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情结——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原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重要论文,原点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情结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5-0104-10
近读日本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梅原猛的《森林思想—— 日本文化的原点》一书，对照中国文化，感触颇多，并由此引发出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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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原猛先生在书中写道：森林思想（注：“土地情结”的提法是从梅原猛先生的“森林思想”引发出来的，也可说成是土地思想 、土地观念或土地意识。）是日本人心灵深处的一种信仰。虽在两千三百年间不 断为了扩大耕地而砍伐森林，但神社里的森林是不能砍伐的。因为日本人认为，树木有灵， 任何东西都没有树木那样巨大的生命力，树木的精灵是生命的象征，树木是神所依附的地方 。神圣的地方是绝对不能没有森林的。再说人是靠树木的恩惠才得以生活在世界上的，吃的 东西、住房、船只及穿的衣服全都是利用树木制造的。他认为，日本人的这种信仰从绳文人 （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数千年到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在日本的文化中 ， 所以至今“日本国土上森林覆盖率达到67%，而且这些森林中的54%是天然林”[1](P116)（ 据统计，中国目前森林覆盖率仅占国土面积的13%，相差太悬殊了）。他为日本“在世界发达 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保留下这么多森林”[1](P116)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他说，如果有 人要问日本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既不是长期延续的君主制——天皇制，也不是今天日本 的经济发展，“我认为值得夸耀的是日本的森林”。[1](P116)他还认为，这种状况的存 在无疑应归功于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如艺术、宗教等方面中的森林思想。当然，在建筑中 是不可能不用木材的，但日本人在砍伐木材方面非常小心，很注意对森林的保护。在世界上 ，日本每年大量进口木材是很出名的。日本人买这些木材为的是修建住宅或寺庙，而这些地 方一定要用木质好的百年以上的古树，他们相信成活几百年、几千年的树已是树神或有神居 住。不仅如此，日本人在沐浴方面对森林情有独钟，据报道现在日本一年有八亿人次进行了 “森林浴”，平均每人有四次之多，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反思中国文化，我觉得，森林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份额远远小于在日本文化中所占 有的份额。相反，土地思想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诸多原点中最主要的方面。用著名学者钱穆先 生的话说：“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2](P15)森林思想远远没有土地 思想来的那么强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各种文化的不同，究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到生活方式，再由生 活方式影响到文化。文化研究家一般把人类文化的源头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 三种。而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业民族属于农耕文化。那么中国古代的情形怎样呢？中国幅 员辽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太平洋的西岸，大部分地区处于中纬度） 。不仅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及江河、湖泊应有尽有，而且季风气候发达，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适宜人类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生长。据殷墟甲骨文记载，那时“农业显然成为 主要生产了”[2](P55)。此后，农耕经济一直是国家经济的主体，那么土地的有无和多寡 自然成了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问题。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对于 土地的争夺往往成为各诸侯国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引发战争、斗争的主要原因 ，而对于每个家庭和每个人来说，有无土地是能否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拥有土地的多少则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贫富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所需几乎全部来源于土地。 砍伐森林，开荒种田，“向荒山要粮、向土地要粮”，世世代代中国人都是这么干的，于是 ，凡能开垦的荒地几乎都变成了耕地。而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成了人生最大的悲哀，往往被 说成是“身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地”。无论哪个家庭，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手里 一旦有了多余的钱，首先想到的是购买土地。土地成了首先要置办的家产和主要财产。在这 种重土地观念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重国土的观念。认为中国这片土地最好，既是一片种庄稼的 沃土，又位居世界的中央。于是国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被历代中国人看成是国家的最高 利益。反对分割国土、保卫国家的统一成为世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五四运动就曾喊出 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 不可以低头”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要是 有谁出卖了国家的领土，就会被世世代代中国人唾骂为卖国贼。即使是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 ，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不仅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且是海内外每个炎黄子孙都期盼已久 的民族大事。所以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和大陆的统一进程牵动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 有炎黄子孙的心，成了全球华人共同关心的大事。
其次是中国人乡土观念浓重，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如那些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外华人，无论 侨居它国多少代，即使有人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讲，但是对自己祖先曾经留有足迹的这片土地 的眷恋之情，仍是那样的浓重。如果有机会回到这片土地上，他们都是热泪盈眶，离开时不 少 人还要带上一包家乡的泥土回家，称之为“乡井土”，表示永远不离祖国母亲的土地！就连 “文革”时从城里到农村插队仅几年、最多十几年的知识青年，虽在插队的土地上饱尝苦难 ，但多年后返乡看望当地的乡亲时，不少人临走也同样要带上一包当地的泥土以作纪念。这 种浓烈的土地情怀使得中国人独有“落叶归根”、“故土难离”、“入土为安”等等思想。 一个人无论离开家乡多少年，到了两鬓斑白之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曾经生他养他的那 片土地上。若是死后也能葬入那片土地，才真正感到可以瞑目安息了，否则将成为人生最大 的憾事。因此，许多人不惜辛劳和钱财，想方设法把去世的父母的灵柩或遗骨运回老家安葬 。正如台湾的一位作家所说：“中国人并不吉卜赛，我们是一种即使死在火星上也要把骸骨 搬回来的民族。”当有人做了坏事或犯了错误时，最后悔的话莫过于“对不起曾经养育自己 的那块土地”和“无颜见江东父老”。中国人这种爱土、亲土、敬土，把土地看作自己生命 和依靠的情结恐怕在世界上是极少有的。
由重土地思想派生出重农业的观念。中国自古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农 业人口都占绝对优势。农耕经济不仅开始早，而且持续时间长。从甲骨文里就可以找到“‘ 黍、稷、稻、麦、蚕、桑’诸字，又有用黍酿造的‘酒’字，有耕种用的‘耒、耜’诸字” [2](P56)。《周易》曾说农耕是财富的来源（ “不耕获，未富也”），战国中期的商鞅提出 了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对于农民‘致粟帛多者’，免除徭 役或租税。对不努力耕作，和弃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罚为奴”[3](P75)。他的主张被后 代继承并被不断地重复和强调，由此形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重农、尚农的观念。所以历代中 国人中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每天从事的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他们的主要财产是土地，最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三亩地，一头牛”。对于国家来说，农业 自然成了工业、商业等其他各个行业的基础。直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向全国发出了“ 以粮为纲”的号召。相反，商业自产生一直不在受鼓励的范围之内，而遭到轻视和抑制，致 使中国的商业一直不发达。甚至认为，当农民比做买卖经商好，不仅收入有保障，而且能做 个自食其力的好人。如《静海县志》里记录当地的谚语“车船店脚牙，无罪就该杀”[4]( P39)。就是说，除了从事农业者外，其余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人中没有好人。又说“庄稼钱花 不干，买卖钱六十年，做官钱当辈完”，意思是说从事农业劳动比经商、做官都好，因为经 商挣来的钱再多也仅够用六十年，当官挣到的钱虽多，也只够自己这一辈子用，没有多余的 钱遗留给子孙，而种庄稼最好，不仅年年有收获，而且土地还可以传给后代。可以说这是对 当时百姓职业观念的真实写照。这种重农轻商的观念在我国老百姓的头脑中是很有普遍性和 代表性的。美国人古德诺对此也深知：“有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热爱耕种土地，是因为他 们的祖先把这种中国文明的特质给予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天性中就有某种对农业的宗教式 的崇拜，犁对他们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圣物。”[5](P5)
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农民安排好农业劳动，古人还创造了适应农业生产的独特的历法 和岁时节日。中国人给这种历法取名叫农历（阴历或夏历），相传早在夏代就出现了。历法中 还设立了反映季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 ；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通俗易懂地表明了一年四季气温、物候和雨量变化的不同，告诉人们根 据节气安排农业劳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直接地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产规律。像一年中最大 最 热闹的节日——春节，不仅把时间选在农民一年收获之后和第二年春耕播种之前的农闲之时 ，而且活动的内容也以庆祝和祈求农业丰收为主。即使是使用阳历多年后的今天，无论城市 还是农村仍习惯热闹地过春节，阳历年却冷冷清清。尽管目前的世界已发展到了电脑时代， 但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农业是生活所仰赖的，而中国文化的方面更是很难脱离农业文明的烙 印。
由对土地的浓厚情感还产生了强烈的地域观念。中国人的地域观念的强烈程度自古至今都 未 曾减弱过。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人们时刻不忘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 只要遇到祖籍或家乡与自己相同（如北方、东北、江南等）的人，即使彼此互不相识，但都会 立即以“老乡”相称，双方都像遇见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更不要说遇到同省、同市、同县、 同乡、同村的人了。只要有了“老乡”这层关系，无论你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想找工作 还是想加官晋爵，或是要借钱做生意等），对方都会慷慨解囊，热情相助。即使远离祖国、 客居他乡的海外游子，也在这种地缘、亲缘思想的支配下，不仅用“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 一家去”的方法，把家人、同乡带到世界各地，而且还在各国成立了许多宗亲会、同乡会或 中华会馆等。这给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据统计，1980 年全球华人组织增至8916个。比1946年增加了一倍多。[6](P66)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浓浓 地思乡、怀旧、寻根、问祖情结，许多人从万里之外回国祭拜中国人祖先黄帝的陵墓——黄 帝陵。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地域观念、故土观念是多么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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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土地的这种强烈的依赖和眷恋之情，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也有极为突出的表现 ，最主要的是对土地神的信仰。
早在周期，人们就尊称土地神为地母、后土、社神等，并常把土地神和代表五谷的稷神合 称 为社稷神。国家有专门负责祭祀社稷神的机构和官员。祭典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分别叫春 社和秋社。春社在春耕之前举行，为的是祈求社稷神保佑丰收，秋社在秋收之后进行，以表 示对社稷神的感谢，故叫春祈秋报。国家设有专坛叫社稷坛，它是国家的象征，每当旧王朝 灭亡时，其社稷坛就被废掉，即使有时不被废掉，也要用房屋把它遮盖起来，因它得不到阳 光 的照射而得不到生机，以此作为亡国的教训，新建的王朝必修自己的社稷坛。社稷坛中级别 最高的是国家的社稷坛，叫太社，是帝王祭祀土地神、稷神之所，供奉的是总管全国的土地 大神。其坛用青、白、红、黑、黄五种颜色的土代表国家东、西、南、北、中五方大地。在 未实行郡县制前，天子以下各级都有社稷坛，最低等的是乡村社稷坛。宋代以后，乡村的社 稷坛渐废，代之而起的是大大小小的土地庙，据记载，明代全国有土地庙数量最多，仅北京 有名的土地庙就有四十多座，仅位居全国第三。人们对土地神的祭祀活动也格外热闹，鲁迅 先生的小说《社戏》就是对清末浙江绍兴民间社日活动的描写：人们不仅要用佳肴美酒祭祀 土地神，而且还要为土地神演戏。民间土地庙中供奉的土地神有男有女，大家亲切地尊称其 为土地爷、土地奶奶。凡家中遇到添丁进口、建房修坟动土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 乞求保佑。若是家中有人去世，必须到土地庙报丧。可见土地神既掌管着国家的存亡，又掌 管着每个家庭的大事。而且，过去一般家庭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晚 要烧三柱香。青年男女举行婚礼时，拜堂仪式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拜天地，第二才是拜父母高 堂，可见就是中国人极为孝敬的生身父母也要让位给天神和土地神。移民海外的华人，还把 土地神带到了异国的土地上，像东南亚的华人普遍祭祀“大众爷（土地爷）”。土地神的职能 如此之 大、信众范围如此之广（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与国与家关系之密切程度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 神中是首屈一指的。当然，土地神所具有的这么多、这么大的职能，完全是由对土地有着深 情 的中国人所赋予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恐怕是不多见的。
另外，中国人的风水信仰也是独一无二的。风水信仰的内容虽很多，但其主旨是地脉说， 通俗地说就是土地的位置、地势的高低、地面和四周的景物等等。所谓的风水宝地说法有很 多，如《营造门》中说：凡住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 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这是最贵之地。凡地，东高西低，生气降基。东低西高，不富且豪 。前高后低，必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后高前低，主多牛马。凡住地，平坦名曰梁士。后 高前低名曰晋土，居之并吉。东高西低，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低，名曰卫士，居 之先富后贫。[7](P144)。中国人在选择墓地时也讲究风水，最好的是龙脉之地。有人为 得到龙脉不惜出重金。风水信仰不仅流传久远，而且范围极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 凡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风水说就一定很盛行。历史上因怀疑风水不好把建好的房屋拆掉或 改建的为数不少。把土地的自然境况说成有如此之大的神力，恐怕以中国为最。
此外，中国人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信仰。要办的事情能否成功，中国人认为“天 时 ，地利，人和”是决定因素，此三者相比，“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地利 ”位居第二，仅次于“人和”，但又高于“天时”。所谓“地利”，指的是“地理上的优势 ”。这说明中国人很看重“地理”上是否占有优势这一点，所以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尤 其是战争和比赛），都要考虑地理上自己是否具有优势，就是占不占“地利”。如果地利上 占优势，则成功大半。否则，就要在“人和”方面多下些工夫。不然觉得很难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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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有非常强烈的表现。这里且不说古今文学作品如 小说、诗歌、散文中对土地、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大量反映和表现，就传统艺术方面来说，绘 画是相当突出的。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是山水画，山水画顾名思义，绘画的主要对象是大地上的 山 山水水和在大地上生长、生活着的植物及动物，其中也包括人类自身。细看这些山水画，张 张都离不开对养育万物的大地的描绘。就连人物和花鸟两大类绘画，也常画有大地。据研究 ，早期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并不是山水画，而是人物画，山水仅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出 现的，但山水画很快出现并确定了主导地位。山水画最早萌芽于晋代，到了六朝就独立成为 一个画科，到隋唐已发展成熟，到宋代达到了繁荣昌盛期，到明代山水画已占居全部绘画的 半数以上。实际上，山水画不仅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而且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代名词 。中国历代著名的山水画画家有很多，仅《图画见闻志》
（注：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苗子点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等书中就记载着擅长山水画的画 家一百八十余人。历代山水画家的作品在古今鉴赏和收藏中所占的比例也极大。常被作为历 代代表的如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 江山图》、清代萧云从的《太平山水图》、现代傅抱石的《江山如此多娇》等等不胜枚举。 在这些画卷中，有高耸的危崖奇峰、嶙峋的怪石、茂密的树林、飞泻的瀑布；有静静流淌着 的河水、随波荡漾的小舟、辛勤耕作于田间的农夫、密林深处的农舍、田间小路上来来往往 的赶路者……。或歌颂山川雄伟之美，或表现天地之无限，或描写郊野景色之迷人，或赞美 安乐恬静的田园生活，或抒发作者对家乡美丽的自然景色的热爱之情……。当然，山水画的 产生和发展，除了画家自身的大地情结外，也还有道家、佛家禅宗思想等其他方面的影响。
而西洋画则不然，从一开始就是在宗教的熏陶之下产生的，故多为以宗教内容为主题的人 物画，所画的不是人们在举行宗教仪式就是把神“人化”。如希腊时代有名的壁画“斗牛” ，画的是人们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场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大量绘画仍以人物画为主 ，特别是宗教的人物画最多，著名的有《基督之死》、《犹大之吻》、《最后的晚餐》、《 蒙娜丽莎》等。而风景最初仅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直到17世纪才出现了纯风景画的萌芽， 到19世纪初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比中国山水画晚了一千年。另外西方国家流行很多 年的单纯画人物的肖像画和画蔬菜水果的静物画，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从 画法来说，西洋画首先追求形似，也就是真实，其次是讲究透视学、光学、色彩学等等。而 中国画则追求的是神似，讲究的是意境。所谓意境指的是绘画是画家对自己某种情感的抒发 和表达，是画家对土地及生长、生活在土地上的万物的热爱、歌颂和赞美，可以说中国的山 水画散发着中国泥土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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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情结的影响下，中国自古到今在户口管理方面也有独创。那就是把每个人紧紧地束 缚在他出生的那块土地上。远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对土地实行分封制。分封土地时，“是 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一同封赐的”，分封后，那时的人民完全依附在土地上，“是附着 于土地的农奴阶级”。[3](P37)战国后期，秦国建立了“户籍相伍”制度，就是在“农民 的户籍中增加了年纪和土地占有状况，……户籍制度从此成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把农民牢牢 地固着在土地上……”[3](P93)。就是说，统治阶级是采用户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把人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汉代继续沿用户籍制度控制人民。到了北宋，王安石提出了保甲法 ，其目的是“用‘什伍之法’，把各地人民编制起来，固着在土地之上，封建社会的秩序便 可以得到稳定”[8](P46)。明初，太祖朱元璋认为“要发展农业，必须把流散的农民重新 编制在土地上，使之进行生产”[8](P169)。“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政府经过普遍的 户口调查，编制了黄册，详细登记了各地居民的丁口与产业情况。”[8](P178)加强了对 人 民的严格控制。过了六年，“政府又经过普遍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册，详细记载每乡每户 土地的亩数和方圆四至，并绘制成图。明朝政府即根据黄册和鱼鳞册来限制人民的迁徙和进 行赋税徭役的剥削”[8](P178)。此外，政府还实行了里甲制和关津制。“里甲内的人民 都要互相知保，不得隐藏户口，亦不得任意流徙。关津制是在全国‘冲要去处’分设巡检司 盘查行人，没有政府颁行的路引不能放行。越渡者以逃民律论。里甲制和关津制把人民牢固 束缚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屈从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统治，不能离开乡土一步。”[8](P178 )明律中还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到了清朝，政府更是加强了对百姓的控制。严厉地实施 了保甲法。“不论城乡，……每户门上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同时登入官府册籍， 以便稽查。”[8](P291)据载，实行的结果“保甲无藏匿，里户不逃亡”。可见，历代朝 廷都采用了各种办法把人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赋税、徭役的 剥 削和防止人民的反抗，但客观上却是把人民紧紧地捆绑在了土地上。当然，历史上因战争、 自然灾害和暴政等原因而屡次发生百姓逃亡他乡或被政府强迫迁徙的事，但总的来说，还是 世世代代被固定在某一块土地上的人多。可见，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使人附属于土地。所 以至今中国人从一出生就属于他所出生的那块土地。其户口也就被写在那个地方。难怪在中 国 不相识的人见面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个地方的人？”被问到的来华亚洲留学生（因长 相与中国人相象，被误以为是中国人）很感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关心“是什么地方的人”， 这有什么关系？这是由于他不了解这个问题在中国很重要。因为问话人不仅对老乡有浓厚的 乡情，而且常以对不同地方的人的看法来看待这位陌生人。比如有人认为广东、广西人什么 东西都敢吃，比较野蛮；上海人处事过于精明，锱铢必较；山东、东北人豪爽大方；江浙人 性 格温柔和顺，做事很精细等等。若对方和自己是同乡，立即就会产生一种自己人的亲切感， 可以无话不谈，甚至会伸出援助之手；若是自己讨厌的地方的人，就不愿意和他多说，或很 快离开。其实，往往一听对方说话，马上就知道是不是本地人。在中国，时至今日也还有人 看不起或歧视外地人。我常想，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严重的地方观念，而在其他国家基本不 存在或者即使有也没中国这么严重呢？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不同地 方的人交流机会少。二是户口管理极严。人们一生都被死死的捆绑在出生的土地上，不许离 开。除去因战争或天灾背井离乡外，一般只有学业有成或为国家服兵役才有可能迁出。所以 ，世世代代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在哪块土地上出生，就在哪块土地上默默地耕耘，死后再被 埋入那块终生未离开过的土地。有幸离开自己出生地的只是极少数人。解放后，农村的人要 是想迁到别的农村，只有与那里的人结婚才行；若想进入城市，须要考上中专或大学。如果 去当兵，等到被提拔为干部，才能彻底离开农村，否则服完兵役后仍要带着户口返回原籍。 而城市的人要想迁到别的城市，必须是某一行业的优秀人才，否则万万不能。这也促使“故 土难迁”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这种严格的户口管理方法在其他国家极为少 见。因为他们住在哪儿，完全是自愿的。据日本留学生说，在日本，你搬到一个地方后，只 要到那里的政府办公室登记一下就行了。在美国则更简单，连登记也没有，你住在哪儿自然 就是那里的居民了。据我了解，其他各国大同小异。而中国这种严格的户口管理方法大概同 中国独有的浓厚的土地思想在历朝历代产生的影响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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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土地情结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国虽幅员广大，但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国土 面积的65%。每年都有干旱、洪涝、病虫等自然灾害发生。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就成了人们赖 以生存的基础。人们要生活下去就只有不断地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所以垦荒一直是摆在历 代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到汉末全国垦田数已 达到827万多顷。明朝“洪武时，各州县每年垦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万’。据不 完 全统计，从洪武元年至十六年（1368—1383年），各地新垦田土共达180，5216顷。约占当时 全国土地数额的一半”[8](P172)。清朝更是加紧垦田，“从顺治到乾隆的一百余年中， 全国垦田面积的总额在不断上升。顺治十八年为549万3千余顷，……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 年）又增至790余万顷，这已超过了明代万历时期耕地面积的数字”[8](P267)。少数民族 地区的耕地、官田和地主隐瞒的部分还未计算在内。人们每天和土地打交道，必然对土地、 对 自然表现出特别的依赖与亲和。
第二是中国农业文明范围广大而且开始得早。使农耕生产、生活都和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思想不仅产生得早，而且是在很辽阔的范围内形成的。这与日本的情 况正好相反。梅原猛先生在分析日本为什么会保存那么多森林时说：除去日本文化中的森林 思想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输入农业比较晚，另一个原因是输入日本的农业除了养猪外 ， 是不附带牧畜的水稻农业”[1](P116)。并说：“由于不附带畜牧，所以日本基本上没有 砍伐森林、改为牧草地。”[1](P118)直到今天，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八亿多）仍生活 在农村，即使有一部分人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但仍自称是“离土不离乡”的人。
第三是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虽战争、天灾不断，人口数量短时间有 所下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口数量都一直位居世界各国之首。“据西汉末年的统计， 当时全国有户1220多万，口5950多万。”[3](P113)在加上未列入的少数民族和汉朝设置 政区之外的几百万人，总数就已超过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的1/3。“到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 ，其境内人口已经超过1亿，加上辽、西夏境内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多，而当时世界人 口约有3.2亿，也占1/3以上。1850年，世界人口达到12亿，而中国人口已突破4.3亿，所 占比例也没有减少。”[9](P20)到1949年前后，人口已增加到了6亿多。人口的不断大量 增加势必给粮食的供应带来巨大的压力，而要想增加粮食就只有向土地伸手。
第四是信仰和思想方面。中国人自古每天就与土地打交道，很自然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天亲 地的感情。不仅视土地为生命，比喻大地为母亲，而且崇拜土地为神灵。可见，对土地的热 爱和感激之情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人合一”、“天、地 、 人”一体的思想，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但也不消极、被动地等待自然 （包括大地）的恩赐，而是主张既要顺应自然又要改造自然。这就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相 信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是可以战胜大自然的。《愚公移山》故事的产生和流传就是很 好的例证。所以中国人为了追求现世的幸福（而不是来世），采取的是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 遁世的人生态度。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提出了“战天斗地、改造山河”、“让山河重新安 排”的响亮口号。
第五是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而不同于那些以神为主体的文化。可以说占中国统 治地位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具体说就是一切以人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为 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不仅不停地开荒种田，而且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使用 率，所以在现代农业科学推广之前，中国的农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农业文 明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很长时间里养活了占世界1/3的人口。而有些以神为主体文化的 国家则不同。如《深圳商报》登载的文章说，
（注：吴敬全：产油大国闹油荒土地肥沃不种粮，深圳：深圳商报，1998-4-8.
）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尼日利亚人，虽然 拥有储量大、油层浅且油质好的石油，但每年却要大量进口石油。虽有平坦肥沃，很适合耕 种的大片土地，却宁愿过着贫穷无比的生活。眼看着大片的土地长着一人多高的蒿草和杂 树林，却不去开垦种植。即使种上了粮食的地方，也不去管理，而是任其自然生长。其原因 是他们把宗教信仰看得比什么都高，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上帝恩赐的，要顺其自然。当然这是 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试想，如果我们的先人也有尼日利亚人的观念，那么，我国古代的 农业和农业文明还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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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农业文明是在土地情结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它并不是人类文明的最理 想的阶段，虽胜过游牧文明，但远远落后于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人浓厚的土地情结在人类 文明的进程中具有哪些进步性和局限性呢？
从进步性角度来说，第一由于世世代代中国人土地情结的强烈，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不断 地增加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因而使得中国的农业文明和中国文化很早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第二是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统一和不易割断的历史连续性。这是因为中国人深厚的土地情结 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特别的牢固，虽然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异文化以征服者的身 份进入的时期（如元、清等），但坚实的农业经济基础和先进的农业文明保证了中国文化的连 续 性，最后是征服者在先进的农业文化氛围中或被征服或被同化。而中国文化却从未被外来文 化割断过或取代过，相反，中国文化却变得更丰富更成熟。就像20世纪初来到中国并在中国 生活了30年的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说的那样：“中国是大海，它能使流入其中的每一 件东西都带上咸味。”[10](P59)多么形象生动！美国人拉尔夫·林顿也说：“中国人文化 大一统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比世界上任何其它文明的历史都要长，……中国文化始终以不同 程度的有效性继续发展。”[11](P276)他又说：“外来的征服者凌驾于这个庞大的、文化 上统一的、文明开化的人口时，总是要发现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总是要被迫接受中国 人的文化，总是要最终同化到这个庞大的人口之中。”[11](P301)我们这些后人可以自豪 地说，中国文化虽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但是是世界上历史最长、从没有被割断的文化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文明和埃及、巴比仑、印度的农业文明相比，从一开始就是产 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而不是在一小块地面上，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文化也同样涉及 的地面特别广大。地面广大根基自然坚固，也就能经受得住其他文化的冲击，而不被冲垮。 第三是中国人的土地情结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地理环境（包 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地理环境）相差很大，地上地下蕴藏的自然资源千差万别，再加上古 代交通的阻隔，各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大同”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的“小异 ”。这就是所谓的“地域文化”。中国文化就像中国的民族一样，不仅是56个民族，56支花 ，而就广大汉族居住区来说，常见于报端的就有海派文化、京味儿文化、齐鲁文化、潮汕文 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黄土地及黑土地文化等等不下几十种。这些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 使得中国文化这支鲜艳的花朵更加绚丽多姿，永远开不败！
第四，由强烈的亲土地、重国土的观念派生出来的爱乡、爱国情怀，使得中华民族虽饱经 战乱和外来文化武力征服，但是没有被打垮和被分裂，相反却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到 今天不仅有56个民族，而且国土面积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统一。不像欧洲那样，一小块土地 就是一个国家，和中国面积差不多大的欧洲竟然分成了几十个小国家。
再从强烈的土地情结的局限性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使得中国的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延续 的时间特别长，同时也使得商品经济在中国几千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到来 也比西方晚了许多年。这是因为在强烈的土地情结的作用下，农耕经济开始得早结束得晚， 自 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体制既显得优越，又固步自封、保守和不开放。于是对农业以外的其 经济活动采取鄙薄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主动接触和吸收少。比如在与周边的 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接触中，文化的输出大大高于吸收；往来于丝绸之路 的中亚、阿拉伯商人和欧洲游客远远多于中原人。其次是全社会都把主要力量投入到扩大耕 地的面积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上，而对劳动技术的提高和劳动工具的革新注意不够。所以不 仅生产方式、劳动技术等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一直变化不大，就连农民每天使用的劳动工具仍 旧是一些世代相传的、改进不大的、极简单的锄头、镐头、犁等等，而且直到世界工业文明 开始了多少年的今天，这些劳动工具仍被各地农村广泛地使用着，而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大机 器和先进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则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强 烈的土地情结是造成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再次，强烈的土地情 结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了扩大农业生产，大量地砍伐森林，开荒种田，致 使连年洪水泛滥，泥石流倾泻，河床淤积，河流改道，水土流失，土地严重地沙化碱化，野 生动物大量灭绝，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据中国科学院做出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说，中国国土面积的60%是山地或丘陵；55%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5%经年遭受土壤侵 蚀和沙漠化；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而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 平均水平3至3.5倍；平均每人每年搬动土石方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与土地有关的农 林牧矿等大类行业的发展成本均高于世界平均数。另外，在强烈的地域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严 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众所周知，中 国古代的农业文明是建立在家庭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有人称 其为家 庭自然经济单位。每到农忙季节，不少了家庭、亲戚和邻里、乡里的相互帮助，于是产生了 亲情和乡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裙带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虽五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 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裙带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还在到处泛滥 。这是因为它有深厚的土壤和根基，可谓根深蒂固。一百年前来华的西方人写的书里，就曾 多次 对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行了激烈地批评。如美国人古德诺说：“这个泱泱大国的子民们在 观念上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河南人，一个安徽人或一个湖北人，而不是认为自己是这个中华 帝国的一分子，他在考虑问题时很难摆脱地域观念，大多数中国人的视野往往只局限于自己 所生活的那一小片空间，很难看得更远。”[5](P87)还有人说，中国上边制定的政策很好 ，可是往往到了下边执行时就变了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 制订对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保护地方的、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着眼于全国、全民族 的利益。我觉得，要想彻底消灭裙带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大概只有等到中国的农业文明完 全被先进的工业文明所代替的时候。那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主要不再依赖土地或他人，而 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像现在工业文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裙带关系和地方保护 主义比我们就减弱了许多，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