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东风回电话--海峡两岸关系研究的一点注记_台当局论文

不相信东风回电话--海峡两岸关系研究的一点注记_台当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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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是我中华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与炎黄子孙的大团聚,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他代表新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99页。)6月28日,周恩来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0-202页。)7月16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周恩来明确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中共中央还通过在香港的章士钊转信给蒋介石,传达对台政策内容,并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也说,我们还准备同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合作。1958年,毛泽东在为彭德怀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提出“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并称:台湾如果归回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是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还说,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减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960年初,毛泽东还把我党对台政策进一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归回祖国;“四目”指:(1)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所有军政费用和政治建设的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造可以从缓,一定等到条件成熟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实行;(4)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注:《求实》,1990年第7期。)此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多次申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愿望。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克时,第一次谈到了台湾可以保持现有社会制度的问题。即“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注:《“一国两制”与台湾前途》,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同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等文件中均宣布了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为表示诚意,宣布人民解放军从1979年1月1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同月30日,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又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学习回答》,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两月后,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指出,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当然不可能有两个中国,也不可能有一个半中国。至此,争取台湾归回,和平统一祖国已成为全党全国军民务必遵循的战略任务。为了增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0页。)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即建议国共两党之间举行“对等谈判”,建议海峡两岸实行通邮、通商、通航以及探亲、旅游和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等,其中特别阐明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同国外经济文化关系“三不变”的政策,并可保留军队。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杨力宇先生时,又就以上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谈到台湾可以维持原有的制度,维持独立的立法权以及现行法律,可以独立司法,终审权不必到北京,可以使用特别的旗帜,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在不构成对大陆威胁的情况下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并保证*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等等。为了使上述努力付诸实践,邓小平于1984年10月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正式加以理论概括为“一国两制”。1995年元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在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以上这些,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款款诚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一味穷兵黩武,变本加厉地进行颠覆大陆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幻想有朝一日反攻成功,东山再起。几十年来,为了实现其“反攻复国”的美梦,台湾当局根据国际、大陆及岛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曾先后三次对其军事战略方针进行过重大调整。

第一次:1949-1972年,为其“攻势战略”时期。

退台伊始,随蒋而至的60多万残兵败将处于极度混乱的绝望之中,他们因前途莫测而惶惶不可终日。1950年3月1日,蒋介石遂行“复职”。随后,便信誓旦旦提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复国”计划。为此,蒋介石决定对这些弱不可恃的属下进行一番整饬肃正,以剪除异己、厚植“精英”,提高反攻战力。整肃中,先后以“通匪”、“叛乱”、“渎职”等罪名,枪毙了国民党原浙江省主席陈仪、原副参谋总长吴石、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等,判处原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第73军军长李天霞有期徒刑各20年。此外,还以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为名,用“评议委员”、“道德重整会专家”等虚职,将军中要人阎锡山、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徐永昌、何键等一一逐出军界,从而强固了蒋氏政权统治。同年6月,一贯垂涎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的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改变了“弃蒋”政策,这无疑使蒋介石政权获得了一线生机。为了进一步武装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在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的同时,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卷入。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台的美军与国民党军组成联合部队,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1951年5月,美国向台湾派驻了777人的庞大军事顾问团,充斥各指挥机构,同时送给国民党军队足以装备20个师的美式武器。1954年12月2日,美蒋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台湾当局每年可从美国那里得到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到1958年下半年,美国在台湾的顾问团人数已达1536人,驻台美军超过15000人,形成美台军事合作的最高潮。据此,台湾当局认为其安全得到美国的有效保护,于是便提出了“厚植反攻战力”、“伺机反攻大陆”的“攻势战略”方针。

1958年,中东地区相继爆发战争。台湾当局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下令“台、澎、金、马地区之国军各单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级部队立刻进入战时戒备状态”。为了惩罚美蒋对大陆的一系列骚扰和破坏,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最高领导层断然决定:对金门、马祖蒋军采取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是震动世界的炮击金门。此役,经过美国刻意“包装”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沉重打击,被毙伤官兵7千余人,其中“国防部长”俞大维、“金防部参谋长”刘明奎受伤逃命,而“金防部副司令”赵家骧等则命赴黄泉;击落、击伤飞机36架;击沉、击伤舰船27艘;摧毁各种工事320余个,火炮68门以上。损失虽然惨重,蒋介石政权却倚仗源源不断的美援,仍然一意孤行,频频派遣武装特务寻衅滋事,至70年代初,先后进行了140余次窜犯袭扰活动,均被我沿海军民全歼,致使台湾当局的“反攻复国”美梦幻灭。

第二次:1972-1979年,为其“攻防并重”时期。

1972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值得自豪的一年。而对偏居一隅的台湾当局来说,则是“黑色的一年”,真可谓灾难频降,不堪回首。2月21日,一向被蒋视为赖以生存的后台、世界上头号强国元首——美国总统尼克松,居然到没有外交关系的北京作为期一周的访问,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注: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同时做出“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承诺。当年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台湾撤军和减少相关的军事活动。

美国政府的如此举动,不仅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致命打击,也给世界政治舞台带来了强烈冲击。同年9月25日,日本紧步美国后尘,新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宣布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已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一立场,中日两国从今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并称日台条约自动失效。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当局断交,又纷纷与新中国建交。至1974年底,仅有20个国家出于某种利益与之维持“外交”关系。而在国际大家庭中,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台湾当局已被从所有的联合国机构中逐出。

“外交”上的困挫,使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陷入了一片大动荡、大混乱之中。尤其是尼克松主义的巨大冲击,美国政府在亚洲实行收缩政策,逐步减少驻台美军(至中美建交前夕仅象征性地留有650名军事人员),使台湾当局深感美台“协防”已不可靠,正如当时蒋介石所哀叹的:“今后,我们必须更要依靠自己了”。(注: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第52页。)于是,台湾当局便将其军事战略逐步调整为“攻守兼备、攻防一体”。1973年,台湾当局正式提出了战略构想,即在“攻防布置上以强化台湾防卫为第一优先,确保台湾安全;同时加强攻势作战整备,相机策应反攻”。1974年11月24日,蒋介石致函全体国民党党员称:应经常强调“反攻复国”之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七分间接路线、三分直接路线,亦可归结为三分物质、七分心理。因此,加强对大陆的心理作战亦是“反攻复国”的重要战略。据此不难看出,台湾最高当局已将非军事手段放在重要地位,并妄图以非军事手段伴以军事手段,长期固守,最终达成“复国”目的。为此,台湾当局还进一步拟制了金门、马祖等“外岛”分区固守的防御作战计划,并进行突击运补,将战略物资存量由半年增至一年。“攻守并重”战略方针的提出,反映了台湾当局对军事反攻大陆既意识到了它的不可能性,同时又带有那么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深情。

第三次:1979年以后,为其“守势战略”时期。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将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注:《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4月26日,最后一批美国军事人员撤离台湾。台湾当局在失去美国直接军事保护的情况下,被迫进一步加强防御作战准备,再次将其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独立固守”。1981年10月25日,蒋经国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认为,“光复大陆”是个政治问题,不一定要用“军事手段来实现”。蒋经国这次的谈话改变了台湾当局过去以军事力量“反攻大陆”的说法,也修改了以往“攻防并重”的提法。李登辉上台以后,宣布“以静制动”原则,更进一步排除了台湾趁机军事反攻大陆的可能。为此,台湾军方相继裁撤了用于进攻袭扰作战的特种作战部队和适宜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轻装部队,较大幅度裁减了驻外岛部队,组建了主要用于台湾本岛机动防御作战的机械化师。十几年来,台湾对“积极防御、独立固守”的军事战略主体虽然没有改变,但在很多局部方面却进行了多次调整。如在战略指导上,台湾当局在1992年公布的《国防报告书》中将从7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制空、制海、抗登陆”,扩展为“空中防卫、海上防卫、陆地防卫”;(注:台湾1992年《国防报告书》,第62页。)在1996年的《国防报告书》中,台湾当局又将其作战指导确定为“防卫固守”、“有效吓阻”。所谓“吓阻”,即“吓阻敌人使其不敢轻言战端”。(注:台湾1992年《国防报告书》,第25页。)

总之,从台湾现行军事战略演变的趋势来看:台湾当局仍视大陆政权为主要的“假想敌”和潜在的严重威胁。据此,正按李登辉“钦定”的“以静制动”原则,注重技术建军,强调提高反封锁作战能力,花巨资四处求购先进武器,试图在本世纪末,其主战舰艇和飞机等达到西方国家80年代的水平,以此取得高技术的优势,达到“有效吓阻”的目的。

值得警惕的是,在台湾当局现阶段顽固推行分离路线、无意和谈的情况下,“台独”势力急剧膨胀,“台独”活动日益猖獗。本来,在蒋氏父子时代,“台独”处于非法状态时“仅是三、五分子用来自封为什么‘总统、主席、部长、委员’,以满足自我权力欲,欺骗洋人,以及自抬身价的‘空头行号’。”(注:林志雄:《显微镜下的台独》,世界日报社1979年版,第15页。)然而,随着台湾当局解严、开禁,实行“政治多元化”,对“台独”姑息纵容,加上某些外国势力撑腰打气,“台独”活动重心由海外向岛内转移,岛内“台独”公开化、组织化。现在岛内大大小小的“台独”组织有20多个,其中以民进党最大也最具危险性。该党已由1986年刚成立时的几百人激增到目前的5万多人,并于1991年抛出所谓“台湾国际主权独立”论。同年8月,民进党把持的所谓“人民制宪会议”便炮制出国名为“台湾共和国”的“台湾宪法草案”。9月份,他们又上演要求“进入联合国”的闹剧。10月13日,民进党内少数“台独”分子操纵该党第五届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公然将“建立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条文写进其党纲。并在高雄开办了以“独立建国”为宗旨的“台湾建国学院”,宣称要有计划地培训“台独”骨干。同时还倾巢出动,纠集被李登辉“大赦”释放的所谓“台独”中坚分子,推出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彭明敏四处游说,奔走呼叫,气焰十分嚣张。

更有甚者,国际上出现的一股干预台湾局势,阻挠中国统一的逆流正在与岛内分离意识紧相配合。他们蓄意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实质关系,使台湾当局在那些国家设置的所谓“商务活动”、“文化交流”、“民间友好”等机构成为事实上的“地下大使馆”;放宽对台军售的限制,一些国家先后派军火商赴台,兜售诸如潜艇、导弹等高技术武器装备;积极支持台湾当局加入某些国际组织,千方百计地调动浑身解数,妄图最后挤进联合国。一句话,他们最终想使台湾变成“维持遏制中国的力量”。(注:日本《产经新闻》,1995年11月11日。)这些,必将增加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统一,追求“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筹码,使两岸统一问题更趋复杂,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更加艰巨。

但是,危险与希望同在。我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已多次郑重声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国的既定国策,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绝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的。我们坚决反对旨在制造“两个中国”、“一国两府”和“台湾独立”的任何企图和行动。如果形势到了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我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使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论哪一届中国政府,都不会坐视台湾独立。因为这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关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事关由汉、蒙、藏、回等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存在。何况,为了制止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大业,解放军师出有名,必将得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的拥护与支持。因此,台湾当局千万不要凭借所谓的经济优势和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就肆无忌惮地用荒谬的“台独”主张及行动刺激中国人民,干出“亲痛仇快”的事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已经证明,把自身的命运、前途交给“外力”保护是靠不住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海峡并非深不可测,绵绵亲情足可架起一座理解与信任的桥梁。同胞之间,血浓于水,那种内在的了解和凝聚,终将取代猜忌和分裂。中华民族有能力解决好兄弟间的任何纠葛,因为历史已昭示着一条双方认同的定律:唯坦诚,方能互谅;唯互谅,方能沟通;唯沟通,方能团结;唯团结,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大势所趋,不信东风唤不回。祖国已张开双臂,等待着炎黄子孙的大团聚。任何企图加深和制造两岸敌对情绪的招数,都为中华民族所不耻,与人类文明所不容,理所当然地将受到时代的抨击、历史的鞭笞。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力量肢解台湾,这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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