大国峰会，就全球重大治理问题进行磋商，协调立场；在这一峰会下成立一个全球治理改革委员会，研究新兴大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改进全球治理的主张、战略及实施步骤，协调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四、中国与全球治理改革
在新兴大国中，中国的地位十分独特。一方面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GDP在六大新兴大国中排名倒数；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和贡献率巨大。国际社会在谈论新兴大国崛起时，更多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一位欧洲学者在对金砖四国进行分析时说：“金砖四国这一术语或许隐藏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中国。亚洲龙(指中国)是惟一能够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对发达国家构成真正挑战的经济体。因为从预测上看，在未来30年里，它将与欧盟一样富裕。这次经济危机给了中国展示其经济弹性的机会，它依然能够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让中国权力大增，它现在已经被看作一个关键和成熟的全球经济玩家。”(21)
近年来，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多个场合提出了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张和看法。2008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首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时，针对当时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国主张”。胡锦涛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遵循全面性、均衡性、实效性三大原则，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此要采取四大步骤：第一，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第二，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三，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第四，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胡锦涛还提出，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在此后的四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胡锦涛多次阐释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主张，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22)在2009年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G8+5”会议上将中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概括为四个方面：在治理目标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治理主体上，全球经济治理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过程，享有相应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在治理方式上，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难题；在治理机制上，改进现有经济治理机制，扩大代表性，并共同制定有关国际标准和规范。(23)
此外，中国还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积极磋商、协调，利用金砖四国峰会、八国集团与新兴大国的“G8+5”会议，协调立场，共同提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张。2009年6月在俄罗斯召开的首届金砖四国会议上，金砖四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建立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加强对最贫困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24)在2010年4月巴西利亚召开的第二届金砖四国峰会上，四国在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中一致表示：“深化和拓展四国对话和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我们将采取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开发透明的方式推动四国对话与合作。”声明还再次敦促改革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提出治理结构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转移投票权，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决策权与分量相匹配。”(25)在四国的敦促下，世界银行在4月举行的春季会议上兑现了投票权改革承诺。
应当说，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改革，特别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上的协调行动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果，提高了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分量。但如前所述，全球治理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治理权的博弈也将伴随着国际权力转移的整个过程，因而新兴大国必须加强合作，协调立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中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经济发展最快、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充当新兴大国全球治理改革的倡导者和协调人。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主张多为其他新兴大国接受，也体现在金砖四国发表的两次联合声明中。鉴于新兴大国内部在贸易、汇率乃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看法，其中一些问题与中国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必须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与协调，加大对新兴大国外交力度，求同存异，共同推进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改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张和利益，防止新兴大国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被他方所利用，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性的大国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更多的新兴大国正在进入大国行列，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然而，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却无法适应正在发生的权力巨变，需要改进，需要将更多的治理权从传统的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需要协调配合，以集体的努力和共同的声音争取治理权，切忌因内部矛盾或不和而被外部利用。作为新兴大国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在新兴大国争取治理权的过程中有所作为，积极、稳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注释：
①所谓新兴大国，主要指那些具有较大国土面积，人口和市场规模较大，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攀升，并广泛参与地区及全球性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参见：宋玉华：《论新兴大国的崛起与现有大国的战略》[J]，《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6期；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②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Quoted in Manmohan Agarwal,"The BRICSAM Countries and Changing World Economic Power-Scenarios to 2050",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orking Paper,No.39,Oct.2008,p.5.
③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9,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9,pp.169-176.
④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An Update of the Key WEO Projections,July 7,2010,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update/02/pdf/0710.pdf.
⑤上述数据由笔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0、2009年世界GDP排名计算得出。具体参见：World Bank,Total GDP2000: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April 2002,http://www.pdwb.de/archiv/weltbank/gdp00.pdf; World Bank,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9: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July 1,2010,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
⑥Goldman Sachs,BRICs by the Numbers,December 2009,http://www.goldman-sachs.co.nz/ideas/brics/brics-at-8/index.html.
⑦转引自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J]，《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1页。
⑧Hubert Schmitz and Dirk Messner eds.,"Poor and Powerful:The Rise of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13/2008,p.9.
⑨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ountry Comparison:Reserves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Gold",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88rank.html.
⑩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ountry Comparison:export",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78rank.html.
(11)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8,pp.1-14.
(12)David Dollar,"Lessons from China for Africa",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531,The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China/Mongolia Department,Feb.2008,pp.1-22.
(13)Lauren M.Philip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2030: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Bonn 3/2008",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p.7.
(14)IMF,IMF Quota and Governance Reform:Elements of an Agreement,Oct.31,2010,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103110.pdf.
(15)The World Bank,Repowering the World Bank for the 21st Century:Report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Modernization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Governance,Oct.2009,pp.3-31.
(16)The World Bank,World Bank Group Reform:An Update,September 30,2010,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EVCOMMINT/Documentation/22723851/DC2010-0014(E)Reform.pdf.
(17)John Williamson,The Progress of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0,pp.9-35.
(18)Helen V.Milner,"Review:Globalization,Development,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Normative and Positive Perspective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3,No.4,Dec.,2005,pp.833-854.
(19)Simon Maxwell,"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ead! Long Live the Meta-Narrative!" Working Paper 243,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London,January 2005,pp.1-13.
(20)David Theis,"World Bank Reforms Voting Power,Gets $ 86 Billion Boost",Press Release,No.2010/363/EXT,April 25,2010,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NEWS/0,,contentMDK:22556045pagePK:34370piPK:34424theSitePK:4607,00.html.
(21)Thomas Renard,"A BRIC in the World:Emerging Powers,Europe,And the Coming Order",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gmont paper 31,Oct.2009,p.29.
(22)具体内容参见：胡锦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N]，《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6日；《携手合作，同舟共济》[N]，《人民日报》2009年4月3日；《同舟共济，共创未来》[N]，《人民日报》2009年9月25日；《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体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3)吴绮敏、史克栋、张磊：《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举行，戴秉国代表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阐述中方原则立场》[N]，《人民日报》2009年7月10日。
(24)《“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09年6月17日。
(25)殷永健、陈威华：《“金砖四国”巴西利亚峰会发出推动合作的新声音》[EB/OL]，2010年4月16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0-04/16/content_15836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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