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关系论文,企业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源配置始终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总是把各种资源如何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当成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途径。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成就之一，通常反映于他与前人相比，在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提出了哪些独创的或有新意的观点和分析方法。
整个经济从数量研究的角度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经济学从数量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同样可以这样划分。正如我在《工商行政管理与资源配置》一文中谈到的，由此存在着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一是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是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各种经济资源被合理地、适当地配置于国民经济中的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各种经济资源都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既不存在资源的闲置，又不存在资源的滥用，从而产生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在各种经济资源已被配置于一定的部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微观经济单位（如企业）的前提下，该部门、地区、微观经济单位以合理的、适当的方式来组合各种经济资源，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以生产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1 〕对企业文化的资源配置效应的研究，与上述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问题的探讨是分不开的。
本文就企业文化与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国内企业文化界的研究者们。
我们通常说资源配置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或手段，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调节。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资源与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来配置资源，都可以达到资源配置合理化的目的。因此，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可以结合使用。但这主要是就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而言的。如果深入到微观经济中来分析，比如说，在一个微观经济单位（如一个企业）内，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如何尽可能地提高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那就不能简单地搬用“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这种讨论方式，甚至可以说，在一个企业内部，在讨论资源有效配置问题时，市场调节方式或政府调节方式的局限性都要比宏观经济领域内对资源配置的分析明显得多。
先就市场调节或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看，企业是法人，但企业内部的各个车间、班组、职能部门，却不是法人。车间之间、班组之间、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不等于市场上各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企业本身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但车间、班组、职能部门怎么可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呢？市场调节之所以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以市场的各个参与者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为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市场的参与者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他们才能接受市场的信号，并根据市场的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市场的供求比例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发生影响。企业内部的车间、班组、职能部门既然不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那么即使整个企业处于市场大环境之中，市场机制给予企业的影响主要到达企业这一级，而车间、班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按市场机制的要求来运作，至少不可能主要按市场机制的要求来运作。换句话说，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不可能像对待各个独立的企业那样来对待一个企业内部的各个车间、班组或职能部门，一个车间、班组或职能部门也不可能像一个企业那样按市场的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企业内部的车间、班组或职能部门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或者，车间、班组或职能部门可以置市场的效益原则于不顾。企业内部的各个单位是可以进行经济核算的，它们也必须考虑市场的效益。但所有这些都以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企业才能使内部的车间、班组、职能部门处于协调状态。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在微观经济意义上的作用与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的作用的不同之处。
接着，让我们讨论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即政府调节。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表现于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或用经济调节手段，或用行政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配置各种资源，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但这仍然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之一。政府调节对作为资源配置主体之一的企业的影响，与企业根据政府调节的方向、范围和力度而对自身经济行为的调整有关。至于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比如说，一个企业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如何提高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显然与政府调节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间接的关系。政府调节的作用同样是到达企业这一级为止。企业内部的车间、班组、职能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虽然也要受政府调节的间接制约，但更重要的，是企业作为资源配置主体对车间、班组、职能部门的资源使用方式和资源组合方式发挥管理职能的结果。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作为一个既受市场调节制约，又受政府调节制约的资源配置主体，可以运用计划手段来配置企业内部的资源，运用行政手段来组合企业内部的资源，并用企业的章程、规定、制度来规范企业内部各个车间、班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体现了企业的管理职能。然而，这里所说的行政手段是企业对下属车间、班组、职能部门所行使的行政手段。这里所说的计划手段是企业在本企业范围内所采取的计划手段；这里所说的企业用以规范企业内部各单位行为的章程、规定、制度也只是在企业的内部有效力。它们与经济学中所讨论的政府调节和政府采取的行政调节手段，如计划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应当把它们混淆在一起。
于是，在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研究中遇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企业究竟是怎样配置资源的？企业怎样才能使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企业自身进行资源配置时，主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手段？
企业主要采取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这两种方式来调节内部的资源配置状况和提高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企业文化都要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并且都应在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条件下实现，但它们毕竟不同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市场调节被称为“无形之手”；政府调节被称为“有形之手”。这都是指宏观经济意义上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而言的。而在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调节中，“无形之手”实际上并不存在，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都是“有形之手”，只不过它们是不同于政府调节的另一种“有形之手”而已。
关于这一点， 美国学者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教授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曾指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2 〕“在新技术和扩大了的市场经由生产和分配过程能以空前速度提供产品和劳务时，管理上的有形的手就取代了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3 〕该书把企业管理列入“有形之手”，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而导致管理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就此作了详尽的阐述。该书还以丰富的事例说明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性。这些都是该书的优点。然而该书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分析却是不充分的或含糊不清的。具体地说：
第一、它没有分清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与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而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说，企业管理是指一个企业内部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而不是指资源如何有效地分配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有效，可以节约资源，可以增加资源的供给，也可以使资源的闲置减少，从而会对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发生积极的作用，但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对宏观的资源配置发生了影响，而不是说微观的资源配置直接等同于宏观的资源配置。
第二、用所谓管理的革命取代市场力量的作用来说明“有形之手”对“无形之手”的取代，是不科学的。市场机制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即“无形之手”的作用），不可能被企业管理在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即企业管理这一“有形之手”的作用）所取代。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内部管理多么有效，也不管内部的资源配置如何合理，只要它处于市场大环境之中，它总要受到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企业管理这一“有形之手”是代替不了市场调节这一“无形之手”的。
第三、如果说企业集团、垄断组织、大企业由于掌握了市场份额的一定比例而对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发生作用，那么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企业集团、垄断组织、大企业的参与使得市场的竞争性受到了干扰，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不完全竞争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企业集团、垄断组织、大企业的参与看成是“有形之手”在起作用，但这仍然不能被理解为企业的内部管理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取代。该书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陷入概念上的混乱。
第四、即使从企业内部管理作为微观经济意义上的“有形之手”的角度来看，那么该书的论述的不足之处反映于只谈企业管理而忽略了企业文化建设，只谈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善化而忽略了企业精神的培育，只谈企业专业管理阶层的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忽略了全体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的增进以及凝聚力的加强。因此，该书对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分析是欠完整的。
现在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能够促进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弄清楚这个问题，既有助于说明企业文化建设这一“有形之手”的性质与特点，又有助于说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企业文化建设对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影响首先表现于对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在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仅由人力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力的素质来表示。在人力数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人力的素质越高，越能反映人力资源的充裕。而在人力的素质中，精神素质又是十分重要的。我在《国民经济管理学》一书中写到：“进取精神比物质资产更加重要。什么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不断进取的精神。如果社会的物质财富被损坏了，但只要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仍然存在，那么很快就会有新的物质财富来代替被损坏的物质财富。如果失去的是进取精神而不是物质财富的话，那么财富会枯竭，社会将陷于贫困之中。”〔4〕就一个企业来说， 企业人力素质的高低与企业成员是否具有进取精神以及进取精神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进取精神体现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上，这种素质可能在某些人身上较为明显，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可能不明显。企业文化建设在这方面的成绩主要在于使进取精神在企业各个成员身上都能强烈地或比较强烈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企业人力素质普遍提高，使企业的人力资源更为充裕。
企业职工概念上是一个群体，人际关系的融洽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进和企业凝聚力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企业内部不团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摩擦、不协调、甚至勾心斗角，车间之间、班组之间、职能部门之间不易协作，那么不仅资源的优势无从发挥，而且由此产生的低效率、负效率会使企业遭受损失，使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挫。这样的问题可以从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两个角度来解决。加强企业管理，可以明确企业内部各单位的责任，并用严明的纪律来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则有利于从人际关系上协调企业成员之间的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达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目的。
正如前面所说，只要企业中人的素质提高了，人际关系融洽了，对物质资源的利用率就会相应的提高，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会不断朝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方向调整。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正是通过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而实现的。越是大型企业，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就越重要。技术越先进的企业，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这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技术装备越先进，人际关系就越复杂，人力素质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如果不善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善于及时调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负效率所造成的损失也就越严重。
为什么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都被看成是“有形之手”？企业文化建设这一“有形之手”与企业管理这一“有形之手”有什么不同？能简单地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管理，或把企业管理纳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吗？这又是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企业管理是企业运用各种手段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一种调节。管理总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管理。尽管需要上下协调，发挥上下两层的积极性，但管理始终离不开管理部门与管理人员。因此，企业管理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被看成“有形之手”是没有疑问的。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相同之处在于：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一样，都需要有一定的管理部门与管理人员去设计、操作、监督检查，它既不可能自发地实现，也不可能无目标地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建设有理由被看成是调节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有形之手”。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不同之处表现于：企业管理是靠企业制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贯彻的，并用一系列指标进行考核，这不仅便于操作和监督检查，而且在许多方面具有“硬”的性质；而企业文化建设尽管也有若干规章制度来保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用指标来考核，但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建设要依靠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实现。比如说，企业进取精神的培育、企业道德观念的形成、企业优秀传统的保持与发扬、企业风格的养成等等，都有赖于企业管理人员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有赖于企业环境及其对成员们的不断影响，这种影响是日积月累、逐渐生效的。企业职工生活在企业这个大环境中，在企业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精神面貌会逐渐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变化难以用某种指标加以测定，至少在较短时期内难以定量化。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有形之手”，不像企业管理那样具有“硬”的性质，企业文化建设的弹性是较大的。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企业文化建设似乎要比企业管理容易些，因为企业文化建设不像企业管理那样“硬”，它具有较大的弹性；但如果深入一层考察，那么企业文化建设肯定要比企业管理艰难得多。一方面，企业文化建设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收到效果的；另一方面，要使企业文化建设真正收到效果，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花费更多的心血。可以说，企业文化建设是短期内难以判断实际成效的“有形之手”。假定我们不了解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想用企业管理来代替企业文化建设，或用企业文化建设来代替企业管理，那就不易实现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同样的道理，如果简单地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管理之中，或把企业管理纳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那么也不易达到提高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注释：
〔1〕厉以宁：《工商行政管理与资源配置》， 载《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6页。
〔2〕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页。
〔3〕同上，第12页。
〔4〕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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