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认知判断中的启发式法则
喻 丰 韩婷婷
(西安交通大学 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丹尼尔·卡尼曼等人提出了熟悉性、易得性以及锚定调整三类启发式，提出人类会基于启发式(Heuristic)作出迅速的决策与判断，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毫无疑问，任何人类决策与判断均会受其影响，当然也包括元认知判断。本文采用卡尼曼经典三种启发式的框架，从元记忆与元理解两方面阐述元认知判断中的启发式影响，并对元认知中启发式的机制、先后顺序及效力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元认知;元认知判断;启发式;学习感;知晓感;元理解判断
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总是掌握充分的信息、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1978年，司马贺(Herbert A. Simon)开始质疑人类的绝对理性，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观点，并认为人作出决策只是简单地使用了满意的原则，而不是完全的算计。经济决策判断的研究直到2003年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在心理学中风靡。卡尼曼提出人有两套系统：第一系统，指快速的、自动的、无需意志努力的、内隐的和情绪的启发式系统，第二系统，指较慢的、有意识的、需要意志努力的、外显的和逻辑的推理过程[1]。人在不确定情境下依赖于第一系统进行判断，不需要意识努力，不需耗用心理资源，而是自动化地依据一些简单的策略或者经验法则进行加工来作出决策，这些法则被称为启发式[2]。
根据卡尼曼最初的研究，启发式可表现为三类：(1)熟悉性启发式：指在评价事物时，人们会根据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熟悉性程度或者两者的类似程度来快速判断；(2)易得性启发式：指在进行判断时，人们会依据头脑中已有的例证或者容易建构的例证来进行快速反应[3]；(3)锚定调整启发式：指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情形时，通常会依据某一特定的锚(Anchor)来进行判断，并依之调整[4]。从进化论角度来看，人每天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耗用大量资源，但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类进化出启发式，通过它来快速而粗糙地处理大量信息，以便使人类具有繁杂信息处理能力的进化优势。
治疗后，平衡针灸治疗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78.12±8.12）分，常规针灸治疗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65.12±7.56）分，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元认知的过程中也存在决策与判断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元认知包括元记忆与元理解[5]。元记忆是指关于个人记忆的知识以及对记忆过程的监测与控制[6]。元记忆监测涉及识记和保持阶段的学习感判断(Judgment of Learning, JOL)和提取阶段的知晓感判断(Knowing of Learning, KOL)[7]。元理解是指读者监测自己的阅读过程与阅读结果，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与策略以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8]。
人在不确定的情境下进行元认知判断也会受到启发式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元认知(包括元记忆与元理解)中涉及的启发式研究，并将之整合在卡尼曼的三种启发式框架之下。
明代花鸟画家徐渭，精神一度失常，尝以巨锥刺耳深数寸，正是这样一位画家，开中国大写意花鸟画之先河。又或者西方绘画大师文森特梵高，这是巨匠的通病吗？还是若不精神失常就难达到高峰呢？似乎用醉酒来的比精神失常好些，单毕竟还是有些许差距罢。据说醉酒后大脑就简单了，此时脑子里就只有了画，只有了色彩，所以才会达到这样的高峰吧！拿过徐渭的画，看那墨葡萄，怎能称得上是葡萄，不但不会然人流口水，却让人顿生敬意，草草几笔，可谓疯癫之作，只见洒脱，不求形似但求意在，其笔之松洒，墨之干练。似乎听到微风，见到乐符，不知怎的形容。郑板桥曾刻印章为“青藤门下走狗”，他与齐白石都如此痴狂的崇拜着徐渭，可见其画之精深……
一、熟悉性启发式
熟悉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对于被判断信息的熟悉程度会影响人们的元认知判断[9]。对熟悉性启发式在元认知判断中的研究始于知晓感判断。Janet Metcalfe等人发现，被试对有熟悉线索词组的知晓感更高，对没有熟悉线索词组的知晓感较低，他们称此为线索熟悉性启发式(cue-familiarity heuristic)[10]。但也有研究者让被试作知晓感判断，发现了与此不同的结果[11]，他们认为，被试可能是依据线索与目标之间的联结而非熟悉性而作出知晓感判断的。当然，也有研究者持调和的观点。研究者发现在不同条件下被试的依据是不同的，若存在可利用的线索，则更依赖线索的熟悉性；若线索难以利用，则依据目标的部分提取来作出知晓感判断[12]。
2006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编导专业。毕业后，我留在北京，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叫周磊，也是个编剧。妈妈专门来了一趟北京见周磊，周磊做了一桌饭菜，虽然谈不上多好吃，但那份用心和诚意，却让妈妈对他非常满意。
在学习感判断上，Son L K 等人试图检验学习感判断是否也像知晓感判断一样是基于线索的熟悉性进行的，并存在一个很快的加工过程[13]。在其研究中，所有被试都需要完成三个系列的任务，每个系列包含学习阶段、判断/检索阶段、测试阶段。在每一个学习阶段，被试都会一次性看到20个由名字组成的词组，每个词组呈现6秒钟，且随机呈现三次。三个系列被试共需学习60个词组，其中6个词组不包含在判断/检索阶段，而在测试阶段会测试和检查所有的词组。所有被试在学习之后会随机分到三个组，单独判断组、隐秘检索判断组和公开检索判断组。单独判断组的被试学习完后只需要进行学习感判断；隐秘检索判断组会看到之前学习的词组中的第一个名字，然后尽可能地在头脑中检索词组中的第二个名字；公开检索判断组与第二组被试的任务相似，但是在检索的时候需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答案，同时会被记录下来。结果发现，在判断得分较低的项目上，相对于单独判断组，随着判断难度降低，被试的反应变快。而另外两个组的结果则与之相反，说明单独判断组在尝试检索目标之前有一个很快的操作过程发生。因此Son L K等人认为，学习感判断也像其他的元认知判断一样，由两个过程驱动：线索熟悉性和对目标检索尝试的评价。这一研究证实了人们的学习感判断会受到熟悉性启发式的影响[13]。
锚定效应是多方面的，存在自我产生的锚和实验者提供的锚的区分[31]。自我产生的锚的调整是有意识的、需要经过努力的；而对于实验者提供的锚，则会从最初的锚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调整，直到达到一个貌似可行的估计值[32]。在Epley N等人的实验中，结果证实对于自我产生的锚和实验者提供的锚，被试作出的调整都是不充分的，个体所进行的调整也是不一样的[33]。Simmon J P等人提出的整合理论，认为无论是自我产生还是实验者提供的锚，人们是否可以进行努力的调整，关键在于是否明确调整的方向[34]。Zhao Q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结果，其研究发现人们所进行的调整会受到准确性动机的影响[30, 35]。研究者也发现，若呈现的锚定信息与人们所进行判断的事件相关，则相关度越高，锚定效应对人们判断的影响越大[36]。
二、易得性启发式
易得性启发式是指依赖于人们的需求状态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增加或减少先前学习过的内容出现的可能性[17]。这一界定除了强调卡尼曼提到的个体头脑中已有的或容易建构的信念之外，还关注个体的需求以及生活环境的特点。但是，在元认知领域，研究者们对易得性启发式的研究更多地考虑个体进行判断时哪些线索是最容易获得的。
流畅性启发式是指个体可以依据进入头脑的信息的速度和可能性进行学习判断，会依据检索的流畅性进行判断[39]。Marianne E Lloyd等人让被试学习目标词汇一次或五次，然后进行再认测验，结果证实呈现五次目标词汇对于再认反应有更大的影响，这也证实了再认记忆会受到概念流畅性的影响[40]。Son L K等人关于学习感判断的研究提到，检索的流畅性对测试成绩有正向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当被试有时间检索的时候，检索流畅性对于被试的判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Whittlesea B W等人认为个体使用流畅性启发式会很快地作出决定，同时认为判断的信息是熟悉的，但是熟悉感会误导被试作出不正确的判断[41]。
元理解领域也存在易得性启发式。Koriat A提出的易得性假设可以很好地解释易得性启发式对人们元理解判断的影响，他们假定，个体依据迅速获得的信息数量作出判断，而个体并没有对获得的信息质量进行对错分析[23-24]。Dunlosky J等人在有关元理解的研究中，将被试分为四个组：及时回忆判断组与及时不回忆判断组、延迟回忆判断组与延迟不回忆判断组。每组被试均需要学习一段同样的内容，学完之后均需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作出预测判断，包括全局判断(完成全部测试的信心判断)和术语特定性判断(定义某个关键术语的信心判断)。研究者对被试的回忆内容进行了分析，将其归类为无答案、答案不正确、答案部分正确与答案完全正确四种，结果显示，不论是进行了及时回忆还是延迟回忆的被试，当回忆答案不正确时，术语特定性判断会高于实际的测验成绩，也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测试成绩；当回忆答案正确时，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易得性假设，说明个体确实会依赖于得到的信息数量作出元理解判断[25]。
三、锚定调整启发式
锚定调整启发式是指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境中，锚定于预设的成绩值，然后依据对当前任务的经验进一步作出调整。在元记忆领域，Scheck P等人通过四个研究探讨了锚定效应对个体学习感判断的绝对准确性的影响，证实被试进行即时的学习感判断时，会对项目的难度进行监控，但是也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被试一开始依据锚进行判断，之后通过对项目难度的监控进行了调整，但是锚定效应在最后的判断中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若采用延迟的学习感判断(如呈现项目30秒之后再让被试进行判断)，个体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会降低[26]。虽然字词的学习判断与元理解判断有所不同，但是也为研究者对后者的解释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刘爱伦等人关注线索的易得性与熟悉性对人们知晓感的影响，匹配线索易得性与熟悉性形成四种实验材料，被试在识记之后需要回忆并作出知晓感判断，并需要完成再认测验，结果发现，线索的易得性与熟悉性独立地影响人们的知晓感判断，且两者发挥作用的时间不是同步的[45]。Hertwig R等人的再认实验研究人们为什么能够使用提取的流畅性，结果显示，当人们能够区分两个物体的再认周期，并且这种差别很大的时候，人们能够通过提取的流畅性来进行判断，前提条件是这种差别至少超过100毫秒[46]。研究者使用熟悉性、流畅性一致与不一致的类别材料，让被试完成检索与转化的任务，结果发现，只有当熟悉性与流畅性不一致时，且检索的时间变长时(1分钟)，人们会意识到这种不一致，会依据流畅性来分配检索时间[47]。可见，不同的启发式可能存在先后的顺序，而且各种启发式发挥作用需要依赖于人们作出判断或者其他反应的时间间隔。
目前，关于锚定调整启发式的研究多集中于元理解领域。Linderholm T等人的研究发现,被试对于成绩的预测会锚定在自己的能力或者与任务相关的先前经验上，之后依据文章的难易程度以及标题的领域内知识或者对标题的兴趣性来进行调整，而即使作出了这种调整也是不充分的[27]。此外，也有研究者发现被试还容易受到题目熟悉性的锚定影响。在Keener M C的研究中，学习完之后给被试的测试题中设置了三种类型的问题：简单题(依据文章的字面意思编码)、低难度题(依据文章的时序逻辑推理)和高难度题(依据文章的命题逻辑推理)，被试阅读文章之后需要对成绩进行预测判断，结果发现被试会锚定在容易回答的简单题上，得到较高的成绩预测值；在回答后两种类型的题时则会进行适当的调整，得到相对较低的成绩预测值，说明被试会受到锚定调整启发式的影响[28]。Zhao Q的研究提到对于能力的自我觉知也会对被试的元理解判断产生锚定效应。在其研究中，让被试对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估计来测量学习者对于能力的自我觉知，在被试完成测试前，需要进行预期判断(如：请判断你能正确回答的测试题数量)，完成测试之后进行回顾判断(如：请判断你正确回答了的测试题数量)，结果发现，当控制成绩时，被试对于能力的自我觉知与被试的回顾判断以及预期判断均存在显著的偏相关，说明被试对于能力的自我觉知影响了人们的预期判断与回顾判断[29]；个体还会受到社会信息的影响，例如：同伴的成绩[30]。在Zhao Q的研究中，关注学习者进行理解判断是否受到同伴成绩信息(实验者提供的锚)的影响，将被试分为三个组：高锚组、低锚组、无锚组。在进行判断之前，高锚组的被试会被告知在此研究中大学生测试成绩的平均正确率为85%，然后让被试进行判断；低锚组的被试被告知的这个数值为55%；无锚组的操作中则没有此环节。结果发现，相对于无锚组，低锚组的被试显著地受到了锚的影响，作出较低的判断，而高锚组被试的判断值与其他两组被试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研究者将高锚组被试被告知在此研究中大学生测试成绩的平均正确率改为95%，结果发现，高锚组被试作出的判断显著高于无锚组。在实验二里，研究者也对回顾判断进行了考察，即在完成测试之后进行判断，结果发现，高锚组比低锚组作出较高的回顾判断，锚定效应也发生于回顾判断。研究者认为，在答题之后，被试在进行回顾性判断时，会依赖于自己产生的测试反馈，但是也会受到实验者提供的锚(同伴成绩信息)的影响。被试会依赖于这些信息进行判断，并依据当前的任务信息进行调整[30]。
在元理解判断领域也存在熟悉性启发式。Glenberg A M等人让被试对文章进行熟悉性评定(即描述文章的主要意思)以及元理解判断，结果证实了元理解判断与熟悉性评定存在显著的相关，被试的元理解判断是基于对题目的熟悉性作出的[14]。同时，Zhao Q等人让被试读完文章后对自己的理解成绩进行评定，并让被试描述他们是怎么作出成绩预测的，结果发现，被试对题目的熟悉程度影响了其成绩预测的结果[15]。可见，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元认知判断更多地使用对于线索的熟悉性，而不是对回忆事件或目标的评价[9]。Griffin T D等人让读者阅读5篇与足球相关主题的文章以及5篇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章，结果发现专家的元理解判断没有新手准确，拥有更多背景知识的读者会受到文本特有线索的影响，这一发现也支持了个体会受到领域熟悉性启发式的影响[1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元理解判断中，读者需要对文章的理解程度进行全局判断(即评定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回答正确之后的测试题，从0～100%进行评定)，或者对术语作出特定性判断(即针对具体的段落评定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回答正确之后的测试题，从0～100%进行评定)，如果仅仅依据题目的熟悉性进行判断，会导致读者过度自信，高估自己之后测试的成绩，从而错误地作出元理解判断。
四、元认知判断中启发式作用之思考
(一) 启发式有无根本之别
文中所述启发式，是本质上不同，还是共享了同样的机制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Marewski J N等人认为，卡尼曼等人所提出的易得性启发式、Bruner J S提出的易得性启发式以及熟悉性启发式都有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可以被看作是流畅性启发式(fluency heuristic)[37]。Reggev N等人就将熟悉性启发式和易得性启发式作为流畅性启发式的两种来源[38]。
在我们看来，弗雷格的做法是让语言上的特征“不定”以一种相对间接的形式在起作用，即通过概念的中介关联至不确定的对象。但是日常语言的表达意向总是意图直接与最终的对象发生关系。因此对问题的解答仍然必须回到对象之上。如果说“四足动物”或“一个四足动物”这些表达尚可以被看作命名不确定之四足动物的通名，但带有空位的表达“( )是一个四足动物”，即严格的概念词，却绝无法被用来命名，只能说，这个表达适用于不确定的四足动物，可以用来谈论任意一个不确定的四足动物。概念词的本质功能不在于“命名”或“代表”一个确定概念，而在于“述谓”一类对象中的任意一个。
在元记忆领域，Deborah K Eakin比较了抑制干扰情境(一个线索词与两个目标词对应)与控制情境(仅有一个目标词)对知晓感的影响，在干扰情境中目标词会互相干扰，导致被试回忆效果差，但是被试作出的元记忆判断与回忆效果正好相反，被试在干扰情境中作出的知晓感判断高于控制情境，研究者认为被试作出这种不正确的知晓感判断是由于易得性启发式[18]，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19-20]。另有研究者发现，在听觉领域，个体对于音高的词语作出更高的学习感判断，更可能使用易得的听觉信息来作出判断，以及进一步选择重学相应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对实际的记忆成绩造成影响[21-22]。
总体来说，易得性启发式和熟悉性启发式都采用了信息加工快慢的观点，而信息加工的快慢则表现在流畅性上，因此，将这两种启发式看成流畅性是有根据的。但是他们和锚定调整启发式不同，锚定调整启发式并不涉及信息流畅的问题。
此外，除了检索信息的流畅性，人们还会受到其他的流畅性启发式的影响。研究者让两组被试分别观看流畅性的教学短片与不流畅的教学短片，结果发现观看流畅性短片之后，被试认为自己学会的更多，且认为短片中的教学者是更加有效的[42]。Westerman D L等人发现在关于再认的实验中，使学习阶段与实验阶段不匹配，如学习阶段使用图片，而实验阶段使用文字，或者改变两个阶段的字体，均可以降低被试对于流畅性启发式的使用率[43]。
(二)启发式有无先后之序
在进行元认知判断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自己使用了启发式。有时他们可能使用了不止一种启发式，那么这些启发式的使用是否有先后呢？Reggev N等人关于知晓感的研究中，让被试首先完成旧词/新词的再认测试任务，在此任务中意图操作被试的认知倾向。研究者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包含了可以使用熟悉性启发式的项目，一组未包含。而在未包含熟悉性启发式项目的操作中，被试会错误地认为两个项目都是旧词，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被试在认知任务(再认)与之后的知晓感任务中对于熟悉性启发式的依赖，被试会选择更为谨慎的方式来作出判断。之后让被试完成知晓感任务，在此任务中使用不同的词语让被试进行判断，操作了词语对于被试的熟悉性(高低两个水平)与易得性(高低两个水平)，结果证实熟悉性启发式与易得性启发式受到之前认知倾向操作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也间接反映了可能这两种启发式的发生存在先后顺序[38]。Kelley C M等人认为熟悉性的流畅性启发式属于自动记忆过程，流畅性与自动加工记忆过程都受限于具体的线索和任务[44]。
团风城在长江边，六七千户人家，红莲嫂子指派我们分头找。她说吃住莫操心，祠堂给我们支了三块钱盘缠。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大家过细点儿找，一家都莫漏！小巷小弄，旮旮旯旯，都去看看！
但是我们仍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探明启发式的实质。所有人在判断的时候，都会使用启发式，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在第一思维系统会有同样的处理，也就是说每个启发式占据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又或者说每个启发式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大的。启发式即使产生了相同的结果，但是并不能保证它们有相同的机制，如果可以证实对于不同的领域来讲，不同启发式的结果具有一致性，也许可以更为客观地说它们共享了同样的机制[48]。
(三)启发式有无好坏之分
无论是何种启发式都毫无疑问大大减少了人们的认知资源损耗，但是简单快速的加工也必然损失大量信息，存在决策和判断错误的风险。那么，元认知中的启发式究竟是好是坏，或者其优势与劣势哪一个更占上风，这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当然，元认知中的启发式有好的一面。研究者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人们的判断不精确是由于错误信念与人们的过高自信是具有进化适应性的[49]。由此可见，使用启发式可以某种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努力，并且也符合人们的节省原则。Koriat A等人研究线索熟悉性与易得性启发式对知晓感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判断延迟时，这两种启发式存在交互作用，两种启发式都可以提高知晓感判断，在研究中，需要个体根据线索词进行目标词的回忆，若回忆不出来则针对回忆目标词的可能性进行判断，熟悉性与易得性启发式为个体的判断提供了很多信息，可以提高个体知晓感判断的准确性[50]。
在一次海洋基座式起重机回转平台物资质量监造中，胜利油田的设备监造人员发现龙骨之间和封板角焊缝焊脚高度与图纸要求存在1毫米偏差后，立即要求厂家对其焊缝打磨后重新焊接，否则不允许进行下道工序。
但是，人们使用启发式降低认知负荷的同时，也可能由于这种节省原则导致人们不顾及所获得线索的有效性。Benjamin A S等人发现，个体基于检索流畅性来作学习感判断时，判断与标准测验成绩呈现负向相关。也就是说，基于检索流畅性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判断准确率高的时候，测验分数低；而判断准确率低的时候，测验分数高[39]。不仅如此，Ackerman R等人的研究表明，除了学习能力弱的人，即使能力强的被试在学习解决问题的文本时，也容易受到一些令人误解的直觉线索的影响(如无信息的插图)，如何使人们识别并使用正确的信息才可以很好地降低启发式对于人们判断的负面影响，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51]。
那么如何扬长避短？在元理解领域，如果启发式是针对不同的情境来发挥作用(当然前提之一是主体头脑中有相应的图式)，或许为其提供相应的线索信息才可以减少主体使用启发式所造成的偏差。而这是由于文本的元理解监控需要人们同时注意两个水平：客体水平(加工文本)以及元水平(监控理解的程度)[9, 52]。这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如研究发现，让学生进行线索提取比完成概念地图的合作学习能提高元理解的准确性[53]。且Fukaya T的研究也表明，实际的编码以及线索的提取才能提高元理解的准确性，而只让被试进行线索的编码不进行提取并不能真正提高元理解的准确性[54]。Epley N等人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了如何可以降低锚定的影响，在其研究中，将被试分到自我产生的锚与外部提供的锚两组中，分别告诉两个组中的一半被试，结果最准确的两名优胜者可以获得某知名餐馆的40美元礼品券，另一半被试则不告知任何信息。其研究结果发现，自我产生的锚组的被试中，告知给予经济刺激的被试进行了更加准确的调整。研究者进一步采用给予警告的方式，来探讨此种操作对不同的锚的降低作用，在其研究中仍将被试分为两组(自我产生的锚与实验者提供的锚)，每组中一半被试在回答问题前，研究者会告诉被试中，人们的判断会受到瞬间进入头脑的信息的影响，并提供真实的事例向被试进行解释，另一半被试则不接受其他任何信息。结果发现，给予警告如同给予经济刺激一样，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但是仅仅限于自我产生锚组的被试[32]。此外，研究者发现不同特质与智力的人使用启发式的程度也会不同[55-56]，如何在降低不同特质的个体认知负荷的同时，还能够更为准确地进行元认知判断，也是之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是在征询民意中增强使命感。市、县两级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开展“镇村大走访”，用半年时间走访全市所有镇村，围绕生态环保领域正风肃纪问需于民、问政于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殷切期盼，以及对环保投诉处置不及时、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违法违建等问题的强烈反响，给走访干部极大触动，更激发了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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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2-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7XJC190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6M600802).
作者简介： 喻 丰，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道德心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4.016
[责任编辑 彭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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