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性经济组织：对产业组织合理化内涵的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间性论文,组织论文,内涵论文,产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间性经济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企业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内部统一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生 产函数，没有对企业的性质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内外部的联系进行解释，只能说是一种 生产理论。而传统经济学有关的市场理论则认为，市场是由所谓“看不见的手”左右的，是 在价格机制作用下交易者在其间自由交易的场所。古典理论就企业而谈企业，就市场而论市 场，基本不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纯粹市场和科层企业两种极端的特例为基础 ，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可相互替代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尽 管其初始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中出现的原因”，并且在之后的研 究过程中，包括科斯本人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阿尔奇安、德姆塞茨等也或多或少认可位于 这两种典型的制度安排之间还有其它组织形态的存在。科斯曾经提出，将产业组织学的内容 仅局限于大企业与市场两者是片面的，“按我的观点，产业组织研究所需要的是对问题的直 接探讨。……除了研究企业内部出现的情况之外，还应研究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长期合同 、租借、各种许可安排，包括特许权等等），因为市场安排总是可以替代企业内部的组织的 。对兼并的研究应予扩大，使之成为主要课题的组成部分。除了研究兼并对企业之间职能的 重新安排的效应外，我们也应重视‘反兼并’（拆散企业）；企业之间的部门或分部的转移； 新的活动的出现和老的活动的放弃；还有新企业组织的出现——这往往被人遗忘。”（注：R.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2页。
）不过 总的来说，他们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分析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方面，相对忽略了企业间 的互补关系。
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威廉姆森较早注意了这个问题。他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 的规则》一文中指出，不确定性、交易重复的频率和耐用交易专用性投资发生的程度——资 产专用性这三个交易特性高低程度不同，与其匹配的规制结构也不同。当这三个决定因素 程度较低时，与之匹配的是体现古典契约关系的市场规制结构；当三个变量较高时，与之匹 配的是统一规制结构（企业）。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被其称之为“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 ”的中间经济组织形态。然而威廉姆森并未将这类中间性经济组织与市场和企业概念相提并 论，他认为交易将群集在市场和企业这两端，中间的形式是不稳定的，（注：Williamson,O.E:(1975)Market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 on: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New York,Free Press。
）虽然在以后的研究 中他也承认在中间范围内的交易越来越常见，但其分析框架仍基本可划归市场和企业二分法 。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大量存在着既非纯粹市场，亦非科层组织结构的复杂多样性中间性 经济组织现象，并且有着蓬勃发展之势。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网络经济的产生和迅速发展 ，对原有的“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自动协调”二分法的企业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探讨中间性经济组织的理论不断涌现，如企业集团理论、企业战略联盟 理论、企业集群理论、网络组织理论等。其中以网络组织的理论最具代表性。
与企业理论相比较，网络组织理论对经济活动基础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该理论在承认企 业理论关于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之重要性的基础上，引入了互补性活动和资源依赖的概念。 网络组织理论指出，企业间之所以存在互补性活动，是基于分工的基础。企业只是从包括研 究开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截取某些阶段从事分工活动。企业从事分工 活动的范围取决于它的能力，而企业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边界。由于企业仅是从事系列分工 活动的一环或数环，所以其活动就不可能是孤立的，需要与其它企业相互依赖，活动互补。
同样，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有时因为成本太高，或因法律限制以及可能降低组织的 灵活性等原因，采用内部扩大或外部购并这些最直接的方法获取外部环境资源变得没有必要 或不可能。企业间的信任或契约关系或许是更合理的获取资源方式。这时候，企业之间的关 系类似于网络结构，需要协调。但这种协调既不是通过传统市场理论的价格机制，也不是通 过政府计划或企业内部一体化的科层结构，而是通过企业间复杂的，多样化的契约安排来进 行。这样，在市场和企业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就形成了多种类型的 中间性经济组织。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 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 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网络组织理论形象地将这种“组织间协调”称为是“看得见 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并且将原有企业理论的企业和市场二层次分析框架提 升为市场、组织间协调和企业的三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从而较好地弥合了传统抽象理论研究 和现实世界脱节的鸿沟。
二、组织模式向合作竞争型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演化趋势
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引起的经济重构，也引发了企业组织形态的多种变 化的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世界第5次企业兼并的浪潮，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大企 业在主导国民经济、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方面依然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但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是，在企业规模大型化的同时，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却出现演变的趋势。
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1)市场在世界各地的日益分化并且难于控制；(2)市场需求在质与 量两个方面都越来越无法预测；(3)生产技术的快速变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原先那种 通过扩大企业内部经济规模来提高生产力，以机械化、装配线的生产过程制造标准化产品的 “大量生产”方式日益显得僵化而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大企业生产运作相联系 的，被称为“动态弹性”或“高额弹性生产”的弹性生产方式。这一变化亦被称为是从“福 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
与这一转变相伴随的是现代大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型。基于大量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以“泰 勒主义”(Taylorism)和“科学的工作组织”管理方法为依据的垂直整合或纵向一体化大企 业的组织模式也因此变得僵化和高成本。起源于日本，以丰田模式为代表的分包制，正是为 了克服纵向一体化缺陷的一种组织模式。
与垂直一体化相反，分包制是沿着厂商网络对生产、服务等过程进行垂直分解，大企业或 核 心企业不再从其内部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资源，而是作为“协调中心”，把生产过程建立在与 分包商和供应商长期交易关系的基础上。该组织模型成功运作的关键在于大型核心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须建立相对稳定与互补的关系，主要运用于具有复杂技术并且发展变化迅速的资 本密 集型产业。有研究者将这种分包关系结构称为“有组织的市场”，因为相对于垂直一体化， 它能节约组织费用；相对于纯市场交易，它又能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可将其视为是中间性经 济组织的一种类型。不过，位于企业与市场的两极之间，这种组织模式应更接近于企业而非 市场。因为，尽管在理论上，该模式中的大企业与分包商之间是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通过 股权还是契约的方式）具有双向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在转包安排的关系中，无论是在资 金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大型核心企业一般都居于主动的地位，中小分包企业通常都受大公司 的支配。据此可以认为，分包制是属于“准一体化”的一种中间性经济组织。在西方国家， 它亦被称为“王国式企业群”，而在东亚国家或地区，除分包制、企业集团外，也有研究者 称之为“中卫型”或“锥型”企业集群。
企业组织形式演变的另一个趋势是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 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成一定的目标，如扩大或开辟 市场，避免企业规模过大但又能获得规模经济、获取资源和技术以及避免过度竞争和维护竞 争秩序等而导致的一种组织安排。战略联盟与传统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协定不同，它们 更关注特定时间、特定市场、特定产品或特定技术的研究开发的合作及过程，在协定未涵盖 的其他方面，也不排除竞争。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从而改 变了传 统的以竞争对手消失为目标的“对抗性”竞争方式。
相对于一体化（包括横向或纵向一体化以及混合一体化）组织，企业联盟不是依靠所有权关 系的 扩张（内部化），而是通过优势互补，加强彼此薄弱环节和有机协调的“共生”方式，达到实 际扩大企业边界的效果。与以往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向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技术或营销技巧 等来接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战术性合作不同，企业联盟更强调的是战略上的合作，即通过合 作，使企业间知识形态的资源进行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形成组织间的学习，从而提升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情形在高科技产业里尤为常见，大部分的企业集团多涉足其中。它们 之间的联盟与竞争也使各自旗下的转包厂商卷入进来，构成了居金字塔型巨大网络顶端的大 企业之间联合与竞争的格局。
从组织形态上看，战略联盟也是一种中间性经济组织，在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空间定位上， 鉴于其既有正式契约合作的一面，且一旦合作，也相对稳定；但在合作的同时，某些方面又 有相互竞争或表现为直接市场关系的一面，因此，似可将其视作位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相对居 中的一种中间性经济组织。
在大型企业层级组织结构为适应当今市场需求、技术和生产方式急剧变化而向中间性经济 组织演变的同时，如同垂直整合的企业体一样，独立的中小型厂商在新的生产与市场结构条 件下也难于适应和生存，其组织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从演变的方向看，有两种趋势。一种趋 势如前述，即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不断融入企业集团金字塔状的下包制网络结构之中，并且 以其的活力和弹性对大公司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进而对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起到有力的推 动作用。另一种趋势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区域性企业集群。
所谓集群（簇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 的集合”。（注：迈克尔·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仇保久的研究认为，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彼此自主独立又有着特定关系的小企业 所组成。这种组织的结构介于纯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 。借助于这种特殊组织结构，小企业之间建立长久的交易关系且不一定需以契约来维持，而 主要通过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作。由协作产生的企业间的互动行为，有利于技能、信息、技 术 及诀窍和新思想在群落内企业间的传播和应用，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或如 克鲁格曼所说的由特定区域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所造成的，处于产业水平以上的“行业规模 经济”，以及区位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由某个区位集聚体规模决定的“集聚经济”。（注：参见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5页。
）而波特 的新竞争经济理论则认为，这种空间组织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具有效率、有效性和 灵活性方面的优势，而且会产生远距离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注：迈克尔·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作为另一种类型的组织形态，企业集群也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的一种制度性办 法。虽然也通过行业协会等方式进行组织协调从而形成集体协作的力量，但是集群企业间长 期的关系由于不是用契约而是以信任和承诺来维持，意味着集群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和动态化的特点，因此在中间性经济组织的谱系中，企业集群应更接近于纯市场组织的这一 端。可以认为是市场组织化的典型组织形态。在西方有称之为“共和式企业群”，我国有研 究者称为“市场型”企业集群。
将中间性经济组织类型进行上述划分，是研究分析的需要，在现实经济中，几种形态间常 有交混。有研究者将它们概括为“网络组织”。我们以为，为方便论述，可以借用。但网络 组织的概念范围似乎更广，其反映的是企业对9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网络技术方面的 运用，它涵括了组织结构改革的内容，但不是全部，比如企业内部生产上的信息和网络技术 的应用等，而且其含义应当还包括所谓的虚拟组织或网络企业（也有人称之为“水平式公司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所谓新的组织形式并非完全是新信息技术导致的机械式后果 ，上述中间性经济组织形态有些甚至早于新信息技术的出现，因此，组织变革独立于技术变 迁。当然，组织变革一旦开始，信息和网络技术则可以大大提高其可行性。
曼纽尔·卡斯特(Mauuel Castells)对组织的中间形态演化作了总结：(1)不管组织性转变 的原因和起源为何，大都认为从70年代中期起，全球经济的生产与市场组织开始产生重大转 变。(2)组织变革与信息技术扩散之间有所互动，但大抵来说两者是独立的，而且一般而言 ， 组织变革时间要早于信息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扩张。(3)组织变革虽然有各种不同形式，但是 基本目标都是要借助增进生产、管理及行销等方面的弹性，来帮助企业克服由于经济、制度 及技术等环境快速变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4)在其他文化（指东方文化）脉络里，一些原本 已经存在却遭受产业组织之古典模型拒斥的组织形式，也在新经济的要求及新技术所提供的 可能性下得到重生，而成为新组织形式。（注：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 版，第189—190页。
）我们认为，这里的“原本已经存在却遭受古典产 业组织理论拒斥的组织形式”主要就是指上述的几种中间性经济组织。
三、对产业组织合理化内涵的再思考
企业组织结构向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演变趋势引发我们对产业组织合理化问题的再思考。90 年代以来，在探讨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问题时，鉴于多数产业市场长期处于低水平过度竞争 ，生产能力和产品出现低水平的阶段性过剩；产业内企业小型化、分散化；地区间重复建设 严重，产业结构趋同等状况，产业理论界倾向于认为，对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应致力于 提 高产业集中度，企业应向规模化、大型化方向发展。显然，这个思路是对的。然而，通过什 么途径达到这一目标？在理论指导上，受以“竞争”为主线的，或者说是揭示和解释人类经 济行为竞争性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学的影响，不少人主张应通过竞争促使企业间进 行横向或纵向并购的方式来迅速扩大企业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以达到产业组织合理 化的目的。作为这种影响的表现，在实施企业战略重组的过程中，便有了强调扩大单个企业 内部规模的种种提法和做法，如打造大型“航空母舰”，进入“世界500强”，“抓大放小 ”等等。然而从实践的结果看，效果不甚理想。在150个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试点以及为数 不少的地区和行业性企业集团的组建和治理过程中，盲目兼并，片面追求规模扩大、范围经 济、一体化和组织内协调的现象已经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现代企业组织在理论和结构上的演化 趋势，从而造成对传统西方产业组织结构模式的简单模仿。
一种理论的出现是有其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建立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产业组 织 理论，嵌入了财产权、个人主义和国家与企业分离的观念，在普遍主义人际关系模式盛行的 文化环境中，关注的重点是个体主义特征。因此在研究企业关系时，更多地是把以原子型竞 争同垂直或横向合并的混合形式所建立的市场和等级组织看作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普遍形态， 企业的边界较清晰，与市场的区别相对明确。表现为在纵向方面，当市场交易是短期或一次 性时，西方企业间更多地采用纯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必要的前后向联系；在重复性交易较 多的情况下，则倾向于交易的内部化。在横向方面，出于规模经济和获取垄断利润的考虑， 同类企业间更具竞争性，竞争的结果或者是“优胜劣汰”，或者是通过购并形成更大的层级 组织。因此，在西方产业组织学中，更强调企业关系竞争性的一面而相对忽略了其之间合作 的另一面。即便涉及（如现代“博弈论”），对合作的解释和描述也显得很不足。基于这种认 识，产业组织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必须通过竞争这一主要途径来实现。然而实际结果表明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网络组织理论的出现，正是部分西方经济学者试图弥补产业组织学这 方面缺憾而进行的有益尝试。网络组织理论中所研究的以合作竞争为基础的各种中间性经济 组织形式，同样也提供了达到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的另一条有效途径。
网络组织理论在产业组织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垄断竞争型的产业市场上，规模经济的 要求并非一定要通过横向或纵向一体化的组织模式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大部分场合 中，采用某些合作竞争型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模式有时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一效果。从美国战后 产业组织的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之所以能从美国人手中夺取 包括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相当部分的市场份额，除科技因素外，还得益于由分包制企业集 团这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中间性经济组织所构成的的产业组织体系。为了夺回逐渐丧失的 优 势，美国制造业逐步改变原本居主导地位的一体化产业组织模式，从80年代中期发起学习日 本产业组织和企业管理方式的运动，把生产过程日益建立在分包制基础之上，并与高科技产 业以战略联盟这种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方式结合起来，在90年代又重新获得强有力的竞争地位 。1993年美国半导体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42%，重新跃居首位；1994年美国汽车产量再次反 超日本重返霸主地位，单车平均成本甚至比日本低2000—3000美元。
网络组织理论在产业组织合理化上的另一个启示是，中小企业存在的基础除了最小合理化 规 模和“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产业组织结构理论之外，其存在的另一理由就是，即 使在许多中小企业为主的竞争性产业市场中，通过企业集群这种中间性经济组织模式，同样 可能获得其他产业组织形式所能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波特指出，“企业群落内的每个成员 都从群落中获益，好象它有更大的规模或与另一些成员已经结合在一起一样”。（注：迈克·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王辑慈也 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概念可以与产业集中的概念相匹配，在产业集中度较低的部门，企业 却往往在地理上积聚成群，个别地方企业集群产品的产量在全国或世界上该产品总产量中所 占的比重很高并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注：王辑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20 页 注释。
）世界上这一类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包括高新技术 产业和传统产业。例如美国“硅谷”的微电子、生物技术和风险资本，底特律的汽车和零部 件工业，达拉斯的房地产业，德国慕尼黑的汽车工业，法兰克福的化工业等。意大利的中小 企业群落是举世闻名的，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市人口仅15万人，却拥有14000多家与 毛纺有关的中小企业，形成毛纺企业群。其梳毛产品占意大利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70%，占 同类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50%。这样的中小企业群落在意大利有70多处，每一处的产品都独 具特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注：符正平：《论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新发展》，《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
）瑞士、荷兰、英国等国家以及亚洲的台湾和香 港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80年代以来在我国浙江、江苏、广东，河北等地在市场经济日益 发达的条件下也出现了中小企业集聚区域，如浙江省内特色产业年销售额超10亿元的市场就 有近60个。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不能再局限于继续走模仿盎格鲁—撒克逊单厂商大型化的 传统组织模式的道路，产业组织合理化概念的内涵必须扩大，除了一体化模式外，应增加的 还不仅仅是现今国内许多研究者所推崇的日本下包制企业集团模式，各种中间性经济组织的 模式似都可涵括其中。
事实上，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概念不完全是西方经济学的首创，网络组织理论的形成虽说受 到 新经济时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变革发展的启发，但其深刻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原本 就存在于东亚经济社会的，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中间性经济组织形态的研究和借鉴。西方比 较组织理论研究的主要潮流显示，对网络组织研究的焦点大都放在东亚经济上，因为以日本 、韩国和华人企业为代表的东方企业系统的共同趋势是，它们都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企业网 络为基础，并且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中间性经济组织形式，而这些企业组织模式正是东方文化 、历史与制度交互影响的产物。以此为组织基础的东亚经济曾在上世纪的70和80年代显露过 惊人的表现。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舍本逐末，放弃东方原本已有的，并且经过改造完善 和融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之后能更好发挥作用的产业组织形式，去刻意追求那种业已被证实 虽未完全过时，但已经不是最好的西方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呢？