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动词“态”语缀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语论文,探析论文,动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古语动词的词干后面可以递加表示不同语法范畴的语缀。加在动词词干后面的语缀，可以分里层语缀和外层语缀两大类。里层语缀贴近词干，位于外层语缀前面。里层语缀后面还可以加构词语缀派生新词。这个时候，里层语缀就被包含到派生词的词干当中，成为词干的组成部分。外层语缀位于里层语缀后面，跟里层语缀相比，离词干较远。如果前面不出现里层语缀（里层语缀为“零”）的话，外层语缀自然也可以直接粘附在词干上。外层语缀后面不再加构词语缀，换句话说，外层语缀不会被包含在派生词的词干当中，外层语缀不是词干的组成部分。
蒙古语表示“态”范畴的语缀，属于动词的里层语缀。对这一类语缀的看法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基本上有三种看法：
(1)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以鲍布罗夫尼科夫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态”语缀是形态学（词法）的研究对象。
(2)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桑席耶夫认为“态”语缀的功能不那么单纯，它既是形态学（词法）的研究对象，又是构词法的研究对象。
(3)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罗布桑旺丹索兴把这类语缀看成是由动词派生动词的手段，属于构词法的研究对象。（注：邴巴桑等：《现代蒙古语词法结构》（蒙古文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6---78页。）与此相关，在跟蒙古语关系比较密切、同为黏着型语言的突厥语族语言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注：靳尚怡、李经纬：《巴斯卡柯夫对突厥语语素的分类和词的结构的看法及其有关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应该说，我们对蒙古语的研究还不深入，现在看到的不过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部分而已，没有触及的东西还有许多。如果把现有的认知成果加以比较和概括，就会感觉到，有些语缀的定性和定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动词的“态”语缀就属于这一类。
蒙古语动词的“态”范畴，不但包括“主动”、“使动”、“被动”、“互动”、“共动”、“齐动”等不同的“态”，有的学者还把表示“及物”的语缀也放到“使动”态中，对二者不加区分；而且各种“态”语缀在分布上也很不平衡，使用范围有大有小；使用层次（叠用时的次序）也不一样；不同的“态”语缀不但彼此之间“语法化”程度有差别，就是同一种“态”语缀在不同的语境中“语法化”程度也有差别。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辨析和讨论。
一 各种“态”语缀的分布
在研究蒙古语的语法著作中，一般很少谈到不同的“态”语缀在分布上是否有所不同，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在词干后面加各种“态”语缀。其实不然，“态”语缀的分布是有差别的。各种“态”语缀的使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语义的制约。其中，“主动”态因为语缀是“零”，无标记，所以在分布上最具普遍性。“主动”态动词无论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在句法层面上，其“主语”都表示“施事”。但是在其余各种“态”当中，情况就不一样了。
蒙古语“使动”态语缀的分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像ebülsikü“入冬”、 egületükü“（天空）布（满）云彩”等少量表示“自然过程”的动词以外，绝大多数动词，不论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都可以在词干后面加“使动”态语缀。“使动”态语缀有 -lγa/-lge和-γul/-gül两种，前者用在口语中以长元音结尾（开音节）的词干后面，后者用在口语中以辅音结尾（闭音节）的词干后面，二者的分布恰好呈互补状态。例如：
qaγa-lγa-qu使之关闭ire-gül-kü让（某人）来，派来
关闭（使动） 来（使动）
“不及物”动词在词干后面加了“使动”态语缀以后就具有“及物”的性质，可以有“受事”。例如：
ger-e kümün iire-gül-kü keregtei.
需要派别人来。
别的 人（宾格） 来（使动）需要
带“使动”态语缀的动词跟“主动”态动词不同，在句法层面上，“使动”态动词的“主语”表示的往往是“主使者”，并不是实际上的“施事”；实际上的“施事”要用带“造格”语缀的“间接宾语”表示。“受事”仍然用带“宾格”语缀（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省略）的“直接宾语”表示。例如：
ene ki
iyel i bi busud
baγsi bar 
iγa-lγa-y-a．这门功课我让别的老师教吧。
这功课
（宾格） 我
别的老师 （造格） 教（使动）
接下来，顺便讨论一下动词词干后面加的表示“及物”的语缀为什么不是“使动”态语缀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蒙古语简志》中，就已经把加在动词词干上的-γa/-ge（当时是按口语中的读音，写为
）看成是“及物”动词的标志，跟动词的“使动”态区别开了。（注：道布：《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4页。）不过，在那本书里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后来，有的学者指出，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是词汇意义结构问题，“态”是语法意义结构问题，它们是两码事。言下之意自然也认为应该把表示“及物”的语缀跟表示“使动”态的语缀区分开。（注：德力格尔玛：《论蒙古语“态”语缀跟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关系》，《蒙古语文》（蒙古文版) 2002年第11期。）
我们认为，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固然跟词汇意义相关，但是，反映在句法层面上，毕竟涉及对相关词项的“题元角色”的配置，也就是说，一个动词除了“施事” （句子中的“主语”）之外，还存在有没有“受事”的问题。有“受事”的动词就是“及物”的，否则就是“不及物”的。所以，应该说，“及物”、“不及物”说到底也是语法意义结构问题。那么，“使动”态呢?它的语法意义则在于带“使动”态语缀的动词，在句法层面上，所涉及的几个词项的“题元角色”的配置有所变动，要比“及物”动词复杂一些。我们知道，在蒙古语的“使动句”（句子的结构中心是带“使动”态语缀的动词）中，语法形式上的“主语”并不表示实际上的“施事”，而是“主使者”；实际上的“施事”是“受使者”，由带“造格”语缀的“间接宾语”来表示。也就是说，句子表层结构上词项的语法形式跟深层结构里的“施”、“受”关系呈现出曲折的对应。例如：bosqu“起来”是“不及物”动词，在词干后面加语缀-qa就构成“及物”动词bos-qa（及物）-qu“扶起、树立”；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使动”态语缀-γul就构成“使动”态动词bos-qa-γul-qu“使之扶起”。比较下面例句就可以把蒙古语动词的“及物”、“不及物”跟“使动”态的区别看得很清楚：
(1) ebediten bos-ba．病人起来了。（不及物）
病人 起来
(2) subilaγi ebediten i bos-qa-ba．护士把病人扶起来了。
护士 病人
（宾格） 起来（及物）
(3) emi subilaγi bar
ebediten
i bos-
qa-γul- ba．
医生 护士 （造格）病人（宾格） 起来 （及物） （使动）
医生让护士把病人扶起来了。
那么，为什么有的学者会把动词的“及物”语缀跟“使动”态语缀混为一谈呢？原因可能在于“使动”态语缀无论加在“及物”动词词干后面还是加在“不及物”动词词干后面，都蕴含着“及物”的性质，都可以有“受事”（直接宾语），这种情况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例如：untaqu“睡”是“不及物”动词，只有“施事”没有“受事”，但是，在词干后面加了“使动”态语缀以后，untaγul（使动）-qu“使之入睡”就具有了“及物”性质，可以有“受事”（直接宾语）了。例如：
ene em kümün i unta-γul-qu yum．这种药使人入睡（有催眠作用）。
这 药人（宾格） 睡（使动） （语气）
也许就是因为“使动”态动词蕴含“及物”性质这个特点，让人们误以为“及物”既然跟“使动”态有共性，就是一码事。其实，人们把事情弄颠倒了，“及物”并不具有“使动”的意义。“及物”动词所涉及的词项，除了“施事”只有“受事”；而“使动”态动词涉及的词项不但多于“及物”动词，而且词项的语法形式跟“题元角色”的配置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化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此外，我们还看到，某些“不及物”动词，当在词干后面加“使动”态语缀的时候，必须先加“及物”语缀，然后才能加“使动”态语缀。例如：bosqu“起来”这个“不及物”动词，不能在词干上直接加“使动”态语缀，必须先加“及物”语缀-qa，变成“及物”动词bos-qa（及物）-qu“扶起、树起”，然后才能再加“使动”态语缀-γul，变成bos-qa-γul-qu“使之扶起”。这个事实，也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及物”跟“使动”态并不是一回事，应该把它们区分开。
现在，再回到“态”语缀的分布和语义差别这个主题上来。关于“被动”态，我们知道，“被动”态语缀-γda/-gde，一般是加在“及物”动词词干后面的。在动词总数中，“不及物”动词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被动”态语缀的使用范围要比“使动”态语缀小得多。“及物”动词在词干后面加“被动”态语缀以后，就变成“不及物”动词。这个时候，“被动句”（句子的结构中心是带“被动”态语缀的动词）的“主语”所表示的不是“施事”，而是“受事”。实际上的“施事”由带“位格”语缀的“间接宾语”来表示。换句话说，“被动句”中的“施”、“受”关系在词项的语法形式上是颠倒的。例如：
aγula yin orui salkin du ide-gde-ged ergi bolai． 山顶被风蚀成悬崖了。
山（领格） 顶风
（位格） 吃（被动） 崖成
也有“不及物”动词在词干后面加“被动”态语缀的情况。例如：yabuqu“走”>yabu-γda （被动）-qu“进展”。例句：
ail yabu-γda-qu maγutai bayin-a．工作进展不顺利。
工作走（被动） 不好有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构词现象。与其说yabuγdaqu“进展”是 yabuqu“走”的“被动”态形式，不如说yabuγdaqu是由yabuqu派生出来的新词。（注：清格尔泰：《现代蒙古语语法》（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77页。）
“互动”态语缀-ldu/-ldü的使用是受语义制约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动词都能在词干后面加“互动”态语缀。譬如：urγuqu“生长”、skü“发育”、kelekü“说”等动词都没有“互动”态形式。“互动”态语缀的使用范围比“被动”态还要小。“互动”态语缀加在“及物”动词词干后面的时候，表示这个动作或行为既是由“主语”（施事）发出施加于别人（与事）的，同时也是由别人（与事）发出施加于“主语”（施事）的，突出“交互进行”的意思。这个时候，“与事”（间接宾语）由带“随格”语缀的词项来表示。例如：
i buu kümün teinou-ldu-γad bai． 你不要老是跟人家厮打。
你 不要 人 （随格）
揪住（互动）有
“互动”态语缀加在“不及物”动词词干后面的时候，所表示的语义有些不同：它既含有“交互进行”的意思，又含有“多个个体参差不齐地进行”的意思。这个时候，作“主语”的名词（施事）虽然没有带“复数”语缀，也往往蕴含着“复数”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指”不是单一的个体，“与事”这个“题元角色”已经跟“施事”合并在一起了，因此，在句法层面上也就不需要出现带“随格”语缀的词项。例如：
egüle obuγara-ldu-n negüü bayin-a．（一团一团）云彩互相聚拢着（在天上）移动。
云彩 聚拢（互动） 移动有
“共动”态语缀-la/le的使用也是受语义制约的，也是不能在所有的动词词干后面加“共动”态语缀。“共动”态语缀的使用范围也比“被动”态要小。有些动词在词干后面可以加“互动”态语缀，也可以加“共动”态语缀，分别表示不同的语义。例如：bariqu“抓、握”，可以有bare-ldu（互动）-qu“互相抓、连结”这样的形式，也可以有bare-la（共动）-qu“互相握、携手”这样的形式。但是，有些能加“互动”态语缀的动词词干，后面不一定能加“共动”态语缀，反过来说，也有些能加“共动”态语缀的动词词干，后面也不一定能加“互动”态语缀。这两种“态”语缀的分布范围既有交叉又不相等。譬如，可以说qolbu“连接”-ldu （互动）-qu“联合、联系”，但是不说*qolbu-la-qu：可以说yari“说”-la（共动）-qu“交谈、讨论”，但是不说*yari-ldu-qu，等等。
“共动”态语缀加在“不及物”动词词干后面，表示这个行为或动作起码是两个人，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进行的。所以，句法层面上的“施事”必然是“复数”。例如：
kümüs barkira-la-n güyü-le-ü bayin-a． 人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着。
人们
叫喊（共动） 跑（共动）有
“共动”态语缀加在“及物”动词词干后面，表示这个行为或动作是“施事”（主语）跟“与事”（带随格语缀的词项——间接宾语）共同进行的，还可以有“受事”（直接宾语）。例如：
ene asaγudal i bi tan taiyari-la-y-a．这个问题我跟您讨论吧。
这问题 （宾格）我 您 （随格）
说（共动）
至于“齐动”态语缀-aγa/-ege的使用范围，那就更小了。“齐动”态语缀一般只用在那些表示人的意志可以支配的行为或动作的动词词干后面，反映“施事”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行为或动作能够“一块儿进行”或“同时进行”。例如：yabuqu“走”>yabu-aγa（齐动）-qu“一齐走”；saγuqu“坐”>saγu-aγa（齐动）-qu“一齐坐下”；ergükü“举起”>ergü-ege（齐动）-kü“一齐举起”，等等。其他，像表示“生理过程”，“自然变化”、“社会存在”等等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众多动词，都不在词干后面加“齐动”态语缀。所以，在各种“态”语缀当中，“齐动”态语缀的使用频率是最低的。
“齐动”态动词的“施事”，无论在句法层面上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意味着是“复数”，不可能是单个的个体。此外，在口语中，带“齐动”态语缀的动词，往往出现在祈使句中或者问候语中，使用面比较窄。最后，“齐动”态语缀跟其他各种“态”语缀比较起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齐动”态语缀后面不再接任何构词语缀，换句话说，在派生词的词干中没有发现过“齐动”态的痕迹。
上述这些特点综合起来，不免让人觉得“齐动”态语缀有点“另类”，似乎不宜跟其他各种“态”语缀相提并论。因此，有些学者就没有把它放在“态”范畴里，而是放在“体”范畴里。看来，这个问题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 各种“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
“语法化”程度是指一个“形式”（即本文中所说的“语缀”），如果有不同的用法，也就是说，如果存在“共时变异”的情况，那么，它的“范畴性”就会有高低之分。相对说来，比较典型的用法、比较常见的用法、比较不受限制的用法“范畴性”就高一些，反之就低一些。
具体到蒙古语动词的“态”范畴，不但不同的“态”语缀“语法化”程度有所不同，就是同一个“态”语缀在不同的语境中“语法化”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研究蒙古语的学者当中，对动词“态”语缀的功能和地位之所以会持有不同的看法，说到底，就是对“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的认知和判断有差异。
上面说过，“使动”态语缀的使用范围最广，受语义制约最小，绝大多数动词都可以在词干后面加“使动”态语缀，“语法化”程度最高。但是，在某些语境当中，带“使动”态语缀的动词也可以被人们当作“被动”态动词来使用。我们知道，“被动”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是低于“使动”态语缀的。在这种场合，我们就可以说，“使动”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降低了。
请看下面例句中带“使动”态语缀的动词所表示的“被动”态语义：
bi tere kümün dü asaγu-lγa-u asaγu-lγa-u bür qasiraγad yabuu bayin-a．
我 那人 （位格） 问 （使动） 问 （使动） 完全厌烦 走 有
我被那个人问来问去，厌烦透了。
在这个句子里，asaγulγau只能被理解为具有“被动”态语义。如果它仍然保持“使动”态语义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由带“造格”语缀的词项充当“受使者”（间接宾语）。
然而，在上述这个句子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受使者”，看到的却是一个由带“位格”语缀的词项充当的“间接宾语”，它表示实际上的“施事”。这恰好符合“被动句”格局的要求，表明asaγulγau虽然包含着“使动”态语缀，可是实际上却是被当作“被动”态动词来使用。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动词在词干后面加“使动”态语缀以后改变词汇意义的例子。例如：saγuqu“坐”>saγu-lγa（使动）-qu“泻肚子”；bayiqu“有、存在”>bayi-lγa（使动） -qu“铺被褥”；qariqu“返回”>qari-γul（使动）-qu“回答、放牧”，等等。
上文曾经提到过，在“不及物”动词词干后面加“被动”态语缀以后，往往改变其词汇意义，派生出新词，因而可以把加在“不及物”动词词干后面的“被动”态语缀看作是构词手段。其实，就是在“及物”动词词干后面加“被动”态语缀，也常常改变原有的词汇意义，派生出新词。例如：üekü“看”>üe-gde（被动）-kü“分娩”；medekü“知道”>mede-gde （被动）-kü“通知”；daruqu“压”>daru-γda（被动）-qu“战败、失败”，等等。
在这些场合，“被动”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显然降低了，也都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构词”手段。
下面举一些动词在词干后面加“互动”态语缀以后，改变原来的词汇意义，派生出新词的例子：tulqu“支撑、顶住”>tul(u）-ldu（互动）-qu“交战”；briqu“抓、握”>bari-ldu（互动）-qu“摔跤（角力）”；ükükü“死”>ükü-ldü（互动）-kü“拼命挤”，等等。
再举一些动词在词干后面加“共动”态语缀以后，改变原来的词汇意义，派生出新词的例子：üekü“看”>üe-le（共动）-kü“较量（比试）”；yabuqu“走”>yabu-le（共动）-qu“交往，打交道”；qariqu“返回”>qari-le（共动）-qu“交际，联系”，等等。
本来“互动”态语缀和“共动”态语缀的使用就受动词词汇意义的限制，“语法化”程度就偏低，在上述场合，这两种“态”语缀又被当作“构词”手段来使用，原有的“范畴性”就更加降低了。
然而，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我们知道，“态”语缀属于动词的“里层语缀”，在“态”语缀后面还可以再加“构词”语缀派生出新的名词。这个时候，“态”语缀就成为名词词干的一部分，它的动词性语法功能（在句法层面上支配相关词项扮演不同“题元角色”的作用）就彻底消失了，换句话说，“语法化”程度已经等于“零”了。例如：sanaqu“想”>sana-γul（使动）-qu“提醒”>sana-γul-γ（构词词缀）-a“建议（名词）”；üekü“看”>üe-gde（被动）-kü“呈现”>üe-gde-l（构词词缀）“现象”；mrgükü“撞，磕头”>mrgü-ldü（互动） -kü“相撞，相碰”>mrgü-ldü-gen（构词词缀）“冲突（名词）”；kelekü“说”>kele-le（共动）—kü“交谈、商谈”>kele-le-ger（构词词缀）“协议，协定”，等等。
下面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降低到“零”的情况。
大家都承认，toγtalaγ-a“体系”这个名词应来源于动词toγtaqu“形成，构成，组成”，词根是toγta-。按照常规推断，在动词toγtaqu和名词toγtalaγ-a之间，似乎还应该有*toγtalaqu这样一个“共动”态动词形式存在才是。因为-la-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共动”态语缀。然而，我们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都找不到*toγtalaqu这样的例子，不存在这么一个“共动”态动词形式。所以，在toγtalaγ-a这个名词里面，-la-只能被看成是名词词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被看成是加在动词词干上面的“共动”态语缀，也就是说-la-已经被彻底地“词汇化”了。
三 各种“态”语缀的使用层次
在研究蒙古语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经在自己的著作里概括地提到过不同的“态”语缀可以递加在同一个动词词干后面的情况。（注：邴巴桑等：《现代蒙古语词法结构》（蒙古文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4—135页。）在突厥语族语言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注：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45—348页。）但是，蒙古语动词“态”语缀的叠用跟突厥语动词“态”语缀的叠用，二者之间在内容上有些差别。我们认为，对蒙古语不同的“态”语缀的叠用，还需要从“态”语缀“语法化”程度高低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我们注意到，当蒙古语动词的“态”语缀递加在同一个动词词干后面的时候，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而不是随意的，先加哪个后加哪个，次序不能颠倒。而且，也不是任何两种“态”语缀都能够叠用，有的“态”语缀可以跟另一种“态”语缀叠用，有的“态”语缀就不能跟另一种“态”语缀叠用。“态”语缀的使用是分层次的，对这些实际情况应该都应该一一交待清楚。
最常见的是动词词干后面加了“被动”态语缀以后，再加“使动”态语缀，例如：trükü“生育”>trü-gde（被动）-kü“产生、诞生”>trü-gde（被动）-gül（使动）-kü“使之产生、激发”；orkiqu“丢弃”>orki-γda（被动）-qu“脱漏”>orki-γda（被动）-γul（使动）-qu“使之遗漏”；idekü“吃”>ide-gde（被动）-kü“受侵蚀”>ide-gde（被动）-gül（使动）-kü“使之受到侵蚀，被腐蚀掉”，等等。
动词词干加了“互动”态语缀或者“共动”态语缀以后，再加“使动”态语缀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下面举几个“互动”态语缀后面加“使动”态语缀的例子：bariqu“抓、握”>bari-ldu（互动）-qu“连结”>bari-ldu（互动）-γul（使动）-qu“使之结合在一起”；oruqu“进入” >oru-ldu（使动）-qu“从事，逗弄”>oru-ldu（互动）-γul（使动）-qu“让某人戏弄”；qolbuqu“连结”>qolbu-ldu（互动）-qu“互相连结”>qolbu-ldu（互动）-γul（使动）-qu“使之互相连结起来”，等等。
再举几个“共动”态语缀后面加“使动”态语缀的例子：oruqu“进入”>oru-la（共动） -qu“参加”>oru-la（动）-γul（使动）-qu“使之参加”；yariqu“说”>yari-la（共动）-qu“讨论”>yari-la（共动）-γul（使动）-qu“让（人们）讨论”；surqu“学习”>sur(u)-la（共动）-qu“上学”>sur(u)-la（共动）-γul（使动）-qu“让（人们）上学”。
偶尔也能见到在“共动”态语缀后面加“被动”态语缀的例子：kelekü“说”>kele-le（共动）-kü“谈论，议论”>kele-le（共动）-gde（被动）-kü“被（人们）议论”。
有人认为，bayiγuluγdaqu“成立、建（国）”这个动词可以分析为*bayi-γul(u)（使动）-yda（被动）-qu，拿它作“使动”态语缀后面加“被动”态语缀的例子。我们认为此说欠妥。因为大家都知道，bayiqu“有，存在”这个动词的词干，在口语中是以长元音结尾的（开音节），如果后面加“使动”态语缀的话，只能加-lγa，不能加-γul，这是受语音条件约束的，不是可以任选的。
再者，bayiγuluγdaqu这个动词可以分析为也只能分析为bayiγul(u)-γda（被动）-qu， bayiγulqu“成立、建设、设立”是一个“及物”动词，在它的词干后面加“被动”态语缀-γda是符合规律的。但是，bayiγulqu这个动词并不具有“使动”态的语法意义，在句法层面上，它的“主语”是“施事”，不是“主使者”，也不出现“受使者”。在bayiγulqu这个词里，-γul只不过是词干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使动”态语缀。所以，我们认为，在蒙古语里面，没有“使动”态语缀后面叠用“被动”态语缀的情况。
根据我们观察，“互动”态语缀跟“共动”态语缀也不能相互叠用。这两种“态”语缀所表示的语法意义虽然有所区别，但也有一定共性，就是带这两种语缀的动词，所表示的行为或动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自身或涉及自身。在句法层面上，两者的语法功能相近，都要求带“随格”语缀的词项充当“与事”（间接宾语）。这样，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互相叠用了。
看来，蒙古语动词“态”语缀的叠用，是根据不同的“态”语缀“语法化”程度的高低来决定先后次序的。“语法化”程度低的“态”语缀贴近词干，排在前面；“语法化”程度高的语缀远离词干，排在后面。在各种“态”语缀当中，“使动”态语缀“语法化”程度最高，所以，叠用时它总是出现在其他“态”语缀的后面。“被动”态语缀的“语法化”程度比“共动”态语缀稍微高一些，所以，偶尔也能出现在“共动”态语缀后面。于是蒙古语“态”语缀在叠用时就显示出上述层次性。
四 余论
过去，学者们研究蒙古语的语法，侧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抓住词的形态进行分析和分类，建立语法范畴。我们对前辈们所取得的成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对蒙古语语法系统进行描写的时候，人们往往过分强调其确定性，当遇到比较微妙的情况的时候，就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加以处理。其实，语言也是一种历史范畴，它的共时状态也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在一个语法系统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共时变异现象：过渡状态、多义、歧义、兼类、跨类和类属难以划定等复杂情况，可以说所在多有。（注：吴福祥：《语法化理论、历史句法学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刘丹青主编：《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9—234页。）
我们认为，蒙古语动词的“态”语缀跟“构词”语缀之间可能本来就没有清楚的边界。而且，不同的“态”语缀，彼此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叠用的时候，显出一定的层次性。当“态”语缀接在动词词干后面，在句法层面上决定“题元角色”配置的时候，它自然是语法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态”语缀在词的结构中所处位置不同，往往影响它的“语法化”程度，使它兼有“语法”和“构词”的双重功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固化”为名词词干的一个组成部分，彻底失掉“动词”语缀的性质。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我们认为，研究蒙古语语法很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一套新的方法来刻画蒙古语的语法系统，把它的“本色”如实地描写出来。
笔者在这篇文章里，对蒙古语动词“态”语缀所做的一些探索，还很不成熟，不敢说已经把它的“本色”完全描写出来了。希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道诸君一块儿参加讨论，把蒙古语的语法研究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