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流域史研究·
派系问题与党权竞逐:国民党省党部改组与地方政治生态(1927—1944)
——以安徽省为例
鲁卫东
(湖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浙江湖州 313000)
摘 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安徽的组织与发展并不顺利;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确立后，安徽省党部才逐渐得以正式成立，但在此过程中人员更动无序、机构改组频繁，党部内虽不以地域而分派，却以出身而抱团，运行过程相当混乱。全面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主皖、朱家骅执掌组织部，两股人马的加入，改变了省党部原有的人事结构，因党派矛盾而引起的派系斗争更参入了地域主义的歧见，凸显了国民党中央政治生态在地方上的投影。
关键词: 党部改组;政治生态;派系斗争;地方意识
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与派系斗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① 相关研究有: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中华书局2013年版;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其中涉及地方党部组织与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亦有一些，多涉及广东、上海、港台、湖南、云南等发达或边远特殊地区② 如金以林:《战时香港国民党党务检讨》，《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王鑫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整理研究》(1927—1929)，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团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对于内陆地区如安徽省党部发展及其改组的研究目前尚付阙如。安徽因地近首都南京，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中央政府控制较紧的省份之一。但也恰因特殊的政治区位，导致其成为中央政府高层矛盾的宣泄渠道。③ 宋霖、房列曙主编:《安徽通史·民国卷》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安徽亦因此成为中央政治生态在地方投影的典型省份。安徽党务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组织与发展并不顺利，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确立后，安徽省党部才得以正式成立，但在此过程中人员更动无序、机构改组频繁，运行十分混乱。尽管如此，党部人事一直为CC系所控制。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新桂系主皖，打破了CC系一统的局面，加之朱家骅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而使得新桂系、CC系和朱家骅派在争夺安徽党权过程中形成三派角力的局面。本文拟以收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为基础，探讨1927—1944年间安徽省党部改组过程中因党派矛盾而产生的地方意识和派系纷争，以期对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形态与人事纷争研究有所裨益。
一、从无序走向“统一”: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安徽省党务发展与省党部人事变动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受诸多因素影响，国民党在安徽的组织发展并不顺利。全省仅在安庆、芜湖成立市党部2个，县党部3个，临时县党部4个。全省各县市党员有名册可稽者约1700余人，党员构成以学生为多，次为工界、教育界，但省党部迟迟未能成立。究其原因，除经费筹措困难、地方军阀势力阻碍等外部因素外，省内“旧有同志”互争意气，感情不融洽，难以形成组织;而上层组织又未能提供必要支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但党证不肯发给”，甚至印刷好的宣传品也不肯给。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安徽党部异常隔阂，一般同志，也就心灰意懒，有消极的倾向”。①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长编》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403页。
1926年3月，国民党二全大会后，安徽省党部开始筹建，初称“安徽省临时筹备委员会”，光明甫、周松圃和朱蕴山任常务委员，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和周范文任委员。1927年4月，安徽省党部临时执监委员会成立，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高一涵、高语罕、常藩侯、李光炯、章伯钧、徐谦、王龙亭、张从吾等11人任执行委员，李宜春、周范文、李俊卿、江辛、周振飞等5人任候补委员;柯庆施、周松甫、黄梦飞、王坦夫、江彤侯等人担任监察委员，孔禾青、胡浩川、王星拱等3人任候补监察委员。然而国民党实行“清党”后，安徽省党部即因机构更动频繁、人员调整无序而陷入变化无常的状态，一段时间内甚至无专人负责。1928年3月，《中央日报》报道称:“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更换得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三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过五六次。”② 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第1张第2面。 所言非虚，1927年5月至1934年3月间，安徽省党部改组多达11次，党部人事变幻无常，无法安心于事。③ 关 于省党部改组与人员构成变化，详见《安徽省志·政党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0—809页;《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1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特6/16;《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呈中执会文》(1932年6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47．17。
有资料显示，安徽省党部迟至1929年3月才正式成立，随后即因内部委员矛盾④ 参见张德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若干事件回忆》，《江淮文史》2009年第1期。 ，下级党部不健全，党务陷入停顿。1930年7月国民党中央将省执监委员撤职，另派马福祥等成立整理委员会，开始漫长的党务整理工作。⑤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 伴随着省党部的改组、整理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1929年安徽省仅有合格党员8036人。⑥ 《 浙江党务》，1928年10月—192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一一(5)/334。转引自易青:《1928—1930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1930年8月安徽省党部执监委员会改组为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后，全省党员略有增加，为11261人。经过一年的整理，至1931年7、8月间，全省党员减少至9698人。这一时期党员的年龄结构多以21岁至35岁的青年人较多，占到总人数的80%以上。⑦ 《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1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特6/16。
地方党部建设与运行初期的无序，既与政治鼎革时期的混乱有关，也与训政后国民党在地方上实行党政分开、互不统属原则相涉，不仅导致地方党权衰弱，更使得地方党政关系恶化。⑧ 1 9 20年代党政分开的背景，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运动，而其实质则是蒋、汪、胡间的权力之争。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上册，第563—566页。 有研究表明，全面抗战前十年安徽省党政矛盾突出，纠纷迭起。⑨ 马 陵合、徐希军:《抗战前十年国民党安徽地方政权中党政矛盾和派系斗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情况之严重，以至发生党政领导间互殴的现象。⑩ 1927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安徽主持省党部工作的刘真如与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生矛盾，被陈指使人殴打并吊捆于省政府门外。参见《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党政冲突固然激烈，党内亦非风平浪静。地方党部改组频繁，人事纠纷频发，时人称:“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而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或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① 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第1张第2面。 此种局面不仅“社会观感不佳，即党内自好之士亦多为之摇首”。② 《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所引“朱家骅档案”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馆藏号:301－01－06－074。 安徽亦不例外，安徽省党部成员多由皖人充任，虽不以地域和派系而区分，但却因出身而抱团。1943年9月，北大学生、曾任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的罗爱林致信国名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谈及抗战前安徽省党部人事纠纷时谓:
十七年党员总登记时，在安徽则有李蔚唐(北大同学)与邵华两人之竞争。李同学纯以培养党的力量为工作方向，而当时皖中、皖南及皖北、盱天、五泗、蚌埠等四十余县市之党务工作人员又多系北大及北平其他各大学之皖籍同学，因各同学学识之优越，思想之纯正，办理登记工作又非常认真，故极为各县市党员与民众之爱戴……(1930年)皖省党部改组，中央派党校学生王建今来皖任组织部长，并以党校学生魏寿永(现任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及王秀春(现在调查统计局工作)任总干事，初则对李蔚唐同学领导之四十余县低层干部同志予以更换，继则滥施权力，加以威吓，以致安徽党务纠纷日甚。……魏寿永复于此时，假借权力，陷害异己，忠实同志，益难自保。生当时任皖省党部常务委员，睹此实觉不太像样，因罗列魏寿永罪行，提请常会议处，经决议予以撤职查办之处分。魏寿永即于当日赴京哭诉，当时系余井塘委员代理中央组织部务，不旬日，皖省党部局部改组，生与吴企云同学被调离皖，魏寿永免予查办，并由中央组织部任为干事，皖省党部上之纠纷自此愈益复杂。③ ③ 《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所引“朱家骅档案”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馆藏号:301－01－06－074。
雌雄性别对3种植绥螨之间集团内捕食和同类相残的影响………………………… 李 杨，王 鑫，孟瑞霞，侯林林，贾永红（85）
罗信中所提之邵华为皖人，毕业于大夏大学，与CC系皖省骨干方治、陈访先关系密切，故被指为CC系上层骨干。④ 《 抗战时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委邵华》，《武汉人物选录》，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90—191页。 魏寿永、王建今和王秀春皆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党务学校，皆被视为CC系。李蔚唐虽是罗口中的“北大同学”，但亦属CC系。因朱家骅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罗将自己和李蔚唐自然归属于“北大派”。在罗看来，安徽省党部内的纷争实际上是北大毕业与党校出身两个不同学缘群体的人事纠纷。
1934年2月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派山西人苗培成(1894—1983)为特派员，成立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⑤ 《改组安徽省党部案》(1934年2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127．12。 3月以吴遵明为书记长，张辛南、佘凌云、魏寿永、胡一贯、梁贤达、徐警予、陈必睨等为设计委员。佘凌云、陈必睨辞职后由卓衡之、宋振榘递补。一年后，书记长吴遵明辞职，中央改由胡摩尼继任。截止1936年5月，安徽省党部下辖县党部40个，区党部188个，区分部745个，党员总计达8454人。⑥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附表四。
方治离皖后，新桂系因去了一个主要对手，气焰更加嚣张。⑪ ⑪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4—95、95、95页。 对CC系而言，因为失去大将，懊恼不已。刘真如、卓衡之在方治离皖不久即给徐恩曾、二陈以及朱家骅等去电，谓:
1937年5月，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奉令改为安徽省党部，仍以苗培成为特派员，其余委员仍旧。这一时期的安徽省党部为CC系所掌控，苗培成尽管隶籍山西，但因同属CC系，故在皖籍委员占多数的省党部并未引起争议。⑦ 1937年5月苗培成任特派员时期先后有16人任职安徽省党部，其中CC系有10人，隶籍安徽者11人。参见《改组安徽省党部案》(1934年2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127．12;《安徽省志·政党志》，第800—809页。 至全面抗战爆发，安徽省党部组织机构与人员遂得以稳定。
对教学能力发展而言，集体研讨与案例撰写、认知学徒与模拟教学、微格教学与课堂教学案例反思、探究教学与翻转教学相结合［6］，突出培养工科新教师对教学的认知分析能力、反思总结能力、综合设计能力、组织实施能力、评价反馈能力与教学研究能力，促进工科新教师教学能力的逐层递进发展。
二、李宗仁、廖磊主皖:新桂系主皖初期安徽省党部改组风波
事实上，不仅广西人地方意识浓厚，安徽人的地方意识亦不遑多让。早在1921年，旅京皖人即曾发起过驱离福建籍省长李兆珍事件。③ 《旅京皖人反对李兆珍大会》，《申报》1921年9月4日，第11版。 1937年2月2日旅京安徽学会全体委员大会通过了“皖人治皖”的会议宣言，刘真如、邵华、方治等皖籍CC系要员悉数参加。④ 《安徽学会昨开全委会》，《申报》1937年2月3日，第11版。 廖磊主皖时，即有“皖人治皖”口号流传，李品仙主皖时，“皖人治皖”口号亦不时被提起，只是抗战前可以公开呼吁，战时却只能背后议论。李品仙和方治矛盾激化后，方治每与人言谈，“对皖政辄加诋毁，极力主张‘皖人治皖’”。此事被新桂系转报给蒋介石后，蒋随即去电斥责方治，并向李品仙去电查询。⑤ 参 见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5页;《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刘真如、方治方面不愿事情闹大，以致不可收拾，随即致电二陈和朱家骅，辩称“皖人治皖”的流言乃陈良佐、章乃器的“爪牙，共党及灰色分子”所为，其云:
1938年6月，安徽省党部改组为执行委员会后，实行主任委员负责制，国民党中央指定刘真如② 刘 真如(1905—1947)，安徽涡阳县人，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学生时代与邵力子相识，经介绍参加国民党。1928年在陈立夫资助下赴法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参见《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为主任委员，派胡一贯、梁贤达、宋振渠、黄梦飞、朱子帆、周新民、佘凌云、杨亮功、陈铁、冷隽为执行委员。会议原拟派王秀春为书记长③ 《 安徽省党部执委任免并指定刘真如为主委、王秀春为书记长案》，《会议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 5．3/81．23。 ，刘不同意，遂改为卓衡之，因卓和刘在中央党部任职时为挚友。④ 《安徽省党务现状》(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表一 刘真如任主任委员时期安徽省党部人员构成(1938．7—1939．12)
系统[9]选取STM32F103RCT6为主控芯片，处理器内核是Cortex-M3，具备32位的CPU性能，ARM Cortex-M3内核处理器成本非常低，引脚数量相对较少，功耗低，内置128 kB的Flash、20 K的RAM、12位AD、4个16位定时器，时钟频率最高可达72 MHz，是一款拥有运算能力与终端响应能力极高的处理器内核。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徽省党部实力大为削弱。截止1938年12月，安徽省共有党员17790人。根据战时国民党重新进行党籍整理的决定，党员需到各地党部重新登记，安徽省到党部报到人数仅有5156人，人数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安徽大部沦陷后，国民党各地组织破坏较大，1939年8月，区分部从战前的745个减少至385个，几乎减少一半。⑤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卷，第158—159、163、170页。
严重肢体损伤常发生于交通、工农业生产等事故中，保全肢体是绝大多数患者及家属的迫切愿望，但由于伤情、医疗技术、经济能力等原因，仍有一部分患者无法保肢或保肢失败。2008年1月至2018年3月，我科共收治严重肢体损伤患者100余例，其中10例患者保肢失败，现对这10例患者保肢失败的原因作一总结，以期为临床提供经验。
①宪法乃九鼎重器。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和全社会法制水平的提高是实现“法治”的基本前提。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是不断加强法治教育，提高整个社会法制水平的重要途径。二者因果相关，不可割裂。
1938年10月廖磊接替李宗仁主皖后，借鉴新桂系在广西“行新政、用新人”的施政理念，大量使用亲桂系人员，从而摧毁了CC系在安徽的基础和地方势力。刘真如对此极为不满，遂向中央连发两电要求改组皖省执委会。刘氏认为安徽作为沦陷区，工作艰险，环境复杂，非革除情面、严加整饬不能达到应有效果。但却未获中央正面回应，刘氏亦因此对中央十分不满。1939年1月4日，时任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呈蒋介石，派李芝岩接替辞职的CC系委员梁贤达任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⑥ 《批准李芝岩接充安徽省党部执委人选案》(1939年1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一般138/105。 得到消息的刘真如当天即致信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表达不同意见。① 《刘真如致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函》，《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刘的反对起到了效果，李芝岩最终未能成行。此后刘真如试图重新布局安徽，指控新桂系排挤打击“中央”同志，揭露新桂系干部贪污、腐化、走私等罪行，甚至散布新桂系的某些高级干部有“通共”嫌疑。② 傅 华昌:《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辑，第102—103页。
新桂系亦不甘示弱。1939年5月，刘氏刚上任不久，他和省教育厅厅长——CC系中央委员方治即遭人举报到蒋介石处。举报称刘真如虚构敌情，未奉命即“率属出奔”;方治浪费公帑，虚报经费，意图贪污。③ 《病假、任免、请辞、控诉等》(1939．1—1944．12)，《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后虽查无实据，但亦让在皖的CC系巨头虚惊一场。双方矛盾因此一触即发。10月，刘真如再次致信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称安徽省党部“委员积习太深，分区督导阳奉阴违，人事调整急不容缓”，要求再次改组安徽省党部。张厉生转呈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认为“除电复勉励外，对该省党务本身似实有破除情面、积极整理之必要”，同意刘改组省党部。④ 《张厉生致朱家骅函》(1939年10月1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然事有不巧，同月23日廖磊因病去世，李宗仁和白崇禧保荐新桂系将领李品仙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为使党政联合，配合抗战，中央命李品仙取代刘真如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
三、李品仙主皖:安徽省党部的人事更迭与派系纷争
1939年11月30日国民党中央第135次常会发表李品仙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⑤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上卷，第499页。 消息传出后，12月6日，方治即致信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秘书长叶楚伧和教育部长陈立夫:
本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任省府政委，实开降低党格先例，且亦影响刘主任委员所任参议会副议长之工作，期望以为不可。政治可以牵就事实，党务精神应保固有尊严，中枢如别具苦心，则非治所感知，否则以现在在皖同志之艰苦奋斗，尚不能有长足之进展，若再作人事上之最大变动，徒增烦扰。既不能以励孤军奋斗之党人，亦非中央奖惩同志之本意，而本党皖省战后党基势必动摇，或而崩溃。治忝为党员，服务战区，耳闻目睹较真确，并非故作危词，敬请我公特恳总裁，准许刘真如同志辞去政委，专任党部主委，以维战区皖省一线之党务生命。⑥ 《方治致叶楚伧、朱家骅、陈立夫函》(1939年12月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方治在信中虽未提李品仙将任省党部主委之事，但却借口现任主委刘真如兼职省政府委员有损党格一事，要求刘辞去政府委员职务，专职党务，从而影射中央任命省主席李品仙兼党部主委一事之不妥。朱家骅自然明白其所指，毫不客气地批示:“总裁业已决定，未须变更，兹拟仍请卓衡之同志任书记长，以利党务，全部名单亦不多更动。”⑦ 《方治致叶楚伧、朱家骅、陈立夫函》(1939年12月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真、治等效命皖枢，深尝时艰，共济之诚。三年以来，上体中央苦衷，莫不竭诚以谋党政合作，故与李鹤龄同志及桂方高级人员幸能相处。徒以陈良佐、章乃器之流，利用桂籍下级干部，凭借团体关系祸皖两载，隐患日深，流言四处，企图分化。最动听之词即为忘(妄)造皖人治皖口号，以遂其离间能事。查此项流言在廖燕楚时代即曾迭有散布，卒以真、治等应付审详，未为所逞。⑥ ⑧ 参见《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CC系尽管在地方根基较深、势力庞大，不愿他系染指，但其自身又因私人关系不睦、利益分配不均等因造成派系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李品仙接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消息发布后，方治再次致电朱家骅:
此次皖省党部人选略有变动，谅系总裁及中央不得已之苦衷，吾人应受。惟此间党委对卓衡之兄仍任书记长一席，恐今后难以应因，颇多一律向治纷纷表示异议。治为顾全大局免彼此冲突贻于人起见，力为解释并主张:(1)真如兄交代手续须敏速清楚。(2)各县书记长日内须妥为调整。(3)旧有党员意见应统一。(4)对李建议要一致。各点均蒙各党委接受，至对卓意见亦请各党委听命中央，所以有王陈等借治密码分电诸公之事，请接电后分别赐电王等婉为劝告，万一将来卓有不能胜任之处，可由中央遴选适当之人员来皖。
方电文中有“王陈等借治密码分电诸公”，“万一将来卓有不能胜任之处，可由中央遴选适当之人员来皖”等语。“王陈”应该是王秀春与陈铁，两人皆被指与CC系有关系，但因和刘、卓等人不和，未被列入委员名单，故而欲借方治密码致电中央。而皖省人事刚经中央议决发表，方治即作“不能胜任”之假定，不仅于卓难堪，亦令中央不满。对此朱家骅批示:“中央决议必须保持，决不因下级党之异议随意变更。”在方治看来，新桂系声势浩大，CC系不得不防。方治因此提醒朱家骅，要求设法将皖报收归中央宣传部，以免为省政府所归并。① 《方治致朱家骅电》(1939年12月22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惟党政之间人事纷纭，见解不一，时生掣肘，常出阻碍，过去如是，今后更甚。衡之以心身憨拙，侧身其间，遇事推行，必期无背中央及我公之意旨而完成任务，故在工作过程中，所采方式与运用深恐此时不为同志所谅解，而又不获中央之谅解，徒费苦心，反无成就。衡之牺牲个人之事小，有误党之事大，日夜惶恐，时虞陨越，今后苟难贯彻中央之使命，请中央开去本职，听候处分，而免贻误。
江西茶叶的主要出口地区为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市场，近年来，江西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步伐，也积极将茶叶出口至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表二 李品仙任主委期间安徽省党部人员构成(1940．1—1946．5)
卓衡之续任书记长颇有争议。李品仙原定由苏民担任，但苏担心夹在新桂系和CC系之间难有作为，不愿担任，无奈之下李唯有与CC系妥协。① 苏 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 中央组织部秘书甘家馨深知内情，谓:卓留任“乃刘真如所请求，果夫先生等亦力为主张”。② 《 甘家馨对方希孔来电签注》(1939年12月25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然在同为CC系出身的省党部执行委员魏寿永看来，卓为刘的私人。其人“体格甚差，学识普通，长于私人活动，态度欠大方，生活不严谨。更有人指出卓精神萎靡，态度小气，见识不远，文字平常，口才极差，领导能力亦弱，工作不能专心，私生活尤其腐化。”③ 《 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各省市县党部委员、书记长略历册》，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2，第27页。 卓衡之亦知其在省党部口碑不佳，1939年12月30日致电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假意辞职，其云:
李品仙自知安徽党政矛盾突出，棘手难办。上任前先赴重庆见蒋及皖籍名流如许世英、张治中等，以取得谅解。李回忆道:“与中央各有关部、院、机关接洽及交换意见，并向各方面邀请推介皖籍贤能之士，一同赴皖工作，以资臂助。”②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66页。 李主政安徽之后，不仅注意拉拢皖籍人士，更与CC系妥协，接受了CC系的一些人事安排。一是让刘真如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后又兼任省干训团的教育长;二是方冶仍任省教育厅长;三是让CC系分子、原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苏民、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杨绩荪，分别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委员;四是接受一批CC系分子、中央政校毕业生随李品仙来皖工作。初期，双方确能密切合作，如苏民、杨绩荪受到李的信任，进入其智囊团。此举又使得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纷纷写信、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李品仙的做法损害了桂系“团体”的利益。③ 傅华昌:《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辑，第103—104页。
在甘家馨看来，安徽省党部改组以后，“有一二未得连任之旧委员对卓颇表怨郁，卓为先容计，故有此电。细察词意，似为未来地步，而非现在辞职之意”④ 《卓衡之致朱家骅电》(1939年12月30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建议朱回电慰留。然而卓并不满足于省党部书记长这一闲职，试图通过亲桂系的杨绩荪向李品仙进言，以“书记长”一职为交换，帮其谋取省政府委员职务。卓得逞后，中央派下的书记长却为CC系的魏寿永，令杨绩荪甚为不满。卓因书记长任上无视李品仙，一切以刘真如为中心，颇为李不满⑤ 《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尝欲去之为快”。⑥ 《安徽省党务现况》(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加之其私人生活欠严肃，行为不检点，不久即被李借机免去省政府委员职务。
魏寿永到任后不久也与李品仙和杨绩荪发生矛盾，魏便利用其负责特务工作之便，“迭作情报，陈述李氏之短”。⑦ 《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不仅如此，魏在党内诬陷同事，因而遭到同仁控告。控诉信称魏“对于本省人事则强调区域观念，制造摩擦;对于社会方面则自诩其中央关系，虚张声势;对于会内同志则硬分派系，挑拨离间。”⑧ 《安徽魏寿永唆使周慎初陷害案》(1944年5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监0809。 中央组织部审查此案后却刻意回避CC系和新桂系的派系之争，认为“症结在省党部内皖籍同志与非皖籍同志(即杨绩荪等部分)之摩擦，魏寿永来电请更换杨绩荪之监察职务，又此次纠纷重要分子，科长唐光烈系杨绩荪同乡，可以想见。”⑨ 《 皖省党部委员职员间发生诬控案》(1943年9月1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以地域的歧见作为案由，组织部恐有难以言说的苦衷。⑩ 早在1938年3月，蒋即对党内派系纷争表示不满，有“通令取消各小组织，严禁分派”的计划。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蒋和汪以正副总裁身份提出议案，要求宣告党内绝对不许有任何“小组织”。参见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938年3月2日)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506页。 但无论事情真相若何，从后来周慎初的供述和告全体同志书来看，皆对魏十分不利。⑪ ⑪《安徽魏寿永唆使周慎初陷害案》(1944年5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监0809。 魏因此狼狈离皖。
资料来源:《安徽省党部执委任免并指定刘真如为主委、王秀春为书记长案》(1938年6月15)，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5．3/81．23;《安徽省志·政党志》，第800—809页。
桂系领袖李宗仁曾指出，两广地区因方言问题，向有较为强烈的地方意识，新桂系与中央貌合神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桂系主皖后，尽管笼络各方，与CC系妥协，但与CC系发生冲突之事难以避免。省党部原主委刘真如虽离开党部，但仍留在安徽任省府委员，并不时向二陈等人汇报新桂系在安徽的渗透情况。刘氏以为李品仙主持皖省党政年余，对省党部尚未完全渗入，但省府早已为桂方垄断，“省府委员会议形同虚设，遇事独出心裁，恣意取决”。刘指责，安全县的县长皆为桂方人士，沦陷区或敌匪交浸之处，要么畏缩不顾，要么畀予皖人，以塞人之口。① 《 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8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情况之严重，甚至发生“兵戎相见”的局面。1940年5、6月份发生了时任立煌警备司令的广西人杨创奇派兵搜查CC系中央委员、教育厅长方治的住宅，导致方母受伤，从而激化矛盾。双方因此互相指责，并向各自“主子”去电求助。方治向二陈抱怨李垄断独裁，试图通过中央撤去李省主席职务，以安徽籍军人刘和鼎代之;李品仙则去电李宗仁、白崇禧，指责方治挟嫌诬陷，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要求转报中央撤换方治。② 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4—95、95、95页。
物化不仅支配着工人的命运,也支配着整个社会。因为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正是在实践中才得以生成,当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商品化的生产过程遭遇阻隔,人的实践活动被时间的空间化所割裂开来,那么在物化的规制下进行的劳动,则不再是属人的了,就再也不能作为社会中维系人与人交往的纽带。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无论身处哪个阶级,他只是被打散了的孤立单子而已。一旦取消了劳动所具有的社会联结功能,物化就掌握了这个社会的命运。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使地方行政机构配合军事，提议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的介入自然引起CC系的警惕。南京沦陷、徐州撤守后，已从安庆迁往六安的安徽省会已现敌踪。双方围绕着省会迁往何处产生严重分歧，以苗培成、卓衡之为首的省党部主张迁往皖南屯溪，代表安徽省政府的张义纯(新桂系)等则主张迁往大别山地区。因皖南属于第三战区管辖，司令长官顾祝同为蒋介石嫡系，把省会迁往皖南即意味着安徽省政府脱离新桂系的控制，自然不为新桂系同意。争执的结果是新桂系获胜，省会迁到大别山的立煌县。但为CC系控制的省党部却并未撤往立煌，而是撤往屯溪，试图脱离新桂系的统治范围。① 陈 良佐:《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段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印，第58页。
反思：在不同条件(如不同的浓度、温度等)下,同种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的强弱也有差异。由于稀盐酸的还原性不如浓盐酸强,故稀盐酸不能和MnO2反应。在实验室中若用浓盐酸制备氯气则一看加热条件,二看盐酸浓度。
因蒋出面询问，李品仙既不愿与CC系闹僵，亦不愿扩大事态，乃电报重庆替方开脱。白崇禧闻悉此情后，直骂李品仙糊涂:“鹤龄以前要撤换方治，现在又来电替他解释，出尔反尔，真是糊涂!”⑦ 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4—95、95、95页。 于是桂系中亲白崇禧方又有人指责李品仙及桂系高级干部投降CC系，过分接近中央⑧ 参见《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攻击李品仙。⑨ 新 桂系内部亦因其追随者不同而区分。据说李品仙手下的干部即分桂、湘两派，且摩擦颇激烈。原属白崇禧的旧属，李品仙一概无法指挥，且不断通过“广西团体关系向李、白造作流言，以鹤龄投降CC，过分接近中央为词”，威胁李品仙。参见《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8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裂痕产生后，弥补已然无济于事，方治于当年12月份辞职离皖，此后在重庆屡次掀起“倒李”运动。⑩ 据说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旅居重庆的安徽人和流亡后方的安徽学生，总要向参政会来一次“倒李”运动，要求撤换李品仙。参见《李品仙不倒之谜》，《中国新闻》1948年第8期。
教师：为研究方便，我们对以上四个命题重新编号，并用p表示“2b=a+c”，用q表示“a,b,c成等差数列”，用p表示“2b≠a+c”，用q表示“a,b,c不成等差数列”，则有(1)若p则q；(2)若q则p；(3)若p则q；(4)若q则p.
彼辈深庆希孔去职为得计，复引中央退让以自豪。近复制造谣言，谓真如等勾结汤恩伯、孙连仲、何柱国等以之排斥桂军，并欲分化党部内重要同志，以加紧攻击衡之，夺及党部，循用其个个击破分化离间之一贯伎俩，必欲将中央同志挑除净尽而以遂其为所欲为之目的。李本人对真如等表面虽力示好感，然亲暱纷秉内在歧视观念，固未尝稍泯。① 《 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2月16日)、《卓衡之致朱家骅、陈立夫电》(1940年12月23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①侵袭组患者的CT表现与病理学表现比较：统计CT诊断21例侵袭性胸腺瘤患者心血管结构侵犯、心膈角和胸腔侵犯、肺侵犯、胸膜种植、纵隔胸膜侵犯和纵隔肿块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②侵袭组和非侵袭组患者的CT表现比较：对比2组患者的胸腺瘤形态、钙化、囊性变或中心坏死、纵隔脂肪线、均匀增强程度。
刘真如因此提出五条建议，要求二陈等绝不可再对桂系退让，并以中央名义下派委员，以充实省党部实力。朱家骅在回信中只能以“抗战期间，国家高于一切，务希开导同志，共体时艰”等高义之语加以抚慰。② 《 朱家骅致刘真如函》(1940年12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此后，委员翟纯病故，魏寿永、张一寒、黄肇祥他调，中央组织部随后派下李仁甫、王枞、程朱溪、黄同仇等为省党部委员。除黄为新桂系外，其余三人皆为CC系。③ 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9页。
四、组织易长:朱家骅长部与安徽省党部人事安排
1939年12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党内朱家骅的门生故吏皆为之叫好。以为“吾师出长中枢，皖省北大同学及各县忠实同志极为兴奋”。④ 《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1943年以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不胫而走，执掌组织部的朱家骅很快被推倒风口浪尖上。1943年9月，当李品仙和省党部书记长魏寿永的矛盾激化之际，北大学生、曾任安徽省党部常委的罗爱林两次致信朱家骅，建议借机去除魏寿永，另“派忠实干练且能领导皖省各县底层干部之同志前往接充，即使六次大会之召集纯属传言，这些忠实干练之同志，吾师亦宜予培养，作健全安徽党务之基础。”⑤ 《 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事实上，与罗有类似看法的大有人在。1943年4月7日，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王季高亦致信朱家骅，劝其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六大早作筹划，建议朱在决定开会日期时“应以全国各省市之实际情形为依归”，并言“此事在上为钧座，在下为各省市，果能配合妥适，计算周密，天下事未始不可为，不然毫厘千里，前途之差尚难预料也”。⑥ 《 陕西党务:为陕省训练团合并战干团事、胡宗南、熊斌意见冲突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121，第6页。 此后，时人亦曾观察到，朱家骅为能在日后召开的六全大会上谋取更多资源，借掌组织部之机，开始自上而下布置地方人事。不仅组织部处长可派在外省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组织部干事外出亦可担任省党部委员。⑦ 《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0日)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91、202—203页。
然而，具体到安徽而言，朱家骅并无多少操作空间。1944年，朱的部属向朱提供了一份《安徽省党务现况》报告，报告中将安徽省党部现任委员11人的背景和派系属性作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卓衡之、范春阳、魏寿永三人，乃为CC分子”，“甘心充走狗，百般献媚，未可轻视”，如欲整顿安徽党务，“此数败类应早挥之使去也”，在报告最后的关系网络图中，此3人也被标为“绝对应去之人”。“苏民、杨绩荪二人皆属外省人，与安徽党务实不相关，仅为李品仙位置私人，别无他用。惟须注意者，苏民乃为陈果夫先生与李品仙之接线人，种种方面自将仗李之势力以任正式党委与代表等，藉向陈氏讨好。中央如欲统制，恐难见效。”杨绩荪为人精明，为湖南派领袖，因有李品仙撑持，力不足制之。但“皖人对湖人久已无好感……如使滥竽皖省党务中，一般同志当亦不满，况以外省人充正式执委与代表等，尤使皖籍同志痛心。中央似亦应体念及此……以使优秀之皖籍同志接替为宜。”翟纯、方宏孝、胡文郁3人皆因胡梦华的关系在张厉生执掌组织部时被派赴安徽工作，张氏虽与陈氏兄弟主张不同，但因利害关系，将来联合的可能性不可忽视。黄肇祥与前南京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王述曾极友好，经王推荐后始任省党部委员，但其在皖省党务上，“名虽为执委之一，实则形同赘疣”。张一涵则是于右任先生旧人，然其虽在皖省党务上负责多年，“无功可言，亦无大过”，去留均可。在报告人看来，“皖省执委十一人中，与中央关系密切，且能实地工作者，除曹敏外殆无第二人”。然其孑身一人，孤立无助，无法成大事，故其建议朱家骅，“欲使皖省党务整顿一新，应增派人员为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1人中不仅有CC系人马、李品仙属下，更有张治中、张厉生、于右任等党内高层的故人，故报告最后称这些人“在上层方面关系尤为错综复杂”。① 《安徽省党务现况》(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而报告中提供的整顿建议，不仅要求中央派去的同志忠实可靠，更强调其“皖籍”出身，彰显了“皖人治皖”的地方主义意识在人事安排中的天然“正当性”。
一方面是CC系在安徽控党多年，根基颇深;另一方面则是新桂系实际掌控安徽军政，战时在党政配合军事的现实处境下，朱家骅要想彻底改造地方组织，困难重重。早在1943年9月29日朱家骅的学生罗爱林在得知魏寿永和李品仙关系不和时，即曾建议朱乘此机会去除魏寿永，换上自己人。② 《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因唆使职员周慎初陷害同事一案曝光后，魏寿永被迫辞职，中央组织部发文书记长一职由曹敏暂代，但李品仙以曹敏兼职过多，且出巡在外，无法立刻履职为由，先派翟纯代理，并报请组织部正式任命。朱家骅显然并不甘心将此重要位置拱手让人，遂在信中批示“或即改派爱林同志前往继任如何?”③ 《李品仙致朱家骅函》(1943年10月4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10月8日，组织部即向中央上一签呈，拟派“罗爱林担任皖省书记长”，但未有下文。事实显示，罗爱林并未能赴皖任职。④ 《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曹敏继任书记长一职后，自知孤立难支，中途亦曾萌生退意。曹在致朱家骅的请辞信中言及皖省党部内情形时说:
周慎初案未发之前，内部意见虽有歧异，但曲突徙薪，尚可巧为旋避。今则裂痕已露，上则嫌忌，下则骄慢，外则信誉尽亡，内部则群感惶惑。纪纲如此，同志心情复如此。职在此间，虽少有成效，但究系有限，自察当心力交瘁之余，处智勇俱困之境，纵不惜以螳臂挡巨轮，其如一苇之弱，不能障狂澜何。……一载于兹，工作于刚上正轨之时，突有覆败之兆，技穷不能有所补，智困不知有所防。一载辛劳，付诸泡影，夫复何言。⑤ 《曹敏致朱家骅电》(1943年11月2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2)根据定义，根据贝叶斯定理，Pr(s1,s2,…,st,s,o1,o2,…,ot+1)=Pr(s1,s2,…,st,o1,o2,…,ot)Pr(s|st)Pr(ot+1|s).
经朱家骅去信挽留，曹在书记长任内兢兢业业，深得朱的认可，但朱家骅在组织部长任内，只派去王述曾一个“自己人”⑥ 王 述曾为贺师俊介绍，朱家骅北京大学时学生。《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朱派孤立难支的局面并未能得到改变。而随着朱家骅与二陈在党内矛盾的激化，CC系开始全面阻击朱家骅。1944年5月20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朱家骅因不满CC系责难，不得不愤而辞职。⑦ 《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1日)第9册，第204页;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6页。
结 语
国民党中派系林立，个中之原因，恰如抗战后重掌组织部的陈立夫所言:“本党选用干部，无论在党在政，多凭各人一时主观决定，而无一定制度可循，因之难免任用失当，而门户派别观念每每因此发生。”⑧ 《陈立夫呈蒋中正》(1945年10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303－031。 派系斗争向为国民党内政治生活之常态，中央如此，地方亦然。1927—1944年间安徽省党部的改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民党中央政治生态在地方上的投影。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兴起的地方主义意识在地方政治实践中仍具相当程度灵活性，适时为各方所用。“桂人治皖”在皖人看来多少有点“外来入侵者”的角色，不具有“皖人治皖”的正当性。故而在复杂的派系政争下，往往又潜藏着地域主义的分歧。但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国家意识高于地方观念，两者紧密融合，难以分离，甚至互相强化。① 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皖人治皖”的地方主义意识不仅与时局背离，更缺乏道义上的高点，从而使得这种党派矛盾下的派系纷争在披上了地方主义的外衣后，显得更为错综复杂，却难以摆上台面陈说。然而无论党派、学缘、出身，还是地域关系，最终无不受制于权力的制约。CC系、新桂系以及朱家骅派，其对皖省党权的争夺，仍是中国政治中“班底”传统之延续，治党理念之差异反而在其次。党政矛盾与派系斗争中对地方主义的利用背后仍然摆脱不了争权夺利的传统窠臼。
Party Contradictions and Power Contentions:The Personnel Restructuring and Political Ecology of KMT’s Anhui Provincial Headquarter(1927—1944)
LU Wei－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Huzhou University，Huzhou 313000，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the development of Kuomintang in Anhui had been amidst twists and turns．The headquarter of Anhui Province was not founded until Kuomintang had formally established its governing nationally．However，the formation period was rather chaotic due to disordered personnel changes and frequent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in addition to the grouping up of party members based on birth origins and previous education background．After the breaking out of Anti－ Japanese War，New Guangxi Clique presided over Anhui province and Zhu Jiahua was in control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The joining of the two forces transformed the original personnel structure．In addition to party contradictions，regionalism also becomes a main cause of factions．The case of Anhui is a refe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
Key words: personnel restructuring of KMT;political ecology;Party contradictions;local awareness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9)01－0158－11
［本文为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16ZJQN010YB。］
作者简介: 鲁卫东(1981－ )男，安徽定远人，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汪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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