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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8，新世纪的曙光已遥遥在望。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1998有更多的期冀与憧憬，也有更多的艰辛与沉重。这一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这一年，新增的几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面临择业、转岗的命运抉择；这一年，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人员分流，坐惯了“铁交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感到了生存的挑战；这一年，东南亚金融风潮余波未平，南亚核军备竞赛硝烟又起……
恰恰也是这一年，长期受国家专营、行业垄断政策保护，小富即安，小康即乐的中国出版业，终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推动着，走向激烈竞争的前台。业内人士称：1998年是中国出版业20年来面临最严峻挑战的一年。请看最新公布的权威统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从单纯的宣传舆论事业机构，逐步向生产型和生产经营型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截止1997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65家（其中副牌21家），各类期刊8000余家，报纸6000余家，电子音像出版单位两百多家，新华书店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点有四五千个，以及实力雄厚的印刷、物资供应、外贸企业数千家。1997年全行业仅图书出版就完成品种12万种，总印张364亿，销售总额313亿元，实现利润36亿元。
在相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生产困难，职工大量转岗下岗的严峻挑战时，全国出版业以600～700亿元的总资产，资金利润率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增幅的佳绩，在国家33个行业中排名第4位，超过民航、保险、食品、饮料、药品制造等诸多产业，以其整体规模和综合实力，显示了一个独立产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综合效益，显示了知识经济和文化生产力正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只是中国出版“小富即安”的一面。出版专家和有识之士深入剖析了中国出版的行业结构、资本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和人员结构，得出的结论却令人担忧：近半个世纪的国家专营和行业垄断，并没有使中国出版真正走入国际出版市场；计划经济的襁褓并没有哺育出一个强壮的现代出版产业。仍以1997年的中国图书出版为例，当年国内销售总额313亿元人民币，全年出口销售额仅2000万元人民币，在世界图书市场份额中仅占0.2%，而美国图书在市场份额中占22%，法国占17%，德国占14.7%。可以说，中国图书在世界图书市场没有影响。世界市场遗忘了中国。
再看国内市场。1997年全国共出版图书12万种，这当中学生课本20710种，各类教学参考、教学辅导类图书4000余种，两项相加约占全年图书品种的20.6%，然而课本和教学用书的总印数、总印张、出版总定价、总销售量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占整个图书出版经济效益的80%以上。可以这样说：多年来中国出版业的图书品种与行业利润基本上靠课本及教学用书为支撑，编辑、印刷、发行和物资供应的粗大链条上的数千家企事业单位的“行业优势”，几乎依赖于城乡在校学生和成人教育这个稳定“市场”的依托而生存。不难设想，倘若失去这种出版专营、计划经济的行业性政策保护，那么中国出版多年“小康”、“小富”的生存平衡将会打破，整个行业的经营运作会陷入困境，垄断经营掩盖下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势必暴露无遗——这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出版向何处去？！
一、30万元：能否注册出版社
1997年1月2日，新年的钟声还余音袅袅，满怀憧憬与希望的中国人向新的一年投去深情目光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第210号令。
与以往政府总理签发的国务院令有所不同的是，210号令仿佛是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划时代的1997。——一部酝酿构思了20年、先后起草17稿的《出版管理条例》终于颁布。
呕心沥血的20年间，中国出版界的有识之士最先倡议为出版立法。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梦想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来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20年间的呕心沥血，改革开放的中国迈开富民强国的步伐走到二十世纪末。虽然《出版法》的产生还须假以时日，但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性出版法规终于问世——总计七章五十七条的《出版管理条例》以“国务院令”颁布实施，让人体会到它的神圣与庄严。
当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纸全文登载了《出版管理条例》。新年的版面熠熠生辉。
业内人士最为关注出版社的设立与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六）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
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这便是著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审批制”。这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阵地意识”的出版制度，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出版“登记制”有本质的区别。
正是由于出版“审批制”的严格推行，才保证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宣传舆论等主要传媒和信息渠道一直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
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摧枯拉朽、震撼中华之后，从刚刚开启的国门向外张望的中国出版人才如梦方醒，啊！国外竟然有这么多出版社——美国的出版社逾万家，日本的出版社5000家，台湾的出版社是我们的十几倍，就连弹丸之地香港登记注册的出版机构也超过3000家！
简单类比的直接后果，便是八十年代国内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地裂变生长，1982年全国出版社总数约一百三十余家，几番“分社”之后，原有的一家省级人民出版社“母鸡孵蛋”似地裂变为若干专业社：教育编辑室扩建为教育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扩建为文艺出版社、科技编辑室扩建为科技出版社……雪球一路滚下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公安武警也纷纷建社挂牌。短短几年，300家、400家、500家，新出版社数不胜数，一路攀升！仿佛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泱泱大国倘若没有成千上万家出版机构，便气虚志短，便失去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光华！
正是因为“审批制”，激增后的出版社只增不减，只生不灭。新成立的出版机构完全纳入计划经济模式，叫你“审批”书号、选题，“审批”买汽车、建宿舍、办公楼和“生老病死全包”的进入指标，弄得手握审批大权的政府机关苦不堪言。于是在全国出版社总数突破550家，年出书品种突破10万种的时候，新闻出版署不得不着手“治理整顿”，坚决实施“从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效益”的“阶段性转移”，给重复建设、盲目膨胀的出版业亮了红灯！
冷静下来的人们，再回头瞅瞅国外出版才恍然大悟：美国的1.3万余家出版社，年出书300种以上的仅3200家，其余八九千家出版社往往只是某企业一个附属机构，年出书1～3种；甚至有的出版社或转向、或停业，多年也不出一本书，仅在工商总署的电脑里注册着一个社名。
英国1万余家出版社，正常出书的不过4000家。
德国堪称“出版强国”，它的1.4万家出版机构是包括文化、咨询、音像电子、电脑软件的“大出版”概念，真正的图书出版社仅3000余家。
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出版社也多如牛毛，但相当一批是“皮包公司”和“夫妻店”。
台湾1997年登记在案的出版社5400家，扣除全年没有出书，或仅从事经销，或只出版杂志、内刊者，市场中真正营业的出版社不过1534家。其规模是1-10人的社占71.7%，11-20人的社占13.3%，21-50人的社占8.1%，51-100人的社占2.8%，100人以上的社仅为4.1%。
面对市场反馈的真实信息，国人似乎才真正明白点什么。但我们身后565家出版社早已经齐刷刷站立起来，大约最小的规模也在五六十人吧！这么多年，除了违规出坏书被行政吊销之外，所有的出版机构均受国家政策保护，不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而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与所有企业一样，出版社的生存永远是动态的。美国时代·华纳出版集团、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恪守这样的信条：“我们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二、资本运营：三五年后见分晓
无国界的资本运营，优胜劣汰，发达国家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型、超大型的出版集团。比如美国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时代·华纳出版集团，汤姆逊出版公司，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读者文摘出版集团，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荷兰的克伦威尔出版公司，加拿大的禾林出版公司以及日本的讲谈社、小学馆等等都是资产雄厚，出版量大，营销有术的现代出版企业。
这些国家的出版企业的设立与中国出版迥然不同，他们完全把出版社当作企业，当作现代产业，采取工商企业的“登记制”，投入资本，申报注册，即可运作。
审批制、登记制，泾渭分明，各行其道，标志着现代出版业中完全不同的两种运行机制。如果说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进行过出版改制尝试的，到目前只有俄罗斯。
——前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即确立出版审批制，共设立国有出版社300多家，社龄大多在50年以上。半个多世纪，一直因循苏维埃计划经济的指导从事出版业务。到九十年代，天翻地覆。据权威统计，1997年俄罗斯仅存30余家国有出版社，而小规模经营的私营出版机构呼呼啦啦注册登记6000多家！至于两种体制的出版机构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如何生存、如何竞争、如何发展，眼下尚难分长短、难见优劣。企业经营需要时日，人们静观则还要耐心。
世纪末的中国人，浮躁的心思被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鼓荡着，他们一边回头历数改革开放以来自己丧失的种种机遇，一边又以20年间积累的资金、实力、经验和改革热情，把新的投资开发热点投向了看似平静的出版业。
——相当一批文化人、企业家、二渠道书商和早想由出版社“出道”的业内人士，尽管谁都知道在中国申报出版社最要紧的条款不是钱，仍旧明知故问：30万元，能否注册出版社？
——还有工商企业的经营者，手握大笔资金，寻求新的资金利润率，寻求与信息产业、高文化产业的投资热点。比如北京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光碟，苦于资金匮乏，难以成功。秦皇岛耀华玻璃集团果断投资2000万元入股，项目成功，回报丰厚。企业家们由出版尝到了甜头，他们也试探政府的口气：提倡企业文化，能不能申办出版社？
——更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久经商战，摸爬滚打的欧美大出版集团的投资家和决策人，他们习惯转动地球仪来激发投资灵感。他们以绅士气派叩击门扉虚掩的中国出版物市场：尊敬的阁下，外资企业到贵国注册申办出版项目，共谋发展，请问注册时应付美元还是马克？
其实，高鼻子老外早已经研究了我们的《出版管理条例》，他知道在中国设立出版社，“最难攻克的屏障是第（二）条、第（六）条及其附注”——这是两种体制的根本分歧。
人们议论纷纷，人们心中忐忑，人们不明究里却又翘首以待。
谁都知道，人们期待的或许并不是“30万元资本注册出版社”，人们真正期待的是，中国出版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还能有何作为？
期待中，笔者有机会到了北京。
在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全国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报告人正以“当前出版形势与深化改革”为题作报告。台下听众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写字条提问，场面热烈。
报告人展开的一张字条上写着：请问，我国出版社的设立是否有可能从审批制改为登记制？
“中国出版业的现行政策性保护终究会被打破，‘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孕育一个大突破。”报告人很爽朗、很直率地回答听众：“凭我的认识能力和出版工作经验，我想，三五年内还没有这个可能。”
那么，三五年之后呢？
三、做生意，他来跟你比赔钱
在商言商，这是一句古话。
谁都知道，经商做生意，不图别的图个钱。商人们梦寐以求的是利润、是赚钱、是赚了还要赚！
然而，聪明的外国出版商自有大手笔，在接二连三向中国政府申办出版社未有结果之后，他们甩出杀手锏：做生意，他来跟你比赔钱。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刚刚取消了粮票，老百姓还在为温饱奋斗，中国知识分子对“臭老九”尚心存余悸的时候，台湾博达版权代理公司就慧眼独具，转道香港进入国内。起初，公司还不能在大陆注册办公，它的经理、主办业务员只能穿梭于一个一个书展会场，不厌其烦地向大陆出版社推荐港台地区及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的畅销书，并热情承诺为内地出版社联系购买外版书版权。遗憾的是，那时中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连一部《著作权法》都尚未颁布，“版权”、“版税”、“知识产权”这些专用名词术语，在那时的知识分子脑子里一片空白；专事版权贸易的公司对于大陆出版社更是陌生得犹如天方夜谭。回首当年，我们也出版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小说，也靠《007系列》、《福尔摩斯探案集》畅销赚钱，可谁有作者委托？谁付过版税？那几年，版权贸易被冷落，博达公司亏大了。不过，远见卓识的博达人并不气馁，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五年、十年之后大陆出版社会成为我们忠实的客户！
此言当真，台湾博达版权代理公司现在的版权贸易业务量是五年前的4.7倍，是八年前的十几倍！由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文明传统，有相近的出版运营观念，再加上情感相连、语言相通，国内上百家出版社都或多或少与博达公司进行业务合作，硕果累累。曾由博达公司代理版权业务的一家外国股份有限公司也紧随其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把生意做到中国人的家门口。作为外资企业，他们聘用一大批高智商、高学历的中国年轻人做业务员，版权贸易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5年，举世闻名的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因为得到中国政府首脑特许，雄心勃勃登陆上海，与上海科技图书公司共同组建了“贝塔斯曼读者俱乐部”。在考察审批这个中外合作的出版交流项目时，我国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不无忧虑。一是担心外商、外资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版界是否恰当；二是顾虑贝塔斯曼1950年创立的“读者俱乐部”发行方式，完全是一种欧洲人的图书营销模式，在上海至少要拥有45万名会员并踊跃购书，“读者俱乐部”才能保本微利。而1995年，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图书市场渐趋饱和，正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上海人能否认同俱乐部？俱乐部的前景会好吗？七十年代，贝塔斯曼进入美国市场就曾损失8000万美元！在习惯于个人购书消费的中国图书市场，德国人会成功吗？
中方的疑虑迅速反馈到贝塔斯曼总部，集团总裁只说了一句话：“只要允许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我愿意赔本10年！”就这样，贝塔斯曼以其开拓世界大市场的胆略和气魄，以它每年200到230亿马克（约合人民币1200亿元以上）的雄厚实力，坚决有力地推进中国市场，有意改变中国人的读书习惯、营销模式和出版体制。
做生意，他来跟你比赔钱，你还能说什么呢？
头两年，贝塔斯曼果然以每年亏损几百万马克的代价艰难地拓展中国市场。图书推销员们像送牛奶一样，把一帧帧印刷精美的广告单、俱乐部章程和图书目录挨家挨户送到上海人家中，细致耐心地宣讲“俱乐部制度”。到1997年底贝塔斯曼在上海终于拥有25万名中国会员；半年之后，会员总数已突破40万名！不久前，俱乐部派人专程到北京，与作家出版社商谈租型印刷《马语者》一书，张口就签8万册订单。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暗暗惊诧：这可是一本由作家出版社在全国进行过“地毯式发行”26万册的畅销书啊，你们不怕压货？贝塔斯曼气壮如牛：以最保守的估计，到1998年底我们的读者俱乐部会员一定能突破60万！请张先生放心。这时候，人们听到新的消息：贝塔斯曼已邀请中国新闻出版界要员赴德国访问，专机接送。集团下一步的投资目标是争取在中国办期刊，建印刷厂，扩充发行中盘；如果中国政府允许更加开放出版业的话，贝塔斯曼将不惜花10亿元、100亿元人民币巨资重构中国现代科技出版业。
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们当然不可能听任外资随便进入中国出版领域，像外资在中国建独资印刷厂等等，是政府有关法规所不容许的。我在这里列举一些外资进逼事实只不过说明，我们在坚决执法、加强管理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形势的严峻罢了。
四、新杂志、好杂志、漂亮杂志
对于中国老百姓，出版业的改革开放或许还神秘了些、专业了些。街头巷尾、五彩斑斓的书亭报摊上，最近几个月蜂拥而来的新杂志、好杂志、漂亮杂志，却是闯进读者眼帘的一道道亮丽风景。杂志多了！《女友》、《知音》、《时尚》等“老朋友”见面的频率快了，《女性月刊》、《东方文化广场》、《风采杂志》、《舞台与人生》……许多过去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的杂志越来越多地跳进我们的视野。杂志漂亮了！普通纸变成了铜版纸，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的，从内封到内文精美绝伦的广告彩插也比比皆是，当然杂志的定价也从两三元涨到了八元、十元、二十元。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更多的变化：一大批杂志改版、改名、出增刊“号外”。《女友》在发行普通版的同时，推出全彩页豪华本；《中华儿女》分身有术，分别创立《风尚导刊》、《成功导刊》等；八开版面十个印张的《北京电视周刊》居然才定价1.00元！老太太说里边不光有电视节目、文章广告、大头美人，就买这一厚叠彩纸也真值！还听说中国杂志开始与外国“接轨”了。上海的《世界时装之苑》刊发的巴黎、纽约流行时装彩图，都是欧美最新款式。北京《时尚》杂志创刊五年来，经历了从图片公司买片子、从国外杂志社购片等几个变化。今年《时尚》已从美国名刊《大都会》购得版权，将其内容填充进自己的刊物。其速度只比美国版晚一个月，基本与国际同步。
——与图书市场激烈竞争一样，期刊在报摊邮亭里的短兵相接也可谓“惊心动魄”。老总们似乎都明白这个道理：期刊大战直接引发的是一番番人才争夺战、特稿争夺战、读者争夺战。如今，名报名刊记者的薪水是主编的几倍，决不是玩笑！《新周刊》的执行主编封新城坦陈：“摄影记者的收入高出我几倍。”高薪是为了留住人才。几千元买一篇特稿也不新鲜。陕西《女友》目前的稿酬标准是一般稿件千字150元，特稿最高可达400元。广州《家庭》每期的卷首文章差不多“千字千元”，因而名家踊跃，好稿迭出！
期刊业的产业化以惊人的速度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不但越来越多的办刊者意识到杂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并想方设法使这个商品讨消费者喜欢，以达到好卖的目的。正是由于平均利润的诱惑与吸引，目前出版行业之外的一些大企业的资金正迅速而果断地注入期刊界。人所共知，南方药业集团投资《新周刊》后，又与《人生十六七》开展“合作”。据说，《三联生活周刊》因为企业投资问题，它寻求的下一任协办者已易主华诚集团国康实业。由于既定出版法规的限制，目前，企业资金注入期刊界，均是以合作形式出现的，买断被严格禁止。尽管这种投资短期内难有经济效益，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企业资金进入出版领域是“有眼光的”，因为公众传媒的资本化、产业化步伐已明显加快，一系列报业集团的建立标志着作为“朝阳产业”的公众传媒已成为知识经济新兴产业的投资热点。
市场宛若巨大的竞技场。
改革开放20年，工商企业早已经厮杀其中，起落沉浮，苦辣酸甜，厂长经理们谁个不知！如今文化产业、信息产业也小心翼翼入场角逐。一时间，竞技的旋风升腾，中国出版你能经得住？
五、贝塔斯曼神话
1998年3月31日，星期二。同处于北半球的美国和德国刚刚走出严寒的冬天，料峭的春风拂过，风云变幻的国际出版界又掀起波澜：在美国业已拥有班坦—双日—戴尔等三大出版公司的贝塔斯曼集团，又以14亿美元的报价买下了美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兰登书屋。重新组成的这一个宠然大物仍沿用“兰登”的名字。而其他的出版代理机构、编辑、作者等则因此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本土出版代理机构的市场被侵占了，前进的步子放慢了，原有的许多出版合同不得不随之废止，作者间的竞争也加剧了。
此举一下子使贝塔斯曼在美国的资产超过120亿美元，并占据了美国图书市场10%的份额。贝塔斯曼是世界第三大媒体联合集团，1997年全年盈利达140亿美元，仅排于时代·华纳公司和迪斯尼公司之后。唯一与其他联合集团不同的是，它一直把图书作为整个商业活动的核心。
这家创立于1835年的欧洲老牌出版公司，总部设在9.2万人口的德国小城特斯洛。1850年贝塔斯曼去世时，出版社仅有14名员工。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出版运作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将贝塔斯曼的资产毁为灰烬，但战后半个世纪，它竟奇迹般地东山再起！1977年贝塔斯曼兼并了美国的著名出版社矮脚鸡（班坦）公司。1986年又兼并了美国另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出版社道布尔戴公司。七十年代末，为适应现代大型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要求，贝塔斯曼改家族制为股份制，通过控股有效地引导投资方向，主要用于开拓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新业务。贝塔斯曼在1998年3月31日，也就是兼并兰登书屋的那一天，已经发展为整个英语世界出版业中首屈一指的大集团公司。该集团拥有50家分公司，遍布世界各地。1995年总营业额为137亿美元，在全球500家营业额最大的工商业公司中居第283位，雇用员工5.7万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塔斯曼高效灵敏的经营网络正越来越严密地包围世界书业。在它经营的各项业务中，图书占18.4%，报刊占24.8%，电子出版物占25.6%，印刷占20.8%，影视占0.7%，德语出版占9.6%。读者会问：世界上“百年老店”的出版社并不只有贝塔斯曼一家，仅仅在中国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身世显赫的出版社，为什么德国人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创造如此骄人的业绩呢？
众所周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受政治约束的出版业进入市场，逐步形成一种特殊的流通体制。而传统的书店正日益成为出版业扩张发展的桎梏。整个书业因受销售模式的控制变成一个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的文化商业。贝塔斯曼第一个发现了书业衰竭的真正隐密，这就是“旧的图书销售模式取决于作者，而新模式则取决于市场”。
美国兰登书屋的经理人往往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者队伍的培养和图书精彩部分的推敲，而无心顾及销售，结果是一种不明智的销售和极优秀的书稿之间苦涩的出版模式。为了打碎这种旧的模式，贝塔斯曼精明的德国人意识到必须尽力避开强有力的传统图书零售店，争取60%的图书不在书店里销售，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超级市场、精品图书俱乐部，直至网上零售才是生机勃勃的发行方式。于是，贝塔斯曼以现代出版的全新理念迅速构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图书会员俱乐部，将其2500万会员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19个国家，还开发了科技、历史、宗教等11个专业图书俱乐部，从而卓有成效的在书业经营中把握了转机——它源于德国，攻占法国市场，随后是英国，并以此为跳板蹦到美国，进而通向世界。1995年，贝塔斯曼集团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时，我们还不以为然，如今已星火燎原——1997年12月其中国俱乐部会员已达25万人，到1998年6月便已超过40万人！
贝塔斯曼神话是如何演绎的呢？简单介绍就是一句话：一手抓出版社，一手抓读者市场，自己做中盘玩一个“四两拨千金”。我的一位加入贝塔斯曼俱乐部的上海朋友告诉我，俱乐部几乎每周都向会员免费提供数以百计的新书目录，保证你每年可在2000种书目中选购50美元（约合人民币420元）的图书，并长期享受7折的优惠。而俱乐部昼夜运行的电脑网络会将雪片似的订单汇总、分类后，迅即报告总部，总部转而向世界各地的出版社采购会员们指定的图书。若一旦发现某种图书有一定批量，则马上租型印刷纸质轻软、装帧朴素的“俱乐部版本”，再以最快的速度分寄到会员手中。往往比你向本市书店申请邮购还方便快捷！贝塔斯曼正是以其大批量、多批次的图书订货量、吞吐量和信誉极高的结算方式，使出版社心甘情愿以3～5%的低廉费用让它租型造货。而贝塔斯曼一旦获得租型权，便改动封面、改换用纸，将原本豪华的装帧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做成普及型的“俱乐部版本”，印刷成本一下子降到15～18%之内，再用印书的边角余料彩印订单、书签和小礼品回赠读者。这样7折售书给会员，贝塔斯曼还是赚你个够！
现代出版的竞争早已不是一城一地的争夺与拼抢，而是全新的出版理念、独特的经营策略、广泛的市场网络，连同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全面抗衡。“行于当地，思于全球”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贝塔斯曼神话”里。
寓意幽默的是：现任贝塔斯曼集团北美公司总经理的竟然是美国出版协会主席。3月31日他在兰登—贝塔斯曼签约现场答记者问时，微笑着说了一句话：“如此这般，贝塔斯曼就使美国成为了德意志的一个文化省——这难道仅仅是商战？”
●据《港台信息报》1998年5月1日报道：
台湾“经济部”在慎重考虑之后，已原则同意开放28个行业赴祖国大陆设立办事处。其中包括国际贸易业、出版业（含新闻通讯社等）、广播制造及节目、航运业、证券、期货等。备受关切的银行、保险业不在开放之列。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随行的庞大代表团成员中就有美国大出版集团的人士。
●越来越多的信息报道：欧美、日本等出版大集团正源源不断向中国大陆派驻代理商，设立办事处。公司高薪聘用高智商、高学历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各自的“洋代办”，充分利用他们的文化血缘以及在中国国内的人缘、地缘优势，开拓出版业务。
现代出版业的本质是信息传播业。在信息资源丰富、信息流动频繁、信息手段多元、信息消费量激增的时代，完全应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出版产业自身法则来组织出版活动，既追求良好的出版导向和社会效益，同时也追求社会资产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实行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组织专业化、出版经营集约化、出版物市场最大化，从而使中国出版尽快成为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结合的“朝阳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质产业。九十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包括出版在内的信息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持续稳定发展，大大超过商业、交通、通讯、金融和保险业，其增幅相当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10倍！
我国出版业的产业化发展远未达到这样的速度。
12亿人口的中国，给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以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过去，我们失去过太多的机遇。现在不应当再失去机遇了。机遇是时间，机遇是财富，机遇是中国出版的生命线！
中国出版，来一次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